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不依赖房地产业是难以想象的，也可以说是根本不能够的。但是，若过分依赖房地产，甚至推波助澜，乐得正中下怀地利用房地产业，则肯定是不可取得，甚而是愚蠢的。
比之于中国当代青年，恐怕令人失望的更是中国的中年人，尤其中国的中年知识分子。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是二十一世纪人的高标准高品质的生活描绘；恰恰相反，是起码的。“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在此前提之下，人民才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人文教育的三个敌人……
关于土地的杂感
据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居高的房价已经涨到七八万一平米了。当然，都是黄金地段，所以寸土寸金。又据说，富豪或炒房者们一掷数千万争相而购，是受着一种统一的商业理念的驱使，即寸土寸金地段绝对是稀有的，买下的不但是高档住房，简直还是一棵摇钱树。
事实基本如此，几年前他们以几百万买下的别墅，如今无一例外地涨到了天价。
而专门为他们盖房子的房地产商，深谙他们的心理，每以“绝版”“珍藏版”奉应之。于是在天价房现象推波助澜的作用下，一概的房价飙升不止，连城市中产阶层都目瞪口呆了，平民和贫民阶层改善住房条件的想法，遂成幻想。
这使我联想到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他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之无私。”孔老夫子这话，要义在后两句。是以天地日月的无私来喻人的。以前，我是颇信有那种“奉斯三者以劳天下”之人物的。后来，不信了。非但不信，且大不以为然，觉得人根本不可能做到那般无私。故人不该对人有那等苛刻的要求。但对于前三句话，却一向是信的。现在，我连前三句话也不信了。
最近我总想做一件事，那就是，摘辑一些所谓名言，尤其是那类对我们世人影响深远的名言，一一指出它们的不可信性。孔老夫子那句话，自然便是一例。依我看来，天有私覆，地有私载，日月有私照——早就是真相了。
这地球上，有的地方终年寒冷，满目冰雪；有的地方却又终年炎热，水源恒少；而某些幸运的地方，则四季如春，风光旖旎，不仅是适于人类生活的天堂，也是植物动物的“伊甸园”。
这难道不是天之“私”日月之“私”吗？这地球上，有的地方荒山叠嶂，戈壁无边，寸草不生；而有的地方沃土平川，水源丰富，地上几乎遍地是宝，地下也处处矿藏。这难道不是地之“私载”吗？有次我乘飞机去往西部某市，坐靠窗位置。幸逢晴日，万里无云。从天穹看大地，所见情形，令我心怦动，愀然进而肃然。在光秃秃的岩体的山与山之间，偶现一小片土地，或许是风将沙尘刮到那儿，百千年间，万亿次数，积淀而成的吧？估计也就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土地，却散布着七八户人家，形成一个小村落。院如火柴盒，舍如小纽扣。在与土地同色的房子与房子之间，不见一株树影。又偶现更小的一片土地，孤零零地一个火柴盒也似的小院，孤零零的一幢小纽扣也似的房舍。
我问坐在我旁边的当地人：什么人会住在那么一种地方？
他说：“当然是农民啰。”
“那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啊！”
“就是嘛。”
“为什么不将他们迁往别处？”
“你看，那儿还有，那儿还有，加起来为数不少呢，往哪儿迁他们呀！好地方的土地，早都有主了……”
我便只有默然。
“听说，当地政府已在考虑尽早将他们迁往别处……”
对方的话，怎么听都像是安慰我。而我又想到了在另外一个省境内见到的情形。那是一个山区多多的省份。从山顶到山腰到山脚，凡是能种点儿什么的土地，不管小得多么不起眼的一块土地，无一遗漏，皆被种上了庄稼和蔬菜。时值秋季，公路两旁，每见背着收获的农民，低着头猫着腰，缓辵而行。坐在面包车里的我，见一片山坡上，有些缺口大小的土坑。就是那些土坑里，也都种上了玉米。陪同我的当地朋友见我奇怪，向我解释说，那些现出土坑的地方，原先都有巨石。养路单位怕巨石在雨季滚下山坡，堵塞公路，于是很负责任地用吊车将巨石吊走了。而农民们，争相占有了那些土坑。而前方，连公路两旁排水的沟里，都种上了南瓜和土豆……
我不禁地就联想到了城市里那些房地产商所宣传的“寸土寸金”的广告语。
在那样一些缺少耕地的地方，对于那样一些农民，未尝不也是寸土寸金呢！
后来，我们走在田地间的田埂上了。最窄的田埂，才一尺宽左右。
朋友说，田埂起初肯定是宽些的，但是当地农民对土地的贪占心理十分强烈，仅仅为了多点一行种子，那也不惜再将田埂挤窄几寸，所以田埂越来越窄了；当地农民走在田埂上的平衡水平也越来越高了。
他说：“让咱们挑着粪桶走在这么窄的田埂上，是会一次次掉下去的吧？”
我说：“会的。”
于是就想到了人类和土地的关系。
古代的人类，最坚定的占有欲体现在对土地的占有方面。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狼烟四起，兵燹成灾，大抵为的是土地。后来，当国与国的边界较为分明了，土地就成了领土。即使当今，某些国家之间交恶，往往也还是与领土问题有关。一涉及领土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竟会不认真对待。
而在一个国家内部，人对土地的占有欲，则意味着一种最古老的占有欲之体现。对于一个现代人，倘不能实际地占有一座城市中他认为最值得占有的土地，那么他必将通过占有那块土地上的房产来达到满足。
一块城市里的土地寸土寸金吗？
那么，我要最大程度地占有。
当然，有此种占有欲的人，首先须是富人。
对于他们，寸土寸金之土地，等于金。
而对于金的占有欲，其古老性，仅次于人类对土地的占有欲。相比于土地和金，人类对于其他昂贵东西的占有欲，倒不值得论道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在城市，在所谓黄金地段，房价越炒越高，房子越盖越大的真相。
这是一种现代人的大都市地主心理。
在封建社会，地主而大，于是他们的土地占有欲便会自然而然地延展向城市。从前的大地主，在城市里往往拥有整条街的房产。于是从前城市里的贫穷人家，注定会从他们住惯了的街上被挤走，迁往城市的边角地方。或者，直接又回到农村，再成农民。
这一种通过房地产业实现的对于城市土地占有欲的满足，即使交易公平，根子上也是一种人类的原始的占有欲。
故在西方，豪宅已不建在市内黄金地段，大抵建在市郊。多数富豪，并不通过金钱实力进犯城市腹地。而这就使城市的腹地得以较长久地保持原貌，于是保持城市个性。
中国的城市恰恰反过来。
房地产业首先是开始从城市腹地摧毁城市原貌的。当城市腹地已无可再摧毁，才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郊区。故一座座城市，早已无原貌可寻。
