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我们读着尼采的或著作或文字，总会不自禁地感叹他的极度超前，甚至怀疑他不是生活在19世纪而是就在当下，我们总是被其中蕴含的精深哲理而倾倒，迷醉于用语言咀嚼语言的奇妙感觉，甚至还会不自觉地被他带到并陷入悠悠人类沧桑历史之中，久久无法自拔。
——坤鹏论
一、“真实”和“欺骗”，修辞学的魔咒
长久以来，柏拉图批判修辞术时确定的“真实”和“欺骗”这个二元对立，如同魔咒般一直困扰着修辞学，使其浮浮沉沉，一直没有得到稳定的客观认识与评价。
同时，这一魔咒也深深地刺激着一代又一代的修辞学大师。
伊索克拉底、西塞罗、昆体良，为了破解它，采取了回避策略，尽力修复与哲学的关系，甚至顺着柏拉图的批判着重倡导理想的演说家要美德、要善良、要博学，似乎先就承认了修辞学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而后来的阿里斯提德则选择了正面互怼，直接斥责哲学家不使用言语（logoi），不敬诸神，不为节日的聚会增彩，不为城邦生活进言，不教育青年人。
但是，不管是谁，都没能从根本上真正解除掉“真实”和“欺骗”这个二元对立，使它就像一根深深地、牢牢地扎在修辞学心头的尖刺，成了永久的刺痛。
恰恰就是尼采基于高尔吉亚的“话语是欺骗性”观点，从语言学、进化论、伦理学、心理学等方面，将这根尖刺彻底拔除，为现代修辞学的辉煌清除了最大障碍。
实话说，精通修辞学，手持相对主义的天才文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尼采，对于这种二元对立论辩起来相当挥洒自如，且每每都会得出颠覆世俗、惊世骇俗的结论。
比如：他说美德的极致是罪恶。
他甚至批判到了成瘾的地步，直接抄起锤子不停地击碎那些被2000多年西方哲学夯实到了根深蒂固、理所当然的二元对立。
比如：善与恶、好与坏、快乐与痛苦、道德与不道德等。
昨天在《语言就是修辞（上）》中提到，从19世纪末一直到如今，各式各样的主义、分子都从尼采那里得到了他们需要的启示。
坤鹏论认为，这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各种与人相关的运动都需要对他们的诉求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这种解释往往发端于批判，并且是极端“残忍”的批判。
恰恰尼采的著作无一不是批判，而且怼天怼地，凡是主流的、传统的，他全批判过。
于是，各类运动在尼采的著作采撷到了自己最需要的思想弹药，并在其批评中看到了他们自己讨厌的东西。
二、欺骗是人类的本能
尼采强调，所谓“欺骗”、“掩饰”那是人类心智出于“维持个体生存”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基本能力。
也就是说，那人类的本能，不丢人！
“伪装给人们带来信任和安全感，百倍地增加了他们的自然力量感；撒谎，即使不是善的亲妈，也必定是善的保姆……长期伪装的东西最后变成了天性自然，伪装最终超越了自己，从伪善之园中结出了官能和本能的奇妙果实。”
看过坤鹏论之前介绍尼采的文章的朋友会有印象，尼采受进化论的影响极为深刻，深刻到了骨髓。
他的权力意志、他的价值、他的超人等重要概念，都和进化论有着血浓于水般的亲缘关系。
这也导致了尼采的反理性主义。
他认为，意识、理性、理智只是一种表象，它们都只是人类天赋的生存意志（权力意志）的奴仆。
我们的感官器官根本就不是为理性而设的。
它们就是一种概念的和简化的器官，其目的在于为维持生命而去夺取和占有外物。
尼采表示，我们不应该高估意识的作用，因为人的大部分行为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
“我们的思想活动通常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根本觉察不到……”
“因为直觉不会被意识所侵扰，它直接对权力意志产生作用，所以一直到今日，直觉仍然是所有智力活动的翘楚。”
我们根本没必要对意识的作用赋予如此高的评价，因为“它在智力活动中完全就是一个累赘，或许它注定要消失，被本能的直接作用取代。”
尼采表示，人的大部分有意识的思维也应被认为是一种本能直觉行为。
甚至哲学思想也不例外。
他指出，哲学家们以为，他们能够用冷静的逻辑获得真理。
但是，在其背后总是一种直觉的判断和需要。
“所有人都有一个共性的特征：每个人总是刻意，甚至倾力地想把人类保存下来。这种特征并不是源起于对同类热忱的爱，而是一种最为根深蒂固、冷酷无情、不可征服的本能，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深刻本质。”
他还以这样的基础去评判善恶，认为：“凡是增强人类力量、让人表现生命力强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柔弱的东西都是恶。”
尼采曾在《善恶的彼岸》这样评论人类的本能：
“不吃，身体会衰弱死亡。
睡眠不足四天之后，身体就会像患了糖尿病一样。
如果完全没有睡觉，第三天会产生幻觉，然后死去。
知识很有益处，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其运用在不好的方面。可以说，知识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道具。
我们觉得本能是野蛮的、兽性的，但本能是生命的基础。
本能是自救的知识，是每个人都该有的能力。
