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只能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
我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十几天里，日方所聘临时翻译中，有一位女同胞。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夫东渡扶桑，从此定居日本。丈夫被聘为某大学教授，她自己则经常为日本各文化团体担任资料译员。他们的儿子当年在日本读初中。
熟悉后，我问她——他们的家庭，还需多少年能跻身于日本中产者阶层？
不料她说——我们已经是了啊！
她对我提的问题大显诧异。
而我对她的回答也不无困惑。
因为，在我没到日本之前，曾向几位日本朋友提过类似的问题。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经认真思考后，自信自己可以算是日本中产者阶层中的一员。而多数人经认真思考后，回答是否认的。因为，在日本的年轻一代人中，能有经济实力买下房产的人是极有限的。买车也要积攒许多年。既无私人房产，亦无私车，中“产”者的感觉，又从何谈起呢？我的几位中年的日本朋友，毫不讳言他们至今仍欠着买房贷款。在日本，一位大学里的正教授，月薪一般在四十万至五十万日元。月薪五十万日元的教授，大抵是资深的老教授。而即使在日本的中小城市，若买下一幢较普通的商品住宅，最低也需六七千万日元，相当于一位教授十几年的收入。日本的私人房产，要么是上一代的遗承，要么是全家集资，再加上贷款买下来的。当代日本，一对年龄四十岁以下的夫妇，拥有私人住房的其实有限，多数家庭还是租房而居。一个日本男人，他的人生阶段大致是这样的——三十岁时一般月薪在三十万至四十万日元，此时才买私车；四十岁时一般月薪在四十万至四十五万日元，在这一阶段，提升的竞争激烈了，增加工资的机会少了；五十岁时，月薪才可能达到五十万日元左右。买房之事，才开始变得现实。
我在日本见过一幅房地产广告——一对五十岁左右的日本夫妇，各伸一指，指向一幢位置在郊区的小别墅。醒目的一行广告词是——“加倍努力工作，它将属于你们！”旁边还有表格，清楚明白地标出，每月储蓄多少钱，需多少年，可买面积多少平米的一幢房产。
一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曾望着对我说：“看，那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示意图。”
岂止日本，人类进入现世纪，几乎全世界的寻常人的人生，都不可幸免地表格化了。
日本的房产，依然是昂贵的。并非每一个日本人到了五十岁以后，都能够顺理成章地买下一幢小房子，有不少日本人是老死在承租房里的。一个日本人，一旦真正拥有了私房和私车，并且还清了贷款，并且月薪仍保持在五十万左右，他才会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位中产者了，而伴着这样的自慰的感觉，他的人生也就步入了晚景。
不但日本，全世界的寻常人，尤其男人，大抵都是为了获得那一种感觉而在“加倍努力工作”。
中产者的感觉，几乎是资产者以外的一切人士的梦想。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曾问他：“您能用最简明的一句话概括人生么？”
他略做思考后以索然的口吻回答：“就普遍的人生而言，无非是用四分之一的命数成长和学习，用四分之二的命数靠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攒钱，用最后的四分之一的命数花那一笔钱。”
日本的房地产商，曾推出促销新招——每幢价值亿元的房产，配备佳丽一名。其促销对象，便是那些虽攒下了一笔钱，但四分之三的命数都耗在“加倍努力工作”过程中，因而损失了人生幸福的老男人。当然，佳丽们是自愿的。某老男人一经买下房产，她们便同时做其少妇。
资产者阶层也罢，中产者阶层也罢，所谓无产者阶层也罢，按照传统的阶层的分法，乃是以对私有财产的拥有程度为区别前提的，而首先非是以其他为前提。
那位认为自己已然是日本当代中产者阶层一员的翻译女士，我理解她大约是这么思想的——夫妇都是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月薪都在不高不低的中档水平，职业又都与文化有关，难道还不算中产者中的一员么？
而我的几位否认自己已然是中产者一员的日本朋友，却是按照传统的阶层的分法来给自己定位的。
我在此，对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也决定按照传统的阶层的分法来评说，亦即对私有财产的拥有现状为前提。
倘连自己所居住的房产都是“公”有的，而言自己是中“产”者，似乎太有些牵强。全世界各国的中产者，所居起码都是自己的房产，而且起码都同时拥有私家汽车。这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这一个最低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仍不过时。当然，还要加上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
但是中国的情况毕竟有些特殊。
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余年间，中国始终是公有制国家。生活在城市的人，除了工资，生活在农村的人，除了工分，外加各自的生命以及简单的日常生活物品，再就几乎一无所有。而中国从前的三十年，又一向是世界上工资最低的国家。据资料显示，月平均工资低于六美元。所以，几乎可以涵盖地说，从前的中国人，皆无“产”者。
有“产”的现状，是近十几年才形成的。
关于“产”，我们首先当然就应该说到房子。
中国近年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大面积拆迁了许许多多脏街陋巷，使一大批又一大批从前居住条件低劣的人家搬入了新居。在这一过程中，某些人家巧妙地获得了多处住房。但大多数的他们拥有的只不过是居住权，而非产权。又这些人家，除了多拥有几处有长久居住资格的住房，其工资收入并不高，物质生活水准也与一般市民大体相同。
所以他们并不能算是中国当代的中产者。故不在我们的评说之列。
“房改”政策出台以来，有些城市人家买下了单位所分公房的居住权甚而产权，但却是倾家庭积蓄之全部。有了房子，以后的日子过得尤其清贫了。他们当然也不能算是中国当代的中产者。
某些官吏和高级官员，运用手中的职权，“合法”或非法占有多处公房。报载有人甚至占有六七处近千平米，或暗中售卖，或公开出租。
诚所谓窃国有道，不劳而获。对于他们，似也不能归纳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而应以贪官污吏另加评说。
另有些人，所住依然公房，亦无私车代步，但年收入可抵二三辆“桑塔纳”，他们当属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应无歧义。
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按其收入高低，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序组合：
一、二三流影视明星。影虽在前，视虽在后，但中国电影业低迷不振，崛起甚难。他们和她们中，每年有幸能上一部电影的并不多。而主要在电视剧的流水线间奔售自己的演技。中国电视连续剧“制造业”目前仍热火朝天，仿佛1958年的“大跃进”。这势头不但使他们和她们免于“待业”甚至“失业”，而且成全他们和她们皆过上了富裕的中产者阶层的生活。
全世界的中产者阶层中，优居榜首亦非他们和她们莫属。
凡为明星，即使二三流，其年收入也当是中产者阶层中之最。“二三流”这一指谓，似有些犯忌，也似有些大不敬。但我笔下写时，心内绝无贬义，只不过相对于一流而言罢了。一流“星”者，我在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一章的末尾已附带提到。他们和她们中某些人，家私千万数千万，远非此中产者阶层一章里所将论到的“星”们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故只能以“二三流”的指谓委屈本章提到的“星”们了。
又，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一批当年的中青年导演，组成了一个艺术联谊性质的团体，自谓“二流堂”。后来正是他们拍出过不少优秀影片。一流也罢，二三流也罢，即论阶层，首先自当着眼经济地位。他们和她们的出演身价属二三流，并不意味着演技也在二三流水平。演出身价，主要由投资方和制片人操纵而定，袖筒里的“买卖”，随行就市，水涨船高，就没什么演技鉴定的权威意义。他们和她们中的中老年演员，演技好，艺德也好，但因往往是配角，片酬一向比被爆炒而红而紫的年轻的“星”们低不少。即使这样，以北京目前普遍的行情，每集电视剧的酬劳大约也不至低于五千。十集二十集演下来，收入就相当的可观。倘家中没什么格外沉重的经济负担，日子自然过得比较富裕。
这“二三流”中，有些是“个体”的。凡“个体”者，无一不是“新生代”。且莫以为“个体”者，皆是为着艺术之追求和发展而自愿的，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们和她们无不希望归属于一个较理想的艺术单位。只不过那些艺术单位的大门因人满为患，已严闭紧关着多年罢了。若想“芝麻芝麻开门”，要么有文化部一级的推荐；要么有中央首长一级的批示；要么有铁硬的人情关系从中斡旋；要么，表演才华已获得公认，使把守着那些门的艺术单位的头头们爱才之心大动。而他们和她们，大抵是毕业于艺术院校之后，不甘回本省市屈就，一心想在北京安营扎寨者；或从外省只身闯荡到京城，指望凭“花拳绣腿”尽快打开局面，向往一夜成名，家喻户晓的年轻“演艺江湖客”。北京毕竟是首都，演艺事业的成功，在北京获得公认了，也就意味着全国获得公认了。正如时装设计的成功，在巴黎获得了公认，也就意味着在全世界获得了公认。
在北京的艺术单位尚未接纳他们和她们之前，他们和她们仿佛是一批京城“演艺流浪儿”。但读者万勿一见“流浪儿”三字，便心生恻隐起来，那读者诸君就又大错特错了。此类“流浪儿”，非我们常在电视“社会广角”专题片里所见那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恰恰相反，他们和她们——尤其她们，年轻、漂亮，花容月貌，秀色可餐，是一类可爱的、安琪儿般的“流浪儿”。她们的生活形态，具有“单身中产者女性”的特征。京都的形形色色的贵人、名人和富人的大手，经常从四面八方伸向她们，争着对她们进行爱抚。读者诸君自作多情地恻隐着的当儿，倘她们并不在拍摄现场，那么也许正在什么大饭店的单间内，陪着贵人、名人和富人吃着、喝着、聊着。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在北京买下了价值五六十万乃至百万的一处房产，并有了自己的私车。
有次我去某电视剧组见一位导演，恰逢一位副导演在对六七名年轻的女演员进行“面试”。他大约想从她们中选择一两位担任角色。她们姿态各异地一溜儿坐着，春花秋月，各呈其韵。我从旁听着问答，觉得很有意思。
“你呢，报报家门。”
“我是个体。”
“南‘个’北‘个’？”
“以前是南‘个’，现在是北‘个’。”
“具体点儿。”
“以前是沪‘个’，现在是京‘个’。”
“是京‘个’几年了？”
“才两年多。”
“是沪‘个’呢？”
“那就长了，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你今年二十几？”
“二十六。”
“这么说你不是科班毕业？”
“考上过。后来自己不念了。当演员靠的是天赋。表演系值得上四年么？那耽误多少部戏！”
我见副导演频频点头，似乎认为她说得也在理。
仅北京，据我想来，如此这般的一些女“个”演，加起来恐怕不比全北京环卫工人的总数少。
她们是北京特有的一道“风景”，是北京如云的佳丽中的佳丽，是“北京特色”的中产者阶层中活得相当滋润相当有声有色的一批。
有次我遇见了她们中曾见过几次面的一位，问她来北京上哪一部电视剧？
她说很久没演什么角色了，不过却已经是北京人了。
又问调来了么？她摇头微笑。
再问那么是结婚了？依然微笑摇头。
心中困惑，不免继续问住哪啊？答曰住亚运村。自己买的房子。
一百五十多平米。问价几何？曰：不贵，才一万多元一平米。于是不禁回忆，印象中她也没演过几部戏似的。这就不便多问什么了。她说她的车在停车场那边儿，问我要不要搭一段路。说刚买的一辆“本田”，驾车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喜欢捎载顺路的朋友。我说不必。离家不远，喜欢走走。于是分手。
