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职的层层加码
（一）现代化转型：职责加码
如果说生孩子依赖于女性独特的生理构造，那么，养育孩子并非母亲天职，而是充满社会建构的痕迹。且不说从前工业到工业时代，即便是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近一百年甚至仅从建国之后的近几十年来看，关于抚育责任的分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中国转型的进程中，社会结构诸要素是如何对抚育职责进行调整，以使其契合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过程对母职的定义和内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简言之，这是一个对于母亲的“职责加码”的过程。在近一百多年间，中国至少经历了三个有重要特色的阶段：一是清末民初从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二是建国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三是市场转型后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当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女性身上所担负的再生产职责一直都在，且随着抚育责任从共同体到家庭的转移而不断加重；与此同时，女性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逐步纳入现代工业大生产体系，使其成为肩负“生产”与“再生产”双重任务的主体，其间的张力随着市场化转型进一步加剧。
以从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为着眼点，1929~1933年的国共《劳动法》顺应中国早期现代工业的性别特征，一方面继承了清末以来对女性生产和再生产双重任务的整合，在现代化转型中，选择性地赋予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同时保留女主内的职责分配；另一方面，通过妇女劳动保护框架——雇主责任制和只提供给女性的带薪生育假、托幼服务和禁忌劳动，从而在事实上将女性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次级劳动力。由此，这为女性的双重任务排出了优先等级：无酬照顾为主，赚钱为辅；搭建出现代职业妇女的母职基本模式。对于父职，则侧重于其养育者的身份和权威，隐晦地勾勒出与现代母职二元对立和二元互补的现代父职模式：赚钱为主和很少照顾子女的缺席父亲。由此，为现代化的父职与母职奠定了基调。
建国后，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大规模实践对女性处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及初步公共托幼体系的支撑下，女性实现普遍就业。通过对妇女解放的重新论述，国家对女性自身的价值、母爱的职责和范畴，以及儿童的属性都进行了再定义，儿童抚育从再生产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变成光荣的生产任务、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公共化的再生产体系不仅提供了对幼儿的实际照料，而且还为传统以家庭内照料为职责的母亲，需要进一步承担公领域的“工作”职责时提供了价值观的支持，以其从工作中获得的自我尊严、成就感，弥补了因传统母亲角色压力带来的负疚。但另一方面，除女性在外从事生产劳动时被置换出的抚育任务外，她们剩余的家内职责并没有被免除，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策略，造成生活用品和服务设施普遍供应不足，家庭成员的衣食等生活消费品基本上依靠女性的无酬劳动来弥补。宋少鹏指出，这是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的结果，以期快速实现工业化。
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公私分离”型的结构，这是一种将“私”嵌入“公”中的“公私相嵌型”。这一结构使家庭的实质被掏空，成为公共目标的辅助部分。其对于市场转型之后女性处境的深刻影响在于，正因为对妇女家内责任的刻意保留，1990 年代急剧市场化转型时，国家从与再生产有关的福利中撤离并私人化这一领域时，鲜有遇到抵抗而顺利地实施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但是，妇女的家内责任，却使工人阶级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成为“劣等”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曾因公私相嵌的结构被极度挤压的“私领域”，市场转型之后被抛出“公领域”之外，致使妇女的家内责任被自然化甚至被美化。因此，要全面理解母职双重任务的加码逻辑和张力，还需要看到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历史延续性。
由此，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职业妇女队伍，也拥有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转型之后，单位制解体，公共托幼体系瓦解，在上述的历史延续性下，再生产职责被重新私人化，毫不含糊地落在母亲身上。较之计划经济时代，转型后的“工作母亲”失去国家的依托，还进一步面临着市场化对其双重身份提出的挑战：一方面，在“工作者”的身份上，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分层将其视为次等劳动力，难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和升迁机会；另一方面，在“母亲”身份上，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使其不仅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由此，母职的双重任务被进一步加码。
双重任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使女性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家还要面临着“第二轮班”，常常陷入“天人交战”的困局。从主体体验来说，在双重身份之间的连续切换，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其更让人心力交瘁之处，在于女性需要随时在应对工作与家庭事务所需的两套不同的文化逻辑之间切换。遵循“利己”和“利他”两种基本原则，原本被分隔在两个空间（工作场所/家）与不同性别个体（男性/女性）身上实现，但如今却要在“工作母亲”身上整合起来，这成为她们体验到工作和家庭拉扯时内在焦虑的文化根源。
但是，即便如此，当今的大多数母亲也已很难接受仅仅以“母亲”作为单一身份认同，尽管她们普遍将照顾者的身份置于优先，但很少完全放弃工作。一些研究中提到，为摆脱这种文化不适，母亲们会尝试采取一种不同于男人“理想工作者”的标准来投入工作；哪怕一小部分选择了离职以符合社会对“密集母职”期待的母亲，她们还是要以兼职工作或参与志愿者的方式，来逃避社会对“传统家庭主妇”的负面标签，以获得正向自我认同。
简言之，纵观这一百年的历程，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建构现代化的家庭和亲职框架后，国家将女性纳入生产体系，在其传统的照顾职责之外增加了工作职责，为后续计划经济时期鼓励女性全面参加劳动奠定了基础。随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在社会化育儿体系上的先予后取，对“工作母亲”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得“工作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冲突加剧。当前，随着数十年来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母亲的双重身份又在各自的维度上，被资本的力量推动着进一步精细化，其间的张力被进一步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