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明摆着目前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的族群。并且其总体上，完全可能成为将来之中国另一为数庞大的贫穷族群。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大多数的他们并不在乎和计较叫他们“农民工”，社会无妨还那么暂且叫着。
2010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在我所属的民盟第二组讨论中，关于“农民工”问题发言极为热烈。
“农民工”是中国当下的一个问题么？
当然是的！而且我认为，是决定中国之将来前途怎样的第五大问题。
我认为前四大问题依次是：
一、人口的问题。
二、国体的问题。
三、腐败的问题。
四、贫富之间巨大的差距问题。
中国之人口问题，是中国的“命门”性问题。百余年前，全世界的人口才十六亿多。当下之中国，仅就人口而论，几乎是百余年前的世界。所幸中国不再是“战国”局面了，否则中国更加“世界化”了。
如此众多的人口，使“国体问题”在中国遂成敏感问题。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国体问题”从前是完全禁讳。一些人根本不许另一些人说，哪怕是怀疑到另一些人头脑里在想，另一些人的命运也将注定了是悲惨的。
现在，终于有一些敢说的人士了。禁讳一经突破，从前根本不许别人说的那些人，想要继续不许那也不太办得到了。不可能了。
但说的人，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体制问题”。于是，许许多多令人不满的社会问题，往往都会被一言以蔽之地归结为“体制问题”。这也“体制问题”，那也“体制问题”；又于是，“体制问题”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能往里装。
当一个国家的几乎一切问题，都被普遍的头脑归结为“体制问题”；那么也就几乎证明了，这个国家的“国体”存在问题。因为，总不能怀疑是普遍的头脑出了问题。须知那普遍的头脑，不但基本上是正常的头脑，其中还不乏深刻思想能力的头脑。
“体制问题”是“国体问题”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中国之“国体问题”所表现得最严重的，自然是腐败问题。“腐败”二字，也自然是专指官员与官吏的。层层级级的国家权力，巨细无遗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以权谋私，则权力随之腐败。腐败是丑陋的，那么民怨载道，不能不说是对“国体”的间接诟病。
倘能将“腐败问题”予以最大程度的遏制，对于中国之“国体”，估计半数以上的中国人还是可以认同的。
但另一个问题恰恰是，反腐力度确实在加大，而腐败却还是层出不穷。并且如果哪一天一下子撕开了种种人为设置的种种“铁幕”，社会完全透明化了，国民的眼便肯定会看到——一个曾隐形着的“灰社会利益阶层”，绝非哗众取宠之说，而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
中国之国体几乎必然地滋生着“中国特色”的腐败问题，好比外装修豪华气派的老宅，内部结构毫无改动，硕鼠们便依然在其中代代繁殖，生生不息。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彼此纠结。谁能解开此种纠结，中国当为之塑全金像。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位这样的大智慧人物产生。
人类的世界从来就是贫富不均的。哪一个国家都有贫富差距。国家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尽量缩小差距，使贫者也能真正有理由爱这个国家。如果穷者为数多多，那么国家即使一时难以改变他们的贫穷现状，起码也应减轻他们的生存不安。
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农民工”问题不容忽视。
在我们那一天的讨论中，有我们民盟的一位政协委员，对“农民工”这一种叫法，替他们表现了极强烈的不满；认为“农民工”这一叫法本身，便意味着某种潜意识里的歧视。
而我认为，大可不必在叫法上抬杠，更不必认认真真地抬杠。据我了解，此前虽也有“农民工”对这一叫法感觉受到歧视，然绝大多数的他们，其实并不多么在乎和计较，他们在乎和计较的是——在“共享改革成果”由国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郑重地承诺了以后，他们究竟能从中国三十年来令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巨大经济成果之中享到多少，以什么方式享到？现在无望享到的，以后能否享到？而那以后，又究竟是什么时候？
中国“农民工”，明摆着目前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的族群。