她们是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流水线上虽不怎么主要但又绝对不可或缺的“部件”。观众呼唤电视剧的阳刚之气，北京这座首都却另有所好。它对影视佳丽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所谓硬派小生们面对它的需求表现往往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这使“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名句在今天有了新注。
由于她们的存在，些个二三流导演、制片就很忙。或者反过来说，由于后者们的存在，她们的生态才显得格外活跃。而总体来说，无论她们，还是不断“组合”她们的那些二三流导演、制片们，又都是忙在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昼夜不停的生产流水线上。那一条昼夜不停的生产流水线，当然是由经济的大手在制动着。
自从我以《年轮》《泯灭》偶尔涉足了两次电视剧创作，两年多的时间里，也记不清有多少人夹着皮包，皮包里带着合同书与预付现款成为我家的不速之客了。他们急找剧本的迫切，如同临产的孕妇急找接生婆。据我看来，电视连续剧“生产业”的“大跃进”，可能已成为仅次于保健品生产业的一业，而跃居中国创利“亚军”之位了。自从中国房地产业萧条，它趁隙取而代之。尽管它的投资成本与日俱增，但与房地产业相比，在中国却仍属小投资一业。而若大获成功其利润最高可翻成本的数倍。就单位利润而言，它的利润高过房地产业，高过保健品业，高过石油业。被投资商们滋扰的日子里，我常觉得少则数百万，多则千余万的资金，像动画效果似的绕我的身子旋转。若想抓取，伸出双手就能接到自己名下十几捆二十来捆。对于主要以写小说为“正宗”创作的我，那是迷幻的诱惑。身临其境，须以较大的自控力才能抵御。
因而又几乎可以说，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实现“中产梦”最快的，个人经济特征最显明的一类人，乃是由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在电影业方面，毫无疑问，中国目前仍属“第三世界”。而论电视剧这一业，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业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不仅“制造”了中国中产者阶层中活得相当滋润相当有声有色的一批，也保证和提高了此业中其他从业人员的收入，激励着推动着他们加快向中产者阶层迈进的步伐，同时带动了广告业。
我们有理由感谢中国电视剧“生产”业的“大跃进”。1958年的“大跃进”使中国人以“穷折腾”开始，以“折腾穷”告终。此番电视剧“生产”业的“大跃进”，却速成了“一小撮”中国当代中产者。中国新生的中产者阶层，不是超编了，而是还远远没达到时代这一节“车厢”的“定员”。即使按目前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来计算，也应在四五千万之多。而按有房产又有私车的起码标准，估计还不到一千万。
中产者阶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尤其对于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来说，起码达到十分之三，才有资格找到那么一点儿“第二世界”的感觉，也就是“脱贫”国的感觉。从这一前提看问题，多一个中产者和中产阶层家庭，便意味着少一个半无产者和无产者以及他们的家庭。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物质目标，乃是彻底消除半无产者和无产者家庭的现象，使人人都在起码的程度上有“产”可言。只要其“产”的方式是合法的，是对社会无害的，都是社会和时代本身的慰藉，也是社会和时代本身的一种功德。不管那促成一部分人率先有“产”起来的行业是电视剧“生产”流水线还是电视机生产流水线或制鞋业保健品甚至酱油腐乳生产业，则都是无妨的了。在这一点上，无害即有益。而将负面影响夸张到最严重最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也无非就是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了一批拖泥带水，或虽不拖泥带水，制作也较精良，但却实在不知编导想要告诉人一些什么的电视连续剧而已。越往后，这类电视剧不是会减少，倒是会更多。因为社会体制演进的一种代价将必然是——所谓思索性意识形态从大众文化载体中逐渐消解到最低程度，谁也不再企图通过它们告诉大众一些什么，甚至制作者们逐渐变得再也没什么思索可传达，而大众变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么。这时大众文化便几乎只剩下了一种单纯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功能。区别仅仅在于，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
我还经常收到这样一些电话——也是急找电视剧本的人们打到我家里的。现回忆并记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能不能为我们写剧本？”
“什么样的？”
“当然是绝对主旋律的！”
“那又是什么样的呢？”
“领导看了喜欢的，会拍板给奖的！”
“现在可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呀，就不考虑经济效益了么？”
“那个我们不考虑！我们这一把投资几百万，就是要领导看了喜欢才会给的奖！我们要的是业绩！”
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业，其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势头，既不但受经济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也受业绩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
两只大手推动也好，比只经济一只大手推动有后劲儿。经济利益这一只大手，一旦觉得划不来，就不推动了。而业绩利益这一只大手，却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得划不来，任何时候都会认为是业绩。因而几乎任何时候，只要以业绩意识为原动力推动着，便总会有业绩利益方面的回报。
何况，领导也是在不断地转变观念思维的。我亲耳听到有关领导一再严肃认真地强调过：“不要只善于揣测领导的喜好找感觉。今后领导肯定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也会首先详细了解——广大群众喜欢看不？喜欢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喜欢？广大群众不喜欢看的，并且不喜欢看的原因是有道理的，那么领导就再也不会轻易肯定了！”
实事求是地说，业绩这一只大手全力推动之下“生产”出来的电视剧“产品”，至少在一半以上还是有水准的。只不过有时那水准有意义的程度大于有意思的程度，二者程度失比而已。
总之，两只大手共同推动，中国当代电视剧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情形，仍显示着一种“东方不败”之势。那么，已经受益而为中产者及其家庭了的，可将其阶层之经济基础夯垫得更坚实。尚未中“产”起来的，可望紧紧抓住机遇，及早有“产”并且中“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虽然方兴未艾，却不定哪一天就变强弩之末，从此江河日下，不复再能为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壮大做什么贡献。因从世界的范围看，在一个国家非是电子业电器业电机业轻工业重工业或其他某业先孕和壮大了中产者阶层，而居然是电视剧“生产”业，前景总归有些不那么靠得住……
受益于电视连续剧“生产”业的，自然还有一茬儿接一茬儿的电视连续剧编剧们。北京每集电视连续剧的普遍价位是一万至一万五千元。
这不算最高的。据我所知，某些编剧可拿到二万至二万五千元一集。在当今世界上，中国肯定是电视连续剧编剧队伍最为庞大的国家。
二、年收入仅次于电视连续剧编剧们的，则要数歌星们了。十几年前是歌星们的“黄金时代”。最初他们和她们的出场费是五千，那时大学教授们的月薪是一百七八十元。后来歌星们的出场费，也就是唱一支或两支歌的价位，逐年上涨，由五千而一万而二万三万四万。据我所知，在“走穴”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的岁月里，有影星客串歌星者，一天里索得过十几万出场费。那一种“走穴”像“闪电战”，神出鬼没，速战速决。那一种演唱像从前电影院和电影院之间的“跑片”。当年我的一位朋友为“穴头儿”们做过听吆喝的“伙计”，他亲眼见过“穴头儿”们向歌星们分钱时的情形。他曾这么对我描绘过那情形：一捆又一捆，全是拾元一捆的，摆满了他妈的一桌面！四层高十几捆，歌星将大提包的拉锁唰地拉开，就这样——他当时上身伏在我写字桌上，左右伸展开双臂往中间一搂，再往怀里一收：“就这样，全他妈的进提包了！那‘穴头儿’对她还挺关照的，怕她路上遭劫遭抢，让我护送她去飞机场。
她还觉得一提包钱拎着沉，上车前下车后让我帮她拎！说实在话，当时真动过杀了她抢了她的钱逃之夭夭的恶念。可一想到法网恢恢，老婆孩子……嗨，有那心咱也没那胆呀！”
他两眼熠熠闪光，每使我回忆起来，似觉被杀机包剿，身上不寒而栗。
当年歌星们每到一省一市“走穴”，仿佛那一省那一市惊天动地的大事，往往需公安出动维持秩序。票价由五六十元而一百五六十元而二百元。当年的中国老百姓既不但实在，而又没见过世面，被“穴头儿”们收买了的小报的鼓噪一煽，便很容易地“热发昏”起来。以半个月一个月的工资买一张票还要排长队，还千载难逢三生有幸很值得似的。尽管看过了听过了往往要骂娘。这现象招惹得港星们也望着中国内地眼热心跳，于是有些在香港地区正红着的，趁其红也到内地“潇洒走一回”。而已经落红了的，到内地重温旧梦，再造辉煌，寻找往昔曾红过的良好感觉。那出场费，张口就是二三百万，而且有言在先是税后。
可以一针见血地这么说，“出道”最早并且随即大红大紫的歌星们，当年挣的是中国老百姓“充大头”的傻钱。或也可反过来说，是中国老百姓当年慷慨“赞助”他们和她们资“产”者起来或中“产”者起来的。
好比一个人帮大家，自己较富，也终于帮不起，最终将自己帮穷；大家帮一个人，最多帮几个人，尽管大家都穷，那一个人或那几个人也会受益而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民众的尤其青少年的唯星必瞻，乃是一种躁动不安寻机表现，性情压抑寻求释放的人类失态现象。之所以言是人类的，乃因此种现象几乎是世界性的。当年在日本，有少女崇拜成龙却难以亲近而绝望自杀；在中国内地有少女们因暗恋刘德华黎明而精神失常；在台湾地区有成千上万的男人给邓丽君写过情书，从性苦闷多多的“维特”式的少年到“维特”们的父亲们，从西方到东方，大约全世界十分之一的青少年在成长期都不同程度地失去过常态，并影响父母们也晕头蒙脑辨不清东南西北。是由于臭氧层出现漏洞所致，还是由于地球自转速度起了变化，抑或太阳和月亮偏离过轨道，我们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后来苏联一夜解体；罗马尼亚政变，国家元首被枪杀；海湾突起战火；南斯拉夫军阀割据扣留各国人质；日本“奥姆教”地铁投毒；台湾地区的女大学生集体出家；辛普森杀妻疑案震惊美国朝野……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世界大事件大情节大写实大刺激起伏跌宕接连不断。《修女也疯狂》《国王也疯狂》对人类的冲击波，怎么也比不上世界要疯狂的咆哮具有威慑力。
世界本身一旦躁动不安，任谁都不得不肃然地冷静下来。
这冷静之后，美国好莱坞及时地为全世界赶制出了一部又一部惊悚巨片，科幻巨片，感观巨片。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又简直可以说是全世界除了少数几个在打内战的国家外，其余统统争看“山姆大叔”出品的成人“卡通片”的几年。
美国电影似乎是针对世界“更年期综合征”的“定躁灵”。它本身越疯狂，大多数看过的反而越乖了，头脑里越没了疯狂的原始冲动。那原始冲动被它的疯狂吸了去。美国人善于用电影的卡通式梦幻使本国人然后使全世界人都变得有几分卡通化起来。
而卡通化了的人类是最容易安抚的，也是最容易调教的。
