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尼的恐惧与自责有两层。第一层，同时也是比较浅显的想法是，她将一个无辜的人送进了牢笼，让他在里面一待就是18年。第二层感受是她后来了解到真凶的身份后才渐渐体会到的。借助DNA的鉴定结果，有40%的误判案件能在洗清冤情的同时找出真凶——在彭尼一案中，真凶名叫格雷戈里?艾伦，当时正因另一起强奸罪而入狱服刑。这名强奸犯堪称罪大恶极，彭尼后来了解到，在袭击彭尼到1996年入狱的这些年间，艾伦又犯下了8到10起强奸案，最终被判处60年监禁。“我一直想着那些受害的同胞们，”彭尼告诉我。“天哪，要是我当初没认错的话，她们的人生就不会经历这么大的改变了。”
在彭尼承认错误后，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这期间她对当初犯下错误的原因明白了很多。首先，人类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是很容易出错的。“毎个人都对我3次指认出史蒂文而小题大做。”——第一次是在医院看照片，第二次是站在玻璃房外面，第三次是在法庭。“但我现在知道记忆专家说的话是对的：只看一次，就大局已定了。当我拿起那张照片时，我看到的那个人就变成我脑海中强奸犯的形象了。从那一刻起，我记住的就是这张脸，而不是在沙滩上袭击我的男人的脸了。”
更让她耿耿于怀的是，彭尼还发现治安部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对她和艾弗里尽职尽责，也没有很好地履行维持正义的职责。当她选好照片后，他们说对犯人已经心中有数，而那人就是艾弗里。他们还教给彭尼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该如何掩饰。（地方法官第一次问她对指认结果究竟有多大把握时，她说有90%。而据她回忆，当时法官的答复是：“当你站在原告席上时，你最好说你100%确定。”）他们对案件中毛发证物进行的常规分析结果予以了认可，尽管这种程序在业界普遍被视做无效。①
还有更不寻常的，治安部没有对其他线索进行跟踪侦査。艾弗里被捕一周后，当地警察局打来电话，告诉彭尼他们发现了一名新的嫌疑犯一一此人和艾弗里外貌相近，并且暴力倾向日益明显。警察已经跟踪他两周了，但在彭尼受袭那天因公务繁忙，没能掌握他的行踪。彭尼将这条信息告诉了治安部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她说道，“他们对我说，‘不要跟警察局那帮人闲扯，这样只会把你的脑子搅晕。我们会负责调査的。’这话听起来很有些屈尊俯就的意味——就好像我那颗女性的小脑瓜没法应付这些事实一样。”后来她从威斯康星州司法长就艾弗里误判一案的报告中得知，当时有一名警官甚至亲自询问治安官是否有其他嫌疑犯的可能。而治安官回答“我们已经抓到真凶了”，并拒绝调査其他嫌疑人。而这名嫌疑人正是格雷戈里?艾伦。
不过，在彭尼知道艾弗里的无辜时，她对当时有另一名嫌疑犯的事几乎一无所知。满心自责的她开始试着弄清楚自己当时怎么会把这么关键的事情弄错。“DNA鉴定一洗冤情”之类的新闻一向很吸引眼球，自消息公开以来，几乎每天都能在各大报纸和电视新闻上看见艾弗里的照片。“我记得当时我开始研究他的相貌。我会翻开当地报纸，仔细端详他的照片，然而，就算我的理智提醒我自己，‘他不是那个伤
①作者注：20世纪70年代，在某联邦监督机构的要求下，90个法医鉴定室分别对5份不同的毛发样本进行了分析鉴定。根据这5份样本各自的鉴定结果，鉴定人员配对成功的平均槪率分别为50%、28%、54%、68%和56%。他们还不如去抛硬币。害你的人’，从感情上来讲，我仍然会发自内心地做出抵触反应。我仍然会感到恐惧——身体还是会颤抖，颈后的汗毛还是会竖起来——因为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回忆里，还是噩梦中，我看见的都是这张脸。”
彭尼并没有因恐惧而与艾弗里避而不见，这一点实在很了不起。艾弗里重获清白后，彭尼立马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竭尽所能地为自己当初的错误致歉。“当我在法庭上指认的时候她写道，“我是真的认定了你就是袭击我的人。但我错了。我无法，也不配求得你的原谅。怀着最深切的谦卑，我只能告诉你，我有多么愧疚。”她还提出愿意当面回答艾弗里和他的家人想问的任何问题，这正是刑事调解中的一道正规环节。她以这种方式表明，这一次，她自己是加害者，而艾弗里是受害人。
5个月后，彭尼、艾弗里及案件相关的律师在庭外首次见面。“我觉得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彭尼回忆道。“我甚至听见心脏在怦怦乱跳。但是当史蒂文走进房间，我站起身来向他走去并伸出手时，他非常热情地回握了我的手。”艾弗里很安静，还有轻微智障，大部分时间都是彭尼在说话。但她知道史蒂文之前曾向她表示过同情——在出狱的那天，他对媒体说，“我不怪那位受害者，这不是她的错”一一她也感觉得到史蒂文非常关切地倾听着她。要离开时，彭尼走向史蒂文，问他可不可以让她拥抱一下。史蒂文一言不发，紧紧地抱住了她，彭尼说，“当时我悄悄地对他说，‘史蒂文，对不起。’而他回答道，‘没关系，彭尼，都过去了。’这是我这一生中听过的最慈悲的话语。”
