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十四
中国古代的牵制制衡术是比较发达的，也在历史发展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王朝政治权力的巩固是有促进作用的。在古代政治体制里，朝中派系一般是比较复杂的，有皇族派系，有功臣派系，有外戚派系，有内廷外廷的区分，有文臣与武将的矛盾，有内侍与阁臣的不和，有权臣与谏臣的对立，有后宫与外廷的争斗等等，而皇帝与各派各机构又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致使朝中为了争夺权力，争斗纷繁，不可休止。同时，王朝中各派系力量的争斗，又需要有“维稳”的机制，不可能只“斗”不“和”，而深谙帝王权谋的皇帝，常常是既要求有时有“和”的局面，又需要有适当的“斗”的态势，因为有“和”才有国泰民安的政绩，皇位也才好坐；又因为有“斗”皇帝才能让朝中的力量互相牵制、互相制衡，而他才能稳掌至上的权力。皇帝最担心的是朝中某一派做大做强，因为如果朝中有一派已经独大独强到连皇帝也无法控制了，那么，这就会威胁到皇权的安全了，皇帝很可能就无法再掌控朝中局势，皇权就旁落了，皇帝本人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这，皇帝是不能允许的，所以，皇帝授权时，会让权力分开，让各方力量互相牵制，当某一派系的权力过分强大时，他会对之进行削弱，并帮助与之对立的另外派系提高力量，如皇族的权力太大时，皇帝会利用外戚的力量来平衡；而当相权太过强大时，皇帝会通过授权给秘书班子或培养有特殊授权的内侍来进行制衡；当朝中武将的权力太大时，皇帝会重用文官，削弱甚至剥夺武将的兵权，让文武大臣互动制约。
赵匡胤
在古代王朝中，让文武大臣分权并互相制约、牵制，这是帝王巩固皇权，设置好牵制管理的很重要也很常见的统治手段。比如，宋朝的建立是通过削弱武将的权力提升文臣的作用来搞制衡的典型例子。
黄袍加身
赵匡胤利用其掌兵权的优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后周世宗柴荣的七岁儿子柴宗训手里夺得了皇位，他亲身经历的这一“陈桥兵变”的政变行动，让他对于武将夺权有极为深刻的认识，雄才大略的周世宗建立起来的后周，就断送在赵匡胤这个掌兵权的武将手里，而且，赵匡胤对于大唐帝国从辉煌走向崩溃的惨痛教训是记忆犹新的，同时，对于五代十国的争斗搏杀他也心里非常清楚，兵权决定权力，当赵家王朝取代了后周之后，作为大宋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心里一直有一个很严重的情结——“卧榻”情结，即：卧榻之侧，岂容其他将领鼾睡？赵匡胤自己抢了柴家的皇位，所以他特别警惕着，担忧别人也会抢了他赵家的皇位，于是，从大宋建立时起，赵匡胤便设置了一整套的避险机制，生怕丢了天下。首先，在政治方面，赵匡胤剥夺了宰相统筹管理权，将行政、军事、财政三大权力分立开来，让其互相制约，分别由互不统属的中书省（负责管理政事）、枢密院（负责管理军事）和三司（负责管财政，参见《续通志·职官四》：“三司起于唐末，五代特重其职，至宋而专掌财赋，皆以重臣领之。”）来分工管理，而官员的任免则由考课院负责，同时，宋朝还设立了两个职权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御史台和谏院。如此一来，朝中的所有文武高官，都是互相牵制制约的，也都在监察之下，牵制管理机制的设置达到了顶端位置，牵制简直是无以复加，最后，由皇帝来掌控一切。其次，更厉害的，宋朝还实行官、职、差遣三分离制度，上至宰相，下到主簿，逐级官员都处于很奇怪的现象中：官职名称与职务不相对应，“官”名只确定收入多少，而“职”位只代表荣誉，只有被“差遣”去担任什么实际职务，那才是有实权的，也就是说，宋朝官员通常是“官”有其名无其“职”，“职”无其权，只有被“差遣”才有权。所以，整个官场的名称、职务、实权都非常混乱，而这种名不符实，实无其权，只有“临时工”才有权力的官僚任用机制，才是以赵匡胤为首的宋王朝统治者感到最安全的用人机制。
