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示的身体
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娜[1]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她穿过左右不对称、只露一条腿的紧身衣，也穿过从头裹到脚尖的连体服。走上起跑线前，她会把自己的妆容、发型和指甲调整到最完美的状态。发令枪一响，便带起一股疾风，高举发达的双臂，以绝美的姿态冲过终点……就像一具会奔跑的完美身体，一尊美丽无双的人体模特。
与乔伊娜同样活跃在八十年代的巨星麦当娜[2]把让－保罗·高缇耶[3]设计的表演服装穿在健美紧致的身上，在全球巡演的舞台上跃动。用“内衣外穿”形容那些衣服再合适不过了。放眼街头巷尾，穿着篮球短裤的年轻人成群结队，随处可见。
到了九十年代，J联盟的球场边出现了无数在脸上涂抹油彩，身穿队服站在场边给钟爱的球队加油鼓劲的球迷。
体育赛事就是用来看的。古希腊的格斗比赛、日本神社祭祀时举办的相扑比赛、奥运会、职业棒球比赛……全无例外。
向公众展示的身体，从来少不了不同于日常服装的戏服。随着时代的演变，戏服逐渐转化为仪式服装，再转变为更休闲的装扮。以欧洲为例，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欧洲市民养成了参加体育运动的习惯。再后来，女性也加入运动爱好者的行列。运动装与日常装束自此开始相互渗透。网球、高尔夫、弓箭、马术、登山、游泳、骑行……这些运动都有了专属的服装。开衫、夹克、V领毛衣与灯笼裤起初是定位成男士休闲服装进军时尚界的，后来，灯笼裤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日常装扮，也成了女士运动装的经典。再后来就是工装裤、热裤与短裤的天下了。
再看二三十年代的香奈儿。“她把英国绅士打网球、马球、高尔夫、驾驶帆船时优雅地穿在身上的开衫、毛呢夹克和裤子、平纹针织面料做的衣服、航海服等元素纳入了女装。一战之前的女人过的是什么都不干的日子。她们裹着厚重的布料，活在层层叠叠的花边里，每走一步都能听见布料摩擦的响声。而香奈儿打造的新式女装专为运动的女人设计，与之前的服装形成鲜明对比。不久后，这样的衣服就演变成了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中性风格，并为二十世纪的女装打下基础”。[4]
另一位时尚女王夏帕瑞丽在巴黎出道时开的第一家店名叫“夏帕瑞丽运动服饰（Schiaparelli Pour le Sport）”，也是主打运动装。
作为符号的身体
运动装能使人完全脱离日常社会生活，将身体及其动作代入约定好的单纯世界，就像把音节转化为世界语一样。只有先将身体从历史条件与背景中剥离，穿在身上的装束才有可能实现大胆的抽象化。
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衣服卸除赋予人们社会意义的背景，借此完成双重的纯粹化。首先，衣服被还原为仅由体育赛事定义的纯粹符号：制服。制服设计多为原色的排列组合，只突出队伍的代表色与运动员编号，竭尽全力照顾功能性。换言之，其材质与款式都服务于轻巧与灵便。想当年，西欧设计师邂逅日本和服后另辟蹊径，把衣服剥离身体，使轮廓更为灵活，并将能包裹大量空气的直线式剪裁纳入服装设计，用几何学形状拓展了时尚的可能性。
从将身体还原为纯粹符号的行为不难看出，近代体育运动和科学一样发挥着市民社会的典范作用。它的潜台词是，只要遵守规则，谁都能成为队伍中的一员。这一点促使体育运动朝剔除特权阶级色彩的方向发展，同时对体育运动原有的表演功能产生了影响。在保留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区别的同时，认为人是可变的，让双方的共感与交互性不断加强，强化了某种角色扮演的功能。与此同时，运动装也朝制服的功能（突出参与者的匿名与可交互性），也就是将人还原为某种属性的方向不断强化。
