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机遇
在世界经济的马拉松赛中，已经没有了格外突出的领跑者。
全世界的经济都进入了“疲沓期”，哪一国家的经济状况好也好不到哪去，而一旦变糟，却可能很糟。
中国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说法，相对于全世界也完全适用。
一次，我与一位经济学学者谈起了一个国家与其经济发展机遇这一话题。
我们在交流了对于韩国的印象（自然包括经济印象）之后产生了一下话题。
他说：“我很想听到一位作家的看法。”
我说：“国家在地球上，它的经济机遇却像隐形飞行器，运行在世界经济状态形成的‘大气层’中。”
他说：“你想都不想就给出了回答，证明你思考过。”
我说：“是的。”
他说：“但你的回答太文学了，使我不得要领。”
于是我又谈起了韩国……
一
我两次到过韩国。
第一次是六年前，参加由中国孔子学院总部在釜山召开的“孔子学院教学研讨会”，参加者皆为各国孔子学院负责人与教师们，主会场设在釜山一所大学。
釜山是韩国的第二大城市，清洁，美丽。那所私立大学的校园是开放式的，同样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
回国后我记住了三件事：
1．我陪几位北京的女士逛街，她们每人皆买了多份化妆品，说不但要自己用，还要送女友们。
我没买，但通过翻译问专卖店的韩国服务员姑娘月薪多少。
她回答了一个数字，翻译告诉我约等于人民币9000元。
我问她满意吗。
她说：“当然再多些更好啰。”
我又问：“你希望是多少呢？”
她边想边说：“两万吧。”——忽然脸红了，笑道：“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啦！”
我和几位女士往回走时，穿过一条旧街，两旁全是二三层的旧居民楼，都是没有小院的那一种，外墙斑驳，显出岁月历久的沧桑感。一家挨一家，几乎可以说是连体的。
这使我想到北京的一些老胡同。
我问：“是按城市规划单位的要求必须保留原貌吗？”
翻译摇头。
又问：“那为什么不进行修缮呢？起码，贴上瓷砖，木体的部分刷上油漆，看起来要美观多了呀！”
翻译说：“他们哪里舍得花那笔钱呢？”
“可你们卖化妆品的女孩子的月薪都9000多元啊！”
翻译说：“如果她恰恰是这条小街上某户人家的独生女呢？如果她父母的退休金都不高呢？那样的女孩大多数是没上过大学的，普遍没有什么技能专长。而且，我们韩国女孩子的个人花销挺大的，也要为自己婚后的生活攒些钱呀。”
2．我们住的是五星级宾馆，规模如北京的香山饭店。
一日下午乘车去开会前，我欲在宾馆门外吸支烟，摸兜，没带打火机。一名坐在大客车上的司机看到了，居然跳下车，走到我跟前，掏出自己的打火机，用戴白手套的双手为我点烟。
我诚惶诚恐，连用中国话说谢谢。
他竟也用中国话说：“别客气。”
我问：“您吸烟吗?”
他说：“以前吸，自从有了这份工作，下决心戒了。”
我说：“那我就不向您敬烟了。”
他说：“您敬烟我也绝对不敢破戒，被管理人员发现了，我会受到严厉批评的。”
我说：“看得出，您很热爱您的工作啊。”
他笑道：“不热爱又能怎么样呢？像我这种没上过大学的中年人，有了这么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是许多同样的男人羡慕的。”
他不仅会说中国话，还懂英语、日语、俄语，都是为了给“头头”们留下好印象而学会的……
3．我在韩国一分钱也没花，不知买什么好，因为没有什么是国内买不到的。在机场，同行的国人都揶揄我岂不是白换了一笔韩元了吗，于是我买了七八盒巧克力。
大家都说韩国的巧克力很正宗，很多样，肯定比国内卖的好。
我的购买举动使售货员姑娘一再向我鞠躬致谢……
我第二次到韩国是被李圣权博士说服而去的。
我本不想再去。他为了说服成功，从天津两次驱车到北京，亲自陪我到韩国使馆办理审批手续。
他在天津南开大学获得了国际贸易学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天津经商，当时正翻译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现在本书已在韩国出版，而他又成了北大的中国近代历史学博士，并且将我的小说集《复仇的蚊子》译成了韩文。
三年前，也就是2014年10月下旬他说服我再去一次韩国，我只得又去了。
我们二人当日住于首尔，傍晚在宾馆附近逛街，晚饭后继续逛街。
次日上午补觉，休息。
李博士问：“你不想多逛逛街，了解了解首尔吗？”
我说：“已经逛过两次了呀，想了解什么我会问你的。”
实际上我向他提出了许多关于韩国的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他给予我的回答也都令我受益匪浅，属于学者式的信息量广泛的回答。首尔给我的印象自然是繁华的，如上海，不愧是亚洲版的国际大都市。
下午我们乘长途大巴去往韩国第三大城市大丘。到了大丘，他的朋友开了一辆“现代”接上我们，应我的请求在大丘市内兜了一圈，然后去往某县。那辆车很新，他的朋友说是韩国车中相当高级的啦。我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大约与中国旗舰型的“红旗”等价。
天黑后我们穿过某县，街上不见行人，如过无人之境。
我问：“怎么不见人影？”
李博士说：“天黑了呀。”
我说：“还不到八点。”
他说：“县城里本来人就少，这时候人们更愿待在家里。”
我想到了从他口中获得的知识——在韩国，人口两万以上即可立县，人口五万以上即可批准为市，于是不再问什么。
十点左右我们到了一处山上的宾馆，也属五星级。那座山是旅游景点，已过旅游旺季，若非该宾馆入住了一批和我们一样参加会议的人，几近门可罗雀矣。