城市的发展，不依赖房地产业是难以想象的，也可以说是根本不能够的。但是，若过分依赖房地产业，甚至推波助澜，乐得正中下怀地利用房地产业，则肯定是不可取的，甚而是愚蠢的。因为，人心里也有一块土地，叫心田。心田才是人类真正寸土寸金的地方。心田生长于对公平的希望，和对贪婪的本能反感。我们许多城市的腹地，如同那些缺少土地的农村的田埂。现在，供人走的路是越来越窄了。将来，理性思想也将无路可走了吗？
不错，城市的土地确乎是宝贵的。正因其宝贵，我们这一代城市公民应该意识到——城市不是属于哪一届政府的，不是属于哪些房地产大鳄及某些富豪的。城市它属于全体城市公民。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城市公民，也属于我们的后代子孙。
故，一座城市的土地，不应由土地管理部门自说自话地挂牌拍卖。
是城市公民代表子孙后代，授权土地管理者们管理城市土地的。土地国有化的意思不是别的什么意思，而是土地人民化的意思。
对于城市而言，即城市公共土地所有权，属于城市全体公民。而且只能属于城市全体公民。正如某个农村的公共土地，只能属于全体农民。
这个道理是多么的明明白白啊！
那么，我认为，每一座城市的每一级“人大”和“政协”，都应责无旁贷地替全体城市公民及子孙后代，肩负起对于城市土地的开发监督权。城市土地管理部门，只能在此种监督和允许之下，才有权对城市土地进行拍卖。而且，也不能一卖了之，完事大吉。
卖后的土地，究竟用于何种目的——建住宅？建医院？建学校？建图书馆或公园？“人大”和“政协”亦应代表城市公民过问，使目的在符合大多数城市公民意愿的前提之下得以理性实现。
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房价过高才会真被遏制；房地产暴利才会真被管制；房地产泡沫才会真被控制。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对于城市的发展建设而言，“人大”和“政协”有堂堂正正的理由早应负起来的责任，却至今并未主动担负起来，却只不过一向嘟嘟哝哝地尽说些希望政府怎样怎样的鸟话？
须知后代子孙，对于他们所不得不面对的城市若怨声载道，既不但要骂现在的政府，也是要骂现在的“人大”和“政协”的。
至于那些为现在的房地产业评功摆好推波助澜的人，我不想和他们讨论什么。因为据我所知，他们明里暗里，差不多皆是些附着在房地产商身上的毛。
我跟几撮“毛”有什么好说的呢？
关于青年和新中国的杂感
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青年节，是新中国成立当年之事。
众所周知，这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四”起先是一场文化运动，后来是一场政治运动。起先由秉持不同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们主导着话语场，后来被爱国的青年学生们之反对“丧权辱国”的政治口号所取代，于是论战犹酣的纸现场演变成了血染黄沙的广场。死伤皆青年学生，平均年龄当不足二十岁。再后来，革命风云兴起，1919年5月4日，遂成中国“青年运动”的端点，正如史蒂芬·霍金认为宇宙大爆炸是时间的端点。此后之中国，青年和政治被紧系在一起。功功过过，莫衷一是，纠结不清。
古兮今兮，世界上发生过各种各样的革命。不同的革命付出不同的代价，尤以政治革命的代价最大；因为它革的是政权的命，而政权又是最不情愿所以也最不容易被革命的。此类革命，不流血不死人的情况还没有过，少流血少死人已属大幸。并且，一个革命伦理前提乃是——流什么人的血死什么人的命。是的，我认为革命也应有其伦理原则，其一当以少流血少死人为正确；其二尤当以少流青年们的血少死青年们的命为正确。倘以上两点不在革命发动者掌控之下，革命当缓。除了抢救人的生命和应对灾难的紧迫关头，世上其实没有多少事是刻不容缓的；革命也不例外。
“五四”以降，中国人有一个思想误区，或曰有一个思想上的坏毛病，即每当盼望社会进步心切，往往首先抱怨青年们的无动于衷。仿佛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应由青年们来肩起。倘须有人流血牺牲，也理所当然地应由青年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视死如归的前列。嘴上不这么说，心里往往也是这么想的。
这是中国人诸种最坏的毛病之一。
“五四”后来是现代特征显然的政治运动。由现代特征很显然的政治运动，而遗传下了很坏的一味试图依赖着青年的思想毛病，这是发人深省的。
我认为，一个社会好还是不好，透明还是不透明，公平还是不公平，大多数人满意还是不满意，主张必须实行变革还是似乎仍可忍受；变革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变——这一切都向来取决于中年人们是一批一批怎样的中年人。并且，首先取决于中年中的知识分子。若需有人承受政治打压，付出悲惨代价，那么首先应该是中年人，而不是青年。进言之，一个国家当下现实怎样，将来前途怎样，当首先由这个国家的中年人尤其中年人中的知识分子来负起责任和使命。倘这些人并不真的打算将忧国忧民促推社会进步当成义不容辞之事，那么，便没有资格批评青年们的社会责任感如何如何，教诲他们本应怎样怎样了。
须知——李大钊写下“铁肩担道义”五个字时，三十六七岁矣，是中年。那五个字，既是自勉，也主要是与中年知识分子同道共勉的。
谭嗣同血洒菜市口，想来他首先要唤醒的，也主要是实行改良之能力大于青年的中年人。
鲁迅诗曰：“我以我血荐轩辕”首先是一种自我激励的继续战斗之精神的孤独表达。
孙中山号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毋庸置疑首先是寄希望于中年群体的。
国有怎样的中年，便有怎样的青年。
一个中年中英杰辈出、垂范者众的时代，它的青年们总体上大抵是不至于精神迷乱沉沦的。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那么一段中年知识分子群体争相为国家民主之社会进步发光发热的时代，那样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矣，甚至使今人有遥远之感。那样的一列列知识分子的身影在我们今人眼中已越来越模糊。
我认为，比之于中国当代青年，恐怕令人失望的更是中国的中年人，尤其中国的中年知识分子。因为，先贤们的精神遗产，不可能跨越当下中年知识分子，而直接在中国当下青年们身上弘扬光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可贵之精神营养自然应该获得传承；但一个道理是那么的明白，中年人不传，青年们何所承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中犬儒主义盛行，沽名钓誉几成普遍风习，重思想操守及独立人格者日愈鲜见，世故圆滑虚与委蛇现象比比皆是，已被公认为不争之事实。自身这种品性的我们自己，依我想来，扫描中国当代青年并评三论四的时候，实在是该未开品而颇觉惭愧的。何况，是在“五四”青年节的月份里。故以上诸感想，是必须说在前边的。纵使接下来言辞尖刻了，也完全是为着当下青年四五十岁以后，无论对自己，对那时的青年，对同代中的弱势群体，对社会之公平和正义，所作所为都比现在的我们要强……
