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平民，乃中国当代城市中为数最广大的阶层。综合近年有关社会调查资料，显示他们约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无平民阶层的生活稳定，无国家之长治久安。
无平民阶层的拥护，无政党的广泛权威。
无平民阶层的公认，“改革开放”的功绩再大，也意味着在最严重的方面存在着最严重的缺陷……
城市平民，乃中国当代城市中为数最广大的阶层。综合近年有关社会调查资料，显示他们约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十年至十五年前，这个阶层的普遍家庭，平均有两至三个子女。它们大抵是“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以前的一代“细胞”。城市平民家庭，基本上由双职工父母组成。他们当年应在四十五岁至六十岁之间。
他们多是工人；其次是几乎一切服务行业的服务员；再其次是一切中小知识分子，以及可纳于区政府至街道委员会“行政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按照过去的，亦即新中国成立前的说法，是可称之为“小职员”的那些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人是一支最庞大的从业大军。在数千人数万人乃至十几万人的超大型工厂里，从操纵车床的技工到食堂的厨师到管理浴池的人到打扫厂区卫生的人，一概统称为工人。而在街道简陋的小厂房里糊包装纸盒，用铁锤敲砸铆钉的，做豆腐的，也是工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兴起的某些工业城市，如黑龙江省的富拉尔基、大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工人家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总人口也当然与工人家庭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而在十年至十五年前的一切中国大中小城市里，“全民”性质的或“集体”性质的一切大中小厂，乃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无论哪一类工厂里的工人，工资级数都是由国家规定了的。学徒工第一年月工资十八元，相当于目前的两美元加两元人民币。
这里我要引用一篇我中学时代读过的外国小说的情节—— 一些西方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游客到南非某一发展中国家旅游，当游船靠岸，他们为了取乐，向海中丢抛容易沉水的小物件，于是该国的穷孩子们纷纷从岸上跃入水中争相捞取。捞取到的，可获一美元奖赏。水性好的孩子，以此方式，每天最多能挣到六七美元。其中一个穷孩子，亦即小说的主人公，就这样在白人游客无聊的娱乐中淹死了……
我已完全记不清那位作家究竟是哪一国家的人，也根本回忆不起那一篇小说的题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一篇由中国翻译家译成中文的短篇小说。在译后记中，这样提示读者——此篇小说反映了作家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强烈憎恶，以及对本国穷孩子们的极大同情。
应该说，译后记所提示的“主题”是相当准确的，也应该说，那曾是我所认为的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否则，它不至于给我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以至于我如今仍能讲述出它的梗概。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美元”这个词以及“实物”，以及与人民币的汇率进入中国人的常识也进入我的常识之后，我每每地又联想到那一篇中学时代读过的外国小说，并且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产生了极大的同情。这同情像儿子对父亲的同情一样无虚无假。因为我的已故的父亲，便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因为我这位中国作家，乃是中国工人的儿子。
那一篇中学时代读过的，内容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外国小说，使我每一联想到，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原来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70年代末，中国工人们是这个地球上所拿工资最低的工人。
即使不是唯一最低的，也肯定是最低的之一。
低到最初月工资仅相当于那一篇外国小说中一个穷孩子的日“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尽管那些穷孩子的“收入”是不稳定的，是屈辱的也是冒险的。
这事实使我关注中国当代工人阶层的总体命运时，心中往往不禁地生出种种悲怆。尽管相比于那篇外国小说中的那些穷孩子，中国工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上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
所谓“政治地位”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是最该被夹入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家和政客们吧。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对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赐和幻得的“荣耀”，是愚弄人的。
在21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中国工人学徒的第二年月工资二十元。第三年二十四元。学徒期满，实习一年，以观劳动表现。表现良好者，“转正”为一级工，月工资二十八元。按今天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合三点五美元。表现不好，或仅仅被认为表现不好者，推迟“转正”。推迟“转正”是当年学徒工们最害怕的惩处。当年无论大中小，也无论“全民”的还是“集体”的甚或街道里弄的手工作坊式的微型厂，几乎全都有过遭此惩处的工人。
当年二级工月工资三十二元；三级工三十八元；四级工四十八元；五级工五十六元；六级工六十四元；七级工七十四元；八级工八十四元。木工八级似乎高些，八十八元。所以木工，尤其细木工，亦即手工工艺型工木，在当年是中国工人心目中的“黄金工种”，大约全国加起来也是不多的。据我想来，肯定比今天全国流行歌手的总数少。
几百名中国工人，甚至几千名中国工人中，当年在退休之时能升为八级工的，最多不过三五名。据我所知，有几千人的工厂，在二三十年内，根本就没产生过一名八级工人。这比例大约接近于如今每年全国大学生中产生博士的比例。所以当年中国工人中的八级工，又确曾被尊称为“工人博士”。“工人博士”当年乃是全体中国工人和工人子女们衷心崇拜的“精神偶像”。
当年中国工人在退休之年能升到七级工已相当幸运相当令人羡慕甚至令人嫉妒。在升到六级工时退休的人数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绝大多数中国工人在升到五级工时退休。五级是当年中国工人升级的一道“龙门”，好比目前在全世界的军队里，从大校到少将是一道“龙门”一样。
有为数不少的工人，从三十几岁起是四级工，到退休之年仍是四级工。
国家显然是体恤到了工人阶级收入状况的可怜程度的。因而自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便在短短几年内首先从中国工人开始，连续进行了几次全国性的“工资普调”。而此前中国工人涨工资的机会，是由国家发布统一文件，涨率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百分之十，最多百分之三十不等。任何省市，任何企事业单位，
倘没有接到国家发布之统一文件而私自涨工资，都将被认为无视国家法令，受到严厉查办。在这一点上，我敢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企业自主权法”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颁布之前，中国一例都没发生过。道理是那么的简单，任何一位领导者，都不愿因给工人涨工资而触犯国法。何况，即使一厢情愿地出于善良的动机做了，国家不予承认，工人们的工资还是等于没涨。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中国城市平民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粗茶淡饭尚能饱腹。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大人孩子有一套或两套还算体面的衣服可在特殊的日子里一穿。比如过年过节，比如走亲访友，比如在家中接待贵客，比如参加什么庆典活动。家家户户都有一两只旧木箱，那木箱便是专用来装那样的衣服的。有时大人的一件衣服，十几年后几乎还是新的。因为那样的衣服，是一回到家里就脱下来的，一过了特殊的日子即收起来的。好比宫廷里的皇家宝物，仅在特殊的日子才展出给文武百官们看。对于中国平民，当年大抵是为了饱他人之眼福，同时意识上安慰自己毕竟还是平民而非贫民，才舍得一穿自己较体面的衣服的。而尤其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头脑里是根本不会产生服装过时这一种想法的。在我记忆中，过年过节的日子里，常见某些工人穿了崭新的或比较新的工作服而感觉异常自得。那是他们平时舍不得穿留存下来的。所以80年代后期，全世界又大约只有中国的工厂，会以某种名目向工人们发一块质地良好的布料，使工人们可以用来做一件新衣服。平民家的儿女，当然包括工人家的儿女，一件新衣不但要穿多年，而且长子长女穿小了，要由次子次女接着穿。倘还有三弟四妹，则必顺序“继承”着穿下去，直至无法再补了为止。如果谁是工人家的儿女，那么肯定地，他或她在是中学生或高中生的年龄，穿过由父母的工作服改做的上衣或裤子，起码穿过父母的“劳保鞋”。
当年，中国平民家庭卖的“破烂儿”最是不折不扣的“破烂儿”。
而中国工人家庭卖的“破烂儿”，至少有一半新着的时候曾印有“工”字标。工作服是中国工人家庭最显明的特征。如果一个工人家庭不但父母是工人，长子或长女也是工人，那么你一走入这样的家庭就会发现——墙上挂着的，身上穿着的，门口床边摆着的，几乎触目皆是工厂里发的衣服和鞋、帽。在它们没变成“破烂儿”之前，工人之家舍不得卖。
当年，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城市平民阶层中，约有百分之五十是工人之家。
工人之家包一顿饺子就算改善生活。工人之家对老人的优待，是每月能吃上一两次面条，喝上几次大米粥。工人之家的年或节，如果备下一只鸡，两条鱼，三斤鸡蛋，便是过副食丰盛的年节了。
如今，中国最早的一代青壮年工人，还活在世上的话，都已经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了。他们和她们每月的退休金，1988年以前大约是七十多元八十多元，与年龄几乎相等。1988年以后至今，加上各种国家统一的“补贴”，普遍在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元之间，与目前失业工人们的社会救济金所差不多。对于将一辈子的体力和技能全都贡献给了国家的中国工人，在目前物价情况之下，不能不说是维持着一种苟活的状态而已——如果没有子女们照顾着，又简直就可以说根本没法儿活。相比于中国几乎随处可见的豪奢现象、浪费现象、滥用国库资金讲排场、摆阔气，甚至为个人树碑立传动辄几千万上亿元铺张挥霍地制造政治风光的现象，真不知会叫中国工人，或虽不是工人，但稍有正直的社会看法的人士怎样思想才好。“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中国最早的一代青壮工人们的也成了工人的长子长女们，相当一部分目前正面临着“下岗”或失业的命运。比起他们和她们的父母辈，他们和她们大抵都是独生子女之父母。独生子女父母有一个主要的好处，那就是只需为一个子女操心。也有一个主要的坏处，那就是只有一个子女为自己们的晚景操心。如果他们的子女已然有了工作而不是在上大学，那么他们和她们的晚景生活的艰难自然得以缓解。如果他们的子女不但已经工作，而且月收入在中等状况以上，比如每月千余元，并且还没结婚的话，那么他们和她们晚景生活的艰难不但得以缓解，而且还算吃穿不愁。当然，前提是子女们比较有孝心，甘愿在结婚前以自己的工资与退了休的或“下岗”的失业父母的退休金、社会救济金“共产”。
所以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这乃是一个“立体”的社会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绝不像某些对中国一向抱极乐观态度的人士们所谈论的那么轻松。
与中国工人相比，中国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们，当年工资还要低些。
