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鸦片战场以前，中国无知识分子阶层，只有“文人”阶层，而此一阶层颇为庞大……“文人”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大“公社”中的一族。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不痛快起来。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无知识分子阶层，只有“文人”阶层，而此一阶层颇为庞大。
这样说当然是逻辑矛盾的，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文人”亦知识分子。但这结论其实又并没有近乎无懈可击的正确性。因为“亦”是不等于“即”是。正如橘是水果，但并不能说橘“即”是水果。反过来说道理尤其明白——水果并不“即”是橘。
“文人”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大“公社”中的一族。它除了“文人”，至少还应包括“科研”一族和“工技”一族。而“科”和“工”，又是何等广博的概念！以至于我们无论怎么样企图下一个较全面的定义，都是难以包罗万象的。
而文人群体，不管数量多到怎样的程度，若没有“科研”一族和“工技”一族与之共存同伍，竟而以知识分子阶层自居，则何异于一橘而冒百果，甚是荒唐。
当然，我们纵观华夏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也是能举出一些在“科研”和“工技”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祖先的。他们的名字小学六年级学生皆能一一道来，这里我们也就无须列举。在“工技”方面，中国人的头脑一向是不乏智慧的。比如镰、锄、犁；比如水车和纺车以及织机；比如木匠的刨、锯、墨线等，千般百种，都是一些聪明的祖先发明的。
但是在古老的“工技”方面，我们也似乎只能说我们的祖先并不比任何域外异族的祖先们笨，却不应该过分强调我们的祖先们最善于创造。因为外国的农民使用镰、锄、犁的世纪也很悠久了。目前还没发现什么被全世界公认的历史记载，能肯定地证明耕种的技术是外国的农民向中国的农民学的。或反过来说是中国的农民教给外国的农民的。又比如全世界木匠和瓦匠们的祖先都曾通用过的“水平仪”—— 一块底部磨平，上面刻了槽，槽内注入了水的木块。据我所知，其发明权就争议很大。有些中国人一口咬定是中国人发明的。有些较真的外国人便提出异议，说那槽上得封盖住一小块玻璃，以免水洒掉。既然它上面的玻璃是外国人先造出来的，它当然也是外国人先发明的。难道还没造出玻璃来的中国人，居然会先于外国人造出不用玻璃封盖住槽中之水的水平仪么？不用玻璃那又是用什么比玻璃更先进透明之物代替的呢？而我们的同胞据理力争地反驳——就算水平仪是你们发明的，但其发明思维，显然早就存在于我们中国人的头脑中了。你们没听说中国有句古话是“一碗水端平”么？这就等于我们中国人最早提出了“水平原理”。
于是“老外”张口结舌，哑然而怔。
因为我老父亲当年既是瓦工又是粗木工，故我曾见过两种“水平仪”——一种是前边讲到的木体的，槽内注的是水，此为当年的“中国造”；另一种是铜的，槽内注入的是一滴水银，槽的正中有一小洞，倘所测之面水平，则水银球儿必滚入洞内，此为当年的“外国造”。
我至今也不知哪一种造在先，哪一种造在后。当年也没问过我父亲。即使问，他也肯定不知道。而现在若还想搞清楚，则纯粹是自伤脑筋了。因为既无可考证，也不知该向谁去请教。
我举简陋“水平仪”的例子，其实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就古老“工技”而言，全世界的劳动者的智慧是难分先后难论高低的，都曾涌现过许许多多能工巧匠。他们的某些发明，至今看来都是同样令我们当代人钦佩的。
而“科研”正是在古老“工技”的基础之上发达起来的。没有“科研”的发达，古老的水车只不过仍是水车，不会是水力发电。没有“科研”的发达，古老的镰、锄、犁，就不会被农业机械所取代。没有“科研”的发达，锯和刨也不能被现代机床所取代……这当然都是废话。因为现在哪一个中国人都明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也都明白，中国在大约二百年前开始落后了，正是落后在这“第一生产力”方面。
这“第一生产力”的强大，需要一大批特殊的人才。他们被叫作“科研型知识分子”。
当欧洲的孩子们在“公学”的课堂上接受化学知识和物理知识的时候，中国的孩子们中的幸运者，却仅仅能在私塾里背“四书”“五经”，以及孔孟老庄们“曰”……
当欧洲成批量地生产汽车的时候，中国的朝官们还在以所乘轿子的规格来炫耀职位的高低……
当飞机、坦克、远程大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发挥着狂轰滥炸的威力时，中国军队的装备基本上还是刀矛箭戟……
当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和她的也是科学家的法国丈夫皮埃尔从沥青铀矿的残渣中成功地提取出了镭的时候，当爱因斯坦已经揭示了原子内部所蕴藏的巨大能量的秘密时，中国的科举制度才刚刚废除，《奏定学堂章程》才刚刚获朝廷旨准，算术、地理、物理、化学、体育和外语才刚刚被列入“教育纲要”……
而仅仅二十年后，中国的第一代“科研型知识分子”还在胎中的时候，美国的汽车已经骤增到两千六百万辆，工业电气化程度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收音机已经相当普及，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电话已经开始进入中产阶级家庭，有声电影已经问世……
那时爱迪生已经拥有了上千种发明专利，而中国刚刚产生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这使我们中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五千余年的文明史，在近代史一页，在“科研”方面，显得那么的暗淡无光，除了詹氏在铁路工程中设计的“人”形轨和“詹氏挂钩”几乎无可记载……
不禁地使人联想到伦琴的一句话。他说——“自豪是允许的。但不能自高自大。”
“科研”和工业落后主要由于教育内容和制度的畸形。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深批痛伐过的。比如龚自珍、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孙中山……比如“五四”前后的三大兴国口号之一便是“科学”。