我与李博士参加的是一次由某大学举办的“世界农村与农业发展研讨会”，差不多每个国家都有人出席了，一半是学者、农村与农业问题专家；—半是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经营者。
那所大学在韩国属于二类大学，由朴正熙任总统时创办，新总统朴槿惠曾是校基金董事会主席，对该校的发展卓有贡献。该校举办那样一次国际研讨会，显然意味着对朴槿惠的支持，也显然意味着对朴正熙的致敬——据说他生前所倡导的韩国农村与农业发展路线，使韩国的农村与农业发展在当年“认清了方向”，使韩国农民受益颇大。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回顾》——我虽身为作家，就那样的题目还是能谈出个一二三四的。
三天的会议期间，早晚我数次到半山坡散步，那里有处供游人住宿的客店群落，皆私人买地建筑所成，规模都不大。有的简陋，价格比宾馆便宜；有的是独栋别墅，价格比宾馆贵——是不同经济基础和实力的人士的投资。因为是旅游淡季，那里同样冷清。据说下榻那里的人目的不在于吃，而在于有情人终可有个隐居式的同居之地。
会议期间，我尽量多与韩国的教授、学者、专家们交流，还经李博士介绍，与一位六七十年代曾是韩国农村致富带头人的“老村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李博士代我请他吃了顿“子鸡粥”——即整只鸽子般大小的鸡与米分别煮在陶锅里，很费时的美食。
我一口鸡也没吃，只喝粥。鸡由“老村长”替我吃掉了——是“老村长”，绝非“老支书”。
他当年是自愿与公选相结合所产生的带头人，基本上没权力，只有落实大家共识的义务。
我们谈到了“大酱汤”和“辣菜”，我认为那首先必是当年穷日子的遗产，与中国人从前吃的菜团子和菜粥一样，起先与营养学的考虑无关。在中国人，菜团子与菜粥是一种省粮的做法；在韩国，“大酱汤”和“辣菜”一定是因为缺少鲜菜的缘故。
“老村长”表示同意。他说韩国山地和丘陵多，可耕面积才20%多点儿，种粮还不够吃呢，舍不得均出足够的菜地，所以蔬菜在韩国一向比粮食贵。
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宴会上，一位四十余岁的韩国男士的即席发言，令在座之韩国的先生女士们一致肃然聆听，目光中皆有敬意。
我问身旁的翻译：“那男士是什么人？”
她说：“是一位市长。”
又说：“也许是明日的政坛新星。”
我刮目相看地又问：“那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呢?”
答曰：“有20多万人口呢！”
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按我的要求，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线返回首尔。但还是得先到大丘。李博士的哥哥开车送我们，是一辆烧柴油的越野“现代”。我记得在国内坐过一次那种车，劲蛮大的。李博士的哥哥是蘑菇农，租了一个小山头以培植蘑菇为生。他同时也是位民间诗人，自费出版过诗集。我在车上偶尔读到他译成了汉文的诗集，一首首的满是乡愁。是他的朋友替他译成汉文的，他快六十了，他朋友六十多了，是个汉文字水平不低的人，当过兵，参加过以美军为首的同盟军，在某一国家象征性地战斗过。退役后享受一笔政府津贴，同样是个令劳动者阶层羡慕的人。他家的生活优于—般劳动者家庭，因为他妻子的娘家属于中产阶级人家，他们的女儿挺出息，是西方某国在韩国的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拿外国人年薪的韩国“80后”。故他家也算是韩国的中产阶级人家。
李博士让我看一张韩国钞，其上印着一位留美须的韩国古代官人。
李博士说，那人物是韩国历史上的大儒，有“韩国的孔子”之称，韩国历史课本上专有一章写到他，他是中国明代时期的韩国人物，是他哥的朋友的先祖。
我们在一个小列车站将“韩国的孔子”的后人接上了，果然是个有几分儒气的男人，长我一岁。他很高兴与我相识，第一句话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们的车继续向李博士他哥的蘑菇栽培基地开去，沿途见到了几处山区小村——人家少的才几户，人家多的也不过十几户。房舍皆低矮，新旧不—，周围竟无农田，只有小园子，种些蔬菜而已。山上，则有他们种的柿子树，不成林。某些房舍，木质的门窗刷了红绿相间的漆，乍一看去倒也漂亮。偶见老人出入，不见孩子，亦不见狗，比中国偏僻的农村还显得死寂。
李博士说，韩国的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已很小，那些住在门窗刷过的农舍里的老人，肯定在城里有孝顺的儿女。可能他们的儿女在城市还买不起房子，仍租房子住；可能虽已买了房子，但面积小，住不下他们；可能虽住得下他们，他们却不愿给儿女添麻烦，宁肯还住在山里的农村。
我在国内曾去过南方山区的极贫穷的农村，所见木板房舍东倒西歪，破败不堪。那时我每每在想，若求学的或在外打工的儿女春节探家，越来越接近的是那样令人难过的家，迎出家门的是他们衣衫褴褛的老父母，情形太令人心碎了。
李博士告诉我，韩国的国土上早已没了那么令人同情的农家，不论在多么偏僻的农村。
我问到那些农家在冬季的取暖问题。
李博士说，韩国缺煤，山林保护法规也严，基本上靠电取暖器。舍得付电费的人家，则砌电热火炕。
天黑前终于到了山顶，蘑菇基地占了三四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平场——山顶也就那么一处平场，人工铲出来的，有两排简易板房。傍山还有一幢二层的完全木结构的房子，供人住的。每层都很矮，李博士的哥在那样的房子里显得顶天立地。他还雇了两名中国员工，吉林省的，给予一万元的月薪——以那样的月薪是雇不到韩国人的，两厢称心。那种全木结构的房子的二层，居然铺设了电热地暖。李博士却说经过技术处理了，很安全。我在那房子见到了“韩国的孔子”的后人的书法，倒也有点儿功底。
