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高贵的理性毫无指望地与我们低劣的冲动缠绕在一起，我们的情绪永远包围着我们的智力，我们比自身所认知的更缺乏逻辑性。
原文 ：《为什么我们相信谣言》
作者 | 北京大学 胡泳
图片 |网络
早期争论与人类是否理性密不可分
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
现代对于谣言的首次系统研究兴起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最初的着眼点是战争期间谣言的大量繁殖对军队士气产生的不良影响。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的意见领袖，无不把谣言作为腐蚀士气甚至产生破坏的潜在源泉，控制谣言的想法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来看，谣言容易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了某种社会心理学的规律。谣言研究学者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兹曼甚至说：“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而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也被有些学者称为“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而按照美籍日裔社会学家涩谷保的看法，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
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正常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是合作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且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兹曼所说的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在涩谷保看来，谣言是一种“集体交易”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它是“一群人的智慧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和评论的演变及强化。
在分裂带之上生长的东西
涩谷保和他之前的学者有关谣言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是否理性密不可分。在人的器官中，负责理性的是大脑。可是，大脑是不可靠的。
“如果人类真是某个悲悯而智慧的设计师的作品的话，我们将具备理性的思维和无懈可击的逻辑。我们理当拥有健全的记忆、可靠的回忆；会说简洁的句子、准确的词语……不幸的事实却是：我们几乎不能分辨出一个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有效的还是荒谬的；另外，就更别提目击证词了，这些证词乃是基于一个荒谬的前提——即事发多年之后，目击者还能够精确地记住短暂目击到的事故或者罪行的细节。其实到那时，普通人通常很难‘挤’出一份可以供连续进行半小时陈述用的清单。”
记忆不可靠，目击不可靠，在真相与其证明之间存在巨大的分裂不足为奇。谣言正是在这个分裂带之上生长的东西。它与人类社会同在，与人性同在。无论我们谈及记忆、思考、语言还是自由意志，我们高贵的理性毫无指望地与我们低劣的冲动缠绕在一起，我们的情绪永远包围着我们的智力，我们比自身所认知的更缺乏逻辑性。我们总是被记忆所折磨，我们常常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而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
在美国，有半数人相信有鬼，接近400万人声称自己曾被外星人绑架；在中国，50年前流行去医院排队打鸡血，50年后大家在超市排队抢购食盐。什么是谣言？什么是事实？正是人类自己让两者难以分辨。
2004年的夏天，一位网络专栏作家、曾经的共和党州参议院竞选人发表了一篇新闻稿，指称奥巴马是一位“隐瞒了自身信仰的穆斯林”。媒体没把这个指控当回事，因为没有证据。然而在NBC/华尔街日报2007年12月的调查中，8%的被调查者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其后的民意调查显示，自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这些谣言以更快的速度流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0年8月报道，高达18％的美国人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几乎每5人当中就有1人），比2009年3月的11％进一步上升。同期发布的《时代周刊》（Time）调查发现，24％的回答者表示相信他是穆斯林。
另一个经久不衰的阴谋论是“9·11”。“9·11”十周年之际，英国广播公司对英美各1000人进行随机调查发现，大约七分之一的英美民众相信“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导演的阴谋。
人是不纯粹的
当代文化似乎越来越容易被谣言所侵蚀。一切基于事实，这是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其中的逻辑是，只要公众知晓真相，自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可是，事实和真相却不是这样。在某项实验中，研究者给被试者列出一系列有关健康的警告，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正确的，最后发现，被试者采纳最多的，往往是错误的。换言之，研究者想纠正的错误，正是被试者平时认定的正确内容。
所以，观察谣言传播就会发现，传谣容易辟谣难。辟谣者遇到的普遍困境是，重复一个主张，哪怕是为了否定这个主张，只会令其“真实性”更趋明显。另外，为了决定某种陈述是否为真，我们常常寻求社会上对该陈述的集体评价。然而，精确地衡量社会共识是困难的，所以大脑会转而依赖熟悉度。只要重复再重复，就会有人上当。
其实，我们对熟悉的依赖大有问题。比如，即使没有充分的根据和资料证明现行政策有用，人们也倾向于选择已有的而不是还未推行的政策。而且，经受越多恐吓，人们就越趋向选择熟悉的，发展到极端阶段，人们甚至会感激、喜欢或者至少是接受很有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的体系。
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指出：“在领主制度、十字军讨伐、奴隶制度、共产主义制度、种族隔离制度和塔利班政权下生活的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的体制有缺点，但在道德上是可辩护的，（甚至有时）比其他可预想的选择更好。”
人们倾向于认为熟悉的就是好的，这是某种心理捷径。心理学上的“熟悉效应”（familiarity effect）表明，人们之所以喜爱名画，与其说是因为画美，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些画比较熟悉。某种程度上，这种心理捷径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因为我们的祖先对熟悉事物的偏爱是适应性的：“喜欢熟悉事物的生物与对新奇事物有过激偏好的生物相比，会拥有更多的后代。”
熟悉效应、晕轮效应（halo effect）、锚定（anchoring）和调整（adjustment）等研究得出的理论说明：人是不纯粹的。所以，我们在追求理性的同时，也心甘情愿地制造、相信、传播谣言。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认同涩谷保的观点，也就是说，谣言并非现实的相对偏离，而是人们渴望真实时，为产生一致意见而进行的努力。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6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