我们无须多费笔墨在此声讨旧中国的教育内容和制度的误国之罪，因为这是早已由历史作出定论了的。
我的兴趣的着眼点仅仅在这样一方面，即——延续了十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科举制度，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异化成了怎样的一些人？并且其深厚文化背景中的负面积淀，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发生着不良的影响？甚至依然体现为一种历史性的病疴基因？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文人”通向仕途的独木桥。
中国古代官僚主要由两类人“接班”—— 一是世袭官僚子弟；二是中举“文人”。世袭确保官僚阶级的阶级特权之血缘性得以代代延续。其特权核心是皇权为代表的京官集团。皇权不倒，京官集团的特权不灭。至于地方州府的官僚们，则不过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京官集团的地方维护者们罢了。直至满清王朝覆灭，大小官僚盖由圣旨任命，哪怕是九品芝麻官的一名小小县令。相比于此，科举制度倒似乎是从民间“选拔”辖治人才的唯一方式了。客观地说，这唯一方式也确从民间吸纳了一批优秀的善辖资治的人物。这对皇权统治的巩固和延续无疑是有好处的。“等级森严”的猴群在由于近亲繁殖而实力萎缩削弱的情况之下，也是会凭动物的族群本能而“招募”异群的强壮的猴子的，并授以小权善而待之。这对“文人”们也是有好处的，使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得以不同程度地实现。
但“京试”毕竟三年才举行一次，而且状元仅只一名，榜眼探花进士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十来名。其余绝大多数，皆落陪考下场。而“文人”们，却是越来越多的。情形好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待业大军。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针对中国“文学热”说过的一句话——“何必千军万马都拥挤在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上？”
但是“文人”们不走仕途之路，又能去走别的什么路呢？
经商么？
他们满脑子的孔孟之道，老庄之经。而孔孟老庄，是极端轻商蔑商的。经商相悖于他们自幼所接受的“传统思想教育”。
医是他们中绝大多数所不懂的。
百工是他们所不会的。何况他们自幼肩不挑担手不提篮，体质皆弱，没有起码的做劳动者的身体本钱。所以中国老百姓才讽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以中国才有“文弱书生”一词，所以他们似乎也只有当官一条出路。倘当不成官，满腹经纶，一胸才气，岂不是毫无用场了么？倘当不成官，不但枉为“文人”，而且简直就枉为人了。
“文人”当官，并不全为着“治国平天下”，也为着一生的荣华富贵。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在他们想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一旦中选，当了地方官，便一心巴望着有一天入京做朝臣。一旦做了朝臣，便想当宰相。想圣上只信服他一个人的主张，只阅他一个人的奏折，只听他一个人的谏言。而他们的主张，无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治民方面，数千年来几乎如出一辙，老生常谈而已。这一点翻开历史看看就全明了。只不过这一代重复上一代的，下一代再重复这一代的罢了。儒家的一套和法家的一套，本质上并无区别。只不过王位是一种稳定的象征，一代代的皇上皆不甚喜欢大变大革，所以尊崇法家思想的“文人”，下场比发扬儒家思想的“文人”惨了点儿。战国时期的苏秦挂七国相印，孔老夫子终于修成旷世圣贤，乃是“文人”们的千年迷梦。
而一旦被贬，也就是由朝臣降为地方官了，“文人”的人生似乎就前途中断，“人命危浅贱”了。于是大发“诸将封侯尽，独论功不成”“朝日残莺伴妾啼，开帘只见草萋萋”“底事春风欠公道，儿家门前
落花多”之类的幽怨牢骚。郭沫若曾有《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于“文革”，依他书中的观点，似乎杜甫最想当官，而李白却并不怎么在乎当不当官。李白的诗使一切成功的“文人”吟之豪迈；使一切接近成功的“文人”吟之自信；使一切想要成功的“文人”吟之自励；使一切成功不了的“文人”吟之颇得自慰。
而杜甫的诗却是忧郁的。即使也流露出自慰，那自慰也是一喟三叹的，愁苦无奈的。
当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时，未必不是揣摸透了毛泽东的欣赏心理才动笔的。那一本书是迄今为止对杜甫评价最不公正的书。
倘单论想不想当官，杜甫当然是想的，但李白也绝不例外。
又李白伴过君，在朝中受宠过，尝到过由“文人”而官的甜头，对当官的瘾念，只比杜甫更大，绝不会比杜甫小些。
“力士拔靴、贵妃研墨”之类，纯粹是“文人”们编出来的，是“文人”为“文人”镀金身。既满足着“文人”们一心想当官的精神寄托，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数“文人”们一向“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屈辱。
倒是杜甫的诗，更为贴近着中国历代“文人”的真性情。
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吟读一遍李白的《将进酒》，就不能不感受到他被圣手挥出京城那一种巨大无比的失落，那一种一醉解千愁的苦闷，只不过失落和苦闷掩饰在表面狂放的诗句之下罢了。
至今，也就是到了21世纪的门外，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识分子，一失落，一苦闷，仍以《将进酒》消化胸中块垒，聊以自慰。
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一切知识分子，似乎皆不太情愿正视李白也是想当官的，当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闷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那么一来，偶像倾斜，自己们的形象也是会大受损害的。