制服能还原个人的单一属性，而运动装就是这一功能的符号。要探讨运动装，就必须论及它们与其他符号共同织就的系统，我会在之后的章节与诸位分享。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可互换性，会强化运动的参与性。慢跑和铁人三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同时，运动装还会进一步提炼其功能性。当然，这仅仅是针对真实的社会性身体抽象为纯粹的肉体而言。退役冠军的悲哀就在于此。脱下制服，换上市民休闲装束的那一刻，冠军们便一无所有了（要补充的是，制服的性感同样来源于将个人拘禁于单一意义、还原为单一属性这一点上）。
作为皮肤的身体
如前所述，近代运动的装束设计会把身体还原为纯粹的、物化的肉体。换句话说，运动装试图只从物质、形态与运动性这三个角度定义身体。尤其在运动性上，人们不断探究更轻便、阻力更小、更柔软、更贴合运动中的身体的服装材料。
与此同时，运动装也会带来某种无形的效果。请注意，此处的“效果”不是指运动装的视觉符号效果，而是指穿在身上的东西应有的效果。穿着感没有随着材质的日益高科技化变得稀薄，一些新型材料反而越来越像人的第二层皮肤，进而带来各种各样的波纹效应。尤其是在游泳、滑雪、滑冰等领域，新材料带来的新触感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材料紧贴身体，向身体施压，作用于身体内部。首先，运动装不同于普通内衣，没有胎毛般的柔软质感。刚穿上时反而会产生某种异样的质感，就像有人把混凝土压在你的皮肤上似的。这层薄薄的覆盖物太过着重于运动功能、太薄了，不会像铠甲那样保护我们的身体，似乎很不可靠，凉凉的触感也让人惴惴不安。但是运动时它会与皮肤摩擦，汗水渗入纤维，人的体温也慢慢上升。不一会儿，衣服就与身体完美结合，与皮肤融为一体——我们的身体会配合衣服发生变化。此时的运动装好似蜉蝣的翅膀，又像蛇蜕下的皮，只轻轻悬在肌肉周围。此时的身体也比穿着花哨衣服时发挥更强大的力量，皮肤与肌肉就成了人体的覆盖物（即衣服本身）。
拥有特殊树脂涂层的超薄运动装轻盈而富有弹性，紧紧吸附着人的皮肤。它们紧贴身体，限制皮肤呼吸，借此促使人体内部的感觉神经系统调整至新的层次。这些衣服一如有恋物色彩的时尚装扮（贴身穿的漆皮、橡胶、塑料、毛皮之类）、密闭的潜水服、太空服或各式各样的拘束衣，时而促使皮肤与内脏、温度与痛感、视觉与触觉等元素不期然的交感，时而引起分泌活化、口腔充血、肌肉轻微痉挛等现象。也就是说，运动装同样有物理性（而非化学性）的兴奋剂效应，它能作为媒介，引发心理上的人格转变。顺便一提，海尔姆特·朗[5]发明过一种特殊的裙子，会根据布料与皮肤接触时各个部位的温差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在时尚界引发了一场热议。如今，内衣与运动装已然超越了保护膜的范畴，正朝感观表层不断进化。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感觉的转型，推进身体空间与服装空间的重构。
身体的结构转换
话说回来，将个人还原为原始属性（在衣服层面就是还原为符号）和将身体还原为物质与运动性（在衣服的层面就是还原为皮肤）是否有具体目标？如前所述，这个目标会先以打乱身体性能的形式显现出来。此处的“打乱”是对身体功能（即身体使用方法）的重构，是感觉（尤其是让视觉与听觉、视觉与触觉交叉的通感）布局的转换，更是通过加入凝缩过的速度感与跳跃感，改变身体性能的环境本身。运动性能尤为重要，因为它是通过激烈的跳跃与奔跑，将紧贴空间的身体剥离原位。可以说这是一个将身体纯化为强度与速度的过程，也可以说这是在空间中不断对身体进行的重新配置。说得再直截了当一点，就是人体自身在通过运动扭曲空间，改变空间的密度与相位。身体会在不断改变与空间关系的同时（如比赛中用背部感知队友的移动，用脚尖感知并分析对手的阵形），在人群中的缝隙奔驰……身体的每个角落都成了感觉器官，在运动过程中获取瞬息万变的位置信息。体育比赛就是以这样的形式重组身体，实现去中心化的模拟演习。
不过上述过程不会在单独的身体上发生。借用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说法，体育比赛其实也是身体间性[6]的演习，多具身体紧密相连，形成互补、互换的关系，有如某种系统。身体间性下有许多肢体，根据不同时刻的配置关系发挥不同的功能。在这种状态下，每一具单独的身体都只不过是身体间性的器官。制服消除了单独身体的人称性，将其转化为组成系统的肢体，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缜密的阵形战术无异于将单一的中枢神经外在化，并对多套神经重新编组，简直是在模拟高度可塑的身体间性神经机制。在场外穿着同款制服，脸上涂抹油彩，为选手加油鼓劲的观众也会逐渐参与到选手们的身体间性中。这就是所谓的整座球场浑然一体的状态吧。身体间性不会就此停止，等待它的是进一步重组。它就像高科技机器人，无间歇地运转……体育比赛正是身体间性的恢复训练与重组训练。