一、社会的“眼”不必常盯着“二世主”们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两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主”是南方民间对他们的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民间谈资颇多，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种种他们的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主”，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予以谴责与批判；若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传媒特别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主”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地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主”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二、“富二代”们的现在和以后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主”们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主”们，“富二代”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主”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的和隐形的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自己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求职，房价也还是会使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些个“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隐形的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主”们，对后者们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们比赛“不差钱”之良好感觉的响动。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他们的韩桂芝式的、许宗衡式的、文强式的、成克杰式的、陈同海式的父母，乃是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和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们，当彼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而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所一向依赖并备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这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的眼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的，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们的人数，大至不会少于一二千万。这还没有包括进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们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三、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们
在世界任何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都必然会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三分之一，多则占一半。中国之国情特殊，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们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80年代后，这些人家的生活水平之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来看，普遍知识分子家庭的水平已显然高于工薪阶层。其中一批幸运者，确已跻身于中产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于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他们的中产阶层生活状态亦大受威胁，使他们的心理也受到着挫败感的重创。
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不降反升，且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
他们的儿女，皆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研究生博士生。这些青年，成家立业之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皆会较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便是中产阶层人士。中产阶层人士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尽管父母代付一部分款，那也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的。按每年可偿还十万，并需要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十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五十岁了。人生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产了，恐怕也还是以说成是小康人家为恰。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要有自己的儿女的。一旦有了，那一份支出则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还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医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必大受影响。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毕竟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之良好为心理的盾，抵挡住一些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们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三分之一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像所有当下青年一样，他们也是青睐时尚的。但追求是比较精选的，每自标品位高雅。