吃了一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饭后，我累了，睡了。而他们在饮酒。吃饭对他们不是最主要的，老友聚一起饮酒才重要。
第二天上午下山，经一个以温泉著名的县，我们在那里泡了温泉。
起初只有我们四人，我们要离开时才来了两个当地人。中午在小县城里吃了顿连片菜叶也没有的面条，两人一小碟泡菜。之后我应邀参观李博士的哥哥在当地买下的一处旧房子，七十多平米，有两层，楼梯的水泥处处缺损，是李博士的哥倾其所有积蓄成交的固定资产。若在中国，以人口那么少的县城而论，我估计的价格是人民币20万-25万。但那里是有温泉的韩国旅游地，在韩国值多少钱我就不好说了，也没问。
后来我们的车就开到了接李博士的哥的朋友的小列车站，送走“韩国的孔子”的后人，我和李博士一商议，决定也乘列车回首尔。
当晚我俩在首尔又逛街——十分热闹的商业步行街，见到了不少中国人在那儿摆的摊，无非卖些过季服装和中国各地土特产。
我问咱们的一位同胞生意如何。
他叹道：“越来越不好做了。以前，只要是韩国的东西，贩回去什么卖得都很抢手。现在，咱们中国人过了哈韩那股劲了。倒是有些咱们的东西带过来，还马马虎虎卖得动——便宜呀。但扣除机票钱，挣点儿太有限，这种买卖不能再往下干了！”
第二天上午，我与一位很有名气的退休了的报社主编交流对中韩文化的看法，不知谁将话题引开的，竟谈到了国家与经济发展机遇的问题。
他请我先就韩国来谈。
我坦率地说，“我认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机遇期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了需要努力保持成果不萎缩的守恒期。”
他听了李博士的翻译后，沉吟片刻，矜持地说：“同意。但是我可不能在韩国公开这么说，会挨骂的。”
我也请他就中国来谈。
他更加矜持地说：“人口多自然有人口多的好处，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在确保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但，人口红利也不是可以白依靠的，过后是要连本带利—起还的。”
老先生不愧是做过韩国大报主编的人，谈锋厉害。
我认为他实际上是在说：中国仍是一个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机遇期也结束了，但巨大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群体，仍足以支撑中国GDP增长的指数领先于世界。然而，当巨大的劳工群体对工资和社会福利的要求变得更高时，国家感到的内在压力将同样是巨大的。而这是迟早的事。因为，若中国普通劳动者们的工资仍是韩国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即使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还是只能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
二
世界经济的发展是需要有些国家来领跑的。
能在一个时期领跑世界经济的国家，起码具备以下优势：
1．在生产材料方面有更新。
2．在生产技术方面有突破。
3．在产品方面有发明和创造。
4．倘在生产原料方面亦能自给自足，那么领跑世界经济几乎非此类国家莫属。
20世纪50年代，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除了石油短缺，在前三方面无疑地领先了。至于石油，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按需购入对它们不是个事。
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贫穷落后并不亚于中国，他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一点儿都不高于中国。新加坡亦如此。
买彩票的机遇是看不见的。
经济发展的机遇却是可见的。
韩国和新加坡及时抓住了机遇。
新加坡的方式是直接引入与西方同一水平的生产材料、技术和科技人才，赊账也要那么做。韩国在做法上跟进。
至70年代，两个国家都已基本完成了由“进口替代”国向“出口主导”国的转型。两个国家都敏感地意识到了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这使国家直接收入了外汇，民间多了小商业温床。
而香港打造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城市的努力也大功告成；台湾地区在旅游、农副产品出口、轻工业新兴电子工业的加工组装方面，备受西方国家的青睐。
两个国家，两个地区在80年代成为亚洲经济发展“四小龙”的经验，自然也成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参考“模本”。
新加坡如今已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之一。世界经济总况好些，它会随之向好。不好，它也会受影响。但属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前提不会改变了。