健身与身体设计
身体功能的重组，也就是身体运动性的训练显然离不开物理层面的身体改造。在以追求运动与速度极限为目标，不断塑造身体的过程中，身体会无限接近裸体像。请注意，此处的裸体像和裸体是两回事。裸体像是拥有细密肌理的身体服装，塑身让肉体不断靠近这种裸体像服装。直接说塑身是从身体到衣服的转换也没问题。体育运动正是一种转换，它的对象是衣服下面看似原始的身体。换言之，体育运动是将身体变成衣服的行为。
塑身和身体改造都是打造紧致的身体的行为。换句话说，是试图把身体的多余厚度归零，打造对外界环境敏感、仿佛与之浑然一体的身体。总结一下就是使身体的多余动作尽可能消除。
这不就是完美的身体吗？没错，“完美身体”与现代人的健身成瘾有极大的交集。通过锻炼打造出皮下脂肪极少的紧致身材，是现代人对完美身体的幻想。从爆发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慢跑热潮到最近的健身热潮（以健身俱乐部、举重训练营、健身中心、有氧俱乐部为依托），塑身与抽脂、拉皮等美容外科手术和完全贴合身体的衣服密切配合，合力打造完美契合的健康身体。经过塑形的肉体与紧贴身体的衣服，多么精妙的适应与匹配！这样的独立身体堪称大众的理想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在健康管理上煞费苦心，在体能训练中挥洒汗水，穿所谓的身体意识服装。好像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体越来越不满意，不惜斥巨资改良。
一九八五年，塑身热潮迎来了顶点。无数人投身运动，只吃低脂食品。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疯狂的情况。当时，《今日心理学》杂志展开一项大规模的全国调查，旨在了解人们对自己身体的看法。该杂志在一九七二年也做过同样的调查，那时美国人还没有开始健身，也没有逼自己少吃肉。
两次调查结果的对比，使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浮出水面：我们明显比以往更关注自己的身体，也更讨厌自己的身体了。无论在哪个研究领域，八十年代中期的美国人对身体的满意度都比七十年代初低。不满自己体重的人增加了，对问卷中提及的各个身体部位（包括面部、胸部、腹部、腰身）都不满意的人也变多了。人们明明迎来了一场锻炼革命，却不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强大。一九七二年，对肌肉紧致程度不甚满意的女性受访者只有百分之三十，到了一九八五年，这个数字飙升至百分之四十五。男性则从百分之二十五上升到了百分之三十二。
上述数据出自巴里·格拉斯纳[7]的《身体》。书中还提到另一项触目惊心的统计结果：盖洛普咨询公司一九八六年进行了一项关于健康的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九十三的美国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坚持以正确的方法锻炼，就能保持健康。换句话说，这些美国人都认为生病是疏于自我管理的结果。身体健康管理成了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健康出问题等于不够克制、不够努力的逻辑成为人们脑中挥之不去的压力。格拉斯纳还指出，上面介绍的伦理式的纯粹在如今的美国甚至带有几分宗教色彩。健康道德主义以爱美为名义劝诫人们进行自虐式自我改造，不断撩拨着人们的自恋情结，并在社会中发挥极为隐秘的政治功能。