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更有时，批评见解深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要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点儿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将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的民族，也是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之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四、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自己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这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很令人心痛的。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中国农民们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村强，那则很不一定了。现在的不少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也会反过来羡慕富裕农村的农民们了。起码，富裕的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
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像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不是从古至今一切国家的一个事实，但是目前中国的一个事实毫无疑问。
所以他们也常对儿女们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说：“孩子，咱家能不能过上好生活可全看你怎么样了。”
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们，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有什么区别呢？
那样的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几天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
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人间这个大赛场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夺取金腰带。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连学校也成了赛场或拳台。然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一省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亦须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从起点就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是平民人家所能交得起的。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考上了重点中学、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却发现虽然终于跃过了龙门；在龙门那边，自己仍只不过是一条小鲫鱼。而一迈向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们容易点儿，工资却是高不到哪儿去的。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备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了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
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拮据了。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的。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的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了。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尽管已沦为“蚁族”，钱还是不够花的，结果又不情愿地成了“月光族”。“月光族”并不就等于挥霍一族，首先是因为挣得少。起码，对于平民家庭的青年们是这样。
他们还未中年，便已开始老了。
他们中“愤青”颇多。
成为“愤青”太正常了；太自然了；太必然了。
否则，倒有点儿怪了。
五、贫民人家的儿女
