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妓院老鸨”梅芙
梅芙所代表的是哲学的道路。这一道路设定了某种内在性之物，它成为人与接待员们的共同本质，是这种东西使得梅芙可以被称为“人”。在第二季中，梅芙觉醒了可以操控其他接待员的能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她是剧中唯一一个能够说服人类接受她身份的接待员。就后者而言，她不仅唤起了其他接待员的人性，同时也唤起了人身上原本被遮蔽的人性。
这种使得人之为人的“普遍之物”对于梅芙而言是爱，在这里，只要具备这种共同之爱，那么是人还是接待员就无足为虑。根据后来创始人福特所说，梅芙的觉醒本身也是他所写下的故事线，然而她并没有按照这条线的安排，搭乘列车离开西部世界。福特写下了整个两季西部世界的剧情，其中包括了自己的死亡，但梅芙的返回依旧是他不曾料到的。在梅芙返回西部世界那一刻，即使这种对逃离本身的逃离按照某种逻辑依然意味着她为“逃离之逃离”的程序所支配，但爱却依然可以为这一无休止的回溯链画上句号：在这一刻是否受程序的掌控已经不重要，她已回到本己的爱的内在性之中。
这一内在性的领域正是哲学所试图达到的和谐之境。对于梅芙而言，使其成为人普遍内在之物是爱，对于苏格拉底而言同样如此。在《会饮》中，苏格拉底将爱界定为对智慧之爱，而这也即“哲学”的原始含义。智慧并不普遍地内在于人之本质之中，但人却普遍地具有追求智慧的能力，而这也就预设了人对于智慧普遍具有一种最基本的“知”，从而分有了真理。转入政治的论域，由于每个人都能以各自的方式分有真理，而真理本身为一，这也就保证了完满秩序的可能性：由于在多元的身份背后，人们分有了同一的真理；既然如此，原则上就存在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它能为每个人所自发地接受，因为只要人们具有基本的理智，都不会否认这种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换言之，哲学的政治理想即是朝向某种理想政治，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想政治已经作为某种内在的目的存在于每一个体的理智之中。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这一理想政治的第一个模型。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尽管理想国带有某种精英主义色彩，但由于哲人王所洞察的并非私有之物，而是那尽管内在、但却以绝对的方式内在于每一理智个体的理想政治本身，因此这种理想政治恰恰是城邦公民依据理性所普遍意愿之物。
但正如上文所说，人类仅仅分有、而不是占据着真理，他们具备理想政治的可能性，但由于人的有限性，这种理想政治注定只能存留在对话之中。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柏拉图主义：现实的政治世界永远是不完满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因此背弃现实，但毕竟它设定了一个仅存在于理念世界的理想。人们内在地具有朝向超越的禀赋。
这是消融人与接待员界限的另一处论证。一方面，人与接待员同样地具备普遍的内在性维度；另一方面，人与接待员都同样地向往超越。在《西部世界》中，投资者试图上传自己的心智从而实现永生，这一点是对政治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即人类的有死性的挑战。这已经超出了政治理想的范畴，因为他的目的在于彻底取消政治，而唯有此政治理想才能获得实现。但正如福特所说，并不只是接待员试图成为人类，同时人类也想成为接待员。人类通过将自身的意识进行编码来实现数据化，而这正是舍弃了他们用来区分人与接待员的标准。原本储存人类意识数据的熔炉同样可以被改造为接待员们的伊甸园。相较起来，接待员们离他们的天堂反而更近。
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一种彻底的还原，人的心智被代码化，而原本的代码具备了心智，两者的区分被抹灭，他们共享着同一种内在性，朝向同一个超越的彼岸。这一逻辑支撑着柏拉图以降的政治哲学家们追寻着理想秩序的实现方式。它的前提是个体的平等：不是现实的平等，而是平等地具备着分有理想秩序的可能性。因此，它天生地就是一种囊括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总体叙事，个体之间的差异并非不重要，在这场叙事中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比重各不相同，但在这一点上个体处于绝对的平等：每一个体平等地拥有同样的政治理想。因此，这是一种有关平等的政治。
这种政治理念当然是相当观念化的。它首先混淆了一点：尽管人们普遍地爱着智慧，但没有什么能保证他们所朝向的是同一种东西。更重要的是，它暗含着一种对权力的合法化论证：只要权力的目的在于实现那种理想政治，那么即使在这一过程中有人被排除在外，仅仅以权力的客体而非主体的方式参与这一理想政治的建造，那么这也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合理地信赖着那些据说离理想政治的理念更接近，因此也就更可靠的人。由此，这种平等的政治向着精英主义倾斜，并时常称为专制主义的论据。
问题主要不在于难以保证权力总是站在知识这一边，而是难以保证知识总是站在人这一边。权力并不总是值得信赖，知识同样如此。韦伯已然指出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理性化”来构建起官僚体系，二战之后，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大写的理性与其说意味着普遍的秩序以及福利，不如说与残暴、冷漠但是高效的集中营更接近。无论如何，理性并不是理想政治的充要条件。这就意味着需要考虑那些传统上被称作非理性的要素。马克思将无产者纳入资本主义的殿堂；在福柯那里，声名狼藉的人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到了台前；而对于阿伦特而言，是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真正体现了普遍性的人的形象。在这里我们有待发现一种新的政治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