于是杰克逊也不再疯狂了，居然开始以很古典的风格演唱起很古典的童话般的歌谣来了。
于是“现代妖姬”麦当娜一心只想生个可爱的俊孩子了，并且使出浑身解数毛遂自荐争演了一把女神般受臣民爱戴的阿根廷第一夫人。而且向新闻界一再虔诚地表示，自己绝不再调皮了打算痛改前非由“坏女孩儿”而“乖妞儿”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世界大文化由噪归静的背景之下，中国当代歌星们消停多了。何况，此前先“出道”者们，早已由“穴头儿”们率领着，将中国版图上的大中小城市，篦头发似的“篦走”了几遍。中国老百姓也不再愿为他们和她们掏腰包花“大头钱”了。
现阶段，“后来人”们的成名和成功都不太容易了，世人对他们和她们的成名与成功的反应也相当平淡了，甚至相当冷淡了。掌声少了，鲜花少了。“追星”现象几乎没有了，心理有毛病的崇拜者们也少了……
他们和她们正处在低迷期，内心里共同吟唱的一首歌是“勿忘我”。
流行歌曲的内容，也几乎只剩下了一个主题——爱。
从电视里、录音机里，在歌厅里或在出租汽车里，我们常能听到的有气无力的恹恹似的呓语，所唱无非是：眼泪，心，你的脸庞，我的悲伤，何时再幽会，相偎的日子……
梦里看花，十年一页。公平而论，中国几代歌星中，有不少值得我们怀念的姓名。有些流行歌曲堪称经典。有人不仅歌唱得好，品行也好，心地也善。我很喜欢歌星中一些人唱过的一些歌，那些歌带给过我个人许多好心情和好时光。在那样的心情下和那样的时光里，我曾默默地感激过他们和她们。尽管我一次也没现场听过他们或她们的演唱，没和任何一位歌星有过什么算得上交往的关系。
我觉得，用比从前买一本书便宜不少的钱买一盘录音带，倘其中的歌又大部分是自己喜欢听的，那实在是最值得花的钱了。十年前，录音带发行很火的时期，似乎也就六七元一盘。正反两面，十几首歌曲，还有把钱花在什么其他的方面能买到比此更长久的拥有呢？
影视明星也罢，歌星也罢，既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其实又是“失业”或“待业”率较高的职业。我觉得，从事这两类职业，起码需要比当作家更高些的心理承受力。因为与作家相比，他们和她们备受媒体的评头论足。还因为“寂寞”二字对作家往往并不意味着“失业”或“待业”。作家可以在寂寞中写，在寂寞中发表。而对于影视明星和歌星，一旦寂寞多年，则也许永远寂寞了。作家可以写到老，写到七八十岁还在写，而且可能越写越深刻精妙。少数影视明星也有这种幸运。但一位歌星则绝对地没有这一种幸运。他或她必须在自己年轻时功成名就，并且一鼓作气达到事业的顶峰。他或她所面对的叫作“音像市场”的市场游戏规则，一般排斥大器晚成者。又平心而论，不是他或她收入太高了，而是普遍的中国人收入水平太低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歌星们的经济地位还达不到中产阶层的话，那么恐怕只能证明这个国家太令人沮丧了。
故我对歌星们在中国当代率先成为中“产”者们，一向是不嫉妒不眼红的。而且替他们和她们感到高兴。他们和她们中“产”者起来也不过就意味着摆脱了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的生活窘况。如果他们和她们在三十五岁，最晚在四十岁以前还不能摆脱，那么将也许终生难以摆脱了。因为他们和她们除了唱，再就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特长。故我们眼见歌星们中“产”起来而不嫉妒不眼红，至少体现着一种应该提倡的善良的情怀。
但是，对他们和她们中某些动辄狮子张大口，恨不得一口吞下一百万才满足的行径，我也的确是打心眼儿里鄙视和厌恶的。
大约十年前，某电视机厂年终召开全厂大会，表彰一批劳模。同时想请一名当时正红着的歌星为嘉宾，联欢时为职工们唱一两首歌。因为她在电视中两眼噙泪，似乎无比深情地唱着一首关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歌，给电视机厂的领导和职工留下很深印象。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她不至于回绝盛情。当然，他们也是为她备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演唱费和一份厚礼的。
不料她说，去是可以的，唱也是可以的，但最多唱两首歌，但演唱费不得低于十万，再少一分也不行！
这超过了为她备下的演唱费的三倍多。
他们又通过另一种关系动员她，而她矢志于十万不动。只认钱，其他什么都不认。这就的确让人不知说她什么好了。
电视机厂的领导于是改变初衷，一名歌星也不请了，将原拨出打算请歌星的一笔款，统统作为奖金发给劳模们。而这一决定获得了全厂职工的拥护。没请歌星，联欢会上职工们你方唱罢我也唱，照开得热热热闹闹。
当年我知道这件事后，曾为电视机厂领导们的英明决定击掌叫好。自那以后，我再也见不得那名歌星的面孔了。她的形象一在电视里出现，我立即转台或关掉。一从报刊上发现她的照片或名字，马上翻过去或随手丢开。而且，再也听不得她唱的歌了，觉得音调虚伪又做作了……
“穴头儿”与歌坛后来的演唱会策划人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走穴”也根本不能与“巡回演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当年前者的“势不可挡”常使我联想到“闹蝗灾”，觉得那一种“时代大行动”似乎已与演唱本行没多大关系，仿佛更是“地毯轰炸”式的对金钱的裹卷。如今有因那一种“时代大行动”而成功地完成了资产原始积累的“穴头儿”，也有银行里存下了千万元的歌星。但是现在那一种“时代大行动”已归于寂灭。如同“文革”“大跃进”归于寂灭一样。对于中国民众，无非是又交了一次“学费”，懂得了自己们当年趋之若鹜的瞎激动实在是滑稽可笑的。也许是当年被搞伤了，也许是真的成熟了，总之当今的中国人，从老到少，淡淡的、恹恹的，似乎再对谁再对什么都很难真正激动得起来了。即使偶做激动状，那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对于中国歌坛的“后来人”，单要靠唱歌资产者起来，怕真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精神上的冰激凌，想想罢了。
他们和她们，也只能通过唱而中产者了。
让我们真诚地说一句——祝他们和她们在中产阶层的状态之下活得好。
通俗歌曲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和流行，乃是我们人类心灵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我们越现代，我们越想唱歌，或听别人们把我们的心绪唱给我们听。不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快乐成这样，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忧郁成这样，而无可奈何成这样。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心，恰恰是通俗歌曲，而非别种风格的什么歌曲，具有着与在教堂里喃喃祈祷相类似的作用。演唱通俗歌曲的歌星们，除了唱那些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歌时，通常情况下如同抚慰好我们心的《荆棘鸟》式的年轻神父，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者，以及漂亮的善解人意的“修女妹妹”。他们和她们翻来覆去地，絮絮叨叨地唱出我们心里的一些小秘密、小感觉，和我们现代人情感世界里一些通俗的，介于有意思和没意思之间的小故事。
而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许多种时候，原来竟是无比地需要这个。
倘一味地抱怨通俗歌曲的歌词太直白太肤浅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和她们所唱，正是，或者说基本上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的真实状态。那里已只有一些琐碎的小秘密小感觉，以及介于有意思和没有意思之间的庸常的小故事。
人类的心正史无前例地通俗着。
他们和她们不厌其烦地呓语般地为我们唱着唱着……
是的，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许多种时候多么地需要这个！
所以，倘我们因他们和她们通过为我们唱比我们早一步中产者起来了，竟愤愤不平的话，我们自己又显得多么丑陋呢？
至于那些“笑星”，那些小品演员，那些节目主持人，活得也不似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那么容易。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所知道的他们和她们的家庭当然都没什么令人同情的不幸。
但我同时又知道他们的忧患也是很压迫他们的。我们中国人不是几乎已经不爱听相声了么？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审时度势地转而去演小品了。我们中国人接着不是连小品也不爱看了么？于是使由说相声转而演小品并连同原先一直演着小品的他们，都困惑迷惘有点儿不知究竟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了。如果他们，这些曾给我们带来过笑声和开怀时刻的人们至今居然还没有中产者起来，至今居然还在半无产者无产者的境况中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所愁，那么我们和时代似乎就都有点儿太对不起他们了。幸而前几年我们中国人还比较的爱笑来着；幸而前几年我们也曾为小品表演大鼓其掌过。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前几年非这几年，因而他们才有私房私车甚至别墅和名车啊！看来任何事情都要本着节制的细水长流的原则才好。包括笑和掌声，如果我们前几年懂得节制和细水长流的好处，于今仍储备有笑声和掌声，我们不是还能再多“造就”出几批“搞笑”型的演艺员中产者么？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三状况的，大约就该属一些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了。大师级的画家、书法家，一幅画十几万、几十万、百余万；一个字相当于北京四环以内一平米商品房价格的，这里略去不提。他们即使实际上过着中产阶层的生活，那也只不过是个人生活俭朴作风的体现，不可牵强地纳入中产者阶层说三道四。
画家、书法家的画、字，与他们的名气的关系，相比于诗、散文、小说与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
画家、书法家的名气越大，他们的画和字的收藏价值越高。而所谓收藏价值，对于个人收藏而言，其实就是钱钞的保值和升值方式。画家、书法家的名气大，当然并不一定其画其字就必是上品。但在拍卖活动中，没有人这么看问题。一小幅大师们的草图或速写，也许比一位尚未出名的画家的完美之作还要价高几倍。又假如有两幅画、两幅字，其一是大师们画的写的，其二是无名之辈画的写的，标着同样的价格，人们会买谁们的画或字呢？
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人们看着大师们的画或字，心中暗想：这真一般。却只是暗想，并不敢贸然说出口，唯恐暴露了自己的欣赏水平之低，遭到嘲讽。哪怕那画那字，的的确确不是大师们的上品，甚至的的确确便是出自大师之手的下品。而看着无名之辈们的画或字，心中由衷地暗想：真不错！真好！有钱真愿买下来。于是驻足凝视，久久不去。
但，倘人们钱包里正巧带着足够的钱，结果也许往往是，几经犹豫，几经思忖，却还是买下了大师们的画或字。倘大师们年纪已高，不久其画其字将必成遗画遗字，则人们的选择，几乎并不犹豫，并不思忖，立刻就成为决定。
大师们的画或字，在这一种情形中，对于人们的价值意识而言，往往类似于“最牛股”。而无名之辈们的画或字，则类似于“风险股”。标价越高，风险越大。只有在标价较低时，人们才会抛开升值意识，单纯为自己的喜爱掏钱包。
而这同时也就注定了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们在经济方面属于中产者阶层。因为他们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画和字。
小说家无论怎样著名，也断不会有大师级画家、书法家们的幸运。