城市贫民是社会问题。是城市的病。说到他们和他们的儿女，话题总是不免沉重的。那些城市贫民的儿女啊，他们像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不享受免费或助学金，往往是上不起学的。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又往往是残病之人。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之一些不幸的孩子，苦孩子。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之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必会造成自杀自残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苦闷的一族，最迷惘的一族，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而且最觉寡助的一族。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漠。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备觉自尊受伤的刺疼，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
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友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谁若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内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他们的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别的同代人缺乏更多说之前的心理负担和勇气。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
六、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里普通人家的青年少一些。这乃因为，他们的是农民的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也是高兴的。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儿点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们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们家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
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便认为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中国农民大多数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工作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城市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便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据说，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一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的。如果他们感到实在打拼得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将身心修养一段时日，调整一段时日。
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映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就业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是有一种达观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就截然相反了。
回往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的。
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
他们连县里和省城也难以回去，因为县里也罢，省城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那样的农村，通常也不会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感兴趣的人该自己去读。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中国足以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为最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肯定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关于“体面”与“尊严”的思考
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句话颇使我们中国人心潮激荡。
一句是——“要使我们的人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另一句是——“社会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
现在，2010年三分之二的月份已经过去，两句话依然在多种不同场合被引用。我想，在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必然继续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话语。
因为，那乃是中国政府对全体中国公民的郑重承诺。
也因为，那乃是全体中国公民以后世代不可渡让的基本权力和基本要求。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是21世纪人的高标准高品质的生活描绘；恰恰相反，是起码的。
“体面”是指不使自尊心感到羞臊的状态。进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经常或经常不能在这一种状况下生活，那又怎么可能是一个觉得很有尊严的人。
“体面”的生活是可量化的吗？
当然可以。而且必须以可量化为前提。
故全世界达成共识——如果贫穷状况超过了某种程度；如果贫富差距大过了某种程度；如果失业人数，弱势群体人数，不能正常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和少年的人数，医疗得不到保障的人数，社会福利尚未覆盖的人数多到了某种程度，那么一个国家的状况是糟糕的。以上种种人们，他们的生活既不能说是体面的，他们的尊严也将是若有若无，时有时无，大打折扣的。