不过，事情自然还没有结束。在很多方面，彭尼才刚刚开始应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她与无罪计划的几名律师成为朋友一一在过去她曾经非常愤恨他们——并开始了解到更多她这样的案例。她说，在艾弗里洗清冤情以前，“我记得在电视上看过一期刑侦特别节目，讲的就是一件冤案，当时我还在想，‘别逗了，这种事现实生活中能发生几次？’”而现在，彭尼说她对这个体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我相信99.9%的警察都不是有意抓错人的，但人们总有视野太狭窄的时候。”她很清楚这一点，因为她曾亲身经历过。“当人们说，‘史蒂文会不会是无辜的？’我当下就会提醒自己有那么多似乎能证明他罪行的证据。我一心只关注那些能证明我认对人了的证据/这就是证实性偏见在捣鬼，这种偏见彭尼还经历了不止一种：只要是让她产生动摇的证据，她都会选择忽略甚至加以歪曲。审判时有16名目击证人都声称艾弗里在强奸案发生当天在上班，但彭尼却认为他们的说法大同小异，一点都不可信——这种反应极为典型地反映出人们习惯将对自己的理论不利的证据解释为有利证据。
当彭尼对冤案的成因有了更多了解之后，在逻辑上，她能分析出自己犯错的症结了。不过，在感情上，她还是饱受折磨。她忘不了艾弗里在监狱里从23岁关到了41岁——这18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大好时光——而她心中巨大的、几乎压抑的自责感也从未停止过。最后，她决定按照自己经常对犯人们说的格言采取行动：最本质的道歉就是你如何度过余生。通过在无罪计划中交到的友人，彭尼开始接触其他认错犯人的受害者。
有一天，她在电话中为一名受害者进行疏导，打电话的女人刚刚发现那名因强暴罪而入狱的男子是无辜的。这位受害者并没有采取否认的反应，但在她心里，震惊和痛苦却绞成一团乱麻。彭尼对她说，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她的错——彻底而公正地进行调査是警察的职责，与受害人无关。她还告诉这位受害人，面对这种创伤，她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了。她也承认，打电话的女人已经无法收回当初犯下的错误，也不能弥补那名犯人失去的自由与年华了，但要是她还不原谅自己的话，对双方都没有益处。“就在那一刻，一道曙光降临彭尼对我说，“我突然意识到，哦上帝啊，我本来绝不会用看待这个受害者的眼光来看待我自己的。在这通电话的帮助下，我终于直面了这个心结——我终于明白，犯下如此糟糕透顶的错误并不会让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变成一个槽糕透顶的人。”
尽管关于彭尼和艾弗里的这个故事已经足够催人泪下、错综复杂的了，它却还有一个可怕的结局。2007年3月，艾弗里出狱还不到4年，他再次被捕、受审，最后被判为2005年杀害威斯康星州25岁妇女特蕾莎?哈尔巴赫的凶手。被宣告无罪之人实施暴力犯罪，这在无罪计划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当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判决的时候，我曾想过还是不要把彭尼一案收录进本书了。当然，主要还是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反应：我不想写这桩谋杀案，我也不想让任何与被害者关系密切的人再次面对更多媒体报道，我也不想让哈尔巴赫的生与死成为别人故事中的后记。但这同样也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铁窗中的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我对无罪计划的付出与努力深信不疑，因此也担心再次提起艾弗里这个极端特例会让这种偏见进一步恶化。®
产生这种反应还与我的职业有部分关系。这个故事情节耸人听闻且错综复杂，非常难讲，也非常有争议，所以我自然想避开这一滩浑水。毕竟还有受害者指认错了凶手但也直面了错误——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并非没有。作为一名记者，我几乎下意识地发觉这些人的经历作为故事来讲会更好——这里的“好”指的是更清晰简单：叙述起来更清晰，道德伦理更明了。
