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互联网信息审查与创客空间
互联网信息审查在海外倍受关注，但是很多研究都落入“控制－抵抗”或“审查－异议”的二元思维框架。最近几年，学界的视野和分析角度有所拓宽，对网络信息审查的研究有所深入（如Han, 2015;Taneja& Wu, 2014; Yang, 2014）。《争锋中国互联网》一书中，任教于美国Lehigh大学的中国文学学者陈晨（Thomas Chen）对小说《如焉》的审查过程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首先，陈晨将网络文学审查看作是一种另类创作（alter-production）的过程。他使用另类创作的概念，一是为了避免将网络审查和抵制简化为二元对立的斗争，二是强调对审查的各种回应之间的异质性。他认为创作和另类创作的过程都是一种“工作”，做这个工作的空间则可叫做“工作室”。工作室是一个“以相互启发并形成另类公众（alternative publics）为特征”的空间。经由这种途径，网络文学审查实践及其引发的回应，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再创作活动。2004年，《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完成小说写作后，本来计划出版印刷版，计划落空后开始在网上以电子文本的方式流传，直到2006年在《江南》杂志上发表，半年之后再出书。2009年，博客写手“食砚无田”在网上发文说，“花了两天多时间，对《如焉》两个版本对照浏览，把《如焉》中被删部分的文字全部‘捉’了出来，供博友一读。《如焉》删节本共删除约八千字（含标点符号数）。”
由此催生了网上对《如焉》的不同文本的对照、分析。一位叫“老礁”的网友写道：“从删掉的部分能读出的，和与允许出版的版本的比较能分析出的，要远远多于字面本身。一些年之后，或许会有叫做‘版本比较学’的新学科诞生呢，届时人们就会记起无田兄的发轫之作”(Chen, 2015)。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如焉》不仅没有因为被审查而销声匿迹，反而经网友的“另类创作”而得以扩散。
把网络文学审查看作是另类创作，会不会对言论审查有过分浪漫化的倾向？这里有个语境问题。这种新的审查观，不是否认网络审查的客观存在，而是揭示出网络审查和国家权力的局限性。大量关于中国网络审查的文献，都力图说明国家审查机制的庞大与无处不在，没有看到普通网民对审查的解构行为也同样无处不在。陈晨的文章正是在这方面有所创新。应该指出，就在陈晨文章发表的同一年，海外政治学者韩荣斌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发表关于“自干五”的文章，也说明互联网空间审查和表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Han, 2015）。
林云雅 (Silvia Lindtner) 对创客空间的研究，同样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她认为“网民”这个广泛使用的名称，虽然意义很丰富，但因为它强调的是作为用户的网民，所以仍不足以表达网民创造性的一面。因此，她提出“创客主体”（making subjectivities）的概念来讨论中国的创客。
讨论创客，不能不谈中国的“山寨”技术文化。当“山寨”文化常常作为中国缺少创造性互联网产业的反面样本的时候，林云雅却提出，“山寨”文化就是创意文化。她采访的创客甚至告诉她，山寨文化就是中国的开源（open source）文化，因为山寨也看重共享、开放，通过杂糅达到创新。林云雅在她的民族志研究中还发现，创客文化既是个体赋权的过程，也是对创新、变革和社会变迁的重新想象和界定。与中国IT行业缺乏创造力的传统观点相反，林云雅为中国技术设计师的创造性思维感到自豪。她说，他们只是缺乏使想法得以实施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因此，他们愿意与政府合作。这导致了貌似对立的两种行动主体之间的结盟，也引起了系统内部的变化。最终，林云雅发现，中国的山寨文化既不是彻底的反文化，也不是制度的歌颂者，而是试图利用国际风险资本和国内官方的新经济思想来实现其创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创客精心谋划了多种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