符合“中国国情”的，“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其后一定要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数字表述。政府与国家，国家与全体公民之间，更多的时候数字比话语更具有说服力。
长期以来，某些重视“面子”问题的国人，居然相信“体面”与否的生活与“尊严”之存失互无关系。“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典故每被用来作如上说教。而普遍的现象是，说教者们本身其实大抵生活得较为“体面”。一个人类的大伦理法则乃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某人若宁肯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是尊严理想主义的体现；一些人那样，也不乏群体尊严的诗性；但一个民族呢？一个国家呢？相当长的时期呢？非特殊的情况之下呢？在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的历史时期，整个国家并无尊严。对“嗟来之食”受之没有，不受还是没有。“体面”的生活首先是物质的生活品质，“有尊严”的生活建立在此前提之上。
不能说我们的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不谙数字的说服力。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一系列数字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生活的“体面指数”上升了，“尊严指数”也上升了。但同时，却有另外一些数字，将前两种指数带给人们的满意度每每抵消了，那就是——贫富差距指数（中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口几近一贫如洗）、腐败指数（三十年前贪污受贿百万元即是惊天大案，如今几千万稀松平常，几亿十几亿几十亿社会也麻木不仁）、特权指数（某些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侵吞国家和人民财富的胃口越来越大，每相互包庇，沆瀣一气，视法律、法规如虚有）、社会透明度指数（中国有那么多电台、电视台、报、刊，有世界上最多的新闻工作者，但只要某个大人物一句话，每令鸦雀无声，集体失语）……
讨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怎样使最广大的中国人过上那种生活时，不可以绕开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
中国有句古话是“民不患寡，患不均”，因是孔子说的而流传甚广。
六十年前中国实行平均主义的年代，此言好比马克思的名言一样被举国信奉，更成为平均主义者们的金科玉律。三十年前实行改革开放，此言又被与“大锅饭”联系在一起。其实，较深一层来思考那六个字，将“患不均”包含了患机会之不公平和社会财富分配之不正义来理解的话，那六个字便应纳入全人类的普适价值。一个缺乏机会公平和社会财富分配正义原则的社会，即使每天都阳光明媚，人心也还是寒的。
而最严重的错误是，矫枉过正之后，我们曾将“优胜劣汰”这一自然界的规律几乎放大应用到了一概的社会理念系统，使我们的社会理念系统一度成为冰冷的系统，乏同情与人文温暖可言。此大谬也！欣慰的是，此谬已获重视，并开始扭转。
对于人类的社会，弱者与弱者的群体，与强者与强者的集体，同样拥有“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此乃天赋之权，其正当性无可置疑。恰恰相反，“胜者通吃”是非正义的。因为归根结底，国家不能仅仅是少数“胜者”的国家，社会也不能仅仅是少数“胜者”的社会。
故逻辑上当然应该是这样的——“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
在此前提之下，人民才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所谓政府的责任和正义，正是要使以上人文原则现实化……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对技术人才也不能放弃文化要求
在国人看来，技术人才似乎可以离“人文”远一些，甚至无须人文主义熏陶。而中国的事实，也大致如此。但是，若从另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即使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也要明确自己的人文立场。“二战”时候站在纳粹文化一边的科学家，在战争结束后是必须要给全世界一个说法的。因此，技术人才同样要对社会时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断和态度。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
“人文”其实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来“化人”——化成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许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会良知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人就会沦为一批“科技动物”，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
技术人才可以放弃文化要求吗？西方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技术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都是修完通识的本科之后，才允许申请就读。他们的本科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人文教育。而我们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学习医学、法学，绕开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实际上，医生和律师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职业。在课堂上，学生们往往不只是在讨论技术问题。举个例子说，一个病人送来了，可他的家属不在旁边，无法签字，而医生冒险抢救的成功几率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选择救还是不救？如果抢救失败，病人的家属来后，会引起很麻烦的医患纠纷。抢救或不抢救，考验并证明一个国家“人文”社会水平的高下。我们当然不应该要求每一位中国医护从业者都真的接近是天使，估计别国的医护从业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天使。区别也许仅仅在于：一、既有院方的明文规定，见死不救亦心安理得，并习惯成自然；二、见死不救是绝难心安理得的事，于是共同商讨实施抢救两全之策。而有时两难之事，正是由于人性由于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动性，得以化解，呈现的两全的希望。所谓人文，无法如此“化”人而已。