它的短板是体量太小，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地位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而对于本国是否属于经济发达国家，韩国人的心理却是纠结的——他们当然乐于在此点上被全世界所公认，但韩国普罗大众却又心存极大的不满：生活水平在2000年后几乎再无明显改变！
许多人抱怨已经十五六年没涨过工资了；抱怨十五六年前买葱是一捆一捆地往家拎，买新鲜蔬菜掏钱包时也不迟豫；而现在却又开始两棵三棵地买葱了，往往一年到头只吃蘑菇舍不得经常吃新鲜蔬菜了。
栽培蘑菇不占有农耕地。
对于许多韩国人家，吃菜就是泡菜或蘑菇。
韩国的就业主要依赖首尔和釜山两大“经济圈”。这两处地方差不多集中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大丘以及几家大型钢铁厂、造船厂也吸纳了一部分人，并且以上地方主要集中的是中青年——于是韩国其他地方显得人口稀少，人口年龄偏老，商业萧条。
而人口集中的地方就业人口过剩，有工作的人多年没涨过工资了实属正常，符合劳动力市场的规律，却不符合韩国“80后”“90后”们对国家的期望。
放眼世界，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该发明的已经发明了，该创造的已经创造了，该通用的已经通用了，除了少数受战事困扰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基本上与生产现代化不同程度地接轨了。
除了在武器方面偶有吸引眼球的新闻，全世界在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方面皆后继乏力了。新的东西不是完全没有，但都没形成普及的“气候”。
在世界经济的马拉松赛中，已经没有了格外突出的领跑者。
全世界的经济都进入了“疲沓期”，哪一国家的经济状况好也好不到哪去，而一旦变糟，却可能很糟。
中国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说法，相对于全世界也完全适用。
这种“新常态”期分明将是漫长的，因而不能不使各国的中产阶级和普罗大众心生忐忑——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一不小心就将难保其“中”，而普罗大众想要成为中产阶级的希望明摆着更加渺茫。大企业家们的日子也不再高枕无忧，某些时候守业一点儿也不比创业轻松。
现在，恰恰是经济快速高速发展过的国家，也要开始比各自国家的人民对发展机遇的认知的理性程度，比对期望落差的承受耐心和耐力。
而这其实是另一种极具考验性的比赛。
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基本上分三个阶段——对外承包加工时期，引进与合资时期，技术输出与合资时期。而这也差不多是新加坡与韩国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
新加坡的第一时期最短。
中国的第一时期长于韩国。
新加坡与韩国，在第三时期都有与世界先进水平同质的电子商业技术的输出与合资；中国目前的技术输出与合资，仍局限于地下资源开发与大型建筑工程项目。
新加坡目前已成为居世界第三的炼油中心和电子工业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其电子工业曾占工业生产的44%。每一万名劳动力中有65名研究型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该国的农村人口不足1%，是全世界城市人口率最高的国家。
韩国目前已拥有世界第二大钢铁联合企业，其所生产的优质钢材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它的造船能力居世界第二、汽车生产量居世界第五。
它是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之一。
韩国主要进口的是生活和生产原料；主要出口的却是科技含量很高或较高的电子产品，钢铁产品，纺织、化工与机械产品的汽车、船舶等。
以上两国的经济发展成果都有中国目前显然不及之处。
但中国毕竟是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廉价劳动力群体之庞大居世界第一，这使中国经济总量增加的速度及规模远超当年的亚洲“四小龙”。
在世界近百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中国经济的腾飞事实上如同美国从1860到1894年的“镀金时代”。区别是——他们在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快速领先，而我们仍处于一路“追先”的过程中。
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稳居世界第二。
而一个问题随之产生：
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一了吗？
抑或还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的国家仍有六亿多农村人口，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仍部分地属于小农生产；
在六亿多农村人口中，十分之一左右仍未脱贫，城镇贫困人口姑且不议；
