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经历让我向往绝对，承认在所有事物中都能发现神圣——狗的咆哮，众星云集的星空，对元素周期表的沉思或在风中攀爬时冰冷手指的疼痛。
偶尔，我遇到这种挑灯攻读时的黑暗面。当我十几岁时，夜晚躺在床上，我会力图把握永恒。时间永远继续下去会是什么感受？永远死去意味着什么？不仅是死去一个世纪或一千年，不仅是很久或很久很久，而是永远。概念艺术家罗曼·欧帕尔卡（Roman Opalka）试图探索无穷，试图抓住它——一个数接一个数，从一到无穷，生生不息的这种稳定的、不可思议的进程。在生命的最后55年中，他描绘这个无止境的数字流，这就是欧帕尔卡对待伸展在我们面前的令人昏眩和恐惧的无限概念的方式。
可是，我从不担心我自己的死亡。像许多追求极限（无论是攀岩、摩托车赛、金融或战争）的年轻人，我不考虑结局。死亡没有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由于这个幸福的自满，我甚至没有被我女儿伊丽莎白的死所震撼。
只是在我40岁的早几年，我才真正认识到死亡正在向我冲来。我已在第6章的开篇讲述过这个故事。一个晚上，我的无意识造反了。我醒来，而抽象的知识转变成撕心裂肺的确定性：我真的会死！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沉思我个人湮灭的意义，向下直面我内心深处被遗忘的和无意义的存在主义深渊。最终，通过一些无意识的复核过程，我回到我的基本态度：所有一切都如其所是。我没有其他方法来描述它：没有山顶转化或深刻洞见的闪现，只有弥漫于我生命中的一种感伤。每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充满神秘和美的世界中。我深深感激所有这些奇迹。
在这里，我是一种组织精微的质量和能量模式，是70亿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在对世界的任何客观统计中显得微不足道，而且不久我将不复存在。对于宇宙，我是什么？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可是我死亡的确定性使我的生命更有意义。因为我终将逝去，因此我对生活、我的孩子、我喜爱的狗、跑步和爬山、书籍和音乐、艳蓝色天空的欢欣是有意义的。而那就是其应该之所是。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无论它是什么，如果在死亡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存在以后，那么我凭直觉确信一切都是最好的。
这个情感态度与我整体的阳光和乐观的性格有关，它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因素决定，并被我成长中的有利环境放大。我不能将此只归于基因或环境。
伊迪斯（Edith）是坚强的、有主见的和负责任的女人，她让我踏实安心了近30年。她为我营造完满的环境，使我发展成为一个教授和科学家。多年来，她弃自己的职业生涯于不顾，在她的精心养育下，孩子们现在已经成长为健康、聪明、机智、负责和美丽的成年人。这意味着我可以阅读和歌唱，伴他们入眠，同他们一起去外国旅游和远足、露营、漂流，为他们的家庭作业和学校项目提供帮助，沉溺于父亲角色的其他所有欢乐，但这一切完全没有影响我的职业生涯。
我们享受着多毛大型犬的陪伴，它们非常热闹，它们的数量时多时少，其中有过特里克西（Trixie）、罗斯、贝拉（Bella）和佛可（Falko）。它们是我生活中仅次于孩子的美好事物。
我与几个同事一起开设并指导两个科学暑期班：一个是计算神经科学班，它位于大西洋海岸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另一个是神经形态工程学（工程师能从神经生物学学到的东西）班，它位于落基山脉科罗拉多的泰莱瑞德（Telluride）。两个班一直很受欢迎。每年夏天，我们全家会在这些宜人的地方待上整整四周。这是我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
当我儿子和女儿去上大学，那些太平而美好的日子结束了。我想念他们胜过别的一切。为了填补那个巨大空虚和保持我周身能量的畅通，我开始在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和约塞米蒂峡谷（Yosemite Valley）攀岩，在当地山区进行长距离的越野跑，在死亡谷（Death Valley）进行马拉松赛跑，等等。我挑战任何事情以抗拒我不断增长的不安。我患上了严重的空巢综合症。
接着弗朗西斯离开了我的生活。当我和他还在他家进行研讨时，他的肿瘤医生打来电话，确认他的直肠癌严重复发。他向远方凝望了一两分钟，然后回到我们的阅读中。午餐时同奥黛尔讨论了这个诊断，但那一天仅此而已。当然，那晚我不了解他在黑暗中的思想。
但我确实记得早前的谈话，他向我坦陈，生命的即将结束会让他伤心，但他决心既不把生命最后的时光浪费在徒劳的反思和默想上，也不把它浪费在高风险的实验治疗上。在此，我目睹了他践行这个决定。多强的心智自制！多么镇定！