在我记忆中，同级相比，后者们的工资比前者们的工资低一级，至少低半级。也就是说，一名四级服务行业从业者的工资，相当于三级或三级半工人的工资。
所以如果当年一个姑娘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那么她想嫁的起码是一名工人。她不怎么情愿嫁给的，恰恰是与自己同属服务行业的小伙子。这一点，验证着一条在人类社会中许多世纪以来几乎颠扑不破的“真理”——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西厢记》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热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味着是家庭唯一有希望中头彩的“黄金证券”。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嬗变，大量地掺入非爱的因素。在她们做新娘的那一天，至少有一个平民阶层的小伙子躲在某一角落束手无策地哀哀哭泣。而他当然是她初恋阶段的，甚至是从小相互关怀呵护着长大的意中人。
我这个出身于平民阶层，并且至今与中国平民阶层有着斩不断的脐带般联系的作家，从小长到大，所知平民阶层产生的这一类通俗的爱情故事可谓多矣！
若某一平民子弟成为“待业青年”后被分配到服务行业，则一种不幸的意味便开始注入他的人生。当年中国服务行业的就业者们，比工厂里的工人们涨工资的机会还稀少。两名同年同月同日参加工作的平民青年，十载以后，一个可能工资四十几元，一个可能工资三十几元。不消说，工资三十几元的，是十年前被分配到服务行业的青年。在中国这个当年工资不但低微而且相对平均的国家，一个男人若比同龄的男人少挣十几元工资，是件性质相当严重之事。因为这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将来作为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十元之差当年意味着能多养活或少养活一口人。当年一个中国孝子给自己的老父老母的赡养费，每月普遍也就五六元。所以十元之差不能不使一个当年的中国男人感到人生的失败。
在女性的眼里，他们养家的能力肯定大打折扣。当年中国服务行业就业者们的从业环境很是陋劣，令从业者无不沮丧灰心。北京是首都，情况自会好些。上海、天津、广州，皆有几个外国人留下的大商场，亦可撑撑大城市的门面。其余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商业服务业总貌，几乎无不
可用“灰姑娘”或“丑小鸭”形容之。
以哈尔滨为例，当年号称二百万人口，仅有一处大百货商店叫“哈一百”，五层，实际上仅四层营业，规模相当于老“西单商场”。另有两家“秋林商店”，分别在两个区营业，规模相当于“哈一百”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两家“秋林公司”都仅两层，而且楼况老旧。它们统称为哈尔滨市的“三大商场”。职工总数绝对不会超过三千。当年能分配在这“三大商场”做营业员的青年男女，真乃祖福延祥，三生有幸了，尽管工资照例比工厂里低。这三千职工总数，几乎是一个恒定不变的限数。有人退休，才可能有新人补缺。那么每年这“三大商场”吸纳就业的营业员，大约相当于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两院表演系每年的招生人数。有幸者们，其幸运不亚于考取了两院表演系。
除“三大商场”，当年哈尔滨市几乎再无从业环境像样的商店。更多的是星布于每个社区每条街上的中小商店。所谓“中”者，二三十名营业员而已。而“小”者，不过十数人，六七人，甚至二三人。但是读者绝不可将目前中国许多城市如星散布的某些六七名二三名营业员的小店，与当年几乎中国所有城市里的小店作同类联想。区别不仅在于今天许多城市里的小店十之七八是私营性质和承包性质，还在于营业员的从业环境，以及营业内容。今天的那些小店，外装修内装修是多么的美观！有的甚至堪称华丽。而当年几乎中国所有城市里的小店，房旧、堂陋、光暗、地潮，尤其北方城市里的中小店——无论商店还是饭店，皆不可能有暖气设备，一到冬季，店堂必生炉子。倘无炉体和烟囱供暖，营业员八小时以内必冻伤手脚。而只要烧炉子，必有通炉底加煤之时，那时店堂内飞灰飘尘；也必有烟囱呛风之时，那时店堂内又青烟弥漫，熏人眼鼻。而营业内容，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不外乎款式永远近乎一律的衣帽鞋袜、盐碱酱醋，外加咸菜蔬菜，一二种糖类糕点，以及司空见惯的日用小百货。
如果一个平民子弟，分配在如此这般的小店，并且在卖盐碱酱醋、咸菜萝卜土豆的柜台后一站就将几十年，就将一辈子，而且工资将一辈子注定了低于工人一级，那么，某一个姑娘的爱情观不是非常超凡脱俗的话，她会心甘情愿地嫁他么？他们若进不了工厂，大抵会被分配在如此这般的小店。又大抵从卖盐碱酱醋、咸菜萝卜土豆开始，因为这是论资排辈的起点。而且大抵在柜台后一站就是几十年，一生“献”给那样的小店，一生在那样的小店的各个柜台之间论资排辈地转移，至六十岁时从较为干净较为清闲又似乎较为体面的柜台后光荣退休。
我的哥哥长我六岁。我考上初中那一年他考上了大学。他的初中和高中同学中，也有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比如家庭生活过于困难中途退学；比如父亲中年病故家庭失去主要收入不得不“接班”；比如高中或大学榜上无名而成为以上那类小店之店员者。因为哥哥一向是学生干部，他的同学们都很拥戴他，所以我从小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较熟悉。也从小就耳听眼见他的几名成了小店店员的男同学，爱情骤变，婚姻难成，人生仿佛沙埋秧田，水淹瓜地，从此一塌糊涂。据我所知，有一个直至四十几岁才讨到老婆，而且是没城市户口的乡下寡妇；还有一个成了借酒浇愁的酒徒，贪污过七十几元，结果锒铛入狱，发配往边陲劳改，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由于一级至一级半的工资差，由于当年中国服务业普遍从业环境的陋劣，稳定服务行业从业者心理，乃是中国当年“社会思想工作”极重要的一方面。国家很重视树立服务行业的模范、标兵、先进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从沈阳后来调入北京的李素文。
李素文原是沈阳某街头小店卖菜的。她的事迹可以用当年极力倡导的一个口号概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全心全意是一种形容。人可能做到在危急时刻不顾个人生死勇往直前地救助他人，但人不太可能在漫长而又寻常的日子里，“全心全意”地只想怎么样为别人服务。作为一种服务要求这是不切实际的，是对神的要求，不是对人的要求。“全心全意”今天可以朴素地理解为“尽心尽意”，更可以理解为对一切人的“敬业”的要求。当年中国树李素文为全国先进典型，正是针对当年服务行业其实相当缺乏敬业精神的状况。普遍的从业者们的社会委屈感抑制了敬业精神的自觉发扬。所以当年针对服务行业从业者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反复批判“服务行业低人一等”，宣布为“旧思想”“旧观念”。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不但工资低而且较平均的国家，一级至一级半的工资差耿耿于大多数中国城市人之人心，又几乎是很难从“基础”上批倒批透的。这一点再次印证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命题。
如果仅从“敬业”二字评说，当年中国服务行业其实也不乏敬业者。李素文被树为全国标兵，确实因为她曾自觉地、努力地、任劳任怨地、以身作则地实践着一种敬业精神。并且由于她的标兵作用和影响，当年也确曾带动起了一股服务行业的服务新风。正如今天李素丽的标兵影响和作用一样。至于她后来的人生“转轨”，非是她个人所能自主的，更非她个人所能违抗的。时代政治之不可抗力抛掷摆布李素文这样的小人物时，小人物们几乎只有“从命于天”。
中国当年之服务行业不仅只有店员。当年统称为“八大员”——商店售货员、公共汽车及火车乘务员、邮递员、饭店服务员、炊事员、幼儿园保育员、卫生员（护士）、理发员。此外比如公共浴池的搓澡人、修脚人、马路清扫工、公共厕所的抽粪工和垃圾站的垃圾清理工，无疑也包括在服务行业内。当年中国大众文艺形式中有一个歌颂服务行业从业者的传统节目就叫《八大员》，从20世纪60年代初演唱了十几年。
综上所述，中国当年之平民阶层中，生活水平最低的其实还不是工人，而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们，因为他们的工资收入比中国工人更低。
如果他们和她们中也有家庭生活较好些的，那不外乎两种可能——或上一代人留下了新中国成立后侥幸没被“共产”的一点儿家私；或一方是小“干部”，比如科长处长。而“一方”又当然的几乎百分之百是丈夫。
中国当年小“干部”们惯常比较愿意从服务行业物色妻子，因为服务行业不乏漂亮的女性。服务行业是城市的“脸”，城市在分配工作时考虑到了这一点。“文革”前黑龙江省的一位大“领导”就强调指出过——“大中商店的店员，要尽量招较漂亮的姑娘，起码让人眼里看着，心里舒服。”“文革”中他的话自然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中 国 古 时 有 这 样 一 句 话 ——“ 三 百 六 十 行 ， 行 行 出 状 元 ”。
“三百六十”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过百业兴旺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以后，渐渐地，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八大员”了。多也多不到十几“大员”去。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倒退。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中国当年平民阶层中的中小知识分子，乃指中小学教员，各行业的一般财会人员，工厂里最低一级的技术人员。也仅就这些人而已。除了中学教师例外，他们和她们一般毕业于中等专业学校。小学教员一般毕业于“师专”。中学教员则必是大学或“大专”毕业生。比如我哥哥当年的两名高中同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分配回哈尔滨市在一所普通中学里做了十几年中学教师。而我的中学班主任是“师范大专”毕业女生，当年教我们时才二十三岁。以哈尔滨为例，它当年只有一所“师专”。我初中毕业时填的升学志愿的第一栏，便是那一所“师专”。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文革”，我的人生轨迹极可能是这样的——先是“师专”男生，后是某小学的男教师，而且可能教的是语文。那么现在我将是哈尔滨市某小学的老教师。但我成为作家并不感激“文革”。非是“文革”使我成为作家，而是因为我从小就酷爱文学。只要文学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渐渐普遍了，我认为我肯定地还会是作家。既然许多别人可由各行各业转向文学创作，我也能够。
中国当年小学教师的工资与中国当年服务行业从业者们的工资相等，也属于社会最低工资一族。一名退休前的小学教师，工资最高大约可拿到五十六元。小学教师的工资超过六十元者全国当年寥寥无几。
中国当年中学教师的工资由于受着大学或“大专”毕业之学历的特殊待遇，第一年的工资三十八元，相当于工厂里三级工的工资。以后就靠个人的能力、表现和运气涨工资了。当年一名退休前的中学老教师的工资，最高可拿到六十八元，比工厂里六级工的工资多几元，比七级工的工资少几元。我哥哥当年的中学老师退休前就拿到六十八元多一点点的工资，与中学副校长的工资差不了几元。当年哈尔滨市像她那么老资格的中学教师是不多的。
有“中专”学历的财会人员的工资与小学教师相等。
有大学或“大专”学历的财会人员的工资与中学教师相等。
中等技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工厂里最低一级的技术员，工资其实并不比工人高。学历带给他们和她们的利益仅仅在于，或曰与工人们的工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和她们是技校生的三年按工龄算，但是不发工资。故他们和她们可免去三年学徒，一入厂便是一级工，以后也全靠个人的能力表现和运气涨工资。
以上中国中小知识分子，我个人认为，当年十之五六是受着“降格使用”和“发配使用”的。这很可能是当年对他们和她们的工作分配的不成文法，可能是一种“无形原则”。因为，十之五六的他们和她们，迈出校门后，往往被分配在偏远郊县的小学、中学或工厂。即使侥幸留在城市，也只能去到条件较差甚至很差的小学、中学、单位或工厂。一方面应当承认，这样的分配有一事实上的全局考虑——比如城市里条件较好的小学、中学、单位或工厂已经人满为患，而地处郊县的小学、中学、单位或工厂却极需有知识有文化有一技之长者去发热发光。但是逻辑也绝不这么的简单。因为难以解释清楚的是——只要有“后门”，有“条子”，有说话算数的官们的一句话，或一种暗示，留在城市里工作既不但是易如反掌的小事一桩，分配到好的小学、中学、单位或工厂去，也根本无须个人奔波，只须在家中静候佳音就是了。并且那些小学、中学、单位或工厂，并不至于因又分配去了一二个人，就真的多到了人浮于事的程度。
如今想来，“降格使用”和“发配使用”，显然也与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的“缩小三大差别”的口号有着某种思维联系。