读者和评论家们，将某些著名小说家们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的事，多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也许，就在我写这一段文字时，在中国和外国的大报或小报上，某一作家的某一作品，正遭到着那种无情的下场。
小说可以是收藏品，但基本上没有什么鼓舞人诱惑人的收藏价值。
也就是说，人们在买一本书时，除了那书的定价之外，并不掺杂其他任何价值意识。只有头脑不太正常的人，买书时才闪过保值和增值的古怪念头。
小说家几乎是越年轻越好，因为读者群越来越年轻化。年轻人更愿看他们的同代人写的书。
画家书法家却和医生一样，越老名气越大。因为原画原字意味着将是独一无二的孤物。物以稀为贵。
全中国，专画中国古典人物的国画家，其水平不让范曾者，不乏其人。我亲眼见过那样的一些画，也结识过那样的一些中青年画家。
全中国，专画人物，甚至和陈逸飞一样，专画女性人物的肖像派油画家，水平及才华与陈逸飞处于同等艺术层次的，也不乏其人。只不过他们的画没被国外的巨富购藏过，所以名气还不够大，所以拍卖价格还不够高，所以收入还不可与名家相比。
正是这样的一批画家，靠画技使自己进入了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
他们中，既有画国画的，也有画油画的；既有画人物、鸟兽、花草虫蝶的，也有画风景，画静物，画场面的；既有擅长古典画风的，也有擅长现实主义画风和现代派画风的。
他们中年多于青年。青年画家在全世界都几乎不可能单靠作画成为中产者。演电影电视唱歌写小说之人，都有年纪轻轻便一夜成名从此走红一生的幸运，画家最难有此幸运。一个人在年轻时，也可能因炒股票玩期货或发明创造或其他商业投机暴富，画家在年轻时单靠作画不可能。
他们中，油画家近年开始明显地多于国画家。有些最初是攻国画的，近年转而画油画了。做这种改弦更张的，主要是青年画家。因为弃筝持琴，对于中年画家不但不易，而且冒“邯郸学步”之险。只有青年画家才冒得起这份儿险。促使许多青年画家改弦更张的原因，乃因中国画在国际上的艺术地位迅速下降，在国内爱画者心目中也开始受冷落。
而这两种现象，直接影响了国画在商业拍卖活动中的价位。青年国画家们为着他们日后的物质生活的水平着想，改弦更张是为明智之举。导致以上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无他，盖因十几年来，中国画的“表演”性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在电视里，在各种名目之下举行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几乎都免不了一批国画家们现场作画的“表演”一项。有时一幅画由数人合作：你画山，我画云，第三位接上来画株树，第四位接上来画个人。甚至，往往还有第五位书法家最后挥毫题诗。半小时内这样的合作便宣告结束。倘五位都有些名气，从表面看，那合作似乎价值翻倍。姑且不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商品价值，从长远看，中国画较油画而言那一种独特的意韵贯通的诗性品格，正是这么被毁掉了的。它那一种独特的意韵贯通的诗性品格，漫长的世纪以来，对中国人，对西方人，具有某种似乎最难以用“技法”二字来形容来把握的神秘感，同时具有着似乎仅仅中国人才可能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也只有在中国的语汇中，才有“读画”一词。国画大师有时才被视为仙风道骨之人。
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前朝的国画大师们，常与流芳百世的大诗人、大思想家有着传为佳话的友情。
十几分钟内，半个小时内，最长也不过两个小时内的现场作画“表演”，每每将国画的品格严重扭曲了。它似乎已经成了世界上可以用最简单易学的“技法”来画的画种。电视里还要进行“讲授”——一只鸟，一朵花，一串葡萄，几条鱼，被有目共睹地“解构”为浓淡搭配的几笔墨而已。这意味着是在“普及”。而某一画种竟那么容易地就可以普及开来，也就很难扭转人们对其艺术价值包括商品价值的轻重渐渐地形成不甚以为然的看法了。
国画的“普及”，与流行歌曲的流行，其诉诸人们的意识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后者越流行，作词、作曲和演唱人的知名度越高。前者越“普及”，越在大众中泛化，其艺术魅力越减。
当然，国画没有专利，不应该成为特权。普及也是好事，我并不反对普及。
只不过，出于对国画境况的“杞人忧天”，我颇反感现场“表演”。
油画也罢，国画也罢，画家不中产阶层起来，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我想，也就不太值得评说了。
那些生活水准已经达到了或者接近了中产阶层的画家，他们的画作目前能与重大艺术拍卖活动“接轨”的还不多。他们的画作也开始能在画店里看到了，但标价都比较照顾着中产者阶层的艺术收藏的经济实力。在他们的名气尚未大增之前，他们还只能仰仗本阶层的厚爱。我曾在某画店见到一幅标价两万的肖像油画，当时把我迷住了。觉得画得相当好，但我还远远没到可以毫不犹豫地花两万元买下自己喜欢的一幅油画挂在家里的阔绰程度。两万元足够我的弟弟或妹妹一家生活三年的。
我也只有在那幅画前久久徘徊，暗自欣赏而已。比起唱一首歌数万元出场费的歌星，比起演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六七十万元甚至七八十万元片酬的明星“大腕”，我认为两万元的标价实在是太委屈那幅油画了，也实在是太委屈画家本人了。但“走红”歌星的出场，会给演唱会举办者带来极可观的，比“走红”歌星更高的经济效益；“大腕”明星担纲主演，会给电视剧投资方带来高于投资的收入，与画家的画的标价，似乎不太好比。
外交界有句名言是——“弱国无外交。”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
在商业时代，从那一句名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品即商品”。
当然，前一句名言未免武断，后一种结论也未免偏颇，但基本如此。
艺术一经成品，其价往往只能在拍卖场上一锤定音才获公认。拍卖场上的执槌人，似乎成了世界上最权威的艺术鉴赏家。当然他并不是。他往往不过是一个对商品价格反应机敏的人。其机敏又只不过表现在——知道什么时候将槌敲下为时尚早，知道什么时候还不落槌将错失良机。我总怀疑，任何艺术品，在他们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商品罢了。进而我常想，即使一个一向只拍卖过房地产的人，只要预告了他一件艺术品的最低起价，他也会通过竞买者们的表情变化知道该在哪一个价位上落槌的。而这又只不过全凭他成功地拍卖过几次房地产的经验就足够了。那么竞买者们呢？他们就是出于对艺术的酷爱频频举起竞价牌的么？他们就一定比执槌者的艺术鉴赏力更高些么？恐怕也未必。他们中大多数人，除了某些酷爱艺术的富有者，十之八九，皆出于商业投资之目的。
名气半大不大，似有若无的一批画家们，对重大艺术拍卖活动常常只能望洋兴叹。他们的向往之心，犹如小镇上的穷儿望着马戏棚，咬着指头巴望得到一张门票。画作参与重大艺术拍卖活动的机会，乃是他们的知名度提高并得以公认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机会。
在国外，倘一位大富翁诚心帮助一位有才华的尚无名气的画家，他只要出现在拍卖现场，举牌高价竞买下他的画就是了。如果有两位大富翁诚心帮助一位有才华但尚无名气的画家，那么他们在拍卖现场相互表演一番激烈竞争，那被成全的画家必将成为轰动性新闻的“焦点人物”。
他以后的画作的商品价格，将很可能就从那次拍卖获得公认，哪怕那两位大富翁过后并不真付给他钱，也不要他的画。这是商业时代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小玄机、小奥秘。
既然还没资格与重大艺术拍卖活动“接轨”，我们的中产者画家朋友们，就只有靠举办个人画展来获得公认，获得名和利两方面的公认。
但举办个人画展较容易获得艺术才华和成就方面的公认，却不太容易同样获得商业价格方面的公认。因为参观个人画展的，多为画的欣赏者、爱好者，而非投资收藏者。投资收藏者们还是更相信拍卖现场上的那一种竞拍结果。
但我们的中产者画家们另辟蹊径——通过民间渠道变画为钱。这一渠道便派生出不少民间经纪人。他们的能量不小于“个体书商”。他们目前已将那一渠道拓展向了世界。据我所知，中国中产者画家们的画作，在东南亚，在欧洲，对于为数不少的中产者家庭，乃是至爱之物。
他们颇舍得花几百至几千美元买一幅悬挂在家。那是他们在这世界上所能买到的价格最低，而且相对于价格，水平最高的画。它们比国外大多数画店里出售的画作水平高出何止一大截！而标价却往往是那些画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世界上只有中国每年经由民间渠道也就是纯粹的私人关系渠道成批“出口”仅次于大师作品的画，也只有中国有一批肯如此低廉地出售自己画作的画家。中国的一流影视演员及所谓“大腕儿”们及一流的歌星们，与国外的同行们相比，只不过能算作二三流水平。而中国的屈列二三流的画家们，其功力其造诣，在国外几乎都够得上是一流的。所以，作为中国人，你若听说一位似有名似无名的中年画家买了私房继而买了汽车，你千万不要心理不平衡。因为第一，他们大抵是靠挣外国人的钱才买得起房子买得起车的。第二，他们的画属于中国“出口”到外国的质量上乘的“商品”之一种，是很对得起咱们“中国”这块大牌子的。第三，他们收入的方式不得不是“薄利多销”的方式。正如中国的玩具“出口”到国外，物美而且价廉。
另有一类画家比以上画家略显不足。主要是一些外国旅游者到中国后必往省市的画家。那些省市在绘画艺术方面也藏龙卧虎。他们的画主要卖给外国旅客，标价几百元人民币至一两千人民币不等，一般最高不超过三千元。我曾在外省的机场见过一幅“虎”字，标价一千八百元。那是我在机场这种地方见过的标价最高的独字书法。并且当场见一位西方老妇人将它买走。那“虎”字长约两米，宽约八十公分，墨迹饱满，运锋雄浑，而且裱贴精细。二百多美金，在国外大约相当于一个月的电话费。这些画家的画，其销售或与本省市的旅游社团挂靠，或直接与导游发生联系。当然，后者们总是要提成的。在旅游旺季，他们每月最多能卖出七八幅字画，收入一万多元不成问题。他们的书法在本省市颇受推崇。他们的画大抵是国画。外省市的画家中，油画佼佼者不多。
四川、浙江、吉林、辽宁各有一批，大抵毕业于本省市美术院校。他们与年长于自己的当地国画派同行们，似形成着一争雄雌之势。但各有各的“市场需求”，各有各的实力，几年内谁也淘汰不了谁。由于他们是“地方军”，不似京都画家那么顾惜面子，往往也不怎么摆艺术家的身份，在大宾馆、小饭店，某些企业的会客厅，某些公司老板的办公室，乃至某些生活条件较富的人家，到处都可发现他们的画作和书法。只要给钱，他们一视同仁。他们往往又很大方，与他们关系好的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只要你对他们的画表示欣赏，有时白送你，他们也是舍得的。
他们在当地也过着中产者兼名流的较优越的生活。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四状况的，是些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代表。那些小公司主要以国内商贸的批发为注册项目。从衣帽鞋到烟酒茶，从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到保健品，以及个体中小商店、饭店、旅店、低档歌舞厅等老板，以及国内某些畅销饮食品的地方代销商。我的一位知青战友，曾靠承包低档歌舞厅在短短几年内积累家私数百万。但他后来被判刑了，罪状是招娼纳嫖，庇赌抽成。幸而他还没贩毒。若他贩毒，并且赶上严厉缉扫，那就不是判几年刑的问题，也许连命都难保了。我还结识过一个人，靠不择手段争取到了在A市代销某一饮料的权利，短短几年内买了三处房子两部车，他亲口对我说：“和端公家饭碗的人最容易打交道了，一万元撂不倒他们，十万元还撂不倒他们吗？十万元撂不倒他们，再加上一个女人他们能不乖乖地自动倒下么？什么官僚主义啦，架子啦，甭听那一套！金钱加女人，什么主义都能玩得他团团转！多大架子的人见了你也得礼贤下士！”后来那饮料厂的销售部主任换了人，他的代销权才被收回。可是不久他又代销起一种挺好卖的烟来。垄断一座二百多万人的城市的代销权，其油水可想而知。但油水肥厚，毕竟是以代销势头火旺为前提的。局面受阻，销路不佳，不仅获得不到预期的油水，厂家也往往会一变脸收回代销权。平心而论，他们的肥厚的油水，其实也是使出浑身解数，胜不骄、败不馁，一日也不松懈地苦心经营换来的，包括施展行贿官吏的手段。说来有意思，还是A市一位文化局副局长引荐我认识他的。各省市的文化局都是穷单位，而人一和文化沾边儿，就不知为哪般死要面子起来，经济拮据也非尽一次地主之谊不可。我说非尽就尽吧，找一家价格便宜的小饭馆儿，胡乱吃顿便是了。但那位副局长觉得那样可不行。那样对付一次，还莫如不请。我说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他意到，我心领，各自都图放松，干脆免了罢。他却又说免不得。说我和他共同的朋友已写信给他了，拜托他多多关照我。我说我又不是孩子，无需乎关照的嘛。他说那起码也得吃一顿饭吧？否则他向我们共同的朋友如何交代？说那一顿饭怎么也得在够星级的饭店吃啊！说文化局再穷，请远方的客人在够星级的饭店吃一顿还是开得出支票的。却又说，不过该省也得省啊！为文化精打细算应是文化干部的美德嘛！于是我只有悉听尊便的份儿。于是某日晚，在A市一家最具特色的饭店，我有幸结识了那个体的饮料代销商。“我没文化，七四届初中毕业生！不过我这个没文化的人，从不瞧不起有文化的人。我跟什么人都交朋友！”
