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人的经验
《争锋中国互联网》一书中的十篇文章，在不同程度上拓宽了研究中国互联网的视野，分析的触角深入到研究现象的里层，如“屌丝”现象背后的社会情感结构，政务微博背后的政府部门的实际运作与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它们都呈现出现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甚至是内在的矛盾性，体现了“中国互联网深度研究”的一些特点。
“互联网深度研究”注重研究互联网与普通人的经验和社会实践。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传播学研究，对这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互联网、新媒体、社交媒体等等，不仅是技术和媒介的问题，更是人的生存状况的问题。因此互联网研究，不能没有人的故事。尤其是在主流文化、媒体和政治生活中缺少声音的弱势群体、少数族裔、边缘人群，他们的故事就更需要讲述和传播。这里我想提一篇给我们带来人的故事的文章，是云南大学孙信茹教授对云南少数民族普米族青年微信群使用的研究（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孙信茹通过线下和线上民族志的观察，在文章中展示的，与其说是微信对普米族村民的影响，不如说是普米族村民如何通过微信进行群里群外的互动与交流，把一种新的社交媒介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同时又能够借助媒介化的渠道，表达他们在面对面的情景之下，不太习惯说得出来的内心话语，包括个人理想和对社群的认同与想象。
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的故事少，这种倾向本不是什么问题，毕竟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多样性。但是有一种趋势值得注意，即在人的故事减少的同时，物（objects, things）的故事却在大量增加。现代社会商品化和物化（objectification）的倾向，不断冲击和侵蚀人的内心的、精神的、情感的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单一化、扁平化。因此，强调“互联网深度研究”，是通过对人的经验和社会实践的研究，加深对人的主观和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发掘。讲人的故事，是对人的主体回归的一种努力。
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经深入剖析物的文化（objective culture）对精神文化的侵蚀，说“当代文化的发展，其特点是我们可称之为客体精神的东西统治了主体的精神”(Simmel, 1903/1971)。齐美尔所说的客体文化，包括各种外在的形态，比如商品和熙熙攘攘的都市空间，同时也包括了各种社会机构、组织和制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齐美尔分析的客体文化对作为主体的人的统治，在互联网和新媒体领域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是格外值得重视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