并且其总体上，完全可能成为将来之中国另一为数庞大的贫穷族群。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大多数的他们并不在乎和计较叫他们“农民工”，社会无妨还那么暂且叫着。因为那一叫法，意味着他们既区别于农民，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人。正因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而且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所以才尤其值得关怀。加不加“兄弟”二字，那也都是无关紧要的。
“农民工”中的一多半，指三十岁以下的一些男女青年，他们是这样的一些青年：农村有他们的家园，但是他们自从离开家园那一天起，最大的愿望便是有朝一日与农村的家园一刀两断。城里人以前以为，他们即叫“农民工”，只不过是临时进城来打工，几年中攒下了钱，回家去盖起了房子，于是结婚，生儿育女，到头来还是会成为农民的。这种以为错就错在，那基本上符合十年前的“农民工”们的情况，却基本上不符合现在的一半左右“农民工”们的想法。现在的一半左右的“农民工”，大抵是十年前的“农民工”们的儿女。有的是农村的“80后”，有的是农村的“90后”，又大抵也是农村的独生子女。二十多年前，正是他们的父母用在城里辛辛苦苦挣下的钱为家人盖起了新房，而那是他们家一代代人自1949年前就巴望着能够实现的最大愿景。可以说每一梁每一柱，每一块砖瓦每一道水泥缝，都是用廉价的汗水换来的。甚至盖那新房所需的钱中，也有他们的祖父母在城里一角角乞讨来的。比起而今在城里打工的他们，他们父母辈当年的打工生涯，收入要低得多，往往饱尝屈辱，很难维护自己的尊严。在新房里长大的他们，也曾满心欢喜过。因为对于以前破旧的那个家，他们毕竟记忆犹新。而在新房里出生的，则连那一种欢喜都没有过。因为等他们长大时，村里已经变了样子，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他们没见过村子里到处是破屋危房的情形，对于以前农村里那种令人无望的贫苦景象，他们根本没有记忆。
而这一点，多多少少形成了农村“80后”和“90后”的区别。前者们还能比较地体恤到父母辈的不容易，后者们却像城里的独生子女一样理所当然地以自我为中心。
农村的“80后”和“90后”加起来，会是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几分之几呢？即使不按统计的方法，估计也会是一小半人数。而另外一大半，则是他们的叔、兄辈人或嫂姨辈人。
如果说城里的“80后”“90后”是城里的新人，那么农村的“80后”“90后”也是农村的新人。只要他们进城一年以后，大抵便发誓绝不再做农村人了。父母辈对土地的那一种根性的情愫，在他们内心里是绝然没有的。他们对家园的心理是很分裂的。一方面，在自己还没成家之前，他们仍需要一个能给自己以关怀和温暖的家；另一方面，对于那样一个家居然在农村里而不是在城市里，他们是不知多少次地诅咒过命运的。他们中有的人，在城里打工一年是攒不下多少钱的。春节时若能带回家两三千元，那已经很不错了。家已经是新房子了，他们不像父母当年打工时那么有攒钱的动力了。他们既是独生子女，农村那家的一切，当然终将会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想法是——父母一旦不在，那就干脆将房子卖了。如果属于自家名下的土地也卖得了，当然一并卖了。临近那时再攒钱也不晚，加上攒下的和借得到的钱，最好能在镇里更好能在县里买一处房，于是从此成为镇里人或县里人。
每年春节，平时只剩老人孩子和狗的农村开始热闹了，有了生气了。因为在城里打工的中青年们回去了。城里人也许想象不到，在春节前，在县城里和镇集上，购年货、买鞭炮的农民也是出手大方的。
二三百一包一箱的鞭炮礼花，他们也是几箱几包地买的。有的人家，是“80后”“90后”的儿女在城里打工，他们的四十几岁、五十来岁的父母也终年在城里打工，一年到头守在家里的，其实只是上了岁数的爷爷奶奶。而做父母的，自然比儿女们更肯于省吃俭用地攒钱。往往，儿女和父母带回家的钱，总数不少于一两万。终于团圆了，也完全可以过一次“不差钱”的春节了。买鞭炮花那点儿钱算什么，一年不是才高兴那么一次嘛！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一下会知道，购年货的钱也罢，买鞭炮礼花的钱也罢，却大抵是花的父母的钱。
“你们的钱，你们攒着吧！”他们的父母会这么说。
于是，他们伸入兜里的手，也就不往外掏钱了。
倘在外打工的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他们中有人也会很大方地给父母钱。大方归大方，所给是不多的。购置年货，他们也会主动往外掏自己的钱，但却会显得抠索一些了。而他们的父母，那时往往会很内疚，说些过意不去的话，深觉对不起他们。
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还能挣钱的父母比之于已不能挣钱的父母；挣钱多于儿女的父母比之于挣钱少于儿女的父母，在儿女面前的尊严感也会相应地高一些。
那些农村的新人，转眼到了结婚的年龄。既然还没有变成城里人，也便只能回农村去结婚。如果再深入了解一下也会知道，那些农村的新人们，能完全靠他们自己攒下的钱办完自己婚事的，实在是少得很呢！