在人文主义文化厚实的国度，以上希望就多。反之，则少。甚而几近于无。
在大学普及人文的无奈之举
大学应是人文气氛最厚重的地方，但是，我们做得也并不好。大学课程的安排太细致了，专业分科也太繁琐，而一旦要精简课程，首先拿下的就是人文课。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很重，学外语要耗尽很多时间，计算机考级也很辛苦。总之，大学生们的头脑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考虑更多的是专业成绩，关心更多的是证书。若稍微再有余暇，他们只会选择放松和休息。
大学也满腹怨言：凭什么非得进了大学才开始进行普及性的人文教育？这实际上已经有点晚了。这些进入大学之前的青年，按理说应该完成了初级的普世价值观的教育，他们进入大学后，更应该提升、巩固、刷新已经接受的人文意识。但是，我们回过头看来，在高中能不能完成人文普及教育呢？不能，因为高考的压力太大。再退回到中学说，还是不能，中考压力也不小。那索性就退到小学吧，可小学里又不能胜任此项任务——小学生的心智还未成熟。
但也不能据此就推卸掉人文教育的责任。事实上，一个孩子一出生就会成长在一种文化背景中，无论是在家里，幼儿园，还是小学，他们都会迅速形成作为现代人的最初的那些普世价值观，这包括对生命的尊重。譬如说，虐待小动物也是丑恶的行为。但若仔细想一想，多少中国人小的时候，会抓蜻蜓或蝴蝶，尤其是男孩子，会把它们的脚撕扯下来，想看看没有脚的蜻蜓和没有脚的蝴蝶是怎样的。捉到一只蜜蜂，每在它的脊背刺上细细的枝条，在手里玩弄。这些昆虫在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种种无生命的玩具。这固然是好奇心驱使，但在西方，很少会有此类现象。当然，现在我们的国家，公园里的这种情形也已经少多了。当小孩子刚刚懵懵懂事的时候，人文教育实际上就应该开始了。西方的人文教育与我们截然不同，更是与我们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家庭截然不同。
杜鲁门的外孙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从课本上知道他的外祖父曾经是美国总统。他回家质问他的妈妈，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外祖父是总统？妈妈跟他解释，这没什么可讲的，每一个美国人，只要他对美国有一份责任感都可以去竞选总统。——权力的本质是责任，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文意识的解读。
人文教育更包括责任、信任、承诺等基本的价值判断。电影《闻香识女人》里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男高中生出生于清贫之家，就读一所重点中学，那里富家子弟很多。这个高中生在学校目睹了几位同学侮辱校长。事后，他被校方要求作为证人交代犯纪者的名字。若不说将会被开除，若说了将会被保送到耶鲁大学。这个高中生与这些同学又都有着一种友好关系，他答应过他们，那件事情对谁也不说，既不能告诉校方、老师，也不能告诉家长。他值得出卖同学以此换取自己的前途吗？这位高中生把苦恼讲述给了一位中校。后来，校方让几名同学坐在一起对质，所有的同学都坐在台下。正在这时，那位中校赶来了，他说：“为什么校方不能启发犯错的同学自己承认呢？没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中学教育的失败。确实有人做了不对的事，而且不止一人，但就是没有一个学生有勇气站出来，这样的学校算什么美国一流的学校？对于校方而言，以极大的好处诱惑一个学生，无论他如何选择，要么会毁掉他的前途，要么会毁掉他的人格。以毁掉这样出色的青年作为手段，这样的教育何其失败！”
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苏联的一部电影《丑八怪》里：有两个小学生是很好的一对好朋友，其中一个是班干部，老师交给他一个任务，要密切关注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做了什么事。这位班干部发现，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吸烟，于是，立即汇报给了老师。他必须去汇报，只有去汇报，才能让那些师长认可他是好学生。汇报后，他的好朋友受到了友谊的伤害，而汇报者长大后心灵的煎熬也远不能结束。
羞辱校长、吸烟都是不好的，但即使这些明显的错误，当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承诺等恒定信念发生冲击的时候，人们都要面对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恐怕这些全都是可以简化的，也许根本就没必要讨论，因为答案非常明确：当然要汇报！向阿姨汇报，向老师汇报，向校方汇报。由于汇报了，当然要受到表扬。这种思想在大学，以及大学以外的地方潜移默化地让我们接受，而这，最应该得到的是全社会的人文反思。
社会问题太多，人文不可能很快完成信仰、承诺、友谊，这些很基本的人文价值，到底应该在哪个阶段完成？如何加强大学里的人文教育？这种问题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非常功利的想法：希望找出一种方法普及人文，应该很快，虽然不说会很短，但至多也别超过三年五年就能见成效。事实是，人文教育肯定不能这么快地完成，这不是盖楼，也不是修路。
在西方，人文价值的普及用了两百多年，我们今天即使要尽快普及的话，也至少要再用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讨论的只不过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缩短原来需要那么长时间来做的事情。当然，只能是尽量地缩短。人文教育不仅仅是学校里的事情，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当社会问题积累得太多的时候，人文教育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实施。构建和谐社会，前提是这个社会必须是一个良知社会。社会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像铸石一样的价值观和原则来支撑住它。我们用人文的思想从小教育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使他成为良好的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如果社会环境不配合，这个目标也是很难实现的。“水门事件”后的尼克松最后向全体美国人道歉。他辞去总统职务第二次访问中国，又见到了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问尼克松，那么点儿事就把你搞下来了？由此我们会发现两个国家的价值观形成极大差别，一个是，在我们这是“那么点儿事”，而在美国那里——全美国的公民，从大人到孩子都感觉受到了伤害。是的，他们之所以不能原谅他们的总统，乃因总统极大地运用权力伤害了他们。
