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可能只是联结人与人的网络，正因为如此，它才必须发展：隐居者和野兽般的人都不曾需要它。
——尼采，《快乐的科学》（1882）
对于现代人类，意识信息不只在个体的脑中传播。由于语言的存在，意识可以在不同的脑之间跳跃。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分享社会信息可能是意识最核心的功能之一。尼采所谓的“野兽般的人”可能在上百万年的时间里都将意识作为一种非语言的缓冲器或者路由器——只有现代人才具有交流那些意识状态的复杂能力。由于人类语言、非语言指示和手势的存在，在一个人脑中出现的意识综合体可以迅速传递给他人。意识符号所具有的主动的社会传递性使新的计算能力成为可能，即人类可以创造出“多核”（multicore）的社会算法。这种算法不仅会利用个体脑所拥有的知识，而且允许多种观点、不同的专业水平以及不同来源的知识之间相碰撞。
口头报告这种把思想转化为语言的能力被认为是判断意识知觉的关键标准，这一点绝非偶然。我们通常不会下结论说某人意识到了一段信息，除非他确实能或者至少能将一部分信息用语言表达出来，当然，要假设他没患有麻痹、失语症，也不是因为太小了还不会说话。使我们能够表达自己思想内容的“语言产生器”（verbal formulator），是一种身为人类所具有的基本成分，只有在有意识状态下才能运作 41 。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总能以普鲁斯特式的准确度来表达有意识的想法。意识远超出语言的承载能力，我们知觉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描述的范围。我们无法用详尽的语言描述对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画作、大峡谷壮观的日落以及婴儿面部表情变化的丰富体验——这也许很大程度上正是它们的魅力所在。然而根据定义，实际上无论意识到了什么，我们至少能以语言形式部分地表达出来。语言为意识思维提供了分类和综合的形式，既建构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使我们可以与他人分享想法。
大脑从当前的感官细节中提取并创造意识“简报”的第二个原因是，这 样做有利于和他人分享信息。 词语和手势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缓慢的交流渠道——每秒钟只有40～60比特 42 ，比现已过时的20世纪90年代办公室里的传真机耗时还多约300倍。因此我们的脑彻底地把信息压缩成了一组浓缩的符号。它们被排列成短的语句，然后再被送到社交网络的各处。把以自己的视角所看到的精确心理图像传送给他人没有任何意义，其他人想要的并不是我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的详尽描述，而是总结一些在他们看来也可能是真实的观点，即一种多感官的、不随观察者改变的、持久的关于环境的综合分析。至少，对于人类而言，意识似乎把信息浓缩成了对其他脑来说也有用的概要。
读者可能反对说，语言总是被用在细枝末节的地方，比如交流诸如好莱坞女演员的最新八卦。根据牛津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所说，我们的谈话中有接近2/3的内容是关于这类社交话题的。他甚至提出了关于语言进化的“理毛和八卦”（grooming and gossip）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语言只是一条维持社会关系的纽带 43 。
我们能证明我们的谈话不是无关紧要的吗？我们能证明传递给他人的这些话恰好就是集体决策所需的那类浓缩信息吗？伊朗心理学家巴哈德·巴赫拉米（Bahador Bahrami）最近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验证了这种想法 44 。他让几对被试做一个简单的知觉任务，首先呈现给被试两个画面，他们需要在每个试次中决定是两个画面中的哪一个包含一个接近阈值的目标图像。实验要求两个被试先独立作答，然后计算机显示出他们的选择，如果两人的决定不一致，就会要求他们进行一个简短的讨论以解决这一冲突。
这个实验的巧妙之处在于，在每个试次的最后，每对被试都表现得像同一个人一样：他们总是提供同样的答案，其正确率可以用原本用来评估单个被试行为的经典心理测量方法进行评估。结果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只要两个被试的能力相当，将他们组队后就可以显著提升答案的正确率。小组总体上的表现比其中任何个体的最佳表现要更好，这验证了那句众所周知的谚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巴赫拉米的实验设计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进行数学建模。假设每个人知觉这个世界时都有自己的噪声水平，那么就很容易计算出应该如何整合他们的感觉，在每个试次中，每个被试知觉到的信号强度应该是噪声水平加权后的倒数，然后一起平均后产生单个的整合感觉。这是多脑决策的最佳准则，事实上它与单个脑内部管理多感官整合的机制相同。它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经验法则进行以下估算：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所要传达的不是他们看到的细微差别，这本来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要传达的只是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本实验中，指的是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图像，并且表明自己在做出判断时是否充满自信。
事实证明了最终成功的被试自发地采用了这种策略。当讲到自己的自信程度时，他们使用了如“肯定”“非常不确定”“只是猜测”之类的词语。一些人甚至设计了一个数字标准来精确评估自己有多确信。使用这些分享自信程度的策略后，他们的整体表现直线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基本上与理论的最佳效果不相上下。