十之七八，是靠父母们辛辛苦苦口挪肚攒存下的钱为他们办成婚事的。
婚事一毕，父母防病养老的钱，每每也就花得精光了，甚或还会欠债。
什么“草莓族”“月光族”“啃老族”——不要以为只有城里的“80后”“90后”才会那样，许多农村新人也是同样的。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连点儿钱都不曾攒下，那么进城打工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也不能责怪他们多么的大手大脚。他们在城里的工资，也就七八百元至一千二三百元而已。那点儿钱，攥紧了省着花，每月又能剩下多少呢？尤其他们中的女孩子，买几件好点儿的衣服，买双高档点儿的鞋，买只喜欢的包，买化妆品，买串项链，看几场电影，吃点儿零嘴儿……那么几个月的工资也就没了。
还有手机费、上网费、染头发、做发型、丰乳霜、交朋友、谈恋爱……也都是要支出的。对于她们，那又是不该省也没法省的。
据我所知，他们中有人每月仅手机费一项就二三百元。当然，那是特殊时期也就是恋爱时期。
二十多年前他们的父母在城里打工时，那些钱是根本用不着花的。
幸而那时手机还未普及，他们的父母之间谈恋爱，也就是抽空儿幽会，当面说说亲爱的话，恋爱成本极低。否则，他们的家八成就盖不上新房子了。
是的，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辈太不同了，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农村人。而他们中的女孩子比男孩子又不同，就吃苦耐劳方面而言，从许多男孩子身上依然能够看到他们父母辈那种坚韧毅忍的基因，比如为我们城里人家送饮用水、牛奶，送报、送快递的农家男孩，他们所吃那种风里来雨里去，顶严寒冒酷暑的苦，绝不是城里人家的男孩所吃得了的。在建筑工地上、修路工地上，也经常会看到他们稚气未泯的脸庞。
就是在黑暗的煤矿井下，也有不少二十来岁的农家男孩的身影，夹杂在成年的矿工之间。但是女孩子们，则比她们当年的母亲们要不如多了。
她们的母亲当年所吃的苦，她们是一小半儿也吃不了的。她们的母亲们，当年一从城里回到农村的家里，往往是一放下东西眼里就看到了活儿，第二天就习惯成自然地做这做那了。她们的母亲们，年复一年地在城里打工，大多数却基本上不被城市所改造。她们的母亲们，当年差不多都有一种明确的思想——城市只不过是自己为家里挣钱的地方，而农村那个家才是最使自己牵肠挂肚的所在。
那是一种家庭责任感。那一种先天本能般的责任感，不允许她们对城市做什么脱离现实的非分之想。
她们的是“80后”“90后”的女儿们则不同——新生代们从城里回到农村的家里时，往往穿得和城里人家爱打扮的女孩子一样花花绿绿，全身这儿那儿，缀着些廉价的零七八碎的饰物；又往往，留着长发，涂了眼影，文了眉毛，抹了口红，连指甲也留得长长的，染了指甲油；倘是夏季，她们还往往穿着高跟鞋回家。
已经被城市改变成了那么一种样子的女儿们，当父母的还怎么好支使她们帮着干这干那呢？往往话到嘴边，犹犹豫豫地又咽回去了。并且父母们也许还由而很欣慰，心想女儿可是变了！虽然不知哪一天才会是城里人，但是先变掉了一身土气，变得和城里人的样子差不多了也值得高兴啊！
这么一想，当父母的们，还真的从内心里往外高兴了。
然而我并非想要通过以上农民与其当下儿女们的对比及其关系描写，表达我对传统农民们之土地情、家园情的赞美和对新生代之被城市改变的遗憾。我只不过想要说明他们已是多么的不同。并且恰恰相反，我认为农村新生代对城市的强烈向往，对成为城里人的强烈渴望，于中国之农村城镇化进程是有促进作用的。而农村城镇化对中国的明天是有好处的。可忧之处肯定也有，但归根结底，好处为主。如果农村新生代的想法，至今仍像他们的父母辈当年一样，那么中国的农村人口，又哪年哪月才能明显地减少呢？而一个农村人口始终占半数以上的国家，则只能始终是发展中国家，难以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
中国现有两亿几千万“农民工”，仅从人数上讲，相当于一个不稳定的，每年几次处于游移状态的大国。未来几年内，他们的人数不太会减少，也许还会增加。这乃因为，“80后”和“90后”农民工，他们才不会像当年的父母辈一样，挣几年钱就回家乡了，又安安稳稳地过从前的农民生活了。不，他们绝不会那样的。
事实上，他们是将城市当成了上班的“单位”，正如城里六十岁以前的人都是“单位人”一样。即使他们不可能一直在城里打工到六十岁，起码也要争取五十岁再退休。他们在农村结婚后不久，往往便比翼齐飞，又回到城里了。正如城里人度完了婚假，又恢复为“单位人”了。他们的孩子，要么撇给农村的老人们，要么干脆抚养在身边。也正如从前的某些城里人，将单位的集体宿舍当成临时的家……
渐渐地，年复一年的，农村的家园对于他们便不再是“家”了，而成了“老家”。就像城里人说“老家”，其实指的只不过是出生地。
如何圆他们的梦，对中国差不多是一道必须解出结果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但凡是一座城市的房价全都无法遏制的情况之下，要解出结果简直可以说“万分复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