在六千多万贫困人口中，两千几百万属于“绝对贫困人口”，即无法靠生产指导使其家庭脱贫，必须由政府“兜底”不同程度地养护起来的人口；
中国一般商店服务员工资是韩国同工种工资的三分之一；
中国“蓝领”的工资普遍是美国工人的八分之一；
中国“白领”的工资也不能与经济发达国家的“白领”们的工资相提并论；
像许多韩国人抱怨多年没涨过工资了一样，许多中国工薪族渴望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经济的“大盘子”里分到明显增加的利益的诉求也日愈强烈。
而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已由突飞猛进转变为“新常态”了。
“新常态”的意思就是——谋求继续高速增长已不复可能，不控制也不可能；保持住目前的增长指数同样不是易事，须全国上下克勤克俭而又不懈努力。
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政府承诺精准扶贫，尽早消除“绝对贫穷”人口。
中国政府下决心要做的事、—向总是能做到的。
四
目前国家所采取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生存现状的方式乃是——将他们从不利于甚至不适于生活生产的地方迁出，安置在预先划定的范围以内；那大抵是县镇的边界，公路两侧，一层可开商铺的住房。并且，为他们的一位家庭成员安排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若属残疾人，用工单位因而享受解决残疾人就业的政策补贴；而他们家庭名下曾拥有的土地、山林，若经开发产生了经济效益，他们将享有“分红”权。
后一搬迁条件，大抵是理论承诺。因为他们的原住地多属穷山恶水。此种改善是一步到位的安置，即使他们经由一次搬迁，从而成为城镇人口，被卷入了城镇化的浪潮之中。
他们中大多数人家是欢喜的，少数人家并不情愿——因为从此也将改变生活理念和种种生活习惯，不能养鸡养鸭养猪种菜了，以后过的似乎是处处离不开钱的日子了。这使他们惶惶不安，需有人去做耐心的劝导工作。
总体而言，对他们肯定是好事。至于这样一些家庭如何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无非依靠两条——一是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二是儿女的“出息”。他们中儿女有志气的人家，通过辛勤劳动和勤俭持家，凝聚家庭合力，逐渐达到县镇一般市民的生活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一般市民人口，乃是中国城镇人口的最多数。
老市民人家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在城镇化进程中由农家变成的市民人家的生活水平。却也有后一种因在动迁中获得优厚补偿的人家，财力上一下子跃升为县镇富裕人家了。此种情况在大中型城市更是不乏其例，令生活水平几代以来一直一般般的老市民人家羡慕之极。然而这类事民间“传说”多多，实际比例相对于一般市民阶层的总体人数，并无特别值得评说的意义。
若将《清明上河图》中那些乘轿的、骑马的、茶楼里的人除去，那么所剩差不多皆属古代的市民阶层了。画卷中有一细节颇具意趣：桥上的人探出头，回望少了半条腿腋下撑拐的过街汉子。中国目前将近十四亿人口中，已有七千余万残疾人，那么必有七千余万户人家的生活受此负影响。从前他们大部分在农村，现在一半左右在城镇；城镇化也裹挟了他们。
1949年后，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连许多街道也办起了工厂，市民阶层的成分发生鲜明变化——工人之家与服务行业从业者之家逐渐成为主体，此外是小知识分子与基层公务员之家。从前，这些人同街同院相互为邻，共同的生活感受和语言颇多。
中国当下的城镇人口已近八亿，占绝大多数的市民阶层之人口不少于七亿——美、俄、英、法、德、意几个国家的人口总和也就这么多。
那么，简直可以说，中国之市民阶层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现象；是中国城市稳定或动荡不安的基座；进言之，也足以影响中国的稳定与否。1949年以前，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只有农民才能呈现，如今毫无疑问由市民阶层取代了。
中国市民阶层与粮、菜价格浮动，食品安全，医药安全，环保问题，退休金与工资的关系最为密切，反应也最为敏感——他们主要靠工资养家，靠退休金保障晚年生活。在这最后两方面如果他们焦虑着了，那么意味着半个中国都在焦虑。
他们都很巴望上升为中产阶层。
古今中外，在全世界，这种上升的途径无非三类——女儿嫁得好。
马克·吐温曾说：“穷人家的漂亮女儿是他们的优上股。”
儿子有出息。在中国，从前出息的概念仅为“服官政”，后来加上了商，如今商排第一了。
或者，父母善炒股、炒房。
中国股市红火之时，确有某些市民人家赚了几把，于是物质生活水平“中产”起来。而早年间的单位分房，也使曾趁机多占的人家有了后来炒房的优势，连炒连涨。
但中国市民阶层总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还是得依靠国家经济的持续向好。这不可能不是一个缓慢过程，改善也不可能显著，比寄希望于儿女所需的耐心要大得多。
故市民阶层对教育公平特别在乎，事关下一代的受教育机会时也最肯倾囊而出，比将钱花在家人的健康方面更舍得。
