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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另一种现代形象

2020年7月12日  来源:衣的现象学 作者:【日】鹫田清一 提供人:pigu61......

仿佛卡喉的鱼刺

为什么时尚有时令人厌烦?

因为时尚徒有外表,没有内在?因为时尚缺乏守操地变个不停,喜新厌旧、轻佻浮薄?都不是。如果是这样,也就随它去了。可大家偏偏要加以指责。像传染病般通过流行的形式使人们的意识趋于同一,正是一种时尚现象的表现,因此时尚与体制水火不容,并被保守派抨击。为什么时尚会像卡喉的鱼刺一样,惹人心烦意乱呢?

如果某个东西让你厌烦,一定是因为它碰触了你的本质核心。如果你确认自己身份的依据藏在与此不相容的行为中,不适感就必然升级。弗洛伊德[1]在论著中写道,一个人害怕的其实不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而是他的精神生活中长久以来非常熟悉的东西,只不过这样东西在压抑中遭到了疏远。换句话说,人的恐惧源于曾被一度压抑,但又卷土重来的、非常熟悉的东西。时尚应该也是如此。如果人们真的把时尚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那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体制最讨厌没完没了的吊儿郎当

没完没了吊儿郎当和随性总是与时尚如影随形。时尚嚣张得不把正经放在眼里,并对其抱有强烈的怀疑。不可思议也着实耐人寻味的是,时尚的痞气与某种审美观、伦理观密不可分。时尚最讨厌粗俗,最讨厌合力营造出来的牢不可破的秩序。

不知道算不算顺理成章,时尚现象被权威、体制与权力机关(尤其是国家与学校)深恶痛绝。因为时尚是随性的,能消解所有的秩序,破坏秩序的根本。无论以遵循秩序为生的人的观念是偏左还是偏右,他们都同样看不惯这种得过且过的存在形式。真要说哪个倾向的人更讨厌时尚的流动性(即不间断的转向),左派也许更甚。时尚是不道德的,会让社会逐渐堕落……这是幻想着秩序与权威的人讨厌时尚的说辞。所以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对广大年轻人来说,时尚有时甚至代表比市民运动更激烈的反抗。

然而,这并不是体制厌恶时尚的真正原因。体制最看不惯的那种吊儿郎当可能缺乏确实的根据,且体制的根基中也有同样的问题——说不定这才是时尚触怒体制的真正理由。正是因为体制的根基中本就有这种吊儿郎当,时尚恰恰又大肆宣扬了它,才会被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时尚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崇尚认真努力的社会其实有最吊儿郎当的结构,而且已经严重到懒得将这份吊儿郎当贯彻下去的地步。

不是因为好才流行,而是因为流行才好

时尚的逻辑能将万物相对化。让·波德里亚就在这一逻辑中读出了时尚的刺。

(时尚)对价值系统和判断标准一无所知:善或恶、美与丑、理性/非理性,它在此处或彼处起作用,因此它所起的作用就是颠覆一切秩序,包括革命合理性。它仿佛是权力的地狱,所有符号的相关性构成了这个地狱,任何权力为了保障自己的符号,都必然要砸烂这个地狱。[2]

二十世纪素有“流行世纪”之称。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之初,格奥尔格·西美尔就针对潜藏在流行强制力背后的空虚逻辑形式做出了极为犀利的点评。

服从义务只有在不受外在内容与目的强制,单纯因为它是义务才被执行的时候,才完全符合道德标准。同理,只有实际察觉到流行无关其他一切动机的时候,流行才发挥它本身的作用。[3]

所谓时尚,就是让应该流行的东西变为正在流行的东西。换言之,时尚是一种同义反复的形式,它与康德[4]的定言命令在结构层面平行,我们不得不感叹康德着实有一双慧眼。上面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请大家注意:时尚对什么东西会流行毫无兴趣(不过时尚设计师与时尚商品销售商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问题上)。在名为时尚的领域,某种东西不会因为好而流行。反而是因为它流行起来了,人们才觉得它好。