“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工农收入差别，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缩小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
这当然是很好的，很令人欢欣鼓舞的，人人都应该举双手赞成的口号。这一口号实现了，地球上也就出现了“极乐园”。
但此一口号的进步性，分明应以这样的差别的缩小为前提——即将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和工人的收入不相上下；将乡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与城市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将全社会对体力劳动者的尊重觉悟，提高到和对脑力劳动者的尊重觉悟一样的程度。
而即使在21世纪已经迫近人类的今天，这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以上三点。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不过刚刚接近实现罢了。
“缩小三大差别”之口号的提出，体现着一种全面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思想。遗憾的是，一个经济极为落后的国家，其超前性好比在半导体时代空谈电脑世纪，只能算是一种无比美好的畅想。
三种差别，在当年的中国，前两种差别的“缩小”，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因为即使最富的农村，农民们也就刚能吃饱饭而已。一个壮劳力一年的工分，也不过就能换算成一百多元。要将几亿农民的收入提高到接近工人工资的程度，不但是畅想，甚至是空想。而工人的工资，已经几乎是同时代全世界工人中最低的工资了。若削足适履，进一步压低工人们的工资以显出“缩小”，又是极为冒险的。“领导阶级”倘被逼入绝境，也是要造反的，正如他们曾经跟着共产党造过反一样。
所以三个口号只剩下了一个口号当年可以大有作为——那就是缩小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这纯粹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事，比经济基础领域内的事做起来要简单得多。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执政党，在这方面总结了极为丰富极为行之有效的经验，做起来一向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具体的做法是——高级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们只要衷心表示爱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将尽一切力所能及的方式，给予他们最高规格的待遇和最高规格的礼遇，以确保他们过上较为优越的生活。将他们像“金丝雀”一般养起来，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仅只使他们在执政党视野内保持着“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而老百姓却根本不关心他们是些怎样的人，也漠不关心他们的存亡。“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们，既与老百姓们的底层生活相阻隔，对国情民意也就了解得微乎其微。即使共产党请他们发表见解，即使他们中有人能够做到排除杂念，开诚布公，所言也基本上是与知识分子相关的话题。所以1957年“反右”老百姓们并不在思想上与知识分子发生任何普遍性的共鸣，也普遍地对他们的思想不抱认同态度。对他们的同情，其实仅仅是“人道”性质的人性意义上的同情，而且同情现象极其罕见。越是“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反而越小，至少比他们自以为有的影响力小一百倍。与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号召力相比，又何止小一千倍，其悬殊好比磨碾甲虫。
这就是为什么提起彭德怀，中国老百姓缅怀情深，敬重代传的缘故。因为他的遭遇是由于为老百姓代言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马寅初在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中，实际威望极高的缘故。你若和一个中国老百姓交谈，问他知道马寅初这个人物么？他也许是要困惑地大摇其头的。
可你若接着告诉他，马寅初早在1957年以前就警告过中国要限制人口增长，那么几乎没有不肃然起敬的。你若再告诉他，马寅初当年因此被打成过“右派”，又几乎没有不替马氏愤愤不平的。有的老百姓甚至赞曰：
“伟大！伟大！”叹曰：“可悲！可悲！”
我曾以聊天的方式，尝试了解中国近当代“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结果证明，从不敢，或从没有站在老百姓立场上替他们说过几句实事求是的话的，在老百姓心目中无位置可言。哪怕他们在知识分子们的心目中是神，是佛，是上帝。
我不知这是不是也很可悲可叹。
再回过头来说中国当年的中小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和她们不够“高级”不够“大”，由于他们和她们“中”或者“小”，所以不配享受什么待遇和礼遇。而这又使他们和她们有最广泛的机会与平民阶层打成一片，甚至会使平民阶层“误以为”他们和她们也是自己人。这是当年许多思想极“左”的中国各级领导者不愿看到的情形。毛泽东自己最不愿看到。特殊的革命领袖的人生历程，使毛泽东对中小知识分子其实是很鄙视的。他老人家最明了，中小知识分子一旦和平民阶层打成一片，那么，不是平民阶层在思想方法和情感方式上影响中小知识分子，便是中小知识分子在思想方法和情感方式上影响平民阶层。毛泽东一生对中国有许多种担心，后一种担心一直是其中之一。他老人家有时甚至也能和“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交交朋友，但不知究竟为什么，觉得凡中小知识分子身上必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此“情调”是他曾斥之为最“臭”的一种“情调”，“臭”过农民脚上粘的牛屎。他甚至在教育儿子毛岸英时，也时时严肃地告诫，务必要刮掉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毛岸英从苏联到达延安没几天，他便敏锐地嗅出了儿子身上不无那种最“臭”的“情调”。而他动员儿子自行“刮掉”的办法，便是命儿子离开延安，去农村和农民“打成一片”。儿子和农民打成一片，政治上他倒是放心的。
不管情愿或不情愿，知识分子和民众打成一片，对那时的延安和刚成立的中国而言，当然都不失为良好的倡导。
但毛泽东所言“打成一片”，前提又是不平等的——中小知识分子必须心悦诚服地自觉自愿地处在被教育、被改造、被从思想感情上“救治”为“新人”的地位，必须视工人、农民以及一切民众为自己再生父母一样的教育者、改造者。
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中，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们回忆毛泽东的文章中，都能够读到毛泽东对中小知识分子身上特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
毛泽东的这类批评中有时不无挖苦和嘲讽。我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证明那两位革命老人对我讲的肯定是事实，更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证明中国当年中小知识分子们的命运的不济，肯定与毛泽东对他们的不信任、不喜欢有关。但有一点却是我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色彩一向十分浓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只不过一直将中小知识分子列为“团结”的对象，而且是“边改造，边教育，边团结”，而且“团结”他们，乃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孤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同程度地抱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改造”与“教育”的任务，即使对新中国成立后由共和国培养的几代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因为教他们知识的教授先生们的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是很严重的。
“文革”后期，在“上山下乡”了的知识青年中暗传着一段毛泽东的讲话，大意是——“文革”的开始，主要依靠了青年学生和中小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一被依靠，就仿佛不可一世，自高自大得讨嫌。依靠过了，就要给他们降降温，使他们清醒清醒，也使我心里清静清静。打发他们离开城市，是降温的好方法。经过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教育，将会使他们政治上更成熟一些。他们在城市中减少了，城市才会及早恢复安定。这要作为一条宝贵的经验，以后对中小知识分子延续实践下去。
表现好的，成熟早的，再抽回城市来嘛！谁真是那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革命就“不拘一格降人才”嘛！……
我当年听过这段暗传的毛泽东的“讲话”，认为是“知青”们自己捏造的无疑。今天，我们更可以认为是捏造。尽管极像毛泽东的语气，但是识破是捏造以后，细思细想，却又觉得非常之符合毛泽东对中国中小知识分子的一贯态度。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小知识分子留在城市里工作的机会就大减，到“文革”第三年，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管你是毕业于什么“专科”、什么“大学”的，要想留城，命中若无神仙保佑，几乎门儿都没有。
现在五十多岁的中小知识分子，十之八九是后来曲线返城的。大多数又是“文革”结束以后得以回到城市的。回忆起当年自己被分配到远离城市的地方时的情形，无不感慨多多。而当年分配他们去向的，又大抵是胜利地“占领”了“上层建筑”的“工宣队”。
“下去锻炼锻炼！”这几乎是当年的“工宣队”众口一词的说法。说时，几乎都显示出几分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或者“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悠然模样。起码给回忆者们留下的深刻记忆是如此这般。双方都清楚，一“下去”就往往意味着被城市开除了。
中国中小知识分子，除了极个别者，一般不至于受到太严重的政治伤害。他们的委屈是被遗忘者的委屈，类似“知青”们“上山下乡”后感到被遗忘了的委屈。他们固然比工人比农民多了些知识、多了些文化，但在“政治地位”方面，后者们却比他们优越得多。这也是后者们唯一比他们优越的方面。如果后者们又是些喜欢玩味自身优越感的人，那么中小知识分子遭遇他们的“教育激情”和神圣的“改造使命”，日子就相当的不好过了。在那样的境况中，十几年被“教育”被“改造”下来，许多中小知识分子都过早地变成了“小老头儿”。他们当年不得不两边讨好——既要讨好某些小官吏，又要讨好他们所随时接触到的“工农大众”。因为前者们往往主宰他们的任用调迁，后者们又往往对他们的“世界观”的优劣做最有资格也最具权威性的评定。而要获得两边的好印象，他们往往无所适从——“工农大众”和小官吏对一名中小知识分子的看法，标准其实是不尽一致的。
当年的“知青”虽然还不算是典型的中小知识分子，但举“知青”中的一个例子，或可说明那一种两难之境——当年我的一名同校同学，经常从别的连队写信向我诉苦。先说“贫下中农”不喜欢他，因为他太将他们当成“思想导师”敬着了。张口也“您”，闭口也“您”；碰在一条小路上，主动闪于一旁礼让“导师”；同入一屋，则抢先一步，主动替“导师”开门。“贫下中农”反而认为他心存巴结之念，为人太“虚”。他又是医生的儿子，从小养成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兜里总揣着卫生纸，吐痰必吐在纸上，擤鼻涕必掏手绢儿。而这些，“贫下中农”都是非常看不惯的，背里斥之为“臭毛病”。别的“知青”与“贫下中农”熟了以后，相互逗闹习以为常，开口骂得，动手打得。他却从不敢，觉得是对“导师”们太放肆的行为。结果反而被认为是“故作斯文”，企图“保住‘知青’架子”。评“五好”从没他的份儿。
我回信“点拨”他要“入乡随俗”，要“善于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贫下中农”不喜欢的“毛病”坚决克服掉。别的“知青”和“贫下中农”怎么相处，他也应虚心学着怎么相处。