至今，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识分子，总是齐心协力地，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李白不愿当官的高傲名声。而在这一点上真正高傲得起来的，却只见越少，不见增多。
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当不成官，终生布衣，并且家无祖业的话，其生活境况，也着实的可怜。“自制竹皮笼短发，新裁荷叶理初衣，平生羞乞陶奴米，橡实寒泉可疗饥。”简直穷困潦倒到了和原始人差不多的地步，读来不能不令人心酸。
“病老无子、殁于异乡，同人醵金以殡。”这样的人生结局，也实在是使人落泪的。
“茧足走空山，忍饥采葆旅。五年八徙家，枯鱼重人釜。愁来不敢言，吞声咽苦苣。隙壁小漏光，当涂见斗虎，欲哭且莫高，诗人敬天怒……”
“青荧灯火不成欢，薄醉微吟强自宽。壮心真共残更尽，泪眼重将旧历看。同学少年休问讯，野人今已抛儒冠……”
以上皆屡考不中的“文人”之人生的写照，真所谓“文人”若不为官人，何所谓人？众所周知的八大山人，“晚年叩门乞食，穷老以死”。
我们不必细览浩史，仅翻一部清代的《雪桥诗话》，书中“穷死无子”字样，隔页便入眼来。“病殁他乡”的“文人”，凡二三十矣，还只不过是杨钟羲自己知道的。中国古代至清末的一概“文人”，若仕途无望，求官不成，苦读中耗过“而立”之年，普遍的人生结局无非以下三类：家境幸本优越着的，漫游天下，广交俊友，逢山诵山，临水赋水，咏梅赞松，哦月叹云，博居士之名，撰才子之书。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锦绣文章，经典诗词，不朽戏本，传世之著，几乎大部分是他们笔下产生的。正是大地留书卷，儒林代子孙。没当上将相侯之官，倒修成文史哲正果。家境无业可依托的，便投向官们的阶前府内，做“家教”，做幕僚，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不过做“门客”，其实是过着差不多便是“食客”的寄生日子。此时的他们，成了官们的“收藏”似的。历代的大官们，不乏以“门客”众多而自炫自傲者。第三类的命运最不济，前边他们自己的诗已道出了这一点。
“一杯消长夜，孤烛坐深更。饥鼠分行出，寒鸡失次鸣。此时心眼静，历历悟浮生……”
他们即使在这样的凄凉晚景中，也根本不可能悟出另外的什么别种样的人生出路。既为“文人”，也就只有生为“文”生，死为“文”死了。全世界古代的“文人”们中，唯中国的这样一批“文人”为数众多，亦最堪怜。
中国的新型“文人”，乃是伴着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产生的。而这时的他们，也并非新在“科研”，而是新在“民主”思想。
“五四”时期，旧“文人”皆成遗老，或早已故死于新旧两页史的夹缝中。新“文人”们，曾起到过新思想的呐喊者和马前卒的作用。
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是终于有了为数不多的些个科学家——区别于传统“文人”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科学家纷纷曲道归来，报效国家。此时，中国才有了第一支科学家队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不仅仅只是清一色的“文人”。但当年科学家型的和“文人”型的两类知识分子加起来，也是不足以用“阶层”一词概论的。但是，称这一群体为知识分子，毕竟是比较的恰如其分了。
“反右”“文革”，使这两类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皆遭到了同样的厄运。相比于“科研”型的知识分子，“文人”型的知识分子由于职业习惯的说和写，每每罹祸严重，遭际也更惨。发配者不计其数，“劳改”者不计其数，入狱者不计其数，死残者不计其数。新政权不喜欢旧“文人”，而又偏偏抱有成见地将他们中的一批看待成旧“文人”。尽管他们并未中过举，但被认为头脑里装的全是“封建残余”。连对于自己培养的一代年轻“文人”都不客气起来的时候，对“残渣余孽”们还会手下留情么？
因而，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中国“科研”型的知识分子们，从“文人”型的知识分子比自己们苦难更深重的厄运中感受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
感到了惊悸。悟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悠悠万事，唯保身家平安为大。
这一种余悸难消的惧怕心理，直至“文革”后若干年内，仍使中国中老知识分子风声鹤唳，杯弓蛇影，闻蚊心惊，谈虎色变。
又这两类知识分子，“浩劫”后的事业、生活、待遇，乃至“平反”与不“平反”，早“平反”与晚“平反”，“平反”后将会被如何重新看待，重新看待的也许截然不同的结果，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子女们的人生到何种程度……一概等切身利益，莫不完全取决于党，仰仗于国。
于是在一段不短的时期内，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心理，即不但余悸难消，而且感激唯恐不诚。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获得“解放”的
亢奋并不掺假。有些不过是做戏，心中其实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戏给人的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于是以前曾是官的，又是官了。又是官了，则房子也宽敞了，车子也配给了，待遇也“高干”了，儿女的工作也受到照顾性的安排了……
于是以前并不是官的，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之际，也是官了。既然也是官了，无论“文人”型的，还是“科研”型的，当然也就非是无职无权的普通知识分子可比了……
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当官。知识分子当官，比不是知识分子的人当官好。“公仆”知识化，也远比“公仆”工农化好。当然更不嫉妒。
但是，从那时起，中国当代两类知识分子对于做官这件事向往的、热衷的、复杂的、微妙的、暧昧而又患得患失的心理，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中国当代世相之一种了。