然而随着普通市民街区的改造，破败院落的消失，市民阶层原有的关系形态已不复存在：他们分散到廉价的商品楼房中去了，不再是一目了然的群体了，从前的密切关系只不过是共同的记忆了。一言以蔽之，他们从前的巨大影响力消弭在城市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中了。
故，虽然人数众多，在国家经济前景稳定的情况下，他们的心理状态便也会基本稳定，不会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反之，城市将因而躁动不安。
在中国，在当下和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多么了解市民阶层，便是多么了解中国政治的主要脉象之一；善于平衡他们与政府以及富人阶层、中产阶层的关系，即等于有能力平衡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
农民人口还将继续减少。
市民阶层还将迅速扩大。
中国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市民特色为主要国家特色之一的历史……
五
就家庭的经济状况而言，中产阶层要么是以往年代落魄了的富有人家在当代的延续，要么是市民阶层在当代的“上升”。战争年代更多地摧毁式地产生前者，经济向好发展的时期产生后者。而每一次改朝换代，也会涌现一批受益家庭。
不管横看历史还是竖看历史，中产阶层的构成一向如此，基本如此，以后也还是如此。
家庭资产达到何种水平才算中国的中产阶层？
此点众说纷纭。
但有一个简单的区别方法——在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除了该市房价最贵的富人小区不论，凡住在第二好的小区里，住房面积大三居以上，拥有中高档私家车，儿女或孙儿女入托较好的幼儿园，或在较好的中小学上学的人家，这样的人家必属该市的中产阶层人家了。
此外，他们中的女人绝不跳广场舞而常去健身房；他们买食品时已不甚在意价格而更在乎是否“绿色”；他们前往的旅游地已不再是新、马、泰、日、韩而是欧洲了——也是他们区别于市民阶层的细节地方。
前边谈到的“小区”二字只不过是姑妄言之，是相对于街区的说法。实际上许多一二线乃至三线城市，几乎皆有高楼群立，环境美好，占地不小的“准富人”社区。当然，为日后炒售而购者也不少。另有一种情况是，在名曰专为普通市民而建的新社区，亦隐居着不少“准富人”，他们的家大抵二百平米以上——如北京的“天通苑”。
从古至今，全世界各国的中产阶层还在显然是少数时，都难免有种共同的心理尴尬——他们中由从前的富人之家而沦落至“中产”的，看不太起如今的暴发户的“土豪”；后者们则轻蔑他们“不忘当年”的可笑性。双方心知肚明，虽因阶层关系而接触颇多，却谁也不“尿”谁。
从市民阶层“上升”为中产阶层的人家，在市民阶层中日子过得一般般的亲友较多。接济吧，经济实力有限；不理吧，显得寡情寡义。剪不断，理还乱。最终，由来往少了而渐渐的没甚来往了。于是，阶层归属感上空前孤立，“被夹心”了。
中国的中产阶层近二十年来受益于国家经济发展，分分明明的是壮大了。但与七亿多市民阶层相比，却又是明显的少数。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所发之种种声音，既不能像广大市民阶层所发的和声那么足以引起当局重视，也不能像富人阶层那样经由特殊通道直达“顶层”。
而且，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声音，还每受到来自市民阶层和富人阶层的嘲讽和取笑——前者认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们哭穷”；后者取笑他们：“怎么还像小市民似的斤斤计较！”
但中国之中产阶层，对中国的将来的影响却非同一般——他们的下一代，占有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的比例最大。从小学到大学，在好学校中，他们的子女远远多于市民阶层的子女。所谓“学区房”的令人咂舌的房价，主要是他们炒起来的。与他们的子女相比，市民阶层的子女确乎有点儿一起跑就失利了。而富人阶层的子女，往往在中学时代就出国去接受“洋教育”了。中产阶层的子女，普遍仍在大学毕业后才考虑是否出国去拿更高等的“洋文凭”。
故，将来的一代人中，既不失中国文化的成长背景，亦具有西方文化科学知识营养的年轻才俊中，中产阶层的子女必是最多数。
中国中产阶层是中国新国民的“育婴馆”。
此点对中国将来之影响不言而喻。
六
世界千变万化，有一点从不曾改变，即少数人占有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最多的“财富”。之所以将“财富”加上引号，乃因它往往也表现为对地球资源本身的饮鸩止渴式的占有与争夺；或表现为国家与国家的争夺，或表现为财团与财团之间的争夺。迄今为止，此点仍是战争发生的主因之一。
“财富”最终由金与钱换算，习惯上合称“金钱”。若单以钱论，美元乃全球通用币种，故国家、财团、个人的富有程度，以美元拥有量来下结论更为直接。
有时候，“少数人”成为极少数人，“最多”占有成为80%以上。
此时世界充满敌意，此时国家动荡不安。即使表现稳定，实则人类互憎的暗流涌动。
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尚无一种主义能解决好以上难题。
以上自然都是常识。
但许多人类看不明白的是——一半左右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局面，实际上是政治人物对解决好本国财富分配问题束手无策的障眼法。