他倒率直可爱。坐定不久就来了几句江湖意味的自白，说得我脸微红一阵，觉得自己前襟上仿佛写着代表罪耻的“红字”似的。除了我和他和那位副局长，还有文化局的一位青年，A市日报的一位女记者。酒过三巡他就“传经送宝”，大谈起代销的门道来。听得我头直发晕，却又不得不强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我的样子鼓励了他，他更加滔滔不绝。副局长和记者和那位文化局的青年，以为我真的感兴趣。
所以尊重客人情绪，并不打断他扭转话题。
结果他自斟自饮地喝醉了。
散时，他摇摇晃晃地起身就想走，慌得文化局那青年急上前搀扶他。他却直推那青年，说他没醉，说他不需要搀扶……我听文化局那青年小声说：“钱呢，钱呢？买单的钱呢？你总不至于忘了带钱吧？那你可就太栽副局长的面子了！”副局长和那位女记者装没听见。我也只有装没听见，好生尴尬，觉得这尴尬全是由自己谢绝得不够坚定造成的。
我见文化局那青年，干脆将手伸入他兜里去，掏出钱包后，也不管他站得稳不稳了，甩脱他便去买单……于是我想起了当今小青年们经常所唱的——“跟着感觉走，紧紧拉住买单的手……”便又觉得一切很好笑。
在我离开A市之前的三四天里，他几乎每天都往宾馆打一次电话。
他说他实在太忙了，说不管多忙，无论如何也要陪我到A市郊区的什么地方去玩一次。但直到我走时，再没见上他一面，却接到了他最后一次电话……
“大哥，我忙啊！我实在是真忙啊！贪官污吏加地痞流氓从两方面压迫我，都认为我发了就已经是罪行了似的！可我有委托书哇，是合法代销呀！大哥您说我挣这点儿钱容易嘛我！”
他在电话那一端愤愤地咒天骂地，大发诽人谤世之言，可能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我只得劝他想开点儿，说如今谁挣钱都不太容易。
“不对，有人他妈的挣的就比我容易！”他在电话那一端破口大骂起来。究竟骂的谁们，我也搞不清楚。
他是我所见过的，对现实持最为激烈的抨击态度的一位中产者，仿佛全中国都在和他作对似的。我认为也是最不典型的一位。因为我所接触过的中产者男女们，一般对现实都持比较中庸平和的态度。毕竟，都是因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才得以中产者起来的。
以上中产者们，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是“成色”较为斑驳芜杂的一族，实在难以概说。就好比老太太收零集碎的柳条箱里的东西和当今孩子们最新颖的一堆玩具扣在了一起，既有招人喜欢之物也有使人看了反感的。他们的家私从二三百万到五百万不等。一般不会超过五百万。因为这从他们苦心经营的小规模估计得出来，也不至少于二三百万，从“改革开放”的进程变化同样估计得出来。将他们排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四方面军”，乃因平均下来，他们的年收入约在二三十万。这低于第一组的影视明星们以及第二组的歌星们的平均年收入，却可能比第三组的画家们的年收入高些。但不同的是，在第一二三组人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仍是有单位的公有体制内的在业人员，当然便仍住着公房开着“公”资享受着公费医疗。而这相当一部分人的职称，基本上都在二级以上。相当一部分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一级。中国一二级艺术职称的福利享受者，也就是工资、住房、公费医疗待遇，按国家有关政策条文规定，相当于处级或副局级。这一块公有体制内的福利，套用经济学术语，可曰之为“无形资产”。这“无形资产”是“四方面军”所绝对没有的。何况中产者起来了的画家们同时还可以感觉自己们是名流。这一种感觉后者们也是绝对没有的。利弊长短两相抵补，故我将他们排在第三组画家之后。因为，感觉似也可以视为某种“无形资产”。无形，故其价难估也。他们是全体中产者阶层中，最最看重一份中产者感觉的。越其看重，越捕捉不到。所以，他们又是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最不大像中产者的一族。若以西方中产者的阶层特征对比他们，则就更加觉得他们不大像中产者。
西方文化、影视作品中的中产者们，给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温良恭俭让”的阶层总体形态。这总体形态并非全是艺术的加工和美化，事实上也基本那样。因为西方中产者阶层，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家庭而非是由小商人小业主家庭构成的。并且几乎主要是由代代袭承的知识分子家庭构成的。所以，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中产者家庭受尊敬，资产者家产被羡慕。只有西方文学中所写的那类“有文化气息的资产者家庭”，才既不但被羡慕，而且也同时受尊敬。故在18、19世纪的西方诸国，资产者们不满足于仅仅被羡慕，却又不知怎么样才能也受尊敬，获得什么贵族的封号便成了梦寐以求之事。而那些在经济地位方面跻身于中产者阶层的小商人小业主，也往往和中国人一样地“望子成龙”心迫，一旦中产者起来以后，无不鼓励儿子勤奋读书，考上名牌学府，成为家族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从而圆满自己在中产者阶层中的身份和感觉。西方中产者阶层的知识化，至少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这使这一阶层带有很强的“吸滤性”或曰“吞吐能力”。它积极地容纳一切在经济地位方面已然中产者起来的人们，但也善于积极地以阶层意识本能地改造后加入者们的不和谐特征。在这一点，用中国的典故“削足适履”来说无比恰当。你可以批评这一点，但你面对事实，没法儿不承认这一点。所以西方有“传统的中产阶层家庭”或“保守的中产阶层家庭”的说法，而没有什么“传统的资产者家庭”或“保守的资产者家庭”的造句。就此我曾与某位外国作家探讨过。他说如果在中文版的西方小说中将“传统”“保守”和“资产者家庭”关联在一起了，那肯定是误译。
他说，在西方诸国，资产者阶层根本无“传统”可言。社会底层民众也难以维护住阶层概念上的“意识传统”。只有中产者阶层的阶层“意识传统”最显明，也往往表现得最突出、最持重。
他说，资产者阶层不可能是保守的。他们成为资产者，恰恰是因为从不曾打算保守住什么。他们像穿山甲，只要前方有金子，被山挡住也要穿山而过。不能变成金子的东西他们连看也不看。
中产者阶层却往往是，而且必定是保守的。因为世界车轮的转动，越来越依靠金钱“轴承”的耐损力。资产者阶层拥有其他一切阶层所不可与之抗衡的金钱实力，故他们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角。中产者阶层不具备那样一种金钱实力，故只有在阶层意识方面非常执著地扮演较保守的角色，以这一种姿态证明并强调自己的社会存在。同时矜持而又体面地维护自己的阶层尊严。
比如电影，当它鄙陋地诞生以后，最先轻蔑它的是中产者阶层。那时一位中产者家庭的小姐而居然去看电影，好比今天她吸毒一样令父母震惊并感到耻辱。最终出钱支持电影那低俗的儿童成长为巨人的却是资产者阶层。资产者阶层以极其敏感的目光发现金钱的闪光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开一切偏见。正如马克·吐温通过他小说中资产者人物所说的那样——“只要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地狱、《圣经》，还是我母亲，都休想叫我转过身去往回走！”
故在西方一向有这样的说法——“冒险的资产阶级”“保守的中产阶级”“愤怒的无产阶级”。
还以电影而论，无产阶层无论喜欢它还是反对它，既不可能像中产阶级那样，企图通过本阶层的议员代表人物在议会上呼吁取缔它，也不可能像资产阶层那样通过金钱实力壮大它，使它变成自己金钱游戏中得心应手的玩偶。无产阶层对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通常只有愤怒而已。
但中产阶级的，或用本书中的说法，中产者阶层的“保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并不仅意味着是惰力。或者这样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其实也很需要某种惰力的不断滞制。否则，任由资产者阶层的金钱实力一味地加快它的转速，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只能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与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相比，虽然都是新生的阶层，虽然后者的阶层规模比它要小许多，但意识发育却比它快得多。后者几乎是一个桀骜不驯而又狡黠的少年了。它常常摆出一副男子汉似的面孔。
那面孔上有一种“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或那样”的神态。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心里想的并不说出来。
由于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还处在“意识白痴”般的阶段，由于所谓中产者的阶层感觉还仅仅体现在这一阶层的极少数人身上，由于由小商人小业主组成的中产者阶层一族，一时既捕捉不到，又很在乎拥有中产者阶层那一种半优越不优越的感觉，所以他们便自己想当然地认定继而实习某种感觉，并将其模式化。认定继而实习某种感觉，需要有所参照。他们自然不会向社会底层去参照。于是似乎很合情合理地去向资产者阶层参照。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精神上恣享俗乐当成好感觉。并且一经捕捉到这一种感觉，便沉湎其中不能自拔，不愿自拔。他们抓住这一感觉时，内心里作如是想——资产者们有什么了不起啦？他们有车老子也有车，他们的车很高级，老子明天也换一辆高级的！他们泡妞老子不是也正在泡妞着么？他们有情妇老子也替自己物色着呢！
在这一种攀比中，他们心理获得极大的满足，想象自己俨然由中产者而资产者了。有朝一日成为资产者乃是他们的人生目标，正如老百姓做梦都想过上中产阶层的日子。但底层老百姓明白，自己和那一种梦想之间的距离太遥远，遥远得必用几代的时间才有希望接近。而他们却觉得，似乎离资产者阶层只差一步，至多几步，用老百姓的话说，仿佛只要“一铆劲儿”，自己便是了似的。而实际上，在渐趋成熟的商业时代，
由中产者变为资产者，并不比“鲤鱼跃龙门”一则童话描写得容易。因为小商人小业主在经济欲望方面努力膨胀时，拥有在资产者们手中的资本，也奇迹般地裂增着。而裂增现象总是比膨胀现象更刺激。前者的规律是一加一再加一，后者的规律却是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
成熟的商业时代的经济杠杆，其中心支点永远偏在资产者阶层这一边。
“美国每天有一百多位百万富翁破产，并有一百多位百万富翁诞生……”这种说法在全世界流传久矣。人们据此确信，只要商业时代的游戏规则相对稳定了，似乎便谁都有足够多的机会成为资产者。
此大谬也。
所谓“百万富翁”，在美国，其实只不过意味着是标准的中产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
那么以上一句话其实道破的恰是这一种现象——美国每天所发生的或破产或成功的商业故事，主要演绎在中产者阶层。
资产者几乎始终是资产者。
中产者几乎代代为中产者。
二者之间的轮回转化，其率大约不超过百分之几。