当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做之官，基本上还是不脱离自己的知识领域的。这样的官，据我想来，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是差不多都肯做一做的。如若不仅不至于影响专业，工资还有明显的提高，大约只有傻瓜才会坐失良机。
然而区别还是有的。
一位外国的学者、专家、教授即使做了官，十之七八依然希望世人首先承认自己是学者、专家、教授，其次再视他为官员。在许多国家，官员绝不比学者、专家、教授更受尊敬。如果他被介绍，也首先更愿意介绍他的学者、专家、教授的身份。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学者、专家、教授的身份，乃是他终生自珍自重自爱的身份。官的身份，往往被他认为是附属于那一终生身份的。并且他相信，在世人的观念中，也肯定是这么认为的。我很是接触过这样一些外国人的，他们给我的名片上，无一例外地，将他们是学者、专家、教授的身份印在第一行，有的甚至印有两种名片，印明自己是什么官员的那一种，仅只作为官场上的“说明书”。
一次我在家里接待德国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同时是某市的议员。
陪同他的中国翻译，按照国内“惯例”首先向我介绍他是议员。没想到他能听得懂而且能讲几句中国话，立刻予以纠正，以不熟练的中国话说：“我是教授，我是教授，议员不是……”
他一时找不到准确的中国话表达他的意思，情急之下，伸出一只手，然后攥紧四指，仅竖小指……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是——议员仅仅是他的最后一种身份，可能还包含着根本不值得在一位中国作家面前被首先介绍的意思。
那身材高大的，五十多岁的德国教授先生，当时竟脸红了，仿佛一名学习成绩良好的小学生，被看成了和自己重名的、学习成绩却很一般的小学生似的。
他甚至还向我讨回名片，认真看看自己是否给错了，是否将印着自己是议员的那一种给了我了……
这位德国教授先生，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
不痛快起来。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哪怕他在专业方面实际上一点儿也不比他的任何一位同行高朋。而在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做官，又几乎是寻常现象。如果他被介绍，当然更愿意别人首先介绍他是官员，他觉得这相当重要，体现着别人对他的敬意的程度。这重要的一点介绍到了，学者、专家、教授的身份似乎倒在其次了，介绍不介绍他内心里倒不怎么计较了。而别人们一般也是不太会忽视这一中国之“惯例”的。我们这一个民族，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是非常善于由衷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将被视为蠢蛋。
我在多种会议场合耳闻目睹如下有趣的现象——主持会议的人站起来很窘似的说：下面补充介绍一点，某某同志不只是学者、专家或教授，还是……
于是被介绍的人再次起身，点头，表情好看多了……
他们是官的身份，几乎百分之百地被印在名片的第一行。更有用心良苦者，还要以醒目的大些的黑体字突出地印着。至于在自己的专业身份的后面加括号，括号内注明享受什么级别的官员的待遇，则又是司空见惯的世相之一种了。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这一种心态是必然的。
如果他们由京城到外省市，或由省会城市到中小城市去，他们是官员的身份，必定比他们是学者、专家、教授的身份受到更殷勤的接待。
这很使是官了的知识分子感觉良好。
如果他们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即或仅仅是省市一级的，甚至仅仅是地县一级的，这殊荣若不印在名片的前几行才怪了呢。于是，我们几乎只能从最后一二行，才能搞清楚他们的专业身份。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而这是极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舞文求官、弄墨沽职的心理特征。
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皆大同小异地有些“文人”化了。
而“文人”们却并没怎么知识分子化。
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据我想来，其价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关于个人之功利的价值取向方面，似乎应是将自己对知识成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于将做官误认为是对自己人生的“终极关怀”。
于是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批当代知识分子——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一听到一见到他们的名字，立刻便知道了他们是哪方面的官，什么级别的官，也能大体上知道他们曾从事过什么专业工作。但他们在专业方面有过什么成就么？这我们就需要很认真地回忆回忆了。也许终于回忆起来了，但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最终还是回忆不起来。他们近期的，或者十年以内的，或者粉碎“四人帮”以后至今的，则我们可能就一无所知了。也许因为我们太孤陋寡闻；也许那真的是一片空白；也许我们未免替他们惋惜之际，他们自己也很替自己惋惜；也许我们未免自作多情得可笑，而他们却正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着。好比女歌星们用甜丝丝的、性感的气声唱的那一句流行歌——“多么好的感觉！”