我之所以要将“贫下中农”打上引号，乃因他们不过是些移民，有的不过是逃荒躲祸的落户者。那地方十几年前根本没人家。他们究竟是不是“贫下中农”，鬼才搞得清楚。但既然连队干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是，“知青”们也只有跟着感觉认为是。
他听了我的点拨，从此“脱胎换骨”，判若两人——再也不对“导师”们以“您”相称了，直呼绰号，没绰号的，他开动脑筋给起一个别致的，嬉笑怒骂，全无顾忌；当然兜里再也不揣着卫生纸了，咳痰便当众射吐于地，有时用鞋底儿一蹭，有时蹭也不蹭；手绢儿干脆烧了，擤了鼻涕就随处乱抹，甚至往“贫下中农”身上抹；并且稍得空闲，便往“贫下中农”家里串，既替他们卖力气地干活儿，也毫不客气地盘腿于炕，该吃他们的就吃他们的，该喝他们的就喝他们的……
不久他又给我来信，感谢我的“点拨”使他获益匪浅。“贫下中农”们对他印象不良的偏见彻底转变了，几乎完全拿他当自己人看待了，也善意地回赠了他一个绰号是“匪兵甲”——“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一个“跑场角色”。
然而这一转变，却使他失去了一次也许足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团政委要物色一位贴身通讯员，而连长是团政委的老部下，在全连男“知青”中比来比去，暗中替团政委物色定了他。认为他斯斯文文的、稳稳重重的，礼貌而又具有非常讲卫生的好习惯，给团政委当通讯员再合适不过了。团政委是“知识兵”出身，喜欢的正是他那样的“知青”，却没想到在团里发调令之前，他迅速地转变成了“匪兵甲”。如果连长预先向他透个口风，他当然还会是原先的他，不管“贫下中农”对他的看法怎样不佳。但当年沿袭的是军队条例，调令正式下达之前，保密是一条起码的纪律。调令后来也确实下达到连里了，连长改了初衷，否定了让他去给团政委当通讯员的资格，推荐另一名“知青”去了。还找他谈了一次话，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并严肃地问他——背地里是不是和“贫下中农”一起说过连干部的坏话？他回答是“贫下中农”先说的，他只不过随口附和了几句。
连长恼怒起来，问——他们要是散布反动言论，你也随口附和么？
他自是无言以对，心中只有暗自懊恼暗自悔恨的份儿，并且还不愿被连长看出，装一副懵懂不知所措模样。
后来，那名顶替了他给团政委当通讯员的“知青”被送去上大学了，他失落感倍增，痛不欲生，甚至产生过寻短见的念头。尤其“不堪救药”的是，他一经把原本的自己“改造”得“面目全非”竟不复能再变回去了。玩世不恭从那时起深入了他的骨髓，至今仍是个使人感到正经不起来的“二皮”。“匪兵甲”的绰号，也一直伴他至今。
实实在在地说，当年北大荒的“贫下中农”也就是老职工们，真的都很喜欢变了以后的他，起码对变了以后的他印象极深。对于他们，一名既不但经常和他们笑闹一团，又极肯卖力气地帮他们干活儿的“知青”，远比一名斯文矜持、对他们敬而远之的“知青”更招他们喜欢。
他们至今仍念念不忘他们当年的“知青”宠儿“匪兵甲”，但这对他的命运却没起过什么实际的良好的作用。他认为，别人也认为，他由于失去了当年给团政委当警卫员的机会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么认为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对他的人生轨迹之影响可谓大矣。那名当年顶替了他的“知青”由于上了大学，现在已然升为北京市某局副局长，而他如今是一名“下岗”工人。
每逢与当年的“知青”朋友相聚，几分醉后，他常会心中苦涩地这么说：“如果我当年不是稀里糊涂地变了一变，现在可能也是堂堂的国家副局级干部了！”
此例当然并不具有非常普遍的认识价值，但也确实比较可笑地衬托出了一名当年“知青”在干部和群众之间无所适从的命运境况，足可参考了回味中小知识分子当年同样的命运境况。
但大多数情形下却是这样的——一名中小知识分子，他或她一经生活在平民阶层中，其实又是很容易被平民阶层愿意地吸纳为它的一分子的。只要他或她是一个正派的人，只要他或她不以自己那一种并不“高级”的知识和文化资本傲于平民阶层，平民阶层是不太会长期地排斥他们歧视他们的。他们的父母辈绝大多数是平民，他们对平民的思想感情的规律和原则从小稔熟不悖，而且也比较懂得尊重其规律和原则。这使平民阶层看待他们的眼光，对待他们的态度，带有着三分阶层本能的亲和。何况，肩负起永远教育别人、改造别人的“使命”是一桩累事。不仅被教育者、被改造者时间长了会逆反，教育者们改造者们时间长了也会逆反。
所以社会本身呈现出的逻辑几乎总是更富有人情味一些的——凡以平民阶层为主的地方，哪怕一个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迹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久以后也会欣然自慰地发现，他们被政治所涂改、所扭曲的命运，实际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众的同情，有时甚至受到暗中呵护。而凡有中小知识分子成分掺入的平民阶层，只要那一种中小知识分子的成分还能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体现出其优点，那一部分平民群众的平民阶层的俗点甚至劣点，似乎便寻找到了克服的“样板”。
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的关系，就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几乎天然的、珠与蚌的关系。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国家中，除了平民阶层，再无其他的任何阶层更加适合中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自尊地生存着。
中小知识分子不适合生存在资产者阶层中这是不必细说的。在资产者阶层中，中小知识分子的实际角色，只不过是“知识奴仆”和“文化”差役，连随从的角色资产者们都不会抬举地派遣给他们。
而中产者阶层因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中产”的阶层，所以总是本能地举头高望。在他们的意识中，似乎唯有“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才配是知识分子似的。中产者阶层有一个“天生”的阶层思想的误区——以为“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的“知识”，正好与他们的“中产”是等价值的。他们在“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面前常常摆出这样一副极为良好的姿态——你拥有的和我拥有的一样多，或许我拥有的比你拥有的还略多一点儿，所以我们是真正平起平坐的一类人。我可以像仰慕名人一样仰慕于您，但勿请像尊重富人一样尊重我。他们似乎最不情愿搞明白，知识虽然也是“产”，但与“资产”和“中产”之“产”，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好比中草药植物和一般的花花草草是不一样的。中产阶层犯这种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少说也有一二百年了。这个错误它还将继续犯下去。“小市民”这个词非是资产者阶层创造的，也不是“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发明的，而是中产者们口中最先说出目前仍最经常说着的。他们这样说以示一种较优越的区别，并且是将中小知识分子统统包括在内了的。中小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应该没有疑义——当中产者们轻蔑地说“小市民”这三个字时，目光曾多少次意味深长地瞥向中小知识分子们啊！——尤其是当中小知识分子们穿了齐整的衣服出现在大商场里，只问价而犹豫再三羞于掏钱包的时候。中产者们一向认为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价值也是“中”或“小”的，似乎与他们的“中产”相比不足论道。这乃是他们的又一个思想误区，他们犯这种错误也好几个世纪之久了……
中小知识分子们也不可能和“高级”的“大”知识分子们亲近相处。事实上由于他们职低位卑，一般几乎难以接触到“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社会的分工和分划一向是非常之势利眼的，它对知识者们的等级的排列，比对富人们的等级的排列要细密严谨得多。一位亿万富翁可能在某种情况之下与一位他眼中的小小的百万富翁打一次交道做一次生意，这时候商业的利己原则反而会促成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自愿和平等。但一名小学教员却极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与一位大学教授坐在一起。“三生有幸”地坐在一起了，甚或共事一段日子的话，相互关系也往往是“神”和凡人的关系似的。在知识界，知识分子之间的彼此压迫，有时也是相当卑污的。
中小知识分子若自成一个群体，更是较难以其乐融融地长久相处。
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当海滩上只有海豹的时候，互斗就会在海豹群中展开。只有当露出海面的鲨鱼的鳍向它们冲过去的时候，集体的恐惧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
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
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权威和权力，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
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好比凝聚一个江湖马戏班子。江湖马戏班主们，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杂耍艺人。他们驯兽和斡旋于人的才干往往都是出色的。
凡人皆勾心斗角，此人性之一种，世相之一种。轻微的叫“摩擦”，严重的叫“矛盾”。小矛盾叫“人际矛盾”，大矛盾叫“阶级矛盾”。“人际矛盾”激化，便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誓不两立。“阶级矛盾”激化，则战乱不断，哀鸿遍野。“摩擦”也罢，“矛盾”也罢，又皆因名与利、权力欲而起。禽兽夺利不争名，也不会因自尊起纷争，所以禽兽的“社会”是简单的，各自腹饱便相安无事，互不侵扰。人类的社会却复杂多了，利足而后还要争名，腹饱之时还要生出腹饱的事端。
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者一样。
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方面的伤害。因为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长说：“看，一位大官来了！”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时是会令科长们恼羞成怒的。当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识分子的容忍程度。他们往往因一个“大”字耿耿于怀相当长久的日子。但谁若辱骂他们“臭知识分子”，他们反而的比较能够忍受。因为“臭”乃是一种泛辱。在这种泛辱中，他们恰恰感到着与“高级”“大”的知识分子同属一类的看待。而这不啻给予了他们一种“公认”。此种“公认”又是他们最想获得到的。
由于中小知识分子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自成一个群体时，“摩擦”和“矛盾”现象极其频繁，起码在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里是这样。因为整个社会格局中，中小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任何资本轻蔑其他阶层的其他任何人。在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又几乎是其他阶层的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公然轻蔑一下的。所以他们的自尊既不但敏感，而且相当脆弱。他们也要轻蔑别人一下的时候，那别人往往只能是他们自己中的一分子。在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小知识分子之间的“摩擦”和“矛盾”现象，一半由切身利益的相争导致，这与别的阶层没区别；另一半则往往由敏感的脆弱的自尊导致。在中小知识分子的群体中，这样的一种反目现象是最经常发生的——一句不经意问出口的话，可能便已严重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心。说话之人浑然不觉，被“伤害”者的自尊心却已在出血抽搐了。不睦的结果从此可想而知。
但是今天中国中小知识分子们的自尊心被“锻炼”得十分坚强了。
