二、拥有恰好足够的共性
梅·蒂姆（Mae Tyme）是一名反色情的女权主义者。安妮·斯普林克（Annie Sprinkle）是一名“妓女/色情明星转型而成的艺术家/性学家”。9因此毫不奇怪，她们对色情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就这个主题而言，这些差异是绝对的。梅·蒂姆是一个笔名，她是一个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lesbian separatist）[94]，相信“所有从事色情活动的女人，要么是因为严重误导，要么是因为被奴役”。在斯普林克看来，蒂姆将因为同一名“色情明星”谈话而被踢出她的圈子。10然而，在2000年，蒂姆和斯普林克坐在一起完成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后来被斯普林克放在了她的网站上。这是一次坦诚布公的交流。斯普林克争辩说色情可以被“解禁”，甚至建议人们制作他们自己的色情作品以学习更多关于性的知识。蒂姆说色情文学作家参与奴役儿童的活动，甚至将斯普林克比作大屠杀的否认者。除却她们之间严重的分歧，对话以双方互称对方为“自己的好老师”和拥抱结束。11
这似乎是多样性所具有的力量的一个例证：对同一事件持完全相反观点的两个人也能够以尊重彼此的方式开展对话并从中向对方学习。蒂姆认识到，女性色情明星能够找到“自由和有利可图”的职业——且通常情况下女性因此所获得的报酬要高于男性。斯普林克认识到，对色情的反对并不是源于对性经历的恐惧。尽管她们对色情所持的观点具有天壤之别，但她们都学着对彼此抱以尊重。
然而，在一场互敬互重的对话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另外两个不是那么鼓舞人心的道理：
第一，斯普林克与梅之间的差异被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所遮蔽了。诚然，在色情这个问题上她们的观点截然对立。但她们都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并以此为核心价值开展她们各自的生活。她们也共同使用一些同样的词汇：“色情”、“激进的女同性恋”、“女同性恋”，以及“父权”这样的词汇对她们而言有着足够精确的意义，以至于她们无须先对其进行界定即可使用。很多其他的对话常常因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离题：“你怎么敢叫我‘色情明星’！我是一个在成人娱乐业中在性问题上非常诚实的演员！”此外，通过对话我们可以确定她和斯普林克都是女性，都说英语，都四十多岁，都能够坦诚地谈论性与性欲。如果抛去这些共同点，对话的进行可能会非常的艰难，或者说，甚至是不可能的。
第二，梅最后提到的事是：“这样的一场对话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拥有表达的自由，没有人必须要做出改变。我不指望你会变成一个色情反对者，你也不会期盼我成为一个色情支持者。”如果讨论者坚持一定要在讨论中决一胜负——或者，如果她们在一个由企业或政府政策所约束的委员会内——这场对话的开展将异常艰难。蒂姆与斯普林克在进行对话之前都暗自知道，对话的目标仅仅是在于发掘一个她们本就喜欢和尊重的人所持的不同观点。
不幸的是，每当我们想到礼貌（civility）一词时，我们脑海中常常浮现出的对话类型正是这样一些对话，那些有巨大意见分歧的人需要就实际的政策问题达成一致。但是，只有当大家有共同的目标时，多样性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正如斯科特·佩奇所指出的那样。那就是贝丝·诺维克不愿意邀请气候变化否认者参与关于减缓气候变化措施讨论的原因。这并非是因为她的因循守旧，而是因为那场讨论的目的在于减缓全球变暖。在共同拥有这一目标的人们之中，有足够的空间来包容视角和探索方法的多样性。一群拥有共同目标却具备多样性的人群在行动之时通常比一群同质化的人更加有效。识知者社区（communities of knowers）需要在他们四周竖起高墙。这些墙壁就好似一座堡垒的壁垒。如今，这些壁垒能够被有效地穿透了。但即便如此，它们依然是壁垒，并且发挥着任何一种墙壁都具备的功用，即：允许一群具有足够共性的人处事而把那些恼人的多样性排除在外。
太多的共性将导致群体思维（groupthink）。太少的共性又会导致事情徒劳无功或者催生向平庸之辈妥协的委员会。问题的窍门在于拥有恰如其分的多样性。并且，在这个案例中所谓的刚刚好的多样性通常是用比我们想象中要小的标准来衡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