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偏见吗?
如何避免成为“乌合之众”
“目前互联网上出现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是源于技术的权力与人类心智的限制之间越来越大的不对称性。”
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这样的：一个父亲和儿子出了车祸。父亲当场死亡，男孩重伤并被送往医院。在医院里，主刀医生看了一眼男孩说：“我没法给这个孩子做手术。他是我儿子。”
请问，既然他的父亲已经死亡，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和我一样，想了很久没想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位隐秘的性别歧见者。
因为正确答案是，这位医生是孩子的母亲。
至少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颇为醍醐灌顶的时刻，就好像你突然触摸到生命潜流中的某处陷阱，或者感受到一阵沉钝的刺痛感——关于性别的偏见如此深刻地内化到我们的日常思维之中，仿佛一根刺，直到此刻才传递出痛感。
和所有脊椎动物一样，人类双眼的视网膜上有一个盲点，这个区域叫作scotoma（希腊语的原意是“黑暗”），意思是没有对光敏感的细胞，因此虽然光照射在此处，却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被大脑的视觉区域所感知。
同样，心理学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发现了大量的认知偏见与盲点，其中最有趣的，是关于内隐性社会偏见的研究。这些关于种族、年龄、性别等特征的偏见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交往过程之中，往往是我们的大脑自动而隐蔽的计算，但却在情感与行为层面对个体和社会都产生重大而隐秘的影响。
一岁的婴儿已经能区分不同的种族，并且能将熟悉的面孔与愉悦的音乐联系起来。到了六岁，孩子对于自己的偏见很坦率，到了十岁，他们开始戴上社交面具，开始隐藏一些自动化的感受。到了成年，大部分人都会发誓自己没有偏见，直到某些特殊的场合，比如听到刚才那个脑筋急转弯。
什么是偏见？偏见是如何形成的？它与社会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到底是偏见塑造了文化，还是文化塑造了偏见？如果说偏见是一颗种子，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那么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它会生根发芽？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控制它？网络时代又为我们的偏见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是我们这一组封面故事希望解答的问题。
认知：我们vs他们
在《社会性动物》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提出，偏见有三个层次：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对同性恋有偏见时，我们的意思是，他（她）对他们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对他们有负面的情感，并且倾向于带着成见或敌意来对待他们。”
在认知的层面上，偏见是你对世界的看法，对他人的看法，这些看法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但总体上是一种先入为主，或者以偏概全。
在情感的层面上，偏见会激发喜欢/讨厌、爱/恨、恶心/嫉妒等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又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
在行为的层面上，偏见往往会导致歧视，甚至污名化。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形式明确的歧视都是非法的，但偏见仍然可以以微妙但重要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美国，最严重的可能是种族歧视，而在中国则是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导致的歧视，比如农民工曾经被称作“盲流”，这就是歧视性的称谓，是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导致的。性别歧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类别，我的采访对象之一、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严飞说，他对于中国当下电视剧中的一种剧情套路深为不解：为什么现代女性必须经历“斗小三”的磨练之后才能成长为独立女性？
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观察到，二元对立（男／女、善／恶、热／冷、保守／自由、人／动物、身体／灵魂、自然／人工培育等）是人类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应对自然界复杂性的方式。
这种分类倾向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生活。我们/他们就是最基本的分类——我们是中国人，他们是外国人。我们是城里人，他们是乡下人。我们是中产阶级，他们是穷人。我们是女人，他们是男人。我们是好学生，他们是坏学生。我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异教徒……