老的几代中小知识分子已经带着遍体“擦痕”，被时代自然淘汰于社会竞争以外了。中年的一代中小知识分子，既见惯了老的几代在时代夹缝中的尴尬和屈辱，自身的“擦痕”也早已长出了茧子。而新的一代中小知识分子，掌握了新的维护自尊抵御伤害的“武器”——玩世不恭。
在全中国的年轻一代几乎都开始玩世不恭起来的今天，中国的中小知识分子掌握和运用这一新式“武器”的水平，一点儿也不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任何人差劲儿。
玩世不恭乃是中国一切阶层的一切“新生代”的法宝——在今天。
“新生代”们靠了此法宝与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相对抗。甚至在相当多的一批仕途不畅的政府官员的内心深处，仿佛看破红尘的玩世不恭，往往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一位想升而没升成局长、部长的副局长、副部长口中说出的话，常会使你大诧，觉得该是受了老板训斥的小伙计背地里的牢骚才对。
中国中小知识分子中的女性，实在是中国女性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女性一族。
近当代中国男人中，极少有真浪漫者。偶以为谁有，细辨之，却原来也是假的，是“作秀”给别人给社会看的。普遍的中国人自己已经不至于在这方面上当受骗。所以我劝与中国人交往的外国朋友也应及早明了，倘一个中国男人给一个外国人留下了“浪漫”的印象，那么，若非那个外国人自己太浪漫得可爱，便是那个中国人成功地蒙蔽了“老外”。
对于今天的中国男人，“老外”们或可在许多方面都相信一下，但万勿在“浪漫”二字上予以相信。中国男人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大概也不太可能“浪漫”得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五千余年文明中的粗大的浪漫的血管早已被严密地“栓塞”住了，就好像我们的许多长江大河被环境污染而淤塞住了一样。
看看我们的男孩子们和少年们，他们身上哪还有半点儿“浪漫”的激情和情调和气息？我们的男孩子、我们的少年们已然如此，更不消说我们中国的男人们了。
当代中国女人中，也极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与男人的浪漫是相互氤氲的“场”。好比水汽与雾的关系。水汽枯竭，则无雾生。
男人不再缠绵，女人又何必浪漫？当代中国女人连“作秀”也不屑于“作”浪漫之“秀”了，而争相的改“作”“现代”之“秀”了。这乃因为中国当代男人在情感方面不仅不再有缠绵真挚可言，简直普遍堕落到了统统善于逢场作戏的程度。男人太善于逢场作戏，女人便以“现代”的姿态和面目虚与委蛇地周旋。而“现代”是女人之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杀灭剂”。
在中国普遍的男人和普遍的女人变成了现在这种几乎毫无“水汽”的情况下，中国当代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居然还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实在是不容易的事，也实在是中国人的安慰。她们是从五千余年文明的粗大血管中渗出的浪漫血滴的供养者。试想地球人的四分之一也许将不再理解“浪漫”二字的真谛，该是多么的令人沮丧？
她们既不但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同时也是仍具有感动之心的中国当代女性。这种感动之心从艺术的和世事的两个方面体现在她们身上，都是同样地充满真情。而在今天，在中国，这本身也十分令人感动。
有时我冷静地，尽量不带任何偏见地将目光从这一阶层审视向那一阶层，越来越确信我的判定是不错的。是的，除了她们，试问今天还有哪一些中国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还有哪一些中国人仍具有感动之心？
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并不具有，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么？他们即使在慷慨捐赠慈善之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替他们的姓名或他们的买卖做广告宣传，这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早已看透了的么？他们在支持某项艺术的时候实际上绝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他们在买下一件贵的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自己买下的是有利可图的债券，这也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以上的行为，既与浪漫无关，也与感动之心无关。而仅仅的只与他们自己的名利相关（陈光标例外）。我们称赞他们以上的行为，实在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行为不仅满足着他们的名利欲，同时毕竟也布施益处于社会。所以我们在用最热情的词句称赞他们的行为时，我们自己也是绝不感动的。试问，难道我们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赠给穷孩子一所小学而感动过么？但我们不是确曾因一名小学教师从他或她的几百元工资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穷学生而潸然泪下么？
感动之心只与事情的善力和道义的实质相关，其结果倒往往位居第二了。尽管大多数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结果。
中国新兴的中产者阶层也并不具有浪漫气息和感动之心。因为这个新兴的阶层和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一样，没形成自己阶层的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评说的文化背景。它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急不可待地装扮成最“现代”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企图，十分昭然。几乎一切知识分子一旦跻身于这个阶层，知识分子的特征在最短的时间内便被彻底“腐蚀”掉了。这个阶层目前是一锅甜腻的粥。无论什么内容搅入此锅，都会变成粥的一种成分，都会使自己也甜腻起来。但粥仍只不过是粥。他们和她们有时也会装出感动于艺术的模样，但往往只感动于美化中产者阶层的艺术。而且即使对这一种艺术的感动也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装得越“真”显得越矫情。这个阶层对于世事也无感动之心。他们和她们只感动于自己“中产”了以后的那一种精细又没意思的小情调。同时希望别人们皆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感动于你的感动”。若将这个阶层人格化了，那么它太像《红楼梦》中的袭人。袭人除了为自己的小情调所感动，另外还真的为大观园里别的任何人的命运感动过么？即使她对宝玉的那一份情，若认为真，也终究还是真的由自身命运出发的。我对此阶层一向怀着谨慎保持距离。我认为那距离起码不应小于最后一排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我唯恐自己不慎栽入“锅”中，即使之后蹦出来了，浑身也挂了一片淋漓的、甜腻而黏稠的、永远也刮不尽的粥浆。
在中国，在当代，据我看来，几乎只有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仍具有着我所敬爱的女人的意味。因为她们普遍生活在平民阶层中，所以她们亲和于平民阶层。在中国，在当代，知识分子如果疏远平民阶层而去亲和别的什么阶层。那么不但仍只不过是一撮“毛”，而且仍只不过是一撮势利的“毛”罢了。因为她们毕竟是生活在平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所以她们的知识分子的文明素质，直接地对最广大的中国人，于最寻常的生活形态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纵观历史我有所发现，在中国，原来所谓“精神文明”，其实并非什么“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所能一厢情愿地推动的；与百千万中小知识分子的文明素质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相比，前者们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小得令我惊讶。孔子、孟子作为知识分子不可谓不“高级”不“大”，但是中国平民阶层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头脑中的孔孟思想，不是听了“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布道后形成的，不是从圣贤书中得来的，而是生活在他们身旁的某一位、某几位中小知识分子的言行潜移默化的结果。这就好比宗教思想在西方的普及，并不是历届教皇的丰功伟绩，而是百千万教士在民众中传教的结果。几乎一切与人类精神风貌相关的思想，在中国相当多数“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那儿，最终都只不过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学问”。哪怕那些思想最初根本不是“学问”，最忌被人胡搞成“学问”，而只不过是一些极其朴素的世俗通理。中小知识分子，最善于将被些个所谓“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胡搞成了“学问”的极其朴素的世俗通理，再还原成它最初的极其朴素的样子，并与民众共受共益。
一位所谓“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如果他生活在平民的社区里，他只不过能因为“高级”和“大”受到些敬意罢了。而怀有敬意是人对自己无法亲和，可能也并不怎么愿意亲和的人物所持的最良好的态度。
但一名中小知识分子，却极可能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平民社区里是很可爱的人物。这就好比教皇死了人们的默哀只不过是宗教礼仪，而一个教区的一名好的教士死了，人们往往会不禁地伤心哭泣。
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往往便是她们所生活的那个平民社区中的很可爱的人物。她们谦和忍让，对平民中的不幸人家富有同情心，乐于帮助他们。当那一社区内发生邻里争端和纠纷，她们最善于息事宁人。而且平民们也最肯给予她们调停的面子。当然非是所有中小知识分子中的女性都这般可爱，中小知识分子中的女性一旦刁钻起来，有时也不让胡同悍妇。故我强调是她们中的“一部分女性”。
由于这“一部分女性”本身即平民女性，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要求是平民化的。由于她们同时是知识分子，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标准是高于平民的。由于她们还是女人，她们对文化艺术的感动之心几乎又是本能的。她们代表平民阶层成为平民文化艺术的鉴定人。
放眼今天，中国中小知识分子的普遍生活已稍有改善。从中国的具体国情估计，在以后十年中，中国中小知识分子的普遍生活，可能将一如既往地是平民化的。平民这个概念在中国与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意味着比中产者阶层略低一些；在中国，意味着比城市贫民略高一些……
平民们，亲和中小知识分子吧！如果不亲和于他们和她们，在中国，在当代，还有谁们值得平民们亲和？
在中国当代平民阶层中，还有最后一类人，或可用一个“吏”字来概括。这些没有品级的中国当代的小公务员，既属于平民阶层，又优越于平民阶层。针对整个国家政权而言，他们是无足轻重的“末梢”；针对平民阶层而言，他们往往是一些小“教父”式的人物。他们中的好人是好的小“教父”；他们中的坏人是坏的小“教父”。他们的好坏，有时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心肠的善恶，而取决于政权质量的优劣。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在政权中蔚然成风的年代，他们是些代表政权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吏”。非常年代，比如“反右”时期，比如“文革”时期，他们又是些代表政权监督百姓言行的“吏”。在那些非常年代，他们的一句话，足以将人投入监狱或从监狱中释放。他们手中的权极小极小，但正是那一种极小极小的权，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几乎发生着喜忧受辖的关系。因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只能在“末梢”与政权接触。在“末梢”的接触点上，在非常年代，他们中的某些人，无异于骑在平民百姓头上的“土皇帝”。受贿之风在他们中，由来久矣。在法不健全的年代，他们几乎也能代表法。