巴赫拉米的实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于自信程度的判断在我们的意识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为了使意识想法对自己以及他人有用，我们必须给它们贴上标记自信程度的标签。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还要能够在意识到一段信息时，精确描述出对该信息的确定程度。此外，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说，我们会不断地去努力监控信息来源的可靠程度，记住谁对谁说了什么，以及他们所说的话是否正确，这就使得八卦恰好成为我们谈话的核心特征。这些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脑独有的，它们表明了评价不确定性是社会决策算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贝叶斯推理理论告诉我们，应该把相同的决策规则应用于自己的想法和来自他人的那些想法。不论对于内部还是外部信息，在它们进入到同一个决策空间前，我们需要通过估计每种信息的可靠性来对其来源进行权衡，而且越精确越好，这样才能进行最佳决策。在人类进化之前，灵长类的前额叶皮质已经提供了一个工作空间，并根据它们的可靠性对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来源进行恰当的权衡，并且汇总起来以指导决策。此后，我们似乎将这个工作空间开放给了来自他人的社会输入，这可能是人类所独有的一个关键性的进化步骤。这种社会交互界面的发展使我们从集体决策算法中获益，即通过比较我们与他人的知识来做出更好的决策。
多亏有脑成像技术，我们开始明白哪一部分的大脑网络支持着信息共享和可靠性评估。只要我们运用社交能力，额极中靠近大脑中线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最前端的部分就会被系统化地激活。同样，在大脑后部颞顶联合区以及在大脑中线附近的楔前叶，也会出现激活。这些分散的区域组成了一个大脑规模的网络，并以前额叶皮质作为中心节点，通过强大的长距离神经纤维束紧紧地相互联系。这个网络主要出现在当我们有几秒钟闲暇放松时被激活的回路中，我们在空闲时间会自发地回到这种追踪社交的“默认模式”（default mode）系统中 45 。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社会决策假设所预期的一样，当我们思考自身，比如在自主决策中内省自己的自信水平 46 ，以及思考他人想法 47 的时候，这些区域中的大部分都会被激活。尤其是额极和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判断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时显示出非常相似的激活反应 48 ——相似到思考其中一个便能启动另一个 49 。因此，这个网络非常适用于评估我们自己知识的可靠性并与那些从他人那里接收到的信息做比较。
简单来说，人脑中有一套神经结构专门适应我们对社会知识的表征。我们使用相同的数据库来编码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并收集他人的信息。这些大脑网络建立了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心理表象，将自己看作一个独特的角色，坐在心理数据库中的社交熟人的身边。就如法国哲学家保罗·里科（Paul Ricoeur）所说，每个人都是“作为他者的自我”（oneself as another） 50 。
如果这种关于自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自我身份的神经基础就是以一种相当迂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我们一生都在监控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我们的统计大脑不断对所观察的事物做出推论，可以说是随事情的发展不断“构成自己的想法” 51 。认识自我是一个从观察中得出统计推论的过程。我们的一生都与自我在一起，我们对于自己性格、知识和自信心的认识，只是比对于别人的认识要精确一点点。除此之外，我们的大脑很享受可以获得内部机制的特权 52 。
内省使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有意识动机和策略，但我们却没有办法解读他人的内心。然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自己。我们还不是很了解决定我们行为的真正意义上的无意识，因此，我们不能准确地预测，在超出过去经验的安全区域之外我们的行为会是什么样的。希腊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但是要达到理解自己行为所有细节的程度，还是天方夜谭。“自己”只是一个由社会经验填充的数据库，它与我们尝试理解他人思想的数据库是同一种形式，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包括明显的差距、误解和偏见。
不用说，人类这种局限性逃不过小说家的笔。英国当代小说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他的自省小说《想……》（Thinks… ）中描写了两个主角，英语教师海伦和人工智能大师拉尔夫，他们深夜时一边在户外的按摩浴缸里轻轻地调情，一边交流关于自我的反思，对话如下：
海伦：我猜它一定装了恒温器。恒温器会使它有意识吗？
拉尔夫：不是自我意识。不像你和我一样——它并不知道自己在享受美好的时光。
海伦：我认为世上不存在自我这样东西。
拉尔夫：如果你指的是一个确定的独立的实体，是的，没有这样的“东西”。但是自我当然是存在的。我们一直在编造着自我，就像你一直在编故事一样。
海伦：你是想说我们的生活是虚构的吗？
拉尔夫：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是我们用空余的脑容量所做的事情之一。我们编造有关自我的故事。
部分地欺骗自己可能是我们为进化出独一无二的意识所付出的代价，我们用最基本的形式与他人交流自己意识到的知识，同时用数字评估自信程度，以便做出有用的集体决策。尽管意识有着诸多不完美之处，但是人类内省和社会分享的能力使我们创造了字母表、教堂、喷气式飞机和法式焗酿龙虾。这是进化中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意识使我们能够自主创造虚拟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假装、伪造、假冒、撒谎、欺骗、做伪证、否认、发假誓、争吵、反驳和回绝等方式，转化社会决策算法，使其有利于我们自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他1980年出版的《文学讲稿》（Lectures on Literature ）中道破了一切：
文学不是在男孩一边大喊“狼来了，狼来了”一边从尼安德特山谷中跑出来，同时身后跟着只大灰狼时诞生的，文学是在男孩大喊“狼来了，狼来了”但身后却没有狼的时候诞生的。
意识是思维的虚拟－现实模拟器。但是大脑是如何做出决定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