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忠孝统一与王道三纲是宗法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的伦理观念。
在中国古代，“忠”“孝”观念在整个伦理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显著，无论是朝廷还是家族、家庭里，“忠”“孝”观念都是被反复强调的。而“忠孝统一”便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在伦理观念领域的典型和集中的体现。对于君王的“忠”是臣民的根本信念，而“忠”从德性的角度看，其核心内容是为君王而尽心尽力，朱熹说：“尽己之心为忠。”（《中庸章句》）《忠经》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
忠孝统一
与此相应，“孝”是“忠”的一种实践方式或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说，“孝”也是“忠”，是对长辈们的“尽忠”。从德性上看，“孝”有两种伦理内涵：一是在宗教伦理方面的尊祖敬亲，敬奉祖先们；二是在家庭伦理方面的善事父母，同时也包括传宗接代。善事父母是“孝”的核心内容。
“忠”和“孝”具有统一性，从性质上看，两者都是伦理意义上的善德、善行。而从政治管理的角度看，“孝”是统一于“忠”的，孝敬观念服从于忠君观念，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常常牺牲“孝”而服从于“忠”。《孝经·开宗明义》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行孝与“事君”紧密结合在一起，“事亲”“事君”是统一的，“事君”常被看成是最大的孝，是尽孝道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事君”既是“孝”也是“忠”，所以，宗法上的基本诉求“孝”因此也成了政治上的一种要求，忠孝统一。一部《孝经》所强调的基本主题，就是“孝”通向“忠”，其中反复讲到“治”“顺”，行孝道才能“治天下”“顺天下”。
“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上的统一，于是，“忠”“孝”有相同的基本义，历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这与“修齐治平”其实也是统一的。“孝”自觉服从于族权，而忠绝对服从于王权，他们都顺从于宗法政治体制。《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的道德本位和伦理本位的基本观念，对于维护君王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把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进行发挥，依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进行改造，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
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这也即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原理。董仲舒还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是治国的伦理政治原则。
到了宋朝的朱熹，则是把董仲舒分开说的“三纲”和“五常”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三纲五常”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看成是“天理”的表现，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展开，是“理”在纲纪、道德领域的具体体现。此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便成了“王道三刚”，它不仅是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则，而且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纲纪。古代专制帝王们把封建纲纪和处理这种纲纪的道德原则结合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这既是宗法思想传统的理论影响，也是伦理政治化的典型理论，体现了宗法政治体制的根本性伦理观念的持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