他们不但渐渐地“官派”起来，而且渐渐地似乎在浑然不觉中“政治化”起来。又中国人那么地善于将许多原本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事涂抹上浓浓烈烈的政治色彩，最终使之彻底地政治化起来。“政治化”了的他们，则就经常地变成了某种衬托式的象征。他们需出席或列席各种会议；需就各种问题或事件作表态式发言；需作为任务，接受报刊、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因为是象征，则必极端自觉地重视自己的象征特权和意义。他们早已都具有这方面的难能可贵的觉悟。因为是表态，故不需要畅所欲言，也大可不必畅所欲言。表态在中国是大人孩子都善于的，而且早已形成一套“程式话语体系”。那一套程式也是他们早已谙熟了的。程式即规则，规则即原则。所以表态的话语又差不多是最简单的话语。所以若听到一位知识分子甚至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口中说着几乎和中小学生如出一辙的话语，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讶然。因为我们是早已习惯了，他们也习惯了。
但是即使表态，知识分子头脑中所思所想，是否总该比中小学生多一点点内容呢？
偌大中国，似乎并没有谁打算如此认真地提出这个疑问。因为中国对于中国人的表态，到目前为止，要求是并不太高的。恰恰相反，似乎更喜欢简单的，内容完全一样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同的那一种。异口同声的那一种。所以我这会儿笔下写着，不待被别人讨厌，首先自己就很讨厌自己的“不懂事”了。
有时“文人”们现场“操练”表态话语的积极踊跃，声情并茂，令“科研”型知识分子们耳目一新，望尘莫及。而有时“科研”型知识分子们的铿锵响亮，掷地有声，又管教专善此长的“文人”们刮目相看，自叹弗如。
他们中有人往往是这样的，接到通知开一次什么会，先要了解了解，打听打听，有没有官员到会。如果仅仅是知识分子们聚在一起开次什么会，并无官员到会，往往找借口推搪了。如果虽有官员到会，却非他们心目中的重要官员，他们也是挺懒得参加的。如果有他们心仪已久的大官员到会，则他们必去不可。去之前，怎样发言，腹稿是准备了一遍又一遍的。如果那官员准时到会，他们一准抢先发言，要的是“先声夺人”的效果，而且往往会越说越激动，似乎难以收住。如果那官员迟到，他们虽被主持会议的人动员，也往往三缄其口。忍不住说了，一会儿官员到了将说什么呢？他们闭目养神，心不在焉地听别人发言。官员一到，他们顿时精神抖擞起来，恨不得打断别人的发言，夺过话筒。他们做知识分子的最大才华，就是一旦发起言来，官员的点头率高。至于他们的专业……真的，他们的专业已快被善于表态式发言的专长所取代了……
我并非在恶意中伤，无中生有，读到此处的朋友，合上书页想一想——谁身边没有几个这样的人物？
而他们的真诚又是大打折扣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都太清楚这类人物的品质究竟如何了。而某些喜听媚词的官员，又是多么地恩宠于他们啊。
这一种很滑稽的中国世相，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造成着极坏的影响。这是一种污染。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此污染中都有所失。
官员们失去的是起码的判断真伪的能力，以及政治视听的通透和清明。
知识分子们渐渐退化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渐渐失去了社会存在的特殊意义，失去了自尊，变得庸俗了，变得善于说官们爱听的话，善于逢场作戏了。每见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僚们甚至在政客们面前的毕恭毕敬、受宠若惊，我常感万分羞耻！
目前情形起了些变化。对知识分子落实职称待遇，使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做官热衷做官的传统心性改动了一点儿，收敛了一点儿。教授相当于副局级，使只善于做教授不善于做官的知识分子心理较以前平衡了。尽管“相当于”，尽管区别还是显著。
官员们都是有专车的，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者、专家、教授不可能也有这份待遇。但可以著书编书，可以客座讲学，可以发明专利，可以竞争着从事市场性科研。这方面的经济效益，是官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某些官们当然也有自己工资以外的“创收”方式，但那是很危险的“游戏”。一旦东窗事发，就做不成官了，甚至由官而囚。学者、专家、教授们工资以外的“创收”方式，却是受鼓励的，而且是成就的一方面，并且可能很受市场欢迎。这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似乎非常巨大，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们受到着空前的诱惑。在传统的仕途和现代的市场二者之间，知识分子们每每陷入选择的困惑。脚踩两只船颇有难度。正所谓“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而市场所急需的，又往往是某些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批量生产，倾销为商品，一阵风就会刮过去的，实际上没有什么长久价值的“知识成果”。知识分子们都较看重价值的长久性，都希望自己的脑力劳动的“知识成果”不仅速变为钞票，而且能在“科研”和知识的本质意义上有所贡献，并因此贡献令世人瞩目。于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两种价值观之间也陷入了选择的困惑。所以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得复杂了。仰仗国家继续给予的恐怕不会比目前已经获得到的待遇再多些了，这是知识分子们都心里有数的。没什么长久价值的却完全可能获得较丰厚的经济回报，这是知识分子们都看得明白的。如果现在还不树立经济自救的意识，自己们将可能越来越清贫，最后悔之晚矣。这一点也是知识分子们前思后想过的。放弃从事了多年的文史哲研究课题编一部古典小说或散文集如何？尽管目前已经快编烂了但仍可再印一二万册。组合一种更多项功能的电饭煲怎么样？但那也算“科技发明”么？要不，翻阅翻阅中医资料，说服一位投资商，再推出一类减肥药或者增白霜？而且来它个系列的？但同行们将怎么看？是不是会显得太功利第一了？所以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得微妙了。
现在，除了在专业方面无可救药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有的。并且永远在那里搅成一团地争着当官），要想动员他们当官不再是两相情愿一拍即合的事了，需要费些唇舌进行说服了。他们会要求给一段时间考虑考虑了，而且不是谦虚，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是表里不一，是真的从切身利益方面分析得失了。从前几乎没有失，只有得，有失也不认为是失。因为从前没有市场，没有个人专利权，“知识成果”也几乎没有个人分内的经济回报。所以从前不需要考虑。现在有了，不能不考虑。的确，知识分子在官和利方面，开始变得态度暧昧不明患得患失了。