美国在历史上的确经历过若干个极端夸大运动功效的时期，其背后都有医学根据撑腰。好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医生认为运动是治疗肺结核的有效方法，还鼓励当时每天都坐着不动的贵妇们多做运动，防病健体。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医生甚至制订出针对痛风、便秘、神经痛等不同症状的运动疗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某位医生建议年轻男士多做运动，以戒除自慰这一陋习。十九世纪末，医生竟宣称运动能杀灭细菌与微生物，有助于防治传染病。
格拉斯纳认为，当年的所谓医学根据在现代社会改头换面，以健康道德主义的形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放眼美国，哪类人最缺乏运动，哪类人的糖分、脂肪摄入量最多，哪类人的肥胖率最高呢？答案很明确，是社会底层人群与少数族裔。
（中略）
二十世纪初的禁酒运动致力于抨击、诋毁贪杯的移民与劳工，二十世纪末的健康道德主义者也用同一套逻辑助长了针对肥胖人群与缺乏运动的人的偏见与歧视。
无法随意掌控的身体
上述现象背后可能也有某种数字情结的影响（如有些人想方设法要把体重、肝功能指标降下来），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以控制身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管理欲与自我控制欲上。人们梦想随意掌控自己的身体，通过对身体的绝对占有实现对身体即自我的完美统治。不断膨胀的自律幻想一旦脱离约束，摄取营养这一行为本身便会发展成贪食症与厌食症，塑身这件事也会偏离正轨，演变成游走于极限边缘的“肌肉男女制造工程”。
自律欲望转化成了对身体的管理。想要随意掌控身体的欲望也失去控制，变成了无穷无尽的身体改造。这两种现象的背景相同，那就是把身体看作自己的所有物，认为应当由自己进行排他性管理的资产和财产。顺便一提，在西方所有权理论的历史中，享有某物的所有权、某物属于自己这类概念永远等同于“可随意处理”。
不过，最近人们较少提及的法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8]也说过，“我”并不属于自己，最好也别把“我”看成可以随意掌控的东西。“只要某人拥有的东西还是组成其存在的一部分，他就会因此痛苦。肉体的痛苦是所有痛苦的原型或根源……‘我’的痛苦必然是占有导致的。”[9]他还断言，“我”绝非自律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投身体育运动，也许正是为了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随意掌控。
注释
[1]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娜（Florence Griffith-Joyner，1959－1998），美国女子短跑运动员，两次创造短跑世界纪录。
[2]麦当娜·西科尼（Madonna Ciccone，1958－），美国女歌手、演员，入选摇滚名人堂。代表作有专辑《麦当娜》、电影《贝隆夫人》等。
[3]让－保罗·高缇耶（Jean-Paul Gaultier，1952－），法国时尚设计师。
[4]引自深井晃子《二十世纪流行的轨迹》，原题为“20世紀モードの軌跡”。
[5]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1956－），澳大利亚时尚设计师，时尚品牌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的创始人。
[6]莫里斯·梅洛－庞蒂认为，身体间性是指他人作为“我”的身体延伸，与“我”的身体建立了以身体为中介的协同系统。
[7]巴里·格拉斯纳（Barry Glasner），美国社会学家。《身体》原题为Bodies。本节引文均出自该书。
[8]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法国哲学家，与萨特并列当代法国两大存在主义哲学家。代表作有Being and Having等。
[9]引自《存在和占有·现存与不灭 马塞尔著作集2》，原题为“存在と所有·現存と不滅/マルセル著作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