在《行为》一书中，美国生物学家罗伯特·萨珀尔斯基提到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情：在《人猿星球》的拍摄现场，扮演黑猩猩的群众演员与扮演大猩猩的群众演员在吃午饭时居然很自然地分成两桌。于是，他引用了一句笑话：“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把人分成两种，另一种则是不这样分的人。”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捷径。或者，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的说法，这种分类依据的是“最少努力原则”（least effort principle）。
对我们的祖先而言，在一个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求生存，把陌生人当作潜在的攻击者，而不是善意的朋友来对待，显然有更好的生存几率。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对小型社会的生活方式充满了浪漫的幻想，认为他们在道德的许多方面上都要远远优于当代社会之人。但她在谈到他们对陌生人的态度时，立场就不那么坚定了：“大多数原始部落成员都觉得，如果他们在丛林中偶然遇到来自敌对部落的‘亚人类’，那么最恰当的做法就是把他乱棍打死。”即使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的地步，我们在遇到陌生人时的第一反应仍然不是仁慈友爱，而是恐惧、厌恶，甚至是仇恨。
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大脑在做出我们/他们的区分时，速度十分惊人。比如，以每秒20张的速度给你看一组照片，几乎是一闪而过，你的大脑也能立刻区分出我们/他们——如果照片里是“他们”，就会立刻触发杏仁核的反应，也就是负责恐惧、焦虑和攻击性的大脑区域。给你看一段有人被针扎手指的画面，你的大脑会产生“同构反射”（isomorphic reflex），此时大脑运动皮层对应手的位置会兴奋，进而你的手会握紧，好像感受到了对方的痛楚，除非这只手属于一个异族者。
阿伦森说过，一旦我们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就会以标签化的方式来总结群体的本质——这就是“刻板印象”。
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他描述了现实世界与我们脑中的“镜像”之间的区别。“刻板印象”就是让这些镜像支配我们的思维，产生期望，塑造我们构建的关于人们及其行为的叙述。
他曾经说过，我们绝大部分的偏见和成见，都是源于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看到，然后定义。而是先定义，然后看到。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关于“我们”的刻板印象，总是自吹自擂式的——我们更正确，更聪明，更道德，更值得的；我们的食物更美味；我们的音乐更动人；我们的语言更有逻辑，或者更富有诗意……
关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则常常是负面——他们危险、愚蠢、不可信赖，他们道德败坏，他们吃昆虫……
在“我们”内部，我们尊重个体的丰富性，关注他们的变化，但对于“他们”，我们很少考虑一个人作为个体的复杂性，而只是将其视为一个范畴，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只是他们的黑皮肤、性别、性取向……他们情感简单，对痛苦也不敏感。无论在古罗马、中世纪英格兰、古代中国，还是美国旧南方，精英阶层都理所当然地给奴隶们塑造了简单、幼稚、无法独立等刻板印象。
当“我们”犯错时，我们会更倾向于原谅，找各种借口为之开脱：一般来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犯错一定是局势所迫。而当“他们”犯错时，我们相信这件事反映了他们的本质：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并将永远保持这样。
神经学关于催产素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种护短和排外的现象。我们一般对于催产素的认识是，催产素是关于信任，关于表达，关于亲社会性的激素。但很不幸的是，只是在那些被你界定为“我们”的人之间。当对方是那些被你界定为“他们”的人时，催产素反而会让你对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恶意和恐惧，攻击性更强，而合作性更少。
荷兰有一项研究，实验者设置了典型的“电车难题”——假设你看到一辆刹车坏了的有轨电车，即将撞上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而旁边的备用轨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五个人会被撞死。你手边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车会驶入备用轨道，只撞死一个人。你是否应该牺牲这一个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个人？
一般来说，人们都愿意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拯救五个人的生命。但如果你给备用轨道上的那个可怜人取个名字，再给实验对象注射催产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你给那个人取的名字是一个荷兰人的常见名字，比如德克或者彼得，实验对象就不大愿意牺牲他一个人来救另外五个人。但如果这个人的名字是荷兰人普遍有敌意的德国名字或者穆斯林名字，人们则很轻松就做出牺牲他的决定。
还有多项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种族同胞的面孔有更多含蓄隐晦的偏爱，对其他种族人痛苦的反应就更弱。也就是说，催产素事实上夸大了人们大脑里“我们vs他们”的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