这已经是被二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证明了的。它乃是商业时代的铁律之一。
故在日本这样的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你若问一百个高中生，他们对长大成人以后的愿望是什么，九十个以上的高中生会诚实地告诉你：建立一个中产阶层的家庭。
在美国你得到的回答却可能是这样的——住本国的房子并在本国挣钱；买日本的汽车并娶日本老婆；像中国人那样在中国工作并在中国消费……
美国的房子大，美元坚挺不衰，美国工资高；日本的汽车便宜，日本老婆在家庭中“贤惠”得如同婢女，是美国女人根本做不到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工作状态的不慌不忙，是令许多国家的人着实羡慕的。即使每个月仅仅挣两千美元，在中国进行消费也足以摆摆阔绰……这乃是由美国人归纳了的，21世纪最理想的中产阶层生活形态。
成熟的商业社会恰恰不是怂恿人丧失掉理性，而是教诲人更加现实。
在中国，同样的问题，将有相当多的回答是——当总裁，当董事长，起码也得当经理或被尊称为“老板”那类人物。
其实他们所答的，一言以蔽之，是想要当资本家。即使不予回答，心里所愿，也是那样。
中国的商业时代还没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成熟阶段，所以中国的青少年们对人生是很缺乏现实思想的。好处是——青少年时期思想不浪漫，以后便难有机会浪漫起来了。坏处是——比之于较现实的思想，浪漫主义拥抱久了是会捉弄人生的。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的一部分小商人小业主们，其对资产者阶层的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很有点儿像我们的某些青少年。他们对于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的生活形态的想象，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主观虚构性。倘以为中国当代资产者们的生活皆很荒唐很放荡很糜烂很堕落，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也毋庸讳言，在他们发迹的初始阶段，他们中为数不少之人确曾花天酒地，逐色娱淫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其内容不过就是声色犬马外加佳肴美酒罢了。几十个世纪以来，并不曾翻出过什么格外“创新”的花样。好比时装，无非肥了瘦，长了短，再瘦了肥，短了长而已。很荒唐很放荡很糜烂很堕落的生活，是另一种很累很累的生活。正常体力精力的人，其实经不大起那一种生活的累法。故他们尽情地体验过了，也就腻歪了。他们现在反而都变得斯斯文文地绅士起来了。即使依然过着充满享乐的生活，那享乐的方式和内容也与以前大为不同了。而这正是他们的生活的“高级”处。这“高级”的状况，早已迁出老百姓的视野，也非是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目光所能够达到的。我真的在他们中一户人家里见过全金的浴缸水龙头和满眼的纯银门把手。还有能容纳三十人的家庭电影放映室。倘一个中年男人的休闲一日，在不同的时间需三个年轻貌美又有大学文化的女郎轮流服侍，连看电影也需她们中的一个奉陪着以便随时交流观后感，那么他还非得去什么大饭店里吃喝一顿非得另外再有几位情妇么？
但是他们在发迹初期的生活残痕，给捕捉不到中产者“感觉”的中产者们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那印象来自于当年的某些小报杂刊的披露和详细描述，来自于当年的社会话题。或许，也是他们曾耳濡目染过的。那时，他们可能还没是中产者呐。
他们对于某种“感觉”的实习和仿效，正是以那么一种老电影般的早过其时的印象为“原版”的。
所以他们中有人挣下一份几百万的家私的确不容易，而花起来却也够“潇洒”甚至可以说够疯狂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一味实习和仿效的资产者“榜样”们，其实早已不那么大把大把地花钱了。后者们的抽风劲儿早已过去了。后者们只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才漫不经心似的奢豪一把。而后者们一旦奢豪一把，又管叫他们目瞪口呆。他们的实习和仿效内容，不外乎吃喝嫖赌，另加上最“时髦”的一项，便是“毒”了。
这感觉是最与中产者阶层的文明原则不相容的。
中产者中往往有人会反感地说——他们也算是中产者么？他们也配混迹在中产阶层么？
而资产者中某些人的目光如果不经意间瞥到了他们的行径，往往会嗤之以鼻——吃喝嫖赌才能花几个小钱？还吸毒，那就做好再变成穷光蛋的思想准备吧！
而底层百姓会憎恶地说——瞧瞧，瞧瞧！现在都是哪些人富起来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的前三“族”人，往往是被请吃饭，有的甚至是被官吏所请；往往是接受礼赠，有时甚至是接受官吏们的礼赠。其中女“星”和书画家们面临此种机会最多。而第四族中的某些，却经常是请别人吃饭，赠别人薄礼厚礼。
他们挣得不容易，开销又大。在乎拥有一份儿名正言顺的高级“感觉”，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适得其反，甚至为那“感觉”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中国目前的法案中和监狱里，记载着许多关于他们的“三言二
拍”式的悲剧故事，在押着许多悔之晚矣的曾经幸运地中产者起来过的囚犯……
这是中国中产者阶层不愿启齿的窘，难以自掩的当代“自白”，“中国特色”之另一种。
在中国，据我想来，每年少说有几百名他们那样的中产者破产，每年少说有几百名“晚辈”们加入中产者阶层。
我认为，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只有那样一些小商人小企业主——一些根本不想知道更不想实习所谓中产阶层“感觉”的他们；一些毕生勤勉，始终一贯地苦心经营着的他们；一些以俭朴为荣，以奢华为耻的他们；一些每天如果挣下五百元而不至于每天用三百元以上去受用的他们，在中老年才可能为自己那时的中产者经济地位打下稳固的基础。那时，他们从前并不想知道更不想实习之的所谓中产阶层的“感觉”必自然而然地拥有在身；那时他们将受到一位中产者榜样般的敬意；那时他们将深知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中最优良又最积极可取的某几点是什么，并且尽其所能发扬之。
那时，他们讲给儿女们听的，是关于一个人怎样由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成为中产者的带有自传性的故事，而这才是非常值得对下一代讲的，而且会使下一代眼眶湿润颇受感动的故事。
也许，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会由衷地对他们说：谢谢您为我们成为中产阶层的儿女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老爸您使我们的人生有了相对现实得多的目标。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儿女不失中产阶层儿女的安全感，并且让他们知道，这实在已经是一种幸福。得来是那么的不易。还要使他们明白，其实做资产者阶层的儿女，感觉未必就真的那么美妙……
作家——这就评说到我自己，和我的同行们了。我将作家们列入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可能有的人，当然主要是我的某些同行们会大不以为然，甚至会大加挖苦。
他们也许会这么说——梁晓声，只有你自己才属于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吧？！
他们也许还会在各种场合，故意断章取义地歪曲我此书中写下的某几行文字，然后是一顿嘲骂。
这些我都想到过。但是我仍不能不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当代作家归于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否则我就是有意回避不提了。而这又有什么值得回避的呢？
在某些报刊中，有人曾将梁晓声称为“平民作家”。
我想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我每年平均下来的稿费收入，远非现阶段中国的平民家庭所可相比的。当然若将我的收入想象得与影视明星、歌星们的收入一样高，哪怕是想象得与二三流的他们和她们的收入一样高，也意味着太抬举我了。
一流作家的终生的收入，大约相当于二三流的影视明星、歌星们终生的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吧？我认为，这已足可使一流的作家们颇感自慰了。
何况我不认为自己是一流作家。我算“二流堂”中的一位吧！
又何况，一流作家与畅销书作家是有区别的。一位作家如果他或她的任何一部书都不曾畅销过，并且又不能列入长销书，也就是再版次数相对多些的书，并且还与影视版权几乎绝缘的话——那么除非他是作家以前便是中产者了，否则他将一生清贫。
全世界有不少这样的一流作家。
1986年第十一期的《世界之窗》，载有一篇当年法国的民意调查一百例。其中一条是——“只有百分之六不到的法国父母，勉强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作家。”这一条后有括号，括号内的一句话是“畅销书作家例外，百分之十一点儿多的法国父母不反对女儿嫁给他们。”
松本清张是日本的著名老作家。当然即使放在全世界论，也不愧为一流作家。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如《沙器》如《人证》，是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
据我所知，他在家中接受过金庸先生的访问。而金庸先生告辞后，他感慨万端地喃喃自语：“真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一个人靠写小说的话，怎么竟会成为亿万富翁呢？”
是的，一个人靠写小说，断然不可能成为亿万富翁，也不太可能成为资产者，成为中产者几乎是最可庆幸的了。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尽管发行量高得令全世界的华人五体投地，但他亿万家私中的绝大部分，其实还是积累于他的报业集团。
我觉得，我将中国当代作家们排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第五位，“座次”还是排得恰如其分的。予谓不信，悉听端详：
中国七十岁以上的当代作家，凡活着的，即或“文学新时期”以来不太写什么了，其生活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省市，基本上都享受着较好的待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还都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作家，由于中国政治运动的“不可抗力”的杀伤和斩断，他们的创作呈明显不连贯的、阶段式的状态。有人的创作激情在“反右”中被猛烈扑灭，而几乎百分之百的他们后来在“文革”中同遭厄运，可谓“全军覆没”。他们的一些优秀的重要的作品，集中面世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内。“文革”结束后，他们中得以存活下来，并且健康没受到严重摧毁的人，或虽受到严重摧毁却幸运地恢复较快较早的人，创作激情和活力又得以焕发了一次。这一阶段便是所谓“文学新时期”。但此时期中国稿费相当之低，低得肯定令世界上稿酬最低的国家的作家们也难以置信。从每千字七元到十元到十五元到二十元。1990年以后，某些报刊和出版社才根据“经济规律”率先突破三十元“大关”。而突破三十元“大关”以后，他们中十之八九的人“廉颇老矣”，没太能享受到那可喜的个人稿费收入方面的成果。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所获得过的稿费，早已“维他命”于“苦难的历程”。所以，他们晚年即或仍有一些稿费积蓄，其实也有限得很。用孔乙己数茴香豆时的话说：“多乎哉？不多也！”