某些富裕的或并不怎么富裕的小国却解决得挺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不至于导致阶级对立的国家。
而贫富差距已然是悬殊的人口众多的大国，想要学也学不成。首先是，没人敢真的对自己国家动那么大的“手术”；其次，有那种胆的人，肯定不能成为“顶层人物”即使侥幸成了，也不是一己之力可以搞定的。即使一批“顶层人物”都想那么干，却又非是任内有望干成的。
在此点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蛮干行事都是不现实的。世界上没人敢拿自己的国家冒那么大的风险，好比没人会为了理论上或许将使自己的父母活得更健康长寿而亲自主刀将父母大卸八块。
所以，少数人占有最多的财富，将是人类社会相当漫长时期的“常态”。
对这一“常态”，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只要资本家的美元没转移到国外去，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美国的。因为一个事实是，任何个人根本不可能完全占有几百几千亿之多的美元，除非将那么多的美元存放在堡垒般的钱库里，并派雇佣兵保卫，而那意味着一个人彻底疯了。反之，就算那么多美元存在银行里，对美国经济也是有好处的。
至于资本家们的豪奢生活呢？
多数美国人的思维是——随他们去吧！若犯法由法院审判他们；合法的前提下，他们高兴怎样是他们的事。
推而广之，一概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思维大抵如是，这是资产主义思想在他们本国的“胜利"。并且，有资本再生成果二次分配的种种社会制度保障着。
在那些国家里，倘一个企业一个财团的年终财务报表获利较多而员工的工资不涨，不但是不道德的，往往还是违反劳动法的。
中国的情况相当特殊。
中国经常有资本外流的传闻曝出，这使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思维。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家是在别国包括在中国创收，而将利润源源不断地汇往本国；许多中国的资本家却是在祖国靠优待政策和雇佣价格低廉的同胞劳动者创了收，然后源源不断地将利润转移到外国。而且不是进行投资，是存入了外国银行的私人账户。外国资本家也会将企业的一部分转移到中国，但资本家本人不会加入中国国籍。中国资本家中的某些人究竟拥有几国国籍，却每每引起同胞的猜疑。
而除了脑子进水了，一个欧美国家的人，才会猜测本国较大企业的头头脑脑暗中加入了中国国籍。
往往是，中国普通体力或脑力劳动者想涨工资的愿望刚一冒头，他们所属的行业或企业就公布了亏损的事实——国企民企皆如此。而一致宣传大好形势时，同—行业或企业又成就辉煌了。
这是中国人经常犯糊涂继而犯寻思的一点。
还有一点，中国与欧美国家是不同的——在他们那儿，企业效益良好，涨工资人人有份，像社会主义中国从前的“普涨”那样，之后才是对个别有突出贡献者的格外奖励。
在此点上，他们比社会主义更像社会主义。
而中国的做法大抵是——“论功行赏”，结果谈不上有什么“突出贡献”的大多数，便总是理所当然地被忽略。
在古代，一次战役胜利后，主帅每“犒赏三军”。“三军”不仅包括将帅，也包括士卒。士卒在军事胜利中的功绩是不可以被将帅完全代表的，这是常识。
在此点上，我们往往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像资本主义。
说到底，资本家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如银行家、艺术家、慈善家一样。
没有他们，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文明。
他们如象，如“绿巨人”，但并不是鳄和蚺——起码，在某些国家是这样。
但象有对社会和谐的破坏力，“绿巨人”有时候是任性的，两者服务于社会的正能量，取决于体制的合理性，分配的周到性。
七
阶层分级，文化附之。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并非完全以地位与财富而聚，而分；有时也以“趣味”相投而“类”而“群”。
“趣味”亦非仅指吃喝玩乐，深层意思其实包含“文化”。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结尾对白求恩的总结性评语中有一句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该句中之“趣味”，显然包含了“文化”素质。
“脱离了低级趣味”就是脱离了对低级文化的精神依赖。
不言文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倘言文艺，当今世界，推陈出新，可谓极其丰富多彩的时代。
定睛细看，一种现象昭然——经济已经发达的国家不断产生为欣赏的文艺，即使经济状况又低迷了，为欣赏的文艺仍是主体；经济落后的国家，则以娱乐文艺为主，或连娱乐的文艺也少见，文艺全面的死气沉沉；经济正在发达的国家，则为欣赏的和满足娱乐的文艺双向繁荣——前者为富人的人们，后者为还难以富起来的人们。
于是也可以说，不同之阶层的人，皆烙上了不同之文艺的烙印。而此烙印，自人的孩童阶段始矣；至少年时代，分类矣；至青年时代，基本定型矣。既定型，改也难。
少男少女“玩不到一块儿去”，此原因之一也。
青年们之间“无话可谈”，亦原因之一也。
