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加利福尼亚时，就认识了弗朗西斯·克里克。初次遇到他是1980年夏天，当时他正躺在图宾根果园外的一颗苹果树下，并且在与汤米谈论——这是他最喜爱的活动——我们正在进行的树突和轴突的建模工作。
四年后，在另一个大陆，弗朗西斯邀请我和西蒙·厄尔曼（Shimon Ullman）——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计算机科学家——去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时间为五天。弗朗西斯想知道西蒙和我刚发表的有关选择性视觉注意模型的所有细节。为什么是这个特定的接线图（wiring scheme）？有多少神经元参与？它们的平均发放率（firing rate）是多少？它们形成多少突触？它们的时间常数（time constant）是什么？丘脑（thalamus）的什么部分进行了轴突投射？那能够解释敏捷的行为反应吗？我们的探讨从早餐一直持续到下午。在晚餐后的休息期间，我们谈话的主题更多地集中在脑。对弗朗西斯而言，没有任何无聊的闲谈时间。这种紧张的讨论节奏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极为钦佩他的妻子奥迪尔，因为她居然能够应对这种强度的交流几十年。
几年后，弗朗西斯开始与我合作，我们的交流方式有日常的电话、书信、电邮乃至长达几个月住在他位于拉荷亚（La Jolla）山坡的家中（他家距加州理工学院南两小时车程）与他面对面交流。我们工作的重点是意识。虽然几代哲学家和学者都在徒劳地试图解决心-脑问题，但是我们相信，来自神经科学的全新视角或许可以帮助解开这个戈亚迪之结（Gordian knot）。作为一个理论家，弗朗西斯的研究方法是安静地思考（他每日会阅读和消化大量的相关文献）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他对细节、数字和事实充满无止境的渴求。他会不断地提出假设，并对它们做出解释，然后自己又否定其中的绝大多数假设。清晨，他通常用一些大胆的新假设来轰击我，这些新假设都是他在夜半三更无法入眠时想到的。我睡得相当沉稳，因此不会有这样的深刻洞见。
在我一生的教学、工作以及与这个星球上一些最聪明的人的辩论中，我遇到过才华横溢和取得很高成就的人，但很少见到真正的天才。弗朗西斯是我见过的一位心智最明澈深刻、智力最卓然的伟人。他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接收相同的信息，阅读相同的文献，但却会提出全新的问题或推理。神经病学家、作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他是我俩的一个好朋友——回忆与弗朗西斯的相遇经历：“有点像坐在一个智力核反应堆旁……我从未有过如此炽热的感受”。据说，阿诺德·施瓦辛格在他作为宇宙先生的全盛时期，甚至在别人没有肌肉的地方他都有肌肉。当这句“妙语”转用于理性心智时，我想它也适用于弗朗西斯。
还有显著的一点是，弗朗西斯极为平易近人。他毫无名人姿态。像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一样，我从未看到弗朗西斯是谦卑的，但我也从未看到他是傲慢的。他愿意跟任何人交谈，从人微言轻的本科学生到诺奖获得者，只要对话者能给他带来感兴趣的事实、观察、令他吃惊的建议或他从未考虑过的一些问题。的确，对喋喋不休的废话或不理解自己推论为何是错误的人，他很快就失去耐心，但他是我知道的最开明的学者之一。
显而易见，弗朗西斯是一个还原论者。他强烈反对任何带有哪怕是轻微“宗教意味”或“思维混乱”的解释——这是他喜欢使用的一种表达。可是，无论是我的形而上学情操还是我们40岁的年龄差距都没能阻止我们建立一份深厚持久的师生情谊。他抓住机会不断地与精力充沛的、有特定领域知识的、热爱思考以及有时敢于激烈反对他的年轻人讨论观点。我非常幸运他喜欢我，接纳我，并最终让我成为他智力的传承者。
现在，让我来定义意识问题并描述弗朗西斯和我探求意识本性的进路。
[1] 1英寸＝0.0254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