将他们列入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主要还是以他们所享受的待遇而言。他们中大多数目前基本上享受着司局级待遇。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前便是名人，因而于司局级待遇之外，特别地享受到某些这样或者那样的老一辈文化名人的照顾。又他们中还有一部分，是吃过延安的小米，喝过延河水，加入过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文艺战士”。这资历随着他们年岁越高，人数越稀少，越发显出宝贵的性质。
现在也可统称他们中此一部分为“革命文艺老人”。所以于司局级待遇和文化名人的照顾之外，也还享受着对“革命文艺老人”的关怀。在外省市，他们或在“人大”或在“政协”有职甚至有领导职务，有的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接近于副市级副省级待遇。
他们是一些钱不多，但待遇较全面，社会地位较高的“中产者”。
进言之，是一些“无形资产”不成比例地大于“有形资产”的“中产者”文化人士。我之所以要将“中产者”打上引号，乃是考虑到在私有现象开始比比皆是的当代，他们目前所享受着的基本上还是“公有”给予的福利。
这应该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老一辈作家，推而广之，对一切老一辈文艺界文化界人士的令人欣慰的善举。
六十岁到七十岁的中国当代作家，稿费收入则就要比他们多得多了。这一批作家中当年和“右派”二字不沾边儿的屈指可数。他们的创作生命普遍被政治“封杀”了近二十年。所幸被“封杀”之时，大多数他们还不到三十岁。平均二十六七岁。“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在中国文坛上是“重现江湖”的中年实力派作家。由于被“封杀”二十年，他们在创作上纷呈蔚为壮观的喷涌现象。从1979年到1989年，他们一个个名声大噪，如日中天，创作实力几乎垄断文坛。但那一时期他们主要所获是名。因为稿费最高标准是由国家限定的，故他们无论获奖怎样多，结集怎样多，再版怎样多，稿费收入总归多而不丰。但比起上一辈同行们，比起“晚生代”同行们，因为毕竟是实力派，积蓄还是令人羡慕的。又所幸1990年出版业渐渐开始与“市场接轨”，他们也不过才五十多岁，年长者也不过六十来岁，实力不衰，蒸蒸延续，所以皆迅速而实惠地分享到了文化人一度千诅万咒的“文化商业化”的甜果子。
一方面吮咂着某类甜果子的浓浓汁水，一方面还要牢牢骚骚地抱怨它多么苦涩，这是典型的中国文人的毛病。这毛病比狐狸还不如。因为狐狸只不过吃不到葡萄的时候才说葡萄是酸的。而中国文人在自己仅摘到了一小串而别人却摘到了一大串时，也会说葡萄是酸的。这毛病使中国文人无论多么自诩是知识分子甚至是精英知识分子，无论多么强烈地要求别人这么看待自己，总归还是有点儿三分像七分不大像。因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他们或许会说——我只摘到了一小串，所以我不满，却不至于阿Q式地嘟嘟哝哝——“孙子才摘到了一串大葡萄”！
1990年以后，全体中国当代作家，无论高产的，还是处于低潮的；无论出版过畅销书的，还是书出不畅的，无一不受益于此商业大时代。
不管是写小说的，还是写散文杂文随笔的。因为一个事实是，1990年以前，中国作家有几个以版税形式获得过稿费？又有几人从国家正规报刊和出版社获得过标准高于每千字三十元的稿费？惭愧得很，我这位中国作家协会版权委员会委员，大约在1992年下半年，才区别开什么是印数稿酬而什么是版税。
六十岁到七十岁的中国作家们，又以六十至六十六七岁者为最多。他们是可以标“代”而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年长于他们者，很可能在新中国成立前便已是“文学青年”了。
各省市的作协主席大抵是他们。“作协”在中国目前仍是“文化单位”。既曰“单位”，领导者仍是“文化官员”。比如全国“作协”之第五届领导班子，其成员无一不首先是由“中组部”和“中宣部”双重资格审查批准的。各省市也基本上是如此产生的，或曰“任命”的。
所以他们同时其实又是实实在在的职务加身的司局级干部。面对官员身份是作家，面对作家身份是官员，是很可以决定一般作家级别和待遇的领导。文化官员的待遇，名作家的社会地位，创作实力延续至今的收入，使他们比之于上一辈作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双拥有，他们是中国当代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一批作家中产者。
五十岁至六十岁以下的中国当代作家，为数甚少，殊难称“代”。
这乃是因为“文革”十年，中国从根本上已不存在新作家产生的条件。他们和她们，是凤毛麟角般地潜生悄长着的“超生游击队”式的作家。
“文革”结束，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落户注籍”。他们和她们的身份一旦由“地下”转而公开，其峥其嵘，顿领风骚。为数虽少，影响颇大。
接下来的一批或曰一“代”作家，便是所谓“知青作家”一族了。我自然是这一族中的一分子。我们在“文学新时期”初年，皆为二十六七岁至三十岁左右的“文学青年”。有的在“文革”中侥幸跨入过大学的校门。如我。有的在“文革”后考入过大学。有的虽没进入过大学，却丝毫也未影响自己成为优秀作家。这一代作家在整个“文学新时期”十年中，除了靠勤奋创作争取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其他方面几乎毫无所得，也似乎比较的不求所得。因为都清楚，轮不到自己所得，没资格求得。我们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所改善的。大多数人是在80年代末工作单位才稳定，才得以解决住房问题。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不得不几次调转单位，迂回达到目的。1987年我到过张承志三里屯那个家，无厅的两居室小得不能再小。若同时接待两个客人便几无回旋之地。肖复兴当年在廊坊某中学任教，为解决妻子的入京户口由计划生育委员会而《新体育》杂志，直至现在到《小说选刊》任副主编，家庭“生态”才算终于稳定下来……
为了使读者对这一代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前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一个较为具体的了解，下面以我自己为例。因为若以具体的别人为例，将是非常讨嫌之事，甚至可能会引起诉讼。
1979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北影文学部任编辑。时年二十八周岁。未婚。工资四十九点七五元。住筒子楼一间十一平米单身宿舍。
1980年秋结婚。工资仍四十九点七五元，妻工资五十六元。在单身宿舍成了家。其间逢一次比例是百分之六的、涨工资的机会。我主动声明放弃了。
1982年我们有了儿子。工资还是四十九点七五元。1981年至1982年两年间，我大约发表了四五篇小说。总字数约七万，总稿费约六百元。
那时最高每千字十至十二元。
1983年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奖金三百元。
我已记不清自己究竟拿了几年四十九点七五元的工资，总之直至1988年我从“北影”调到“童影”，工资似乎在七十余元。其间我调了一次房，还是那一幢筒子楼，从东头到西间，增加两米多。
从1982年至1988年底，我出版了如下几本书：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我的第一册短篇集，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二十四万字，扣除所得税，在我记忆中稿费应为三千元左右。短篇小说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二十八万余字，扣除所得税，稿费四千余元。中篇集《人间烟火》，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十四万余字，扣除所得税，稿费约五千元。第一册《自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十余万字，稿费四千五百余元。长篇小说《雪城》，北京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百一十余万字，稿费一万八千余元。《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稿费六千余元。《从复旦到北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千八百余元。
我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被拍成电视剧，我记忆中没收原作费。当年似不讲这个。此中篇其后又被拍成电影，我获七百元稿费，因参与了改编。《雪城》上部被拍成电视剧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提出原著费两万，包括预计下部的原著费。我与出版社各一万。我还有另一部三集电视剧本《冰之雕》被拍，是我家乡的文艺单位投资的。我不好意思要稿费，摄制组送了一台十八寸彩电，价值一千八百元。它至今仍摆在我家，已修过两次，快不能收看了。
在七年中，以上书所获稿费，加上其中作品发表在刊物上的稿费，在我记忆中合约七万元。出书的稿费其实当年低于作品发表时的千字标准，我恐自己忆错，都估算得高了些。调往“童影”前，我的三口之家有存款三万余元。另外四万余元，其中两万元为一个弟弟兑房子了。哈尔滨市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几乎在同一年结婚了，都拥挤在原址三十平米的低矮的破房子里，居住生态实在可怜。另外的两万余元，逐年寄往家中赡养父母，以及补贴我们三口之家的日常生活了。
当年我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中国老百姓之家所面临的住房困扰。当年有住得很好了的上一代作家在文章中对我很是冷嘲热讽过。我并没写文章反驳。我认为，作家自己的境况稍一优越，目光也就不太望得到底层百姓的生活形态，并且没了体恤之心，大概也是规律。因为大概也是规律，故我又认为不值得反驳。
在当年，一个三口之家，居然已有了三万余元的存款，相比于普通老百姓，我想实在也够富裕的了。尽管我们的家除了那一台摄制组送给的彩电，几乎再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认为，相比于中国底层百姓，1988年的梁晓声，已然便是中产者了啊！只不过是夫妻工资收入一百五十余元，住在肮脏筒子楼里一间十三平米多一点点的破屋子的一个“老青年”中产者——那一年我已三十八岁。
当年我常对妻子说：“我们应该感到幸福了啊！比比我的同代人，几家有三万多存款的？比比中国底层老百姓，我们简直接近着富人了。”
正是基于这一种想法，除了工资普调，我在“北影”九年中，没争过一次涨工资的机会。
正是基于这一种法想，从1985年起，我已经在进行着个人的捐款资助之事了，大约总有二十余次之多吧。我早已记不清我资助过的个人和人家了。有上当受骗了的几次，但多数的资助是值得的。于今，每至新年，我偶尔还收到他们中某些个人或人家的来信，或寄来的贺年卡。
我因老父生病，很愿他来京医治；又因他是一位建筑工人，一辈子竟没住过一天好房子！说到底，是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而非为了当什么什么级别的一位副厂长，坚定地调到了“童影”。
从1989年至1991年底，我如诺封笔，无作品发表，连一篇算得上是散文或随笔的文字都没发表过，只写了数篇谈电影的文字，每篇长不过两千字，其中四篇，还是评儿童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们导的儿童片。为儿童电影击边鼓，应属本职义务。这三年中，受惠于中国的工资普调，我的工资由七十余元而“突飞猛进”至一百七十余元。我的老父亲于1989年底去世，他的劳保单位属建筑业，当年不景气，许多工人开不到工资，医药费拖了相当长的时日才得以报销。儿子入学了，家庭支出大了。我的工资虽由七十余元而一百七十余元，却有些不够花了。搬入新家，又总应该添置几件家具。幸而有前七年积蓄下的三万元稿费，使我在夏季买西瓜时，仍可以口气很无所谓地说——“不论个儿大个儿小，只要保沙保甜。”两年封笔，积蓄日减。到1991年底，已仅剩六千余元存款矣。我想，那在当年，似不比一户普通市民的三口之家的积蓄多到哪儿去。我由三年前住肮脏筒子楼一间十三平米陋室的中产者，变成了住三间因家具太少而显得有点儿空荡的单元楼房的无产者，自然也就没有了什么“中产阶层”的良好感觉。
