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场化转型：精细加码
“70后”、“8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他们的童年还有着计划经济的影子，大多数人按照“自然成就的方式”长大。而今，“大转型的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转型的深入使市场力量渗透到其作为工作者和作为父母的各个环节。他们不仅要面对竞争激烈的职场对其专业化程度的期待，还要面对专家话语对其抚育方式的全方位指点，在纷繁复杂的各类亲职产品中疲于选择和奔波。资本的力量使这双重角色的任务线、任务环节、履行细节被不断拓展，呈现出一种“精细加码”的逻辑，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及内在的冲突，使母职的体验日趋繁琐细密，并蕴含着大量张力。
一方面，在作为“母亲”的任务线上，主导话语中对理想化的母职建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国家话语日益隐去，而消费市场协同专家技术话语在父权制下对母职进行不同线索上的横向拓展，为母职加码。主流媒体在不同历史阶段提供了不同的理想母亲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话语、90年代的素质话语转变为当前多话语并存。当前的母亲处于“儿童首要且最佳的养育者”、“未完成的母亲”、“工作与育儿之间的超级母亲”、“独立自主的母亲”这四者交织的多面向状态中，折射出置于母亲身上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其中，科学的母职、消费的母职以及在双重职责中以孩子和家庭为重的母亲角色重叠，显示消费市场和父权制的共同建构，满足了国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对于提高人口素质、促进消费及公私领域性别分工等需求。这种建构呈现一种主体性受挤压的、技术专家宰制的、美化的、中产阶级的、消费的母职经验以及勇于展演的、受到严密监控的母亲身体。它着重强调、呈现出的是浪漫化的、选择性的，着力于凸显其中美好的、理想的一面，并简化母亲所遭遇的困难与解决之道，同时淡化、琐碎化，甚至完全忽略作为母亲所承受的矛盾、压力与痛苦。以此协助维持并再制新自由主义的、后工业社会的、晚近资本主义的、科学论述的父权体制。
除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全方位建构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母职的精细化程度还围绕着儿童成长的诸多环节被纵向展开，尤其体现于教育领域。“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并存，既是“男外女内”性别分工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也从加大教育权重的角度，对母职及观念意识进行重构，加大了一个理想妈妈标准对女性自我的挤压，强化了母职中限制性的一面。城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母亲教育职责陡增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
其有趣之处在于：母职之密，始于抚育私人化，但当其密到极致时，竟又与公领域关联上了。一个成功的母亲经纪人需要扮演家庭、学校与市场之间的枢纽，意味着她需要用到自己在工作中培养出来的谈判沟通能力及社会资源。中产阶级父母更多地帮孩子与正式机构打交道，利用自己在社会中的结构优势，为孩子争取到起跑的先机。这种能力是局限于私领域的传统家庭主妇所不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当今的合格母亲，需要拥有一种在“公”与“私”之间自由穿梭的能力，对母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这样一种精细化的趋势，还体现在抚育文化当中，成为母职中最前沿的要求。在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新的文化观念里，孩子不再是二元对立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而是理应受到尊重的“小大人”，“如何养育孩子”上升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问题，父母的权威不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成为被反思、质疑的对象，由此，抚育中蕴含的张力凸显。在奉行“以好奇心为导向”的学习理念和尊重孩子自由的平等理念的前提下，致力于建构“影子权威”及民主化的亲子关系，从而保障在家教育顺利进行。而这种策略，需要父母（尤其是母亲）付出大量“爱的劳动”，以在规范与自由、权威与天性的内在张力之中拿捏分寸，这为更进阶版的“密集母职”提供了注解。
另一方面，在作为“工作者”这条任务线上，近年来，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女性对自我形象与个人发展产生相当的需求和期待。对于母职而言，与传统母亲形象中的不修边幅、为孩子付出而忽略自身需求不同，一种现代的、强调个体意义和个人价值的新母职规范正在逐渐形成。
