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君主与君父的同一是宗法、政治统一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古代，政体上的“君主”，同时也是天下臣民的“君父”。“君父”被用来特指“天子”。唐元稹《赠田弘正父庭玠等》中曰:“朕以眇身，钦承大寳，为亿兆人之君父，奉十一圣之宗祧。”“君父”指国君，而“宗祧”一词既可指宗嗣，亦可指王位。鲁迅先生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三》中说:“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这里的“君父”说的也是君王。由于宗法制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君王”也就是“君父”，二者是同一的。西周宗法制用血缘关系来维系政治上等级关系，宗族的凝聚性强化了政治上的贵族统治，这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周王既是周氏一族的父系家长，同时也是天下臣民的“君父”，宗族、家族与与政体统一起来，宗族血缘关系的凝聚力成了政治体制上的团结力量。后来，“君王”同时是“君父”的思想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即便是分封制被冲破了，而这宗法政治一体化的观念也一直没有消失，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秦汉以后，皇帝多是以“天子”自居，视天下百姓为他的“子民”，而皇帝被称为“君父”，皇帝显然成了整个天下的父系家长。
第三，“家天下”与“父母官”的观念是政治复制宗族体制的典型观念。
中国历来有“家天下”的观念，实际上，这是把家族体制的结构和机制复制到政体上，君王将权力集中在一个家族，王室既是天下的第一家族，又是拥有天下的贵族的最高代表。在宗法制度里，父系家长是最高族权的掌握者，而在国家里，君王也是君父，既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又是王室家族权力的掌控者。“国”成了放大了的“家”。而“家”成了缩小了的“国”，家国一体，家国同构。
家国一体
“家”与“国”同一结构成了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西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结构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统一性甚至共同性，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他们在组织机制和权力结构皆是相同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家长位尊权大；在国家里，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上。因而，一方面，“家为小国”，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古语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家天下》）另一方面，“国为大家”，君主即是“君父”，是天下臣民的严父，朝中官员更是在国君这位“大家长”的管理下治理着国家。
同时，在全国各地，各级行政长官也象是“家长”一样，被百姓视为“父母”，成了“父母官”，即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在中国古代，一直有“父母官”的归属和救赎观念，民众很少有自主自觉自救的观念，都是朝廷的“君父”能为他们做主，同时也希望地方官能把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他们不自觉自救，而总是寄托于“父母官”能够救赎他们。这种“靠官做主”情节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奴性观念。由于宗法政治体制的基本观念的影响，皇帝一直被尊为全国民众的“君父”，而皇帝在各地所命名的官吏也就成了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的“父权家长”的代表，于是，成了“父母官”。在“家国同构”的宗法政治一体化的理念下，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官为地方上的“父母”，成了当地的“家长”。中国古代在政治管理上强调，“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礼记·杂记》）。培养政治人才，必须先从学会管理家庭、家族开始，先齐家再治国。因而，儒家有一整套“修齐治平”的培养“君子”和“贤者”的理论。同时，这也表明，“家国同构”，“家天下”“父母官”等观念，便是宗法关系对于政体的渗透，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