这种无形的力量便是时尚现象的本质。如前所述,这股力量出现的前提是与事物本身的意义无关的。与上一季不同是最起码的。新的都是好的——这种陈词滥调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捧新事物的形式,更彻底地复苏。

所以时尚明明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自由主义社会结构结合而成的市民社会的嫡子,却一点也不像自己的双亲。在将所有价值还原为可用于交换的货币价值的逻辑中,一切价值都会变得相对,自由也是如此。在这个社会中,决定自由被肯定或否定的关键不在于其内容。只要不加害于人,无论个人私下抱有怎样的意愿与欲望,都必须被肯定。从这个角度看,自由也是一种形式。近代市民社会就将这样的交换价值和自由形式作为理念核心,而对此核心最直接的演习正是时尚。“所有符号都被囚禁在拘泥于相对关系的流行地狱”这句话就毫不隐讳地揭示了这一点。

不断背叛自身目的的结构

然而,使这种双重结构得以成立的逻辑本身也是一种约定。正因为时尚把本该处于暗处的潜在规则漫不经心地暴露出来,并一点点将其消灭,我们才说它虽然孕育于社会,却一点都不像它的双亲。所谓的后现代思想之所以会对时尚表现出兴趣,也是因为时尚满不在乎地完成了两个事实的可视化:秩序的形成不存在固定的参照,也缺乏有力的依据。

当然,最容易引发争论的时尚行为,好比衣服与化妆,都有与文明同样古老的历史。它们显然不是在后现代的社会环境中像基因突变那样突然诞生的。应该说,时尚的出现本就不是为了否定上述起源与目的。恰恰相反,其初衷其实是为了伪造起源与目的,以遮盖秩序没有终极标准的事实。所以时尚与秩序永远是共犯的关系。

隐蔽与暴露是时尚一手编织的故事。时尚的性感诱惑无可争议,为了实现诱惑,在身体各处上演的若隐若现的出现与消失,正是为了虚构现象背后藏着的东西,构建一种信念——只要一层层扒下衣服,最终就能触及一个人的真面目,也就是他的本质。

问题在于,不断背叛自身的目的才是时尚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如果衣服真能制造丑闻,那丑闻也绝不是在身体的遮蔽物被扯开,暴露在外的时候,媒体写下的戏谑专栏。用同样的衣服坦然揭示故事的隐蔽结构时,便会出现时尚的丑闻——表象背后其实没有藏着任何东西。“流行提出一种极为盛大的悖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精心打造的意义丧失殆尽。”“流行是一种制造无序的秩序。”罗兰·巴特对时尚的一系列极尽讽刺的定义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一点。

仿佛衔尾蛇

时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时装厂家与时尚杂志总会想方设法给这种变化赋予必然的理由。比如,“谁说女人一定要有女人的样子”这种态度流行过一阵后,在惯性的支配下,有人觉得“没有女人样”的状态已经快过气了,不必要再刻意摆什么姿态,于是就搬出“坦诚接纳自己的性别”的论调,同时给出女人味十足的时尚穿搭范本。这些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将秩序的变化合理化。

可是,变化其实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更何况怎么可能所有人的人格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一齐发生变化呢?实话实说,上述情景中唯一的要点就是不同于前一季。所谓变化的理由只是流于表面(但时尚本身绝不是表面文章)。时尚暴露了这个事实。换句话说,它揭露了秩序的随意性,还告诉人们必然的理由并不存在。

然而,时尚的形式也会反噬自身,这恐怕便是让·波德里亚将流行比作地狱的另一个原因。谁都无法安身于时尚之外……

我们无法颠覆流行,因为没有什么将流行推入矛盾(将它推入矛盾的是流行本身)。谁都无法逃离流行(流行甚至能把对世界的抵抗转化为特性,蓝色牛仔就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例子)。就算能随时摆脱具体内容的原则,也绝无可能摆脱社会代码的书写逻辑。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相。你以为自己在反抗内容,可实际上愈是反抗,愈是遵从其背后的逻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现代化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条约。