从小到大，我了解许许多多小“吏”们刁难平民百姓之事。那些事往往令人血脉偾张，怒发冲冠。
但我的家却是比较幸运的。当年哈尔滨市管辖我家那个社区的街道办事处的一位王姨，十几年中对我家的种种关怀，乃是我们全家人永远难忘的。其实她只不过是一名街道办事处发购物票券的人。每逢有人到办事处去请求盖一个什么章，她总是从旁替人向握章的说情。
我也仍记得我小时候管辖我家那一片社区的派出所的民警“小宫叔叔”。我家差不多是那一片社区中最穷的人家，但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嫌我家穷，例行公务路过我家时，常进屋与我母亲聊一会儿，问家中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他的帮助……
尽管我本人对“吏”们并无偏见，但我还是不得不指出这样的事实——在以往的年代里，在中国的吏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是什么代表政权为人民服务的人，而是以刁难平民百姓为能事、快事的人。
我一时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使中国的“吏”们的相当一部分是那样的人。也许因为他们是“吏”而非官，所以心理常处在失衡之境？也许他们在刁难平民百姓之时，借以想象自己是官，并获得吏权胜于官威的体验？
我的一位朋友，每与我谈起当年管辖他家那一社区的一名“公社”办事员便不禁地眼中喷火——他下乡时，他父亲病故不久。按当年政策，只要“公社”给开具一份家庭生活困难的证明，他便可免费得到一个脸盆、一套牙具、一双胶鞋、一床被和一条行李绳，加起来大约二十几元人民币。我了解他家的生活当年的确困难，可那办事员就是不肯给开具一份证明。理由是他家还有东西可卖钱。这理由在当年可以被一名街道小吏说得振振有词。切莫以为他家的人得罪过那小吏，他家的人从未得罪过对方。那小吏对任何平民百姓都一样的刁难。而他这一种“能力”居然还深得上司“公社”小官的赏识。
“当时我手里没刀。有刀恨不得扑上去捅他一刀！”
我理解他为什么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对当年之事仍耿耿于怀——当年他母亲流着泪跪下去乞求那小吏的情形，留在他脑海中的记忆是太深刻了。今天的人们，是不可以用“有志气”或“没志气”这样的思维看待那一件当年之事的。二十几元钱在当年，对于一位穷人家的母亲，几乎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元。借不到就是借不到。借到了还不起就是还不起。
而哪一位母亲不希望儿子下乡时有脸盆和被子可带呢？所以他母亲的一跪，大约真是万般无奈了。而那小吏竟转过身去不理不睬。
我的一名中学同学，下乡十一年，返城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便请求留在街道委员会做了一名办事员。数月后他写给我一封信，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中，我亲眼见到，平民百姓在求助于我们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人员时，是如何受到无礼的冷遇甚至刁难。有时，加盖公章简直就是掌握公章的人分内的义务，但他们不知为什么，似乎不存心支使请求加盖公章的人白跑几次，不足以显示出自己存在的特殊意义似的。而平民百姓则只能诚惶诚恐地白跑了一次又白跑一次。心里再急也不敢怒不敢言。这情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有时我明明知道，某一枚公章就在某一个人的抽屉里，拉开抽屉就可以取出，半分钟内就可以盖完，而掌握公章的人说：“你过几天再来吧！”这句我司空“听”惯的话时，居然都不屑于编一个让别人白跑一次的理由。现在，我也掌握着一枚公章了，我已经不因在三十多岁时成了一名街道委员会的小小办事员而沮丧了。我绝不靠自己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刁难百姓。因为这不会给我带来丝毫的快感。我要使我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真正成为替人民所掌握的一枚公章。只要理由正当，随时听从人民的吩咐……
前不久我回哈尔滨探家，与中学同学相聚，提起当年他那封信，他郑重地说：“我像信中所写的那样做到了。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真的做到了！”
我为我有这样的一名同学而自豪。
在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里，“吏”们虽然生活在平民阶层中，虽然大部分住着几乎和平民人家一样的狭小房屋，虽然每月工资并不比一名三四级工人高，但他们中善于以权谋私者，其实际物质生活水准，高出于平民不知多少倍。我一名小学六年级同学的父亲，曾是区委员会的文书。记得我第一次到他家里时，他曾揭开一只水缸盖对我说：“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那只水缸很高很大，我踮起脚跟儿才能望到缸里——缸里几乎装满了一包包的点心和一瓶瓶的罐头，而那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几乎全国的老百姓都在忍饥挨饿。
报载，去年山西有个小小科长的贪贿行径大曝光——仅其在北京的住房就有三十几处，皆索贿所得，约合人民币一点七亿多元。按所谓干部级别科长算什么？小吏而已。在中国，在今天，在南方某些省份，“吏”们利用手中的末梢权力寻租的现象，实乃中国诸“潜规则”之一种。并且，这一种“潜规则”，仿佛早已成了“规则”，无须说“潜”也。便是在北方也大至如此的，区别只不过是，贪贿额数较小罢了。甚至也可以不视为贪贿的，而仅以“人情往来”看待。老百姓们倒是这么看待的——只要收了钱，真给办事，便值得感恩戴德了。如今我也这么看了，认为那就是好吏了……
政权的腐败并非是从商业时代开始的。一个中国的平民百姓，即使在人人表演“斗私批修”的“文革”时期，若想让政权的最低机构的最无关紧要的一枚公章为解决自己的困难盖在纸上，他起码也得送给掌握那枚公章的人两包点心，或一条好烟一瓶好酒。如果他什么都送不起，那么他必得以另外的方式表达谢意。比如他如果是木匠，就应为“帮助”了他的吏或官免费打一件家具；比如他是裁缝，就应为“帮助”了他的吏或官免费做几套服装。平民百姓难以求到官，所以他们常要感激的大抵是吏。又几乎每一枚公章为他们的每一次印盖，都同时意味着是对他们的“帮助”。既曰“帮助”，物品的回报便成了“人情往来”而似乎合法化了。从前是两包点心，如今是两条金项链或两万元钱。从量变到质变，从吏变到官变，又似乎是那么的必然。此一种变，沿袭到今天，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手中的每一种权，都能够成为一种相互的交易。所以一个平民百姓，如果想活得顺遂，则一定要千方百计结识许许多多的吏或小官。从过去到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国老百姓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耗费在此一方面，可曰勉为其难也。
“吏”们虽然生活在平民阶层中，但在许多主要的特征方面与平民们并不类同，而更有些像官僚阶层。因为，他们毕竟是官僚这株大树的小枝小叶。并且内心里最不情愿生活在平民阶层中。有朝一日摇身一变而成为官，从此脱离平民阶层，乃是他们“永远的梦”。但我们指出这一点的同时，也应充分肯定其合理性。它和一名工人的升级希望是一样合理一样无可厚非的。
有些“吏”比平民还平民。他们两袖清风，严以律己，任劳任怨地为百姓排忧解难而不图酬谢。他们确是一些好“吏”。好“吏”之所以好，其实是在以好官的标准为自己敬业做人的原则。
“吏”是官的“实习生”。
好“吏”们学好官；坏“吏”们学坏官。
官自“吏”出。所以纠查“吏”风，其实也是整肃官纪。据我看来，中国之“吏”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不少好“吏”死了，老百姓嘴上常常念叨他们，心里常常缅怀他们。而坏“吏”们死了，老百姓往往一提起他们，憎恶之色溢于言表。
虽然，老百姓所经常接触的是“吏”而非官，但却是将他们视为官而论好论坏的。中国之官的形象的丑陋，在某些方面，在老百姓那儿，也往往是由“吏”们的劣迹所败坏的。
坏“吏”们混迹于平民阶层中，实际上暗中过着相当于中国中产者阶层的富裕生活。他们有人有几处住宅，有人银行里存着几十万近百万，甚至几百万。报载南方某市一名小小的派出所所长，每日里驾着“奔驰”招摇过市，足可说明坏“吏”之贪赃枉法的程度。中国老百姓往往一边巴结他们，一边暗恨他们；一边不得不行贿于他们，一边盼望他们早日受到法办……
以上包括“吏”们在内的大小群体，组成着中国当代平民阶层。
平民阶层是中国当代的最基本公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获得了不容否认的提高。这的的确确是一个事实。但这一事实往往被浮夸到了不再符合事实的程度。提高的因素也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单一化了。这个阶层本身的生存自救之能力，受到着一向的忽略和漠视。仿佛这是一个永远需要上帝的阶层，如果没有一位上帝的呵护，它就只能也只配穷困着似的。
而据我看来，中国当代平民阶层，其实是直接从“改革开放”中受益最少的一个阶层。起码目前还缺少根据足以证明，它是直接从“改革开放”中受益最多的一个阶层。
而据我看来，在中国诸阶层中，平民阶层具有最本能的、最积极主动的、最有韧性的生存自救能力。他们的“上帝”一向只产生于他们本阶层。更准确地说，一向只产生于他们的家族和家庭中，他们一向并不受到另外的“上帝”的呵护。
前边已经提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民之家，普遍是多子女家庭。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孩子已然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当年的一个家庭，裂变成了三四个甚至四五个家庭。我们略做考察便会发现——几乎当年任何一个平民家庭的裂变过程中，都至少会派生出一个家族命运的竭尽全力的“拯救者”。他或她或成了官员，或成了知识者，或成了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或成了个体生意人。
一个平民家族只要出了一个“拯救者”，这个平民家族就有了一线不至于整体沦为贫民的生机。而且几乎只有平民家族，才会产生它所必然需要的“拯救者”。又几乎只有平民家族中产生的“拯救者”，才最甘于肩负起拯救家族命运不至于贫民化的责任和“使命”。
在那些“拯救者”中，对家族命运起作用最直接最大的，当然首推为官为吏了的平民的儿子们。哪怕是一名小小的科长，只要专权于一身，只要那权具有“威”性，那么该平民家族受益多多。倘居然是处长，是局长，那么该平民家族也就几乎无忧无虑了。一位局长大人的家族之事，往往无须他自己操心，手下的处长、科长们，也就争相着替他“办理”了。这一种情况，越是在偏远省市，越似乎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事。这乃是官本位国家的特色。
我一名知青“战友”的哥哥，是公安局的一名副处长。于是他们兄弟姐妹数人，人人有好的住房、好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并且无论在单位、在社区，人人身上还都似乎有了些霸气。“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某些平民人家，也正是如此这般地渐变为霸道人家的。某些平民之子，官做大了，贪污受贿，难以自拔，最终由家族的“拯救者”而沦为法的“阶下囚”。这样的例子，也是相当多的。但普遍而言，平民人家深知家族中出了一个“拯救者”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幸运，所以颇善于充分利用这一种幸运，又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这一种幸运不使其变质。
我对这一种中国传统现象所持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若站在时代进步的立场上，我对这一种“官本位”的通病现象不能不持批判的态度；若站在平民阶层的立场上，我又不能不替平民阶层感到些许安慰。“官本位”的通病现象若体现于官僚阶层本身，我所持的批判态度往往相当激烈，嫉恶如仇。但若延益于平民人家，只要不过分，则我往往不忍指斥。
对平民人家起直接的大的“拯救”作用的，其次是平民人家的成了生意人的儿女。如果他或她一年的收入在三万，那么，在低消费城市，只消拿出三分之一，就足可补贴三个三四口之家不至于沦为城市贫民。
再其次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他们最起码可以做到的，是保证他的家族中的主要成员不至于失业。这做起来极为简单，通常情况是将兄弟姐妹或兄弟姐妹的儿女“推荐”到别的企事业单位，并等数接受对方“推荐”给自己单位的人，或以在合作中的利益相让作为回报。
最后该数知识分子了。相比而言，平民人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不论拯救家族的意识多么强烈，其直接的作用却要小得多。如果他们是单纯的知识分子，而非为官的知识分子，那么作用就注定了更小。如果他或她的家族又非常迫切地需要拯救，不拯救则必沦为贫民，则他们往往就不得不抛弃清高，尽量结识某些官们、商人们、企事业单位领导者们。