然而我认为，这未尝不是知识分子自我境界的一种可喜的提高。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以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么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
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么证明知识分子的确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而自立了。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不朽的名言，在商业时代，似乎具有，而且应该具有另外的意味。
那就是——知识分子凭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实力，具体说是“科研”成果、文化成果、学术成果，概言之是一切“知识产权”——既不但对社会和时代做出应做出的贡献，亦应而且能够对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负起责任。
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教授、专家们居然连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那么，如我前边在分析中产阶层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质量可想而知。
而中国的最广大的知识分子，恰恰并没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既与国际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相距甚远，也与国内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羞于比肩。清贫的学者、教授、专家举不胜举，他们中相当多数的人家，几乎绝无私产可言。实际上除了国家按照他们的职称待遇分给他们的住房，他们的生活可能仅比城市平民高一点点。如果到十位学者或教授的家里去拜访一下的话，会发现至少其中的五户，除了住房较城市平民宽敞些，除了多几排书架，家中其他一切是非常平民化的。
这里我想举北京电影制片厂已故著名导演水华为例。尽管他非是学者、教授或专家，而是艺术家，但他的工资收入，是比一般学者、教授或专家还要高些的。一切补贴统算，每月大约一千五百余元。但他有儿女，并且和儿女生活在一起，并且儿女的工资收入都较低。他享受副部级待遇，属于那类住着高干的住房，但过着清贫生活的艺术家。
北影厂现任生产厂长马秉煜是水华的弟子，他在世时曾对他这位弟子坦言：“小马，不瞒你，如果厂里不派车，因急事出门我都舍不得花钱打‘面的’……”
我认识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都是教授，他们的三个儿女先后考上大学。小儿子接到入学通知书后，他们犯愁了。教授父母供一名大学生当然不成问题，供两名已有难度，供三名自然是备感吃力，拮据状况不言自明。
“文人”们比“科研”型知识分子们的生活水准或许高点儿。我前边已将“文人”中的一类——作家们划入了中产阶层的末流一族。这里说的知识分子，其实主要是学者型教授型和“科研”型知识分子。他们中生活比较好些的，是子女都工作了而且收入都较高的父母。我也认识这样一对教授夫妇，一儿一女，且都定居国外，经济上非但完全不用他们操心，逢年过节还寄一笔外汇以尽孝心。他们的生活当然令许多教授同行羡慕不已。
学者型教授型知识分子，又要比“科研”型知识分子的生活富裕些。教授差不多都称得上是学者。老教授们自不待言。年轻的不少有着博士的头衔，起码是硕士“出身”。再有专著数本，我以为也是撑得起半个学者之名的。而凡被尊为学者的，又大抵兼着教授，所以这两类人共性之多，是难以截然区分的。不过有的执教鞭于课堂，有的作学问于院所。这里所谈的他们，又主要是社科范围的学者教授。他们教学之外，埋头学问课题之余，时间还是有的，精力还是有的，正可与“文化
市场”接轨，发挥所长，辑古成书，论今为著，倘勤奋，稿费较可观。
又做学问与“著文”与“创收”，原本就是分不大清的事。倘“红学”是学问，“红学”家又写曹雪芹传、曹雪芹的少年时代、曹雪芹的婚爱观、曹氏与诗词与中医学与建筑学与烹饪，我看也未必非要说人家不务正业。问题仅仅在于，写得好与不好，认真与不认真，读来有趣还是味同嚼蜡。据我所知，是教授还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兄，其“洛阳纸贵”一时的《文化苦旅》等散文集，就是研读中国古代戏剧史过程中的“副产品”，而且由这“副产品”的传播，学者之名更加四海皆知了。
近年内，由社科类学者教授们编著的书相当之多。文化、法律、民俗、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心理学、医学心理学，林林总总，层出不穷。简直可以说，人类有一种现象，便相应地有一方面学者书。
大有将作家们从出版业驱除之势。
这一股通俗社会科学读物的汹涌出版浪潮，实质上更是“社科”型知识分子声势浩大的经济“自救运动”。
法律系教授自荐去做企业的律师。经济系教授策划《营销艺术》之录像带。心理学学者挂牌开心理诊所。搞近当代中国历史的撰写“弘扬爱国主义”专题电视片。搞文学评论的改做散文家、杂文家。搞党史的不失机遇地配合时事紧锣密鼓出版“革命思想传统教育”丛书……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你可以认为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据我所知他们大多数乐此不疲。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可以蹙眉评道：浮躁。但是请问从中央到地方再到青红帮，哪一个中国人置身于此时代大转折的狂猛漩涡不浮躁？你可以扬头叹曰：可悲……但是且慢。我却认为着实地可喜。总比学者去当中学生“家教”，而教授炸油条卖烧饼使人乐观吧？何况，据我想来，本有真才实学的，必埋没不了。想有真才实学的，必会自己心中有数，留份精力积累学问。而可能并做不成什么文豪做不成什么大学问家的，自己将自己“搞活”起来，实为上策。