因此，本能是最高的知识，本能是最智慧的。”
三、真实是为避免人与人混乱而发明的概念
尼采认为，“真实”不过是群体为了避免其成员陷入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大混战而“发明”出来的一个起调节作用的概念。
对人而言，生存与利益，是行动的源动力，是权力意志。
因此，人们“痛恨的并非欺骗本身，而是后果令人厌恶和痛恨的那些种类的欺骗”。
同样道理，人们之所以追求“真实”，也完全是因为它带来的那些“起着维护生命的作用、令人愉快的后果”。
尼采曾指出，“旁观者和行动者都喜欢以是否成功来判断行为道德，因为很少有动机是清晰简单的，甚至连记忆似乎也会被成功迷惑，会将行为归咎于假动机行为本身。
成功使得行为问心无愧，失败则反之。
政客实践也是如此道理，政治家认为：‘给我成功，我就是诚实的了。’
——同样的方式，成功成了最充分的依据。
即使是现在，很多有学识的人都认为基督教是对希腊哲学的胜利，证明前者才是真理。
但其实，这只是粗暴者获得了胜利。”
事实上，人类“对于不产生任何后果的纯知识所持的完全是无所谓的态度，而对于那些很可能会造成损害和破坏的真理更倾向于抱有一种敌对态度。”
四、真实早就成了死概念
接着，尼采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指出，词语只不过是“以声音为媒介，对神经所感受到的刺激加以复制”。
由于神经的感受本身就“全然是一种主观刺激”，它和事物的客观本质绝对是两回事。
因此，词语和真相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双重隔阂。
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任何词语都只是一个概念。
由于每一个概念都必须“同时适合许许多多彼此相似的个例”，所以它只能通过“忽视”个体特征和实际存在状态，通过将“不同事物等同起来”而形成。
因此，概念（即词语）所引起的联想甚至不是人们接触其所指称事物中任何一个时候的经历过的那种“独特、完全个别的原始体验”。
真实体验难以言传，“当传达自己时，我们便不能再充分地评价自己。”
“当把某种体验形诸话语时，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体验了。在一切访谈中都有一点儿蔑视——对真实的蔑视。语言似乎只是为平均的、中庸的、可传达的东西发明的。”
“这种谬误渐渐在人们的心中生根滋长，恣意篡改事物的本相，最后，对事物的认识变成了事物的本质，很少有人能分得清事物本来的样子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差别何在。”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尼采提出了其极为著名的“真实”的定义：
究竟什么是真实？
它是由隐喻、换喻和拟人（等辞格）构成的一个可变体。
或者更简单地说，它是经由诗歌和修辞手段强化、转化和装饰过的各种人类关系的集合。
这些关系由于日久天长而显得固定不变，权威正统，并且具有约束力。
“真情实况”是一种错觉，是我们业已忘了其属性的那种错觉。
它也是（因长期大量使用）已遭磨损、原有感官冲击力被耗尽的隐喻，是失去了表面压纹，只被当做金属看待了的硬币。
坤鹏论建议大家对于这段比较难懂的话最少读上它三遍。
尼采通过这个定义确立了“真实”的隐喻本质。
甚至将其贬为已经磨损到看不出原有特殊花纹，难以识别，只被认作金属的死隐喻。
这如同他所说的——真理是什么？是懒于思索的惰性。
而且他坚信赫拉克利特的观念，认为“与我们相关联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即非事实，而是建立在少量观察之上的膨胀和收缩；世界是‘流动的’、生成的，作为假象不断地重新变化，而这种假象从未接近真理；因为，没有什么‘真理’。”
在尼采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定义简直如同疯人狂语，先是让人目瞪口呆，继而便被鄙夷地当成疯话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尼采曾说过：“真正伟大的哲学家，要到死后才会出生。”
这话加持到他自己身上，一语成谶，成为了他最为准确的预言之一。
可是，如今的我们读起来，总会不自禁地感叹他的极度超前，甚至怀疑他不是生活在19世纪而是就在当下。
我们总是被他所揭示的精深哲理而倾倒，迷醉于用语言咀嚼语言的奇妙感觉，甚至还会不自觉地被他带到并陷入悠悠人类沧桑历史之中，久久无法自拔。
所以，只要写到尼采，坤鹏论就会不自主地将他的原话一一引用过来，因为在他的文字面前，我感到了自己思想与文字的粗陋。
有趣的是，德国哲学家似乎都有着类似的魔力，比如：黑格尔、海德格尔等。
正是因为有了尼采对“真实”和“欺骗”的彻底解构，用他的哲学的锤子击碎了这对长期压在修辞学头上的二元对立，从观念上为修辞学在20世纪下半叶重新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
而尼采博大精深的思想，似乎在暗示着，修辞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亚里士多德给它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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