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芸卿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导读】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职业妇女队伍，也拥有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在人口增长即将迎来新拐点的背景下，“育儿难”问题正在挑战当今中国女性的生育意志。本文从中国中产育儿焦虑中的“为人母之艰”现象切入，揭示出在社会转型、国家隐退、资本话术等多重影响下，抚育责任如何被一步步限定到母亲身上，并被层层加码、处处精细化，以至于中国母亲既要当好工作母亲又要当好教育妈妈，常常陷入“天人交战”困局。面对冲突和挤压，中国母亲仍然多以自我调节来硬扛，诸如“妈妈帮”、“妈妈团”等社会互助力量似已萌芽，但仍缺少政府的正式支持以及父亲们的有力参与。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抚育问题的兴起
当下，中产育儿焦虑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生养抚育为何在当下越来越脱离自然的原初状态，变成一件极度复杂、专业且消耗的事情？作为父母，为何当我们自身看似已拥有更高教育水平、更多资源的时候，反而愈加迷茫与杂乱，不知从何选择？进一步地，作为母亲，无论是“工作妈妈”还是全职主妇，为何似乎始终处于一种怎样都不够称职的境地，时时面临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简言之，当妈这件曾被认为是“本能”的事，现如今为何越来越难了？
儿童的生养抚育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家庭作为承担抚育工作的重要场所，成为联结“公”与“私”的场域。通过对“儿童价值”、“养”和“育”的内容与方式的重新界定，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力量透过家庭抵达个体。面对当前日益凸显的抚育焦虑，有必要重新审视儿童抚育成为热点话题的历史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当前这种全球范围内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较大规模的精细化育儿模式，并没有很长的历史。在中国，哪怕当前这套理念最坚定的践行者——“70后”、“80后”的父母们，他们自己也并非被这套理念抚养长大。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一现象的兴起，与家庭经济模式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儿童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当前市场力量对私人领域日益加剧的渗透密切相关。
一是家庭经济模式的转型。在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将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整合在一起。因此，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儿童”概念，儿童照顾模式围绕着成人需求为中心安排，儿童往往被“视而不见”。伴随着工业化推进，劳动力被商品化，家庭经济模式发生转变：薪资养家理念出现，家庭规模缩小，两性在家庭内部开始出现分工，女性被逐步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被逐渐从生产性劳动中剥离，家庭日益被划分进私领域的范畴，成为承担抚育的主体。同时，伴随着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家庭居住的空间安排也出现变化，从原先“家户”式的共同体居住向血缘家庭、核心家庭转变，由此，儿童逐渐进入成人的视野，现代“儿童”观念才开始出现。
二是儿童价值观的转变。在家庭经济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儿童从事生产性劳动被逐渐禁止，社会对于儿童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19世纪以经济价值为衡量、“有用却廉价”的儿童，变为20世纪“经济上无用”但“感情上却无价”的儿童。随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义务教育的推行以及晚近大学教育的扩张，儿童对成人的依赖周期被不断拉长，与此同时，父亲养家、母亲抚育的这一亲职模式也被不断强化，使得“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出现，母亲投注全部心力在孩子身上。这一照顾方式在制度上与现代家庭性别分工安排相互依存，显示出对儿童照顾从“以成人为中心向以孩子为中心”的转变。
三是市场力量的渗透日益加剧。从亲职和抚育来看，工业社会使家庭的抚育责任私有化，而当前全球范围内消费社会的兴起，又使市场力量裹挟着专家话语对抚育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指点。当“生”与“育”的过程在诸多环节上被拆分、进而在各种“科学技术”的话语下被商品化的时候，对一个“理想的照顾者”的要求被层层加码，亲职的内容被不断扩充，从生存照料到认知培育到情绪回应等，由此，履行亲职成为需要学习的技能或是需要购买的服务。市场使公共领域被边缘化，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并忽略了国家的责任，与此同时，父母乃至祖辈作为抚育实施者的主体被不断施压，而其与孩子之间原有的最本质的意义联系却被渐渐掏空。可见，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儿童抚育经历了一个先私人化（抚育责任从共同体到家庭）、后市场化（抚育方式从自然到专业化、精细化）的过程，从而导致当前我们在现象层面感受到的诸多问题。
可见，我们可以尝试着追溯一下“当妈难”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线索，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变迁进程中，抚育责任是如何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之间，被不断地重新界定与组合的？这个界定和重组的过程——是如何一步步落实到家庭，进而限定到母亲身上，并且被层层加码的？母亲在其中作为主体的体验又是什么？本文尝试结合自身初步的体验和观察，以及相关文献阅读，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