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快速工业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吗？
答案是否定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过就是政府退出、把市场引进来的结果。这个观念非常流行，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非常有误导性。当然，市场的因素肯定是不可以忽略的，因为市场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让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创造性破坏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
然而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道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正因为忽视了这点，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工业化成功，其他多数国家都没有成功，虽然都尝试了很多次。比如埃及，它从1820年左右就开始尝试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目前还没有成功，因为它没有找到工业革命的秘诀。以下我列出一些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因素。
首先，工业化只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没有国家意志，一盘散沙的自由农民不可能把工业化发展起来，无论私有产权保护多么到位，法制多么健全。工业化是社会力量大协作的产物，需要有一个主导力量。
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本身是个公共品，尤其是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全球市场。市场不是天生的，而是国家力量创造的。市场有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而这三个都需要国家去创造。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决定了物流的方向，大小，和速度。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属于“空对空”，假设市场的天然存在而且是无限大，剩下的只是供给问题，因此萨伊定律成立，供给决定需求。市场被创造出来以后，还需要严格监管才能安全有效的运行。而监管的成本也非常高。人们不知道，即便像美国这样一个标榜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国家，从食品到药品，从医疗到教育，到处是复杂的监管条列。
正是上述几种高昂的创造市场的成本的存在，和克服这些巨大市场成本的国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俄罗斯这个国家是有很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累的国家，从彼得大帝开始就紧追欧洲发展的步伐，十月革命的时候其原始工业化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也有了很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企业，斯大林时期又完成了重工业化，但是改革开放后却一败涂地，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仅仅引进市场经济，实行民主选举，政府主动退出一切经济领域，就可以自动重新工业化，成为工业化强国。这是不对的。
这个理论误导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长期陷入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即使他们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
工业革命的特点是规模化大生产，但是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才能够盈利和自负盈亏。那规模化市场从哪里来？早期欧洲列强是用国家力量（包括战争手段）创造的。
比如17世纪初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科恩（Jan P. Coen），它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任总督，在为荷兰争取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时就向皇室进言到：“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这就是我讲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欧洲列强早就发现了这个创造全球市场的秘密。
这一“旷世真理”被所有西方列强，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不断重新发现并付诸实践。比如美国19世纪末最伟大的全球战略家马汉（Alfred Mahan），在谈到欧洲17世纪以后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其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取决于海上力量，而海上力量则取决于海外殖民地征服；因此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在1896年的伯明翰工商会上阐述了国家、战争、贸易之间的关系：“外交部和殖民部主要致力于寻找新市场，守住旧市场。战争部和海军部的要务是随时准备捍卫这些市场，并保卫我们的商业，商业关乎所有政治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
所以，规模化市场哪里来？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他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和“光荣革命”。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凡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的，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北欧其它国家和亚洲的日本。
但是，时至二战以后的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 来靠国家主导的打砸抢和武装贸易来培育一大批商人，不可能靠海军和坚船厉炮来推进贸易，来为自己的企业创造世界市场。落后国家该如何办才能按照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引爆自己的工业革命？
答案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扮演“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拓和帮助穷人组织企业方面起到“酵母”和“催化剂”的作用。这恰巧是中国的一个秘密。换句话说，今天的落后国家如果想靠战争来创造市场和推进贸易，是行不通的了。所以现代国家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