于是前文提到的“衣服的丑闻”其立足点都趋于瓦解。理由就体现在上面这段文字里。时尚几乎成了高度发达的消费主义社会的代名词,服装领域自不用说,还渗透进了音乐、美术、思想等各个领域。反流行明明是一种反抗时尚的现象,却也无法摆脱被时尚吸收的命运,成为一道流行的风景和样式。试图逃脱流行地狱的流行,无一例外会立刻被流行吞噬,变成流行的一种类似的场景——我们已经目睹过无数次了。以朋克为代表的反流行也好,以贫穷主义、垃圾摇滚为代表的非流行也罢,都曾试着冲出流行,最终却沦为最新流行的一个分支,沦为点缀流行世界的装饰。众多设计师都有过这方面的惨痛经历,一切的一切都会以流行符号的形式被消费。时尚就像衔尾蛇,连它自己也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突出分水岭的时间意识

时尚是近代社会结构最直接的演习。与时间意识有关的另一现象也能为此提供佐证。贯穿时尚的时间以最形象的方式再现了深刻影响近代社会精神的时间线。

“ナウい”是日语时尚界的术语,用日语词尾“い”将英语的“now(现在)”变成了形容词。从这个词就不难看出,时尚会让人的意识集中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强化了此时此刻的意味。时尚的时间,是来与去的分水岭。格奥尔格·西美尔也就这个分水岭做过非常犀利的点评。在他看来,时尚层面的时间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新颖与脆弱。它能同时感受到萌芽与终结。而“出现与消失同在”(某种东西在此刻终结,另一种东西在此刻开始)的演绎者,正是强调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水岭这一时间意识。

需要补充的是,西装是法国大革命后渐成气候的市民制服。人们创造它的初衷,是让“不问出身(等级、阶层、民族),所有市民从同样的位置起跑”这一理念变得可视化。看出身,就是用过去定义现在。西装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偏见而诞生的。

把现在视作分水岭的时间意识不只有新颖和脆弱两个特征(没错,这正是《名利场》中的无奈,也是《蜉蝣帝国》中蜉蝣特有的脆弱)。在时尚的另一种时间意识——此时此刻我正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即前卫)的感觉中,也能找到的分水岭。不时渗入时尚的颓废感与倦怠感中也有它的身影。既然提到了前卫,就顺便多说两句:时尚的前沿性从未体现出某种持续意义,而是一种伪装。换言之,说到底时尚只关心是否与上一季不同。这种浮躁的特质,正是它受到艺术领域的前卫严重抵触的原因。想当年,超现实主义知性的化身安德烈·布勒东[5]就没有对萨尔瓦多·达利[6]设计的流行作品和橱窗表现出丝毫兴趣。

现在被视为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分水岭。某种指向现在的鲜明情绪,显然也和将现在视作“过去被截断的瞬间”的历史观不无关联。甚至可以说这种情绪与必须靠危机意识维持的近代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实际上,进步观(认为人类时刻处于进步的过程中)与危机观(认为人类正处在危机四伏的关头,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是永远纠缠不清的。所以对这种浓缩历史意识结构的戏仿也是时尚的属性之一。

长久以来,现代社会一直主动孕育从根基瓦解自身现代性的现象。时尚就是以极具讽刺意义的形式将此事实可视化的产物。如此看来,我们既可以说时尚就在现代思维圈之内,又可以说时尚正试图冲出现代思维圈。反正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将时尚与现代思维分开。

注释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代表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

[2]引自《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3]引自《西美尔著作集7》,原题为“ジンメル著作集·7”,“仿佛衔尾蛇”一节中的引文也出自该书。

[4]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对近代西方哲学影响巨大,并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义务主义等诸多流派。代表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5]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作家、诗人,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代表作有《超现实主义宣言》等。

[6]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西班牙画家。以超现实主义作品闻名,与毕加索、米罗一同被认为是西班牙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画家。代表作有《记忆的永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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