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网络化正在对知识的本质以及长形式思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带来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书籍告诉我们，知识是从 A 到 Z 的漫长旅程，那么网络化的知识可能会告诉我们，世界并非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论证，而更像是一个无定形的、相互交织的、不可掌控的大网。
所有的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
以上已经成为了获取知识的一种标准模版。1如果这个论证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正确的，那么结论也就确凿无疑地正确，就连上帝之手都不能撼动。
但是，当然，要想认识世界，我们需要比这长得多的论证，因为世界非常复杂。可能我们要从A开始，一直论证到Z，每一步都要经得起仔细推敲。这种长形式（long-form）论证的方式，就是一直以来人类用于推理的最好方式。
那么，如果互联网缩短了我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事情会变成怎样呢？假设我们连从A论证到B的这一步，都再也不能全神贯注，都会因为“抓住猴子”[109]的广告或者一条最新的八卦新闻链接而分心，那么，我们如何能超越已知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如果我们正在担心失去这种长形式思考（long-form thought）的能力，我们应该首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出版于1859年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最伟大的长形式思考的作品之一。贯穿全书15章的，是一个宏伟的论证。下面是分章的总结：
［前言］对于物种起源，观点不一。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种新的说法。［1］家养动物中，农民想要哪些特性，他们就留下具有这些特性的家畜繁育后代，这样就培育出了新品种。［2］ 野生动物中也有很多变异。［3］这些变异能够帮助野生动物更好地生存，这样它们就有了更多的后代，传下了这些变异。这是自然选择，和农民所做的人工选择非常相像。 ［4］自然选择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发生的，达尔文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明显没有用的特性也被保留了下来。 ［5］变异发生，是有一定法则的。 ［6—7］有人会反对这个理论。让我们来解决这些反对意见。 ［8］自然选择也可以解释本能行为的发展和继承。［9］的确，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为何有些杂种会不育，不育显然不利于繁衍。但是，还有另外的解释。［10］虽然我们没有化石记录下进化的这一复杂过程，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11］事实上，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化石记录，那么它们是支持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渐进化这一理论的。［12—14］物种变异在地球上的分布，证明物种是适应它们的环境的。我还有四条证据证明我的论点。最后，［15］“由于整本书是一个长篇的大论证，为了读者方便，我把主要事实和推论都简要地概括一下。”
一部成功的长形式作品，会将论证一步步细致地摆出来，会解决异议，会提供支持，会做出结论。《物种起源》既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伟大的科学奠基之作。
不过即便如此，《物种起源》也存在所有长形式论证的缺点。比如，在第四章，达尔文写道：“拒绝接受我对地质记录性质的看法，也就是拒绝了我整个的理论。”这本书的天才之处，部分就在于达尔文意识到了有些读者太心急没有耐心，他们没等公车到站之前就想下车了。因此，达尔文在15章的书中，用整整6章的笔墨，去解决那些他认为读者会提出来的反对意见。自然选择如何解释为何某些特征会丢失呢，比如为何一些蝙蝠的眼睛失去了功能？为什么化石没有记录下物种转变的过程？达尔文不仅列出了同事们的反对意见，还提出了他能预想到的但当时还没有人提出的批评意见。非常高明。
但这种高明，仍然受限于当时他能够用到的媒介。如果你在写一本书，你就不得不与自己对话，想象各种可能的反对观点，因为书是一种与读者分离的、非对话式的、单向的媒介。我们不得不依赖这种自言自语，但并非因为思想本就如此，而是因为书将思想固定在了纸上。我们不得不建立一支长长的思想序列，由一个想法通向另一个想法，只是因为书籍是一张纸一张纸装订起来的。长形式思考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是因为书籍将它塑造成这个样子。而且，因为书一直是知识的媒介，所以我们就认为，知识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及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110]，1999年在他再版的《阅读的未来》（The Case for Books）一书中写道：
任何一位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都了解那种因为无力描述出历史档案的浩如烟海及过去的无穷无尽所带来的挫败感。但愿我的读者，能够深入地看看这本书……看看这本书里的所有字母，而不仅仅是我在此所引用的这几行字。如果我能够在我的书中追寻着这种痕迹，就像我在档案卷帙中追寻着它，不怕迂回不怕走弯路……如果我能够展示那些主题如何在我的叙述中蜿蜒，延展至书的边界之外……如果我们的书，不是用一个论证去给一件事情盖棺定论，而是为理解证据开拓新的途径；为理解故事中的材料开创新的可能；为意识到诠释过去有多复杂提供新的机会，那该有多好。2
事实上，在这篇文章中，丹顿也描述了书如何能够整合起上述功能：“建造一种类似于金字塔的层级结构。”3最顶层的应该是“简洁的叙述”。第二层，可以是“关于这一论证不同方面的扩展”。第三层，提供支持前两层的材料。第四层，附上“前人论述之精选和讨论”。第五层是教学工具。第六层可以鼓励读者评论，交换意见。
听起来像是为建立一个网站或者出一本电子书提供的有趣建议，但事实上，1999年的丹顿是想打造一种新式的实体书。“利用电脑去抽样，去调查，”他写到，这样读者们就可以详细地说明他们想在一本专门为他们印制的书中看到什么内容，因而“通过传统的法典——即印制的线装书——全神贯注的长期阅读也会发生。”4为什么？因为实体书“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方便，舒服，随手可得，“对眼睛好，”“拿在手里令人愉悦”。5
丹顿既是一个实体书的拥趸和鉴赏家，也是一个推动图书馆政策更加开放的积极提倡者。6他毫不掩饰自己推动数字图书开放的热情，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111]造成的风波中，也担任了领导角色，要求谷歌图书为读者和图书馆的需求担责。丹顿说得对，实体书不会消亡。话剧院也不会，尽管它已经不再是表演作品的主要文化形式了。同样地，实体书以后也将不再是知识的主要载体，因为对于知识——实体书旨在代表知识并且使之成为可能——的结构而言，实体书并不是一个适合的好去处。历史学家的大声疾呼——诸如丹顿所写的“因为无力描述出历史档案的浩如烟海及过去的无穷无尽所带来的挫败感”——在召唤一种流动性更强、连通性更高、互动性更好的形式。这种形式在1999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业已拥有，丹顿也很欣赏。
作为知识的媒介，实体书有一种局限，它让我们以为，长形式思考是知识所能拥有的最高的、最自然的形状。而今，思想终于拥有了一种能够帮助它超越这种局限的媒介。但是，网络化的知识，会是什么形状的呢？短形式（short-form）思考？窄形式（narrow-form）思考？或者也有可能，这种认为思考一定要有形状的想法，阻碍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