事业，事业，有事做着，并且毕竟是对社会有益无害之事，其后才谈得上什么业绩。好比二三流演员，有戏演总比没戏可演好得多。演正面人物难成明星，多演中间人物反面人物也许渐成“名配角”。又好比我自己，虽然再怎么勤奋也是当不成中国的巴尔扎克的，再听了口出“浮躁”“可悲”者们的冷嘲热讽，连二三流小说也不创作了，岂不成废人一个了么？何况巴尔扎克也写了为数不多的二三流小说。又何况，倘你留意观察口出“浮躁”“可悲”丧气话的人们，你一定不难发现，其实他们自己内心里也正浮躁得厉害着呐。其实他们连“浮躁”的人们做着的事也是做不来的。那么，我想斗胆说一句——这才可悲！如果还穷酸着，则更可悲。
但是，数学家们怎么办？中国的书刊市场尽管庞大，但对“高等函数”“微积分”之类的书依然拱手相拒。全世界都这样。编中学高中“数学难题百解”之类，不劳数学家们大驾，早有中学高中的教师们捷足先登了。地球物理学专家教授怎么办？天文学怎么跟“市场接轨”？
化学除了是教材怎么可能变成大众读物？教材利润虽高但归属出版社，教授们并拿不到多少稿费。所以，自然科学、理工范围的学者教授们的清贫几乎是无奈的。“实用理论”的价值在实用。实用即意味着速变成商品，或者速变成助人谋职的一技之长。但从事基础知识和理论研究的学者、专家、教授们怎么办？“克隆羊”功耶过耶暂且不论，但从事研究的“老外”月工资近万美元。没有这一份儿收入的保障，他的研究未必成功得了，世界今天也就根本没了谈功论过的话题。考古学家们教授们呢？考古成就常轰动世界但无价可估。即使估出了价学者教授们也不可以“提成”。地质学家们教授们呢？发现了油层矿藏，他们也是不可以提出“入股”开采的。在“知识”的天地中，哪一学科“火”起来了，从事那一学科的知识分子们也就沾“知识”的光，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们。但毕竟有永远也“火”不起来的学科，永远冷寂着的学科，从事那一学科的知识分子们，也就因学科的冷寂而默默地固守着清贫。
我曾与一位资历很高的数学教授有过交往。他每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总到我家里来求取几本我的英文版小说集，并请我签上名，作为给外国同行朋友的礼物带出国去。后来我的英文版小说集没有了，中文的他索性也将就了。他老伴儿常年生病，他每月一千多一点儿的工资还要补贴儿女们的生活。他的“礼轻情义重”的想法，我是非常理解也非常体恤的……
我也曾认识一位考古学学者，带硕士研究生。有次我去他家里，恰逢他非常严厉地批评他的一名弟子。原因是那弟子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存了一个私自“创收”的心眼，多背回一些古生物化石卖了。当然也不是非常珍贵的那一种，无非海石花、三叶虫、古海葵之类，北京官园就有卖的。不久他的另一名弟子弃学了，干脆去摆摊儿卖起石头来。如果一位考古学学者的月工资比卖古化石的人的月收入低到没可比性的程度，似乎也就难怪弟子叛师了。
还有很多很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设计师、工程师甚至总工程师。工人们如果只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他们绝开不到百分之六十五。因为他们和工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在艰难时日，大抵都不忍比工人们特殊。工人“下岗”，他们也只得陪着“待业”。他们中不少人，当年都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且是“高材生”。非是“高材生”，几十年前分配不到国有大中型企业去。让重工业工厂里的工程师转行去干别的，会不禁使人联想到那样一句话：“说得轻巧，吃根灯草。”卖大饼炸油条当然也是行的，但后学之技，难能在街头巷尾的竞争中站住脚。
有一年我老母亲回哈尔滨之前，我陪她去雍和宫，坐在长椅上休息时，与一对六十多岁的东北夫妇攀谈了起来。丈夫是刚刚退休的工程师，妻子是前两年退休的厂医。夫妇二人都只能开百分之六十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到八百元。工厂烧不起暖气了，北京有一位当年的老同学退休后负责一家招待所，他们是投奔老同学找温暖过冬来了。老同学体恤他们，批了一个房间允许他们白住。
我问他们到雍和宫几次了？
丈夫说常来。久住招待所也闷得慌，不如来这个空气好的地方，坐在长椅上晒晒北京的太阳……
他妻子坐了一会儿烧香祈祷去了。
我老母亲问她丈夫，她祈祷什么？
做丈夫的说——是老乡，也就不怕你们笑话了。我们女儿也在厂里，“下岗”了，女婿一块儿“下岗”了。今年入冬，女儿开始“上前线”了……他老伴儿是去为女儿祈祷。
我问“上前线”是干什么？
他叹了口气，说是去歌舞厅伴舞啊！摆摊儿要本钱，女儿女婿没有。冰天雪地的，也不是摆摊儿的季节……他又说——他老伴儿已经查出胃癌来了。
我老母亲急了，说那赶快抓紧治呀！
他说没钱治。说手中还有六七百元的药费厂里没资金报销呢……
我听得揪心，掏出钱包，将仅有的二百元硬塞在他手里。我老母亲也从兜里掏出一百元，噙泪请他念在老乡关系上给个面子收下……
一会儿他老伴儿回来了，病黄的脸上有了几分悦色，悄悄告诉他说——求了个上上签。解签儿的师傅说，女儿和女婿相安无事，能过了眼前这一关……
做丈夫的直向我们母子使眼色，怕我们一顺嘴，使她知道自己患了胃癌……
在中国，在当代，用“一大批”来形容如此生活境况的一些知识分子，也许是夸张的。用“少数”来形容，又似乎保守。尽管他们可能少于先富起来的人。
或许，只有用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常用的五个含糊不清，任人推想的字来形容才恰如其分？
那五个字是——“相当一部分”。这“相当一部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像“下岗”工人们一样，是时代转折造成的涡旋式压力的承受者。
我形容那压力是涡旋式的，意在指出它往往形成一个汹涌难止的气流的“场”。即使当转折的动态已经停止，转折体本身已经稳定，那“场”中的气流也还是要涡旋着汹涌一段时间的。
“下岗”工人以及和他们同命运的那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幸离旋转体本身太近太近，不幸正被卷在那“场”中。
如果没有国家的体恤和关爱，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堪设想。“自救”这个词，不是对任何一类知识分子都适用的，正如不是对任何一批“下岗”工人都适用的。重工业和大厂是这些早已不再年轻了的知识分子们知识能量的载体。他们都曾在那一种舞台上大显身手过，而且有人当年是科技精英。如今除了钢铁企业和矿山企业，全世界几乎再就举不出什么企业还能算是重工业，中国也不例外。现代的机械化流水线似乎使一切企业都开始变得轻盈了。中国没有的中国陆续引进着，而且所谓大厂的概念已经改变，从前几万人十几万人才算大，现在一二万人就已经大得不得了。