但是，我越是想着换一个故事来讲，心里就越不舒坦。这个世界本来就不简单明了（叙述起来不清晰，天晓得，道德伦理更不明了），只需转念一想，试图简化这一事实的行为就会显得荒唐可笑，站不住脚——更何况这一章写的就是否认。我知道这一章有一部分会用来讲检察官或受害者之类的人群喜欢让故事越简单越好（人物善恶分明，结局伸张正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它会引诱我们犯错，甚至会犯下人命关天的大错。然而，现在我自己也被这种诱惑所吸引，正背对着令人不快和头疼的真相一步步慢慢离开。
最后，我决定效仿彭尼的做法。哪怕置身于三重龎梦之中——被人袭击，指错犯人，如今当初认错的人又成了真正的谋杀犯一一她仍然抵制住了这种简化实情的倾向。“现在有些人坚信当初的DNA鉴定结果是错的，史蒂文就是当年袭击我的犯人，”她告诉我治安官的副手、前任副手，有数不清的人说我被耍了一道，DNA鉴定结果要么是伪造的，要么就是错的。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愿相信当初DNA的鉴定结果是准确无误的。”但她自己并没有沉溺于这种幻想之中。她懂科学，也清楚当初的结果不仅宣布艾弗里无罪，还査出了真正的犯人——他们两人相貌相似，住所相近，都是警方掌提的危险分子，并且格雷戈里此刻正在为自己犯下的另一起强奸案
①作者注：持这一观点的人并不否认这名犯人在某个特定案件里可能无罪，他们怀疑的是此人的道德价值，即他作为一个人是否无事淸白。他们认为，任何落入法网的人一定是个坏蛋，已经犯下恶行，或者迟早会犯罪，因此社会最好还是一直把这种人关在大牢里一去你的合法扠利和DNA鉴定。彼得?诺伊菲尔德、巴里舍克和吉姆德怀尔合著的《千真万确的无辜》对这一邪说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反驳与揭露，在此强烈推荐。
服刑，揭露他罪行的，同样是DNA鉴定结果。
彭尼也不同意另外一些人的说法：艾弗里在哈尔巴赫谋杀案中是被陷害的，当地执法人员因为当年误判出了洋相，所以如今是在复仇泄恨。彭尼从当年案子的审判中就知道，艾弗里有虐待动物的前科，曾经有一次挟持过邻居的汽车，将车开到马路上，还拿枪指着她，直到发现邻居未满周岁的小女儿也在车上才罢手。在艾弗里入狱的这些年里，这些事实让彭尼十分安心，因为它们让她更确信自己没有冤枉好人。但在艾弗里获得清白之后，她或多或少有些逃避这些事实。而当他被指控谋杀了哈尔巴赫时，她又一次想起了这些事实，而这一次，她并没有尝试逃避。尽管艾弗里的确不是强暴她的凶手，但彭尼仍然很淸楚，他是一个狂躁焦虑、有暴力倾向的人。
这么看来，对彭尼来说，“否认”从来都不是她的选择。至少从她本人的讲述看来是这样的。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否认永远都是一个选项，甚至看起来像是一条上策。它能庇护我们，让我们不用经历痛苦、羞愧、内疚和改变——它是最基本，也是最有力的号令，就算听上去再怎么荒唐，也不会很令人费解。事实上，往往坦然接受的表现更像个谜。如果说我们会对着检察官麦格拉斯摇头撇嘴，管他叫“疯子”的《^在面对彭尼?比尔岑这样的人时，我们摇摇头，心中更多的是敬佩。当然，欣赏别人直面错误的风度和面对我们自己的错误是两码事。但这可算得上是一个起点。它能提醒我们，在别人眼里，否认错误是不理智、不负责任、不光鲜的，而承认错误则象征着勇气、光荣和风度。
同样，有的时候，接受错误也是相当艰难的。对于彭尼来说，拒绝否认就意味着她这一生都得背负着这些错综复杂又相互矛盾的现实活下去：她作为受害者的同时，也是犯错者，艾弗里作为受害者的同时，也是施暴者。她曾经真心诚意地善待艾弗里，既因为他所受的冤屈，也因为他在她面前表现出的同情与关怀。因此，当得知艾弗里是杀害哈尔巴赫的凶手时，彭尼说，她“简直目瞪口呆”。她想不通自己竟然又错了一次，这一次她是错看了艾弗里这个人。她还想到自己在强奸事件后几乎难以克制的怒火，并试着揣度艾弗里蒙冤度过将近20年铁窗岁月的不平之气。她觉得自己对艾弗里失去的大好年华有责，对那些落入格雷戈里?艾伦魔掌中的受害者们有愧——而现在，在前两个责任之上，她又肩负起了第三个难以想象的重担：“如果我没有认错人的话，特畜莎?哈尔巴赫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彭尼自己也明白，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没人能说清楚如果她和艾弗里的人生没有交错，历史的轨迹会不会有所改变。她还知道，自己得学着接受无解的事实，无解的问题已经太多，比如说，为什么当初案件的起诉竟然会与正确的轨道偏离那么远。
这正是彭尼的故事最了不起的地方：她能接受真相的有与无，带着它们坦然地活下去。这正是最沉重的否认对我们的要求。人生中的有些问题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答案，而有些问題我们能够知道答案，但却情愿蒙在鼓里。我们的理智，不论有多么不可思议，仍然是有局限的；我们的情感，不论有多么慷慨关怀，仍然会伤害到他人。换句话说，矢口否认并不只是拒绝接受这个棘手、麻烦、乱糟糟的外面的世界，而全盘接受，也并不仅仅是接受事实——更重要的，是如何接受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