弗朗西斯经历了几个月的了令人恶心的化疗，但它未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有一天，他在隔壁房间放下电话，步履蹒跚地经过我走向卫生间。当他返回来重新开始电话交谈时，他稍带冷淡地说，“现在我可以真实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观念令我作呕。”（有人试图说服弗朗西斯，让他赞同是一个人偶创造了他。）因为死亡不可避免，因此弗朗西斯特意送给我一张他等身的黑白照片。就像我对他的认识那样，他坐在藤椅里，眼睛里带有一丝闪烁，讽刺地凝视着这个观察者。照片签有“给克里斯托弗——弗朗西斯——关注你”，它就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就像他本人一样注视着我。
2004年夏天，弗朗西斯在去医院的路上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他对我们关于屏状核（脑皮层下的一个片状结构）功能的最后手稿的编辑修改要延迟。可是他继续工作，在诊所他向秘书口述他的更正。两天后他去世了。奥黛尔叙述，弗朗西斯临终之时如何产生了幻觉，并在幻觉中与我讨论快速激发的屏状核神经元以及它们与意识的联系，这是一位至死求真的科学家。他是我的导师，我智力的良师益友，在我心中，他还是一位以毫不畏缩的方式对待衰老和死亡的英雄。他的逝去给我的生命留下了一个巨大空洞。
我的父亲在第三个千年的最初几周去世了，父亲的去世让我失去了一位可以向之乞求指导和支持的年长者。矛盾的是，我的不安与《意识探秘》的成功出版混合在一起。我向着这一目标努力工作多年，有时这个目标似乎非常遥远。既然比赛跑完了，我感到百无聊赖，失去了清晰的使命。在我的生命里，我需要一个像安纳普尔纳峰（Annapurna）那样的挑战。
由于不断经历这种生离死别，我与妻子越来越疏远，最后我俩分手了。实事求是地说，讲述这一点很容易，但有些话会触及些许的苦涩、悲伤、痛苦以及对那段纠结时期的愤怒，而这些都无法见诸笔端。（看看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隐晦的杰作《婚姻场景》（Scenes from a Marriage）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我经历了一次炽烈的危机，在此期间我亲历了塑造感受和行动的无意识力量，某种程度上它让我摆脱了有意识的洞见力。一旦那些力量被释放，我就无法掌握它们，或者也许我不愿掌握它们。这是但丁将“使理性受制于欲望”的罪人交付给第二层地狱的原因。毫无疑问，这是我人生晦暗糟糕的时刻，可是某些事物迫使我向前。
斯宾诺莎（Spinoza）杜撰了一个美好的表达——以永恒的样式（sub specie aeternitatis），其字面意思是“永恒的形式之下”。这是遥远的观看点。从中央黑洞的极高处俯视银河系，你看到一个千亿颗星星旋转的星盘，许多星星被微小黑暗的同伴包围。其中一些行星庇护着生命。在其中一个行星上，半智能的、暴力的、社会性的灵长类动物猛烈地交合和分开。它们赋予这个狂热的、群集的活动以极大的宇宙重要性。与宏伟的银河轮周转一周所需的时间相比，这些配对持续的时间仅仅是一眨眼，如萤火虫一闪，如箭飞逝。
当我以这种天体之光的时间深度进行观看时，我的痛苦的重要性开始减退。我不是虚无主义者，所以我的苦难不是无意义的，它们不应该也不会压垮我的人生。失去了我中心的太阳，现在我是一颗孤独的行星，逡巡在星辰间寂静的空间里。我在一定程度上慢慢地恢复了我长久拥有的那种内心平静——那份安宁，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称之为心安神定。
为了对我的行动让步，我研究科学关于自愿行动和自由意志知道些什么，这解释了我写第7章的缘由。我从阅读中得到的是我要比我所感受到的不自由。无数的事件和倾向影响着我，可是我不能躲在生物冲动或无名的社会力量之后。我必须行动起来，好像“我”完全负有责任，因为否则所有意义将从“我”这个词和从善恶行动的想法中消失。
在我的危机期间，一天晚上，我喝完一瓶巴罗洛葡萄酒，与此同时我在看幻想动作电影《挑战者》（The Highlander），我感到需要一些象征性姿态。午夜我决定跑到威尔逊山（Mount Wilson）顶，它比帕萨纳迪（Pasadena）高5000英尺。我戴着头灯经过一小时的跌跌撞撞之后，开始呕吐，我认识到自己十分愚蠢，于是返回来，但在此之前我对着黑暗大喊《成事在人》（Invictus）结尾诗句：“我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统帅。”这或许是我对自由意志问题立场的过于热情的表达：不管怎样，我是我人生的主演。
现在你已临近这章自传的尾声，我自白了至此已经变得清晰的东西——驱使我写这本书的三重缘由：描述我对意识的物质根源的探索，屈从于我个人的失败以及促使我探究一个关于宇宙及我在宇宙中地位的统一观点。而对一个满意的结论而言，这个观点既公正地对待偶然性也公正地对待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