他们所承受的乃是整个中国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这“轻”又恰恰是一种先进。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世界上任何一种先进，都意味着此前某一行业的大面积萎缩、淘汰乃至消亡。家具组合工艺几乎使家具工匠从地球上绝迹；激光照排使铅字印刷术成为旧事；电脑联网必将在下一个世纪猛烈冲击邮电业。
全世界每年都面临着某一种先进的挑战。
国家管理者们的责任乃在于，在挑战尚未成为咄咄逼人的事实的时候，预料到某一行业所定会受到的冲击，成功而又稳妥地疏导那一行业的从业者转向它业。好比在三峡工程动工之前迁民，而不是在动工之后。
之前和之后的差别就是“下岗”“待业”和失业。
但中国的转折太快，并且惯力和连锁影响太巨大，使国家管理者们根本来不及调遣自如。又因中国人口太多，重工业队伍巨如蟒象，而方法又只不过是“曹冲称象”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国人还没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码目前还没找到。于是重工业队伍中的一半以上人，从工人到科技知识分子，成了比重象体的一船“石头”。曹冲用一船石头称出了大象的体重以后，那船石头大约也就永远地留在河边了。
中国人在“摸着石头过河”以后，留下的是一批无着落的，不知如何“处理”的同胞。
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以上知识分子的出路，最终还得由国家点拨。
“知识更新”不像换穿一件衣服那么简单。它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国家问题。对知识完全可以喜新厌旧，弃旧拥新，对知识分子不可以这样。
知识结构退化了知识能量减弱了的知识分子，理应受到比目前更好一些的关怀。正如一句名言说的：“曾经宝贵过的东西，即使不再宝贵了，仍应认真加以保藏。否则，你的损失将是人性情愫方面的。”
除了以上知识分子，我们还应着重指出另一类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也清贫，但还不至于沦落到令人同情的地步。而这一前提，竟保障了他们孜孜不倦地，任劳任怨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超境界地淡泊了名利，几乎完全忘我地执著于他们的——更确切地说，是国家的科学事业。从农业、畜牧业、养殖业、环保、环卫这些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到航空航天、电子电气、地质地矿、医疗医药等“高精尖”科学领域，都有着他们代代接续的集体身影。
其中尤以农业畜牧业养殖业，以及环保、环卫、地质地矿业广大知识分子使我敬佩不已。前者们无论是学者还是教授或专家，几乎无不常年驻研于农村、牧场、养殖场。他们往往成为农民、牧民、渔民们最爱戴的人，成为带给农民、牧民、渔民们福音的人。他们中一些人死后，远比目前的某些官员更有资格安魂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而在环保、环卫以及地质地矿领域内默默地无私奉献着的知识分子们，几乎无不有过相当长久的野外勘查和探寻的生活经历。某些人的野外生活，又几乎占他们人生最美好年华的一半。
他们的成功往往乏人“喝彩”。他们也似乎不需要“喝彩”。此刻，写到他们之时，我内心里一阵肃然。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出产”这样的，每月仅拿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升华了“中国特色”这句话。
中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物，是国家领导也罢，是“大腕”明星也罢，是“走红”作家也罢，是春风得意的新兴资本家也罢，在他们面前，你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自视甚高的资格。
除了中国的士兵，在“奉献”这面心镜前，没有其他的什么中国人，比这样一些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更无愧色！啊不，说得绝对了，当然还有工人和农民。
处在中国中产阶层和平民阶层生活水准之间的以上诸类知识分子构成的群体，好比一只包含着众多小球的大球——它的外表是脆薄而透明的，小球之间并没有什么黏合剂黏合着，它主要是由传统心理和历史影响推向一起的。
传统心理正在瓦解。
历史影响正在消弭。
在21世纪的头十年，这外表脆薄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业时代的剧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们将随力滚向四面八方，被其他各个中国阶层分而纳之……
我祈祝“它们”更多地“滚”向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并掺入“荞麦皮”中去，为中国之中产者阶层这只“枕头”起到“茶叶”的良好作用。倘“它们”竟不幸统统“滚”向了中国平民阶层，那么既不会是平民阶层的荣耀，也不会是“它们”自身的情愿，而只意味着是中国的现代遗憾。
因为，中国之平民阶层太庞大，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素质影响一个庞大无比的阶层。其结果将必然是——庞大无比的平民阶层“消化”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变成为曾经知识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
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或许会形成。
这乃是中国近当代历史与西方近当代历史极其不同之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区别，其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的现象颇为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