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女性对个体自主的追求，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同样极易陷入父权体制建构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潭。从“铁姑娘”到“贤内助”到“时尚女”，尽管中国女性随着改革重新获得了长期以来失去的性别角色，同时呈现多元化的形象，但这三种形象背后仍未摆脱父权体系建构的社会迷思，并未获得真正的自主。商业利用使得“辣妈”这一概念作为女性主体性表达概念的意涵迅速下降，被泛化为一个全能妈妈的概念，失去了女权或母权的意涵，而仅仅是一个消费的主体，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有可能造成对女性更强的压迫。
可见，在讨论母职的“精细加码”时，消费主义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中国当前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加重了消费主义对母职各方面的商品化渗透。阎云翔指出，在中国，由国家推动的私人生活的崛起带来的是一种“不完全的个体化”，片面地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利益，而不重视对他人的义务，且没有公共生活的能力，完全依赖集体和国家。由此导致后集体化时代，国家的全面撤出为社会生活、道德留下大片的真空，私人生活在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和其他价值观的侵入下发展，但公共生活却迅速衰落。在这一背景下，“消费”本身被建构成一种社会认同方式，市场化的逻辑渗透于母亲履行亲职和实现自我的各个环节，并依据所其消耗的资源（时间、金钱）形成“鄙视链”，增加了抚育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并对亲子关系的实质产生了挑战。
▍“超级妈妈”迷思与抚育内卷化
在上述现代化转型、市场转型带来的母职加码逻辑下，女性成为母亲后的身份和职责受各种外部力量驱使而被不断扩充，对女性主体造成挤压；与此同时，在私领域不断强化的话语将母亲们所面临的集体困境转化为个人问题，使女性在应对被加码的重重职责之间的张力时，缺少国家与社会的想象力，普遍致力于从私领域解决，致使当前中国的抚育方式向私人领域高度内卷化。
精细育儿成本高昂，当前内卷化的抚育模式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合作实现。出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对女性劳动力的全面解放，男女平等就业的文化更为突出，降低了母亲就业时的道德压力。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儿童中心主义，使精细化抚育模式亦得到普遍认同。由此，工作-家庭这双重任务在当前国家/市场、传统/现代意识形态交织的局面下皆被强化，城市女性的应对中出现“超级妈妈”策略，即视工作与家庭皆为必选项。该策略以扩大的家庭为单位，通过居住安排、育儿网络以及时间分配策略，形成家庭内部的协作育儿机制，以缓解密集育儿需求所产生的冲突。在这种协作育儿中，家庭内部形成“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以共同承担密集母职。
可见，中国语境下的“超级妈妈”不仅是母亲对自身的压榨，其背后还有更大一部分是家庭内部微观支持系统的调动，其实质是家庭中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向下集中，形成家庭内部资源的代际挤压，这种成本，又尤其落在祖辈中的女性身上。
可见，面对冲突和挤压，母亲们的应对大体从自身和私领域的支持体系着手，或是通过改变对工作、对母职的期待进行自我调节；或者是通过引入家庭及亲属网络，激活微观支持机制。当前，仅有非常少的尝试，例如通过网络平台或社区内非正式的妈妈群体等，求诸社会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看到，社区中的各类“妈妈帮”、“妈妈团”正在兴起，社会的力量似乎正在萌芽，但在这些细微的努力中，仍缺少政府的正式支持以及父亲们的参与。
总体来说，在中国的母职实践中，都存在对“家”、“国”想象缺乏的问题，这与西方女性母职实践大为不同。在西方，母职实践更多地受性别意识与相关的配套措施左右，而在中国女性中，对国家与社会的集体责任的普遍忽视，使得“家庭结构”与“家庭支持系统”成为左右其实践的关键因素。但这种私领域内的尝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构两性在母职实践中的角色分工，和“家”、“国”在母职实践中的责任分工。这些都构成本文讨论的“当妈难”问题的深层根源。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18年10月刊，文章原标题为“当妈为何越来越难——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母亲’”。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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