在这种情况之下，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们显得相当可怜。即使在他们或她们谈笑风生之际，内心里也是苦涩的。他们廉价“出售”自尊，仅为拯救家族。他们是平民家族的“普罗米修斯”。但是他们对平民家族的另一种作用，却是以上几类人想要起到也难以起到的——那就是，引导家族克服一切困难，尽量再多培养一个甚至几个知识分子。平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既难以对家族生活的现状起到直接的大的作用，便只有将“拯救者”的责任和使命着眼于将来。所以，我们在平民阶层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可贵的现象——若一家族出了一至两名大学生，那么这一家族的下一代人几乎都会受一种良好的影响，熏陶于勤奋苦读的环境里。
十几年以后，这样的一个平民家族，便理所当然地发生了质变，由几个新生的知识分子家庭所取代了。在中国，在当代，就普遍情况而言，知识较难使一个家庭富裕。但时代毕竟在想方设法确保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家庭不至沦为贫民。在这一点上，时代和知识分子们本身的努力，不能不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说，据我看来，他还是比较公正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上帝尽量企图做得相对公正一些。因为我对平民阶层的考察结果告诉我——上帝似乎预先在每一个平民家庭或家族中，都安排了一个“拯救者”。当然，他不是前四种人所能完全包括的。他可能既不是官吏也不是知识分子，既不是企事业单位领导也不是生意能力很强的个体生意人——但哪怕他平凡得很，他也肯定具有着某种“拯救者”的特殊能力。
我家当年住的那一条街上，有一户多子女的老邻居，从过去到现在，一直生存在贫民的边缘，然而兄弟姐妹几户，却又没有一户真的跌入贫民阶层的泥淖。这个家族中无官，无吏，无知识者，无商，无厂长经理什么的。兄弟姐妹中的大姐，只不过是一名邮局的营业员。但就是这位大姐，充当起了家族“拯救者”的角色。她具有着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仅仅靠了这一种能力，她十几年如一日地，成功地将兄弟姐妹们的家庭牢牢地稳定在贫民阶层的泥淖的边缘。她使我心中常常充满了感动和敬意。尽管她不是什么时代“英模”……
“每一条行着的船上，不管大小，在艰难的航进中，都必有临危不惧并影响大家也鼓起勇气战胜风浪的桨手。”
这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书名我早已忘记了。这句话却印在头脑中了。此话原来是比喻人与国的关系的。现在我认为，借用以比喻人与家、人与家族的关系，也是有意味的。
平民没有退路，他们稍退一步必将沦为贫民。贫民的泥淖就在平民生活的边缘上。平民最清楚一旦沦为贫民将会怎样，所以从平民阶层的每一个家庭中产生出“拯救者”，简直可以说是完全顺应生存规律的。
这与中国平民阶层从前的年代里多子女的家庭特征有直接关系。
我这样说，当然的，并不意味着我反对“计划生育”。我举双手支持“计划生育”的国策。而且认为我们实行得太晚了，实在是中国最可悲之事。
我们的“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好”。
有次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谈到了“计划生育”。
我坦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不好，一点儿也不好。无论对于下一代，还是对于为父母者，其弊端越往后将越加暴露得明显，而且终将酿成中国以后的又一重大社会问题。
但是我接着说——以普遍的中国人目前的收入，尤其是平民阶层的收入来看，其实只养得起一个孩子。
外国记者问——如果养得起，是不是有两个三个孩子更好呢？
我说您也是做父亲的，这还用问么？
我说——即使养得起，即使明知两个三个肯定比一个孩子好，我们中国人也还是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个起码的责任问题。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国，乃至对全人类，对“地球村”的责任问题。这个责任问题的性质，高于任何一个中国家庭人口结构的优劣问题。我们中国人为了选择大责任，宁愿暂且不考虑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许多种弊端……
平民家庭的多子女，基于这样一种传统思想——十棵树苗，哪怕九棵都长歪了，总会有一棵成材的。
他们的指望就在那一棵上。
而漫长的历史中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又似乎总在默认着他们的逻辑。
我们先不必去批判他们的思想的愚昧。这一点不必再进行批判，如今谁都能认识到是愚昧的。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未来的年代，如果一个平民之子组成了一个生存在贫民边缘上的平民之家，并且要负担夫妻双方四个退休金低微的老人，难道他们不是随时可能沦为贫民么？
我考察到，相当一部分平民之家，其实正岌岌可危地生存在贫民的边缘。
在中国，在当代，对于什么样的人家才算是贫民人家，我与某些官员的看法截然不同。
依他们看来，似乎只有无住处，无收入，每天吃不饱肚子的人家才算是贫民人家。
而我认为，在当前的物价之下，一个三口之家如果总收入低于六百元，就该算是贫民人家了（十三四年前，普遍的工资才二三百元）。
这一种看法的分歧，曾导致我与一位官员当面争论。争论是由他的一番话引起的。
他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言道——中国老百姓中其实真穷的没几个。
家家都有房子住。下雨淋不着，下雪冻不着，吃着大米白面，穿着不打补丁的衣服，能算是穷人么？何况，大多数叫穷的老百姓，家里还摆着电视、冰箱、洗衣机。所以差不多都是装穷……
他侃侃地接着说——他对付“下岗”工人们是有“高招”的。不是来找他解决困难么？他客客气气地请他们上一辆大客车，说拉到一处宽敞的地方去不受任何干扰地谈。拉到哪儿去呢？大冬天里，拉到郊外去，说到此处他笑了，显出因自己的“聪明”而很得意的样子——广阔天地，既宽敞，又无干扰。他说他是有所准备的，所以穿得非常暖和，不怕天寒地冻。而那些“下岗”工人则不同了，没准备，穿得少。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抱着肩。没谈上一个小时，就都冻得受不了啦，都说先不谈了，要求快点儿上车回城……
他又笑了，仿佛在传授一个对付“下岗”工人们的好经验。
他说一个工人要求按照国家规定发给自己“下岗”生活费，而他这样回答：“下岗”生活费是发给家庭生活困难的“下岗”工人的，你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你自己有手表、自行车，所以你只不过是“下岗”了，还远远算不上家庭生活困难。你先卖东西过日子吧，什么时候你家里确实没什么东西可卖了再来找我申请补助……
他第三次笑了。
他发完言，我忍不住发言了。
我望着他说——你这个官，是个很混蛋的官。我虽然不是“下岗”工人，但是我替他们骂你——×××！这也是替共产党骂你的！因为我觉得你居心叵测，有官逼民反、给共产党的天下制造麻烦的嫌疑。如果哪一天你被打死了，并且大卸八块，我认为是很活该的，丝毫也不值得同情……
不错，哪一个平民人家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这能说明什么呢？
那些电器玩意儿，西方半个多世纪前就在城市里普及了！
我告诉他，我家的一台电视，十年前价值一千八百元；一个冰箱，“雪花”牌的，十年前价值九百元；一台洗衣机，不足一千五百元。所谓“三大件”加起来，十年前不足五千元。
我举我家为例，当然并非强调我家生活困难，而是希望他明白——大多数中国当代平民人家里的“三大件”，皆十年来十几年前所购之物，总价值五六千元而已。而那也许是他们全家节衣缩食几载才添置齐的。
据此判断他们实际生活的穷与不穷，若不是头脑有毛病，便一定是心肠出了毛病。
我又告诉他明白——十年前的“三大件”，即使件件名牌，今天卖，卖到一千五百元就算幸运了。
这都是一些靠常识、靠极简单的思维就能明白的事。但某些共产党的官员，似乎就是成心装糊涂。我常常纳闷儿，百思不得其解——怎么那样的官员，往往在共产党的官僚队伍中还很吃得开似的？
他们住着一百多平米的住房，乘坐三十几万元的“奥迪”公车，办公室越来越大，几乎一切日常费用都可变相报销，子女都安排在收入较高的单位——对比于他们对平民的态度，听听他们口中说的那些鸟话，实在是恬不知耻！也实在是令人怒不可遏！
我认为——那样的官员看待中国平民们的生活的逻辑，很有代表性，很典型，在为数不少的官员的头脑中都存在着，只不过有的没当成经验洋洋自得地说出来罢了。
我想告诉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们明白——当你们走进一户平民人家，见他们住着大小两间屋，屋里有电视、冰箱、洗衣机，饭桌上盘子里是馒头碗里是粥，万勿据此表象得出错误的结果——他们生活得比你们想象的好得多，因而仿佛他们还要感谢谁的恩泽似的。
那只能证明这样一点——在你们的意识里，将中国当代平民的生活标准“规划”得太低太低了！须知如今粗粮比细粮贵，平民吃不大起粗粮。
我想告诉所有的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们——大小两间屋，屋里有电视、冰箱、洗衣机，每天吃着馒头喝着大米粥——是城市里最起码的生存状况。正因为目前还维持着这种最起码的生存状况，平民才是平民，才不是贫民。相当一部分平民人家，内心里所惴惴不安的，也正是怕连这一种起码的生存状况都维持不住，一头从平民的边缘上栽下去……
至于某些官员所理解的“家庭困难”，其实意味着是乞丐的生活。
平民有理由拒绝沦为乞丐，所以才在“下岗”后吁请关注。官员有责任不使平民沦为乞丐，这乃是官员对国家的最主要的责任之一种。
由于独生子女成为中国当代家庭人口结构的唯一选择，未来的中国，势必出现半数以上赡养负担沉重，而又无家族“拯救者”解危救难的平民之家。这些平民之家，沦为城市贫民比没有地基可言的泥屋草房在地震中成片成片地坍塌还快，而这无疑将加大贫民阶层的社会比重。
贫民多了，后果不言自明。
而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必须超前估计到、关注到，超前有所准备，超前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方案的事。
无平民阶层的生活稳定，无国家之长治久安。
无平民阶层的拥护，无政党的广泛权威。
无平民阶层的公认，“改革开放”的功绩再大，也意味着在最严重的方面存在着最严重的缺陷……
贫民是一个既独立又相对的概念。独立是因为近年来国际有关组织对贫民生活状况有一个较为公认的指数。但那指数是在西方诸经济发达国家的普遍物质生活背景之下产生的，并不完全适应中国这个低收入国家，所以不提也罢。相对是因为无论任何时代，都是与具体某一国家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而得出结论的。
世界上的资产者阶层的生活大致都是差不了许多的。因为资产者阶层的生活水平大抵是跨国界追求，而且总是以最富有的国家的资产者的生活水平作为追求目标。
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越是比经济发达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阔绰和奢侈。这早已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产者们也不例外。这乃因为，在经济落后和次发达国家，阔绰和奢侈也是廉价的。拥有一千万美元的美国人家并不都处处显富，而且绝不至于全家都喜享乐。这是许多美国朋友告诉我的。但是拥有一千万人民币的中国人家十之八九都有别墅和名车，而才几岁的孩子都从小养成着摆阔绰讲奢侈喜享乐的恶习，这是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现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根本无须举例说明。
世界上的乞丐们也大致都是一样的情形。有区别的是中产者阶层和平民阶层。
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的差异，决定了各个国家的中产者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不能相提并论。国家一旦陷入经济危机，首先是平民们的命运受到大面积杀伤，其次是中产者阶层的生活受到影响。
爱尔兰1846年的大饥荒饿死了近百万人，原有乞丐和贫民幸存者极少，同时饿死的近半数是平民，并且使近千万平民沦为新的贫民。而爱尔兰的资产者们，基本上都仍过着和1846年以前一样的富裕生活。
资产者一旦成为资产者，就有经济实力超越于国家经济危机之外。
这乃是全世界资产者最大的共同的自信。
中国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才刚刚由温饱型转为消费型。与此相比，中国当代的城市贫民，仍是一些温饱型的人家而已。他们的日常消费进行在最最低等的层面。进而言之，除了与温饱连在一起的消费，他们根本不敢问津其他任何消费。
