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1918-2009年）有一个著名的“棘轮效应”理论，大意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后具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
换句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小东邪”郭襄在二八年华遇见杨过，从此“一遇杨过误终身”，实在也是因为“棘轮效应”作祟的缘故，谁让她一开始就见到了最好的那个人，心气便高得下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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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的沦丧也遵从一种不可逆转的“棘轮效应”，骄奢淫逸的舒服日子过惯了，哪天要“割自己的肉”再重建良好社会道德就难上加难了。
这方面，古罗马就是一面镜子。
在不少人眼里，古罗马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自前509年罗马废除王政后，古希腊民主共和政体便在台伯河畔的罗马逐步焕发出迷人的魅力，早期罗马公民也以朴素节俭、勇敢忠诚、热爱荣誉、对国家和家庭义务感强而著称。
曾担任过保民官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 前86-35年)说，当时罗马人“几乎不知道贪欲为何物，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前59年-17年）更是得意地宣称：“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比罗马更强大，有过更纯洁的道德和更多样的范例，也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长期地杜绝了贪婪和奢侈，如此高度而又持续地崇尚节俭和安于贫困，如此鲜明地显示出，财愈少的人，愈不贪财”。
应该说，这种绝对“高大上”的“国民性”是罗马民族如日东升的精神源泉，更推动了其对外扩张的高歌猛进。然而从前2世纪起，随着海外霸权确立和大量财富流入，在“糖衣炮弹”的温柔乡里，罗马逐步迷失了自我，社会风气与日俱下，传统美德荡然无存，结果导致了社会混乱和无休止的内战，最终毁灭的是整个帝国。
历史发展何以如此不按常理出牌？其实，罗马的“蜕变”早有“伏笔”。前6世纪罗马共和国建立时，还只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临海小邦。今天人们可能觉得临海是环境优美，然当时袁隆平院士的“海水稻”还没发明呢，罗马人在盐碱滩里怎么种出粮食呢？所以罗马这个国家从一出生，就把赤裸裸的抢劫定为国策，一代又一代的罗马公民像追星一样地狂热追逐战争掠夺。
在罗马人眼里包括贵族，最神圣的职业是战士，最崇高的荣誉是以生命换取战胜，最成功的人生是在战场上抢到钱、土地和奴隶。
曾4次当选过执政官的古罗马军事活动家和政治家库里乌斯·登塔图斯（？-前270年）就说：“拥有黄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能统治拥有黄金的人才是了不起。”不得不说，这时的罗马人都是“狼”的传人，其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猎物”。
但久而久之，问题也来了，越抢越多的财富怎么处理呢？大发战争财的罗马贵族其实很有经济头脑，纷纷把钱财弄去炒房，这一点可能比今天的“炒房客”还疯狂。自然而然，房价飙涨之下，一个个富豪横空出世，但也导致大量自由民流离失所，甚至沦为奴隶。而“富”起来的贵族，成了“手中有钱、心中无剑”的暴发户，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奢靡享受之中，过起了“酒池肉林”的日子。慵懒地沐浴、放纵地饮酒、无节制地淫乐，成了贵族生活的“标配”。有的罗马贵族为了更多地享用丰盛的食品，发明了一种呕吐用药，让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如此就可以不断地“填肚子”。
沉浸在这种感官刺激之中，身为社会名流的罗马作家佩特罗纽斯借其作品中的角色发出这样的呼吁：“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个装得满满的钱袋和钱所能买到的酒肉歌舞”。这种令人费解的奢靡之风，倒与我国古代魏晋时的“败家子”官员石崇等人很相似。一句话，哥玩的就是“行酒斩美人”“人乳为蒸豚”。
社会上层的堕落，首先带来的后果如罗马哲学家卢西恩（125-180年）说的“富人的眼睛只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腐朽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更要命的是，整个社会风气急剧沉沦。大批的自由民“都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来往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尤其那些失地的底层公民，开始发展演变为“流氓无产者”和罗马社会的寄生阶层。这些人为了生存， 可以不惜出卖人格、出卖公民权、出卖灵魂。一句话，有奶就是娘，谁给饭吃就为谁卖命。
对这些不事稼穑、漂泊不定、甘当权贵“门客”的人，马克思毫不客气地称之为罗马的“惰民”，以别于近代欧洲的劳动无产阶级。
马克思甚至估计，这类人至少占罗马城总人口的1/5。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进而深刻指出：“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而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以至于当时在罗马就有人这样抱怨：“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可以想见，人心败坏、道德沉沦如此，国家政治还能好到哪里去。
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总结道，古罗马的兴衰是由政治制度的优劣和居民风俗的善恶决定的。
尽管后来不少有识之士试图重建罗马的社会道德，但已然无力回天。社会风气的崩坏，就这样把罗马共和国的大厦掏空了。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社会风气的沦丧也非一蹴而就，而是“棘轮效应”酿出的“苦果”。
人之常情，吹惯了空调，谁还想扇蒲扇？坐惯了宝马，谁还想骑“利马”？做惯了大爷，谁还想当孙子？经常“葛优瘫”在“太师椅”上的，偶尔坐坐小板凳就会觉得屁股受委屈。罗马人都不傻，在好日子中过惯了，人人心中就只有自己、没有家国天下了。在这种情状之下，罗马的衰亡就不难想见了。难怪晚清的曾国藩在国事艰难之际，也要深切痛呼“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
达官贵人和整个国民都只知自己享受，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正是罗马社会风气沦丧的必然结果。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
一个真正的大国，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与价值影响力。邓小平同志曾告诫全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反复强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