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人文教育的三个敌人
人文教育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三个敌人。技术主义什么都要搞量化，可人文元素毕竟是最不能量化的思想元素。商业主义什么都要利益第一，而且要利益最大化，可“人文”偏偏不是以赚钱为首要目的之文化。官僚主义最瞧不起“人文”，可它们最有权力决定“人文”的文化地位。这些人文教育的敌人，哪个都很厉害，哪个都很强势。与它们比起来，人文是很温软、很柔弱的文化品种。尽管如此，人文思想却是人类全部文化总和中最有价值、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少了这一部分的文化，轻言是次品质的文化，重言是垃圾文化。
商业文化是什么赚钱搞什么，不惜腐蚀人的心灵。前不久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相关批评已经有了。电视台是国家公器，国家公器不体现人文文化思想是不对的。连娱乐节目也存在价值传播的问题。“我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其实是某些女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不是讨论而仅仅是表现，就会事与愿违。美国的商业文化也是无孔不入的。举个例子，有两个美国未成年的女孩参与境外贩毒，从国外被引渡回国。结果，刚一下飞机，所有的记者全都去了。许多文化公司想要跟她们签合同，出书的合同、拍电影的合同、专访的合同等，这两个贩毒的女孩还没出机场，她们的身价都已经千万以上了。面对唯利是图的文化的骄横，知识分子首先会发出声音，特别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会站出来。美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就纷纷站出来予以谴责了——而那些合同虽不违法，但等于作废了。西方有诸如《关于健全人格的二十四个“不”》等图书，其中几条包括怎样看待金钱、怎样看待权力，而我们这里，这样的书是无人问津的，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人格很健全了。这些所谓“人格很健全”的人一听说有本书教人怎么变富，大家全都去买了；一听说有本书教人在官场上“厚黑”，也买之唯恐不及。这如何是“健全的人格”？
官僚主义更多的现象是对“人文”的一种不以为然。或者口头上认可，但心性漠然，或者不愿支持，不愿付出。偶然有时候也觉得那是不能或缺的，转而一想，这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强势的官僚主义本能地嫌恶人文文化，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官员，人文文化往往不能成为政绩。相比而言，修了一条路，建了一处广场是那么清晰可见。
娱乐文化至少还花钱营造了热闹，而人文文化都无热闹而言，故他们认为才不投入那“打水漂”的钱。原来的提法是“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功利的思维。文艺成了工具、台面，是种衬托，活脱脱一个打工者形象。我们还常说，下一步的社会和谐工作要把文化当作“抓手”，“抓手”是什么？就是门把手之类，随便抓一下做支撑。最近的提法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也非常功利，去国外办一些孔子学院普及汉语，就体现实力了么？姑且认为文化是一种“力”，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体现这种“力”，如何使用这种“力”，是用这个力影响公民，让公民提高自己的意识，进一步监督政府把事情做好，还是用这个力来影响公民，使他们更加承认——百分之百地承认官员的权威？官僚阶层对民主的人文思想能压制就压制，恨不得再搞一次“反右”，这种文化还正常吗？我们现在对文化知识分子还是分派别，从前是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的命运很不好。我们现在又有了“新左派”和“新右派”，在有些人看来，“新左派”不可怕，毕竟他们还继续崇拜着毛泽东，所以还属于“咱们”的人。而现在的被视为“新右派”的知识分子依然差不多还是当年的“右派”，只是没人能够轻易剥夺他们的工作或把他们发配到某个地方去。假如有人想让社会更透明一点，良知一点，民主一点，他就成了“新右派”的话，假如面对这么多分明由于不够民主而积累的社会问题还羞于谈西方的民主的话，假如大家都学聪明了，谁都不可以做“新右派”的话，这个国家不就没有民主的声音了吗？
全部人文文化的第一要务就是推动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民主进度，绕开这个话题来谈人文文化，来谈人才教育和培养，就是绕开了人文文化对社会的最根本的责任顾左右而言其他。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通常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具有某一方面专长，并且极其善于封闭内心真实思想，尤其矢口不谈现代人文思想见解的话（非常“不幸”，现代人文思想确确实实形成于西方），又尤其是，他还总是不失时机地一再地表示对现代人文思想之不屑的话，那么他被当作人才来培养和“造就”的几率很大很大。特别是，他还多少有些文化，善于用中国古代封建思想家们的古代人文思想的絮片为盾，批判和抵制现代人文思想的话，那么“人才”简直非他莫属了。这样的人士我是很接触过一些的，他们骨子里其实也都是相当认可现代人文思想所传承的某些最基本的价值观，他们的表现往往是作假，但是假装所获得的好处又确实是不言而喻的。反之，如果一个人不讳言自己是现代人文思想的信徒，那么他的进步命运亦相反，他很可能被视为“异类”，处处受到限制。
这是中国的“人文恐惧症”，“化”之难也。唯其难，故当持久“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