美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男主角特拉维斯爱上了参与总统竞选的议员的竞选办公室女秘书贝茜，他请她看电影，她高兴地答应了，但几分钟后她受辱般地离开了影院——因为他请她看的是“黄片”。他被媒体宣传成“英雄”后，以为便有了足够的资本继续追求她了，而她对他仍冷若冰霜。他们之间当然完全没有互爱的可能，他困惑不已，观众却看得分明——“趣味”截然不同，可能性自然是零。这还仅仅是文艺趣味的稍远即分，更遑论文化上的没法亲和了。
对于特拉维斯，看一场黄色电影已是欣赏；而对于贝茜，那种所谓的电影其实是垃圾。
美国还有一部电影是《国王也疯狂》——英国王室成员因故全体丧命，只得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王位继承人。结果还真找到了一个有皇族血统的流浪汉，随即着力培训，希望能尽快将他从素质上提升为国王。然而以失败告终——流浪汉已是成年人，爱莫能助。
我有一位朋友，和我一样有颈椎病，每去小小的街头盲人按摩所，某盲人按摩师一边为之按摩，一边用手机听中国古典文学讲座，于是二人有了共同语言。后来，经我的朋友推荐，那位盲人按摩师去往五星级酒店了。
特拉维斯是真爱贝茜的。他那么想抓住机会，娱乐趣味却使他抓不住。
流浪汉并非不愿当国王，怎么会不愿意呢？但他连自己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己文化上没那希望。
中国的最有钱的人们，大抵在儿女中学毕业后，不容商量地就将儿女送出国了。中国的娱乐文化乃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现象，往往的，人的耳目想避都避不开。
有次我问一位极有钱但远算不上最有钱的父亲他怎么想的。
答曰：“还能怎么想？一是因为国内的应试教育模式改也难，不愿让孩子学得太苦太吃力。二是因为怕。”
“怕？怕什么呢？”
“怕国内娱乐文化的汹涌之势。一旦孩子陷入其中难以自拔，那不毁了？我们的孩子是要接班的，我们的企业是要走向世界的，儿女将来是要与许多国家的上层人士打交道的，如果在文化方面找不到共同语言那还成？”
一个事实是——他们的儿女也深谙此点，提升文化趣味往往成为自己融入别国精英群体的“入口”。
“即使坐在一起了，你说话别人不想接，别人说话你想接接不上，这种事若发生在我的儿女身上，岂不悲哀？”
那位父亲不是“土豪”。
不是“土豪”的那位父亲说——连“土豪”父亲们都全体意识到了——娱乐文化一旦形成汪洋，避开绝对是他们爱护下一代的明智之举。
中国之中产阶层的某些父母其实同样洞见了此点，于是也争先恐后地将儿女送出国去，这是中国留学潮的真相之一。在国外那些名牌大学里，特别是在科技方面的名教授云集的那些专业，富豪之家的儿女甚少，因为他们将来并非要靠文凭和科研能力谋职或创业。他们无须创业，较好地承业即是能力。他们的父母也不是多么地看重他们获得了怎样的文凭，有没有一技之长，看的是他们在综合素质方面成了怎样的人。在这些专业中，市民阶层和草根阶层的子女也不多，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在那样一些大学那样—些专业，中产阶层的儿女几乎个个都是“无须扬鞭自奋蹄”的用功学生。若起早贪黑可成学霸，他们甘愿废寝忘食。
对中国以后一二十年间的社会结构，由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基本还是——干部子女将在官场占有最多比例；富豪子女仍会像父辈一样占有最多的经济资本，并将比父辈更善于与国际同行合作；中产阶层的某些儿女成为主导科技发展的精英。中产者阶层中，一流的服务于国，成为科学家；二流的服务于大型或超大型私企，成为持股人；三流的，稳住了家庭的中产阶层地位——收入方面。
绝大多数市民阶层或草根阶层的子女，若不能自幼摆脱娱乐文艺之泡沫的侵袭，即使有了大学文凭，却只不过能成为比比皆是的脑力劳动者——“知识改变命运”的规律，也就能将他们改变成不再是父辈那般的“体力劳动者”而已。
“娱乐改变命运”也成了一句社会箴语——改变了不少原本或可超越自己阶层的人的命运，使他们耽于娱乐，从文化意识上被按在了本阶层的坐标上。
贾政对于宝玉的娱乐心每大发其火，革命评论家们皆同情宝玉，众口一词地将贾政贬为“封建势力”的家族代表。其实，贾政是多么的深刻啊，他明白——倘宝玉也如薛蟠，贾府的荣华富贵靠谁发扬光大呢？
没谁天生是与娱乐绝缘的动物。鲁迅也爱看电影，胡适偶尔打牌，宋美龄爱舞场氛围。但若看少年时代，他们可都不是耽于娱乐的人。自然，他们那个年代，也不是娱乐文化汹涌澎湃的年代。
今日之中国，只要一个人甘愿，那么可以从小学到高中天天浸泡在娱乐文化中。
《舌尖上的中国》是文化节目，但缺少文化的人，便只会看到了吃。
它的解说词写得何等之好，可作为叙事美文来欣赏。解说人的声音特有魅力，有磁性，即使只闭着眼听声音，亦属享受。并且，它所蕴含的社会、人文、地理、乡愁诸方面的知识，也称得上是丰富多彩的。
低层级的，仅以娱乐取悦受众的文艺，其对成长期的人的最大危害在于——不但使人耽于它，浪费生命，而且会搞坏了人的耳目，使人之耳目不再愿从娱乐转移开，去领略娱乐之外的，看了听了使人受益更大的丰富多彩的文艺。
从前，陶行知和黄炎培致力于市民儿女和农村少年的教育事业：一、授以技能，以助安身立命；二、影响以好的文艺，以助对垃圾文艺的排斥。希望将来的他们，起码在文化上不再处于底层。不仅国家，个体的人也是要有一点儿文化自信的。
在尚无许多当代的陶行知和黄炎培的情况下，市民阶层的父母和农村少年的老师，若能做到以下两条，对儿女和学生裨益大矣：帮他们摆脱纯粹搞笑之娱乐的浸淫；若做得到，引导他们领略不算浪费时间的文艺的魅力；起码，是“娱乐+”之类的文艺——加知识、加常识、加情感、加对人世间的理解和对人生的体味，都是好的。
而刻意加所谓明星崇拜，会使少男少女沦为粉丝的——当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