杯酒释兵权
宋王朝对大臣的制约牵制，更能体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的是：对于军事管理制度的设置。大宋王朝从立朝起，便特别警惕性地对兵权进行制约，不断强化帝王对军队的控制。将军权进行强制式地分化，管理部队的权力分三而立：调兵权由枢密院掌管；管兵权由三衙司掌管；统兵权却由皇帝临时指派，战时领兵的将都是“临时工”。连管理禁军的机构都不断强化，宋朝禁军的统帅机构先前是由殿前、侍卫两司并立，后来又转变为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足鼎立，领禁军的三个机构互相制约，三足鼎立，如此，皇帝才感到相对安全。而且，为做到万无一失，宋朝的所有武官都不能是军事方面的一把手，不是真正的战将，枢密院和各级部队的统帅皆是由文职官员或者宦官担任，将帅是不允许领兵的。此外，宋朝的军队分成禁军和厢军两种，强壮善战的兵送中央去当禁军，而不达标准的弱兵则留在地方做厢军。厢军战斗力很弱，相当于候补的部队，而战斗力强的禁军参与边防是隔年换防的，不能久守一地。禁军不停地调动，这就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识将，能带兵的，晓军情的将领经常被轮调，而对军事很外行，不懂得打战的文官却当上军队的最高统帅。内行的将军们一直颠簸着，稳不下来，哪会有战斗力？而带兵的都是外行的文官，结果是军队越养越多，战斗能力却越来越差，能战的禁军没有长期守边防，守边防的却是软弱的厢军。如此一来，对于赵宋王朝防止政权旁落来说，确实是设计得很妙，很有效，避险机制是非常成功的，没有将领能有条件发动政变，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却由于极端制衡机制而大大地弱化了，宋朝的军队完全失去了边疆的防卫能力，最后，也正是这种特极端的军事制度断送了北宋王朝，连太上皇和皇上都被金人俘虏了。
那么，宋王朝对牵制制度的设置给现代管理者什么启示呢？首先，行政、军事、财政三大权力分立制确实有其互相牵制的功能，能避免单个机构一权独大，但是，授权的隔离性过分强了，有隔离没有互动，缺乏协调，只有互相制约的机制，缺少互通配合的机制，结果，各个管理机构就像是僵尸的残肢，而不是有机体的组织，这就会阻碍发展，会窒息创新的活力，久而久之，必然是失败的，所以，现代企业管理必须避免出现这种隔离开来互相制约的管理机制，要牵制，但更要能协调，管理必须能激发活力。
其次，对于宋朝“官”有其名无其“职”，“职”无其权，只有被“差遣”才有权的“官”“职”“权”不相统一的用人制度，因为其极度混乱的效果，现代企业管理是不应该有的，现代管理体制要求“名”符其“职”，“职”有其权，职权相应，有权必有责，职责分明。明朝用人制度，是防止了造反，稳固了皇权统治，但是，却破坏了管理机制运转的顺畅性，窒息了创新的活力，这是现代管理必须避免的。
再次，宋朝的军事管理制度虽然对防止造反夺权很有效，但是，这一管理制度走向了极端，制约过分了，牵制过头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强兵不断轮防，动荡不定，驻防的却是弱兵；会带兵的不让当将，当将的却是不熟悉军事的文官，这不是在把军事管理当儿戏吗？对管理者授权虽要防止越权超权，但是，如果授权不充分，分权太细，外行管理内行，变动大，混乱过多，确实管理的有序化，在经营过程中，必然耗损太大，活力太少，管理者将会经常处于不知怎么做，想做也无力去做的状态，在现代企业的牵制管理中，宋朝的军事管理方法的巨大缺陷，是必须引以为戒的，宋朝的失败，就是告诉现代企业家，制衡管理做过头了，也会走向反面，家族的强权管理，会窒息经理人的管理活力，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