这样的人家，供养一名小学生已捉襟见肘；供养一名中学生相当吃力；在目前，根本供养不起一名大学生。
这样的人家，在蔬菜价昂的季节，不吃蔬菜，只吃咸菜；这样的人家，半个月或一个月才吃一顿肉。
这样的人家，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皆有。
如果他们还不算贫民——依某些官员看来似乎还不算，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贫民了。
他们究竟是多少呢？
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说，在“下岗”、失业的情况不像这么严重以前，人数是极有限的。而且他们的贫穷，主要非是由国家经济状况造成的，而是由各自家庭的种种不幸造成的。世界各国都存在着这样的贫民。
“下岗”和失业情况的空前严重，扩大了中国当代城市贫民人口，形成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平民贫民化的新现象。
“下岗”和失业不是“改革开放”的后果，是“改革开放”以前种种国情因素的后遗症。只不过这后遗症爆发于目前年代。进言之，即使中国目前并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下岗”和失业也依然会在目前这个时代爆发。
有没有另外的因素呢？另外的因素也是有的。
比如黑龙江某大型企业连年亏损，工人开不出工资，而大庆要主动兼并这个企业——但由于这个企业的头头们自己的安排条件没得到满足，致使大庆最终放弃了兼并动议，两万余工人目前仍处在无工资的境地。
但无论怎样评说、分析“下岗”和待业，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事实——中国城市里开始出现新的贫民。如果数量非是在减少，而是在以后逐年增加，那么贫民们的人数极有可能多到渐渐形成一个新的城市阶层的程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贫民，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贫民阶层。
贫民人数一旦形成了阶层化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堪忧的。
贫民阶层化，便不可能像破鞋子一样被扔掉。归根结底，还是将成为一个国家的负担。
中国城市贫民的人数虽然增加了、扩大了，但由于大多数是由平民变成贫民的，所以目前的实际生活水平尚能维持在平民与贫民生活水平之间。这造成一种假象，仿佛他们仍是平民。一个二三百万人口的城市，有二三十万这样的人家。从该城市的日常社会面貌中几乎难以看出。这又造成另一种假象——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一旦有了工作，哪怕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则他们又会渐缓到平民的生活水平。
据我了解，他们中许多人家维持在平民与贫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经济能力，最多再勉强支撑几年。几年以后如果他们不能渐缓到平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他们将成为彻底的城市贫民了。
在中国，在城市，没有工作的中国人，并不意味着是失业者，更不意味着一定是贫民。在中国，在城市，不乏这样的中国人：前十几年很是赚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如今靠利息活得很滋润。有工作和没有工作对于他们反正无所谓。他们正乐得过几年无需工作的逍遥自在的生活。
他们是一些情愿的快乐的失业者。
在中国，在城市，只有工厂停产或倒闭的工人，才是真正的失业者。也只有他们人数众多，只有他们才极有可能沦为贫民。甚至即使目前仍有工作的工人，也极有可能正在渐变为贫民。
如果一个双职工的三口之家，夫妻收入加起来不足五百元，他们实际上过的是仅比贫民强一点点的生活。
在中国，在城市，这样的人家，绝不比夫妻有一方失业的人家少。
中国城市贫民和正在加速贫民化的一部分平民们的命运出路究竟在哪里？
目前还没有谁敢大言不惭自以为是地声明，他已替他们指出了“方向”。
“再就业工程”的愿望是令人感动的。但实际上更带有“慈善”的性质。带有“慈善”性质的举措不可能解决众多人的失业问题。它实际上连千分之一失业者的“再就业”也安排不了。
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最顽固难医的头疼症。由“下岗”失业造成的平民贫民化的阴影，正在下一个世纪的门内向中国漫过来令人惴惴不安的阴影……
目前，“股份制”正在某些省市迅速推行。某些官员对此施加的“力度”，比我们估计的要大得多。“加大力度”是如今官场上使用率极高的词，它几乎成了某些官员的口头禅。
据信，朱镕基同志曾告诫——第一不可盲目相信“一股就灵”；第二要工人阶层自愿，起码要大多数工人自愿。朱镕基果而如此告诫过的话，其告诫值得各级官员切记。
“股份制”的实行无非面临三种状况：
一、亏损甚至严重亏损企业，即负资产企业。
这样的企业的工人们，本就工资低到极限，家庭生活水平岌岌可危地维持在城市贫民阶层的边缘，又哪里来的余钱买股“做主人”？
我了解到，有这样的企业的头头们，做法简单粗蛮——开次会，张贴一份“公告”，限日限时勒令工人交款数千。交者，仍可保留“工籍”；交不起的，脸一板，除名。甚至变相地将积年的亏损额均摊在每一工人头上，名曰“卖股”，实则由工人们还债。
工人们问：“如果以后还亏损怎么办？”
答曰：“我不知道！”
这就好比从前的地主对待雇农了——不但不给工钱，还要从雇农身上扒下一件衣服。
这不是有点官逼民反的意味了么？尤其可憎者，趁机将一笔又一笔白条——诸如自家装修房子所花的钱、公款吃喝所花的钱、游山玩水所花的钱、亲朋好友做生意炒股票所亏的本金，皆混算入股份中去，皆均摊到每一工人头上。
二、资产远远高于债务、效益较好的企业。
这些企业的头头脑脑们，勾结了企业外的有钱人，早就垂涎欲滴了。“股份制”正中他们下怀。还不等工人寻思过味儿来，他们早已凑足了钱，摇身一变，由企业领导成了控股私营者。于是国家工人也同时成了他们的“打工仔”。要指望他们对成了他们“打工仔”的从前的国家工人们负任何起码的生存责任，都只能是幻想。
三、零资产企业。
所谓零资产，当然并不就等于零，而是指资产与负债相差无几。这样的企业最适于公平拍卖。一旦拍卖于个人，经营有方，短时期内便能创收。
但怎样拍卖才算公平拍卖呢？
我认为，手持拍卖槌的人，目光首先望向工人才算公平。因为那资产，原本就是他们血汗的积累。只要他们的竞价不明显低于有钱人，拍卖原则应从道义上倾斜于他们，拍卖槌应为保障他们的利益而敲落，断不该为了施利于有钱人而敲落。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某厂的工人们认为他们有能力经营好那个厂，于是凑资五十万打算集体买下，并推选自己信赖的带头人。但有钱人仅仅出比工人们高三万元的价，就使工人们的愿望化为泡影。中国戏剧中，有“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唱词。三万元难倒了那个厂的两百多名工人。他们凑足五十万已是家家户户都将“保平安”的钱奉献出来了，再多凑三万，实属难上加难。何况，再多凑三万又怎样呢？富人的竞价哪怕比五十三万又高一万，结果那厂不仍是富人的么？两百多个穷困工人与一个中国富人竞买某厂，经济实力的优势仍在后者。
这拍卖槌的一落，何等的没有天良！
但官员振振有词地说——这就叫公平！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买下了厂的富人，对两百多工人大逐大裁。
逐裁过程，实行了自己对敢于与他竞价的工人们的集体报复。
而官员则熟视无睹，司空见惯，认为这正常得很，并且感到了大大的轻松。又有两百多工人不再是国家工人了，那么，今后他们的生存着落，终于彻底地与自己无关了。
工人变成了中国富人的“打工仔”，命运可能还算好，还值得庆幸。
报载东北某省某市某资产价值五百余万的厂，仅以一百万便卖给了一名韩国人。而那韩国老板，迫令他相中的女工，每夜于他睡前为他按摩，并肆意轻佻下流。不从者，以解雇相威胁。女工们怕失业，不敢怒且不敢言……
中国很大，如此这般之事，难免会发生的。
问题更在于——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后，记者愤慨、公众愤慨，一切稍有点儿尊严的中国人都会感到愤慨，却从没听说哪位中国官员因此拍案而起过，无比愤慨过……
中国的官员，你们都怎么了？也许唯有具此大冷静，才当得成中国的官？才更像是中国的官？
报道此类事件的媒介，还往往受到严厉的批评、训斥甚至制裁。可不报道，就没人知道哇！没人知道，在自己的国家里受辱的我们的男女同胞，就既不但只能忍气吞声地继续受辱，连点儿同胞对同胞的道义声援都难获得啊！
不想叫人们爱国了么？
“股份制”非是什么灵丹妙药，但起码是目前可以尝试一做的。此过程中杜绝腐败，严惩权钱交易，以及其后的密切关注、监督，乃是一种国家职责。倘官员渎职于此，遗患大矣！某些官员闻“股份制”而窃喜，因为他们的三亲六戚，又有机会大占国家的便宜了。
某些官员折卖国有资产的热忱如同小贩在早市上叫卖。许给有钱人的优惠“政策”往往令人咂舌，甚至应允有钱人可无息贷款。除了权钱交易私利使然，还有一种想当然的思想逻辑在支配——卖、卖、卖了就有“业绩”可说，不卖没有“业绩”可表。卖得越快，证明跟得越紧。卖得越多，“业绩”越大。卖！卖了，工人们以后的生存着落，也就别来找我烦我了，与国家脱钩了么！我是国家官员，操不着那份儿心了么！……
以这样的心态，又怎么能将“股份制”推行得好推行得令工人放心呢？
山东省有个诸城，是个小市。全市的中小国营、集体企业几乎全部实行了“股份制”。那是一种较新型的“股份制”，或可曰为“集体股份制”。
诸城的做法是——第一，工人自愿。第二，在工人自愿的前提下，对企业进行估产后，首先向工人售股。一般情况不对企业以外售股，以确保本企业工人认购本企业股份的优先权。第三，企业百分之八十的股份由工人量力认购。只百分之二十留给企业各级干部，以确保工人对本企业资产的实质性集体拥有。某些亏损企业，估产后甚至均股“捐赠”给工人。这算国有资产的“流失”么？也许有人要这么谴责。但我非常赞同这一种做法。因为道理是那么的简单——这些小型国有资产，原本是靠它们的工人的劳动创造和积累的。生产资料不能继续有效地起到生产的作用，那就莫如“归还”给工人，使工人真正成为它们的拥有者和主人，使它们在有自信的工人拥有后重新“活”起来。“捐赠”给工人们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在目前，将某一小部分老化的生产资料“捐赠”给工人，使这一些工人能够摆脱对国家的依赖开始自己养活自己，并开始向国家纳税，这是“物尽其用”，而非“流失”。这做法比卖给某一个有钱人道义得多，合情合理得多，从长远看，政策水平积极得多。
事实也已证明，那些按照以上原则售股给工人或“捐赠”给工人的小企业，十之八九真的“起死回生”了，有的甚至以前所未有的生力参与着市场竞争。工人们一旦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或曰“股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责任感，比任何别人对他们的责任感都强烈。
某市曾委派一名干部到一个“股份制”化以后的企业去任职，但不久便被拥有“股东”资格的“董事会”成员罢免了。因为他利用职权将一名没有购股的亲戚招进了厂里，而那亲戚被司法机关依罪收押，他动用厂里的公款将其赎出。这在旧体制时，叫“不正之风”。
这一种“不正之风”，对于某些企业领导，从前是“小事一桩”。这一种“小事”，从前非“纪委”严肃过问，是奈何不了某些企业领导的。
但现在，“股份制”以后，“小事”不小了。也不劳“纪委”处理了。代表工人利益的董事会一决定，就罢免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罢免理由也只消一条就够了——“我们不信任”。
据说，朱镕基亲率考察组去诸城考察过，结论是——方向对头，考虑周到。思路符合“中国特色”，经验可取……
现在，十三四年过去了，中国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究竟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提高了。
中国城市贫民的人数，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
如果以当年的贫困状况而论，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减少了。
而读者读我这东拉西扯，谬论百出的信口开河之书，一定会有种分明的印象，那就是——仿佛中国的情况已经危若累卵，难以为继了。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不但挺过来了，这改革开放的后十三四年，综合国力又翻倍增强了，国人的生活水平又有幅度不小的提高。
1995年至2000年之间的中国，有些风雨飘摇似的。今日之中国，却终究很令世界刮目相看了。我想，若将改革开放之三十年分为一部书的上篇和下篇，那么我认为——上篇的主要内容是矛盾的交织，或曰矛盾“伏笔”；而下篇的主要内容，却记录了怎样破解那重重矛盾和怎样在困境之中突围的过程。
故我进一步认为，改革开放之经验，也主要集中体现在后十三四年间。
而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我必应是认认真真地从后十三四年间去发现和总结。其中，定有弥足珍贵的经验，可供促进以后强国富民之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