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所持的观点一样，认为意识能被概括为工作空间，它使全脑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并能够灵活地将信息传播到多个大脑系统中。原则上，并没有什么能阻止如硅晶体计算机之类的非生物硬件再现这些功能。然而，相关的运算量却很大。至今我们仍不清楚，脑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赋予计算机这些功能。计算机软件一般按照一种严格的模块化形式组成，每一条通路都接收专门的信号输入，并根据精确的规则进行转码，这样才能产生一个明确的输出信号。一个文字处理器可能会保存一些信息一段时间，比如保存一段文字，但是计算机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决定这个信息是否与全局有关，或将这个信息与其他程序共享。结果是，计算机仍然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狭隘的脑。它们能将自己执行的任务做到完美，但是无论模块有多么智能，其中的信息也不能与其他程序分享。只有凭借最基础的部件——剪贴板，才可以使不同程序间的信息得以共享，但是这一切程序又必须经过更高级的智能监督，那就是人类用户。
我们的大脑皮质与计算机不同，它能通过同时将处理器模块化并且灵活地派送信息来解决问题。皮质的许多区域都有着特定的功能。其中有一整片区域完全由专门识别面孔的神经元组成，它们只在面孔出现在视网膜上的时候才被激活 12 。顶叶和运动皮质区域专门负责特定的动作或者产生动作的身体部位。甚至有更多的抽象区域编码着我们所学知识中的数字、动物、物体和动词。如果工作空间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进化而来的意识便是为了削减这种模块化。多亏有了全脑工作空间，脑中不同模块处理器的信息才可以实现共享。这种可以利用全局信息的感觉正是我们主观体验到的意识状态 13 。
从进化观点来看，这种安排的优势显而易见。模块化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不同领域的知识需要不同的脑皮质进行调制：在空间中起导航作用的回路和用来识别地形或者存储过去记忆的回路所进行的运算有所不同。但是每一个决定常常都需要基于大量多源信息的整合。我们可以想象大草原中一头饥渴的大象，它是否能够存活取决于能否找到下一个水源。它如果准备前往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寻找水源，一定是在最大化利用了可以获得的信息的基础上——包括大脑中的一张地图，对于地貌、树木、道路等的视觉标识，以及过去寻找水源成功和失败经历的回忆。如此长远而重大的决定必须用上所有能用上的资源，才可以引导这头大象在非洲的烈日下踏上漫漫长路。为了帮助我们灵活地挖掘那些可能与当前需要相关的所有信息资源，意识可能已经进化了千万年之久 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