1992年我卸职，重新开始执笔创作。至今，我的稿费收入大体如下：
长篇小说《浮城》，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三十八万字，稿费标准千字四十元。那是一次编辑承包的，带有尝试性的出版方式。编辑看了手稿，问每千字八十元我同意不同意？我却吓了一大跳，还从没拿到过那么高的稿酬标准。认为编辑信口开河说大话，又认为倘接受了大话许诺其结果总是不好的。于是主动减半，言每千字四十元心满意足矣。
中国作家“享受”世界上最低的稿酬标准习惯了，给高了当年的我反而心里不踏实，觉得违法了似的。编辑自是乐不得我那样的。双方议定，倘书发行得好，稿费再有补贴。《浮城》出版后发行相当之好。但编辑不再言当初补贴一说……
当年有次与张抗抗谈起此事，她说书发行得这么好，你应大富一把了啊？你没拿版税么？
我说拿了啊！
她说那按最少二十万册算，你的稿费也令人嫉妒了啊！
我说我拿的版税怎么才每万册一千多元呢？
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是我自己误将印数稿费理解为版税了。而我此前一向就是将二者认为是一码事儿的。
弄明白了究竟什么方式才算版税稿费方式，又明白了这方式与作家的稿费利益关系最紧密，我的第二部长篇（1992年起的第二部）便向出版社提出了版税要求。
它是《泯灭》。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十二元多，发行十万册。我所获稿费，读者自可算出。其中半数，直接由出版社寄给我另一个弟弟，依然是资助解决住房问题。
在《泯灭》书稿交付出版社之前，《浮城》的承包发行人曾数次到我家，反复劝我将《泯灭》书稿给他，由他找出版社出版。我则旧话重提，说我对你有看法了。当初口头议定的，如若发行得好，你再向我补贴稿费，而据我所知，发行量达四十余万册，你怎么不履行诺言呢？他说当初是口头说说，没立字据，所以不能算数的。我说咱们二人面对面议定的，没立字据，是由于我信任于你呀！他说那件事不提了吧，咱们只说眼前这件事行不行？我付你比春风文艺出版社多一倍的版税！你不是还没与对方签合同么？我说没签合同也不行。在这件事上，我的个人“感觉”是第一位的。
在一个下雨天，他又来了，拎了一只布兜，满得用拎带相互扎着，装的是钱，少说应有十五万。他说梁晓声啊，你年长于我，处理事情该比我更理性、更现实才对啊！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二十的版税之间的差别，对你意味着什么？不用我替你算啊！你如果改变了态度，我今天就将预付稿费留下了！
我仍平静地说不。
我为某种“感觉”，损失了十万册《泯灭》百分之十的版税。或曰是一种宁愿的放弃，一次典型的“感觉派”处理事情的方式。我认为这于任何人其实都并不足取。但偶一为之，也不值得怎么后悔……
据我所知，《恐惧》的发行量只有五六万，更多的是盗版。故我也只获得了实际印数的稿费。编辑经调查，认为市场还有需求。但我阻止了。我已决定将此书重新改写一遍。
电视剧《年轮》我的稿费是含税每集两千五百元。其中半数稿酬寄给了唯一的表兄，也是给我老母亲的家族在世上唯一的“传人”解决住房问题。
此外《九三断想》只发行一万册；《九五随想》只发行四万册，我主动提出百分之八的版税；再此外，《雪城》再版，每千字二十八元。
另有三册集子，两册每千字三十元，一册每千字七十元。
还有两部电视剧，都是由我自己的小说改编的，每集一万元稿费。
到目前为止。我又成了中国当代中产阶层中“准”字一族中的一员。
我并不怕将这一当代中国人的“一级隐私”自行“曝光”，将会引贼入室。我家没有任何贵重之物，贼岂不是白费手脚么？我也不怕歹徒顿生恶念，绑架了我或我妻子或我儿子——绑架犯的是重罪，歹徒需掂量掂量。何况，歹徒也不见得读我那些不伦不类的书。真读了，又或许觉得——放这作家一马吧，他能有点儿积蓄也真够不易的！
至于有些我的同行，试试探探地问我何时买别墅？何时买汽车？我听了不过淡淡一笑，懒得多说什么。
不过，心里暗想：亲爱的亲亲爱爱的作家同行们，难道你们都还生存在半无产者或无产者的窘迫阶层么？粉碎“四人帮”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间，但凡是位作家，谁至少没创作过二三百万字。而与我同“代”的作家们，除了极个别的人，大多数的创作量当在四百万字左右。
谁没有一笔稿费积蓄？
从1992年至今的六年中，我在同“代”作家中，的确算是高产的。
这倒并非因为我将创作当“生产”，一心只想赚钱。而是因为，我在创作力量旺盛的阶段，不得不封笔三年。那是一种自己对自己强烈创作欲进行的压制。一旦自己“解放”了自己，创作几乎意味着渴极畅饮。并且我可能是兴趣最少，最不喜玩娱，最高兴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在静悄悄中或读或写的作家之一。某些所谓休闲，对别人是兴趣，对我是比写作更累的累事。某些玩娱方式，会使别人开心，断不会使我开心。如果我被强拉扯着参与了，往往会感到恼火。所以我妻子又常常数落我——“你的生命有三项内容就够了。躺着读，坐着写，这是一项内容；一块抹布一盆水，屋子一天擦三遍，这对你是换脑，精神休息；吃喝睡，这是你最不情愿又无可奈何的事。这三项内容稍一被打乱，你的病就来了！”
我以手中一支廉价的笔为图钉，将自己按在稿纸上解剖了给以后这一本不伦不类的书的读者们看，心中当然并无半点儿中产阶层“末流族”一员的沾沾自喜。我只不过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这样一点——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奋似我者，其稿费总收入，也不过如我罢。他们的积蓄若比我多，乃因经济负担比我少些而已。1997年上半年，我在《十月》《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当代》等刊共发表六篇中篇小说，其中多数被选载，总字数近三十万。连选载稿费算在内，一万两千多元一点点。也就是比目前一集电视剧的最低起价稿费多两千元零一点点，一点点而已，而已而已。
当然，我这一代作家中，也有一本书一下子洛阳纸贵起来的。于是版税也“大大的”。也有一篇什么作品成了影视的眼都死死盯住的“含金篇”，于是版权卖到十几万的，但那都属个例。我至今还没摊上那种幸运。我的一篇小说的版权前不久刚刚被北京电视剧制作某公司买断，策划“发展”为二十集电视剧，扣除所得税，一万六千余元。但是我对我的同行们从不嫉妒。相反，替他们或她们感到庆幸。有时从旁而观，即使也觉得未免太商业操作，但仍抱较理解的态度。我的同行作家们，其实很善于经营自己的极有限。毕竟都在这商业大时代实习着，最初是扭扭捏捏的实习生，目前刚刚克服了扭捏心态，而我以为还需要彻底地克服。中产者起来并不影响继续写出好作品。处在半无产者无产者的生活境况，也未见得部部作品都“永垂不朽”流芳百世。于是写到此处我不禁忆起，大约就在1989年至1990年间，我在年长于我的几位作家朋友间发起了一次小小的募捐，所得捐款分寄给周克芹、莫应丰、姜天民等四五位早逝的中青年作家的家属。我从当年的报上读到了他们身后无“产”，家属们生活陷入贫困的报道。可叹他们都没赶上版税制实行起来的现在。其后的一年，陕西作家路遥、邹志安先后辞世，又可怜他们都在四十多岁的年纪，他们身后也无“产”。长篇小说的发行刚刚跃出低谷路遥病倒了。邹志安可能只一本书得到了较可观的一笔稿费便也紧随路遥而去……
故我在此衷心地祝愿作家们，一切年龄不分代不分辈的作家们，都尽快地、名副其实地中产者起来！虽为“末流族”，亦可慰矣！
好在我的同“代”作家们，凡有些成就的，如今许多成了主编、副主编，或各省市的“作协”的主席、副主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毕竟关怀地赐予了一部分“无形资产”的待遇。而“有形资产”这另一部分，无论大家嘴上说法多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甚至语言对立，其实内心里，都开始很认真地在乎着了，都不再忽视自己创作劳动的经济效益了。这就好。什么“只事播种，不向收获”之类的话，是假话。
农民们绝不是以这种态度种地的。那就连起码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也没得过了。而伟大如鲁迅的作家也不是这样的。他也清楚也明白他不仅得扮演“骨头最硬”的作家的角色，也得尽丈夫和父亲的义务，得养活夫人和儿子。而且肯定希望夫人和儿子的生活相对好一些。他最懂得作家一旦沦为半无产者无产者，对于创作是多么的烦恼。他的几篇小说中都涉及到这一种烦恼。对作家，清贫绝对地不是什么浣濯灵魂，永葆创作青春的应验良方，而是大敌人。这敌人，以后将没有什么优越性助作家以克之了。将全靠作家们自己去对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余载，啃着冻高粱米饭团写出传世之作的，所以《红楼梦》才不朽似的，所以曹氏才堪称传奇似的。这赞美至少故意避开了一点不谈——曹氏早逝于营养不良，说到底也是早逝于清贫。否则，我们当代人于今兴许还能看到另一部与《红楼梦》一样伟大的传世之作。
年轻于我们这一批的作家们，即所谓“后新时期”以来，也就是自1977年至1987年这十年以后涌现的作家，异军突起，十分的活跃。他们的创作，差不多一引人注目，就已经与文学的市场化接轨着了。前几代作家们与影视的关系很暧昧，当年流行的话语是“触电”。十之七八的前几代作家们怕“触电”，尽管心内未必不向往之。我就知道，很有几位可敬的同行，一方面在作家面前强调着真正好的文学，是如何如何地没法儿改编为影视的；另一方面向影视界人士极力自荐着其实也未必真正好到哪里去的作品。不被青睐，则便怪罪于偌大中国，竟没有一位识货的导演或投资人。但是“晚生代”们并不这么做作和暧昧。他们对“触电”都怀有史无前例的高涨热忱。有时作品被高价买了版权去还不算，还一定要自己亲笔改编为影视作品，所谓“肥水莫流外人田”。他们都尽量脚踩两只船，生动地活跃于小说与影视之间。这使他们在名利两方面获得快捷，并且受益匪浅。
据我所知，夏衍公逝世前，曾问去看望他的几位“作协”领导——商业时代肯定的势在必行了，文学也非什么超时代之事，不知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有没有直面商业时代的准备和勇气？倘还没有，应请老作家们讲讲。既不但要讲教训，也是要传授些经验的……
值得向九泉之下的夏衍公告慰的是，后来人们很有准备，很有勇气，也很有经验，并不需要“传帮带”。论值讲价之时，开口殊不含糊。
倘不满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客气的话是——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自己写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我懂！
他们是断不会做我曾做过的那等傻事的——人家许以每千字八十元的稿费，我竟主动地降低一半……
我不欣赏我自己，反倒很赞成他们，并鼓励我们的“晚生代”作家们，千万别学我，而要学他们。而我自己也不会再那么犯傻了，因为那太有别于慈善行为。
每千字七元、十元、十三元、十五元的低稿费阶段“赦免”了他们，甚至令上几代作家很是欢呼雀跃了一阵子的每千字二十元的“过渡阶段”他们也只赶上过“末班车”。他们的稿费起点较高，“含金量”较大。一部中篇三四百元的事，他们没遭遇过。好比1963年以后出生的人，饥荒年于他们是历史。而早于他们领骚文坛的作家们，一半以上的作品甚至三分之二的作品，是在低稿费阶段创作的。故他们的几十万字的稿费收入，抵得上前几代作家们几百万字的稿费收入。甚至一篇中篇的影视版权，便超过了以往作家们几百万字的稿费收入。故他们在较短的几年里，就姿态潇洒地跻身于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队尾了。
与影视明星们歌星们相比，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其一是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同伐异，团伙互攻。
这一种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有时危害了身心。影视界和歌坛，这种现象要少得多。因为后者们的行业特征是根本无法排除合作要求的。或者反过来说，合作要求便是后者们的行业要求，行业前提。谁想在事业上有发展，谁就必须在最广泛的同行之间，建立和保持友善的，起码是相容性极大的一种关系。山不转水转，说不定谁和谁就被转在同一摄制组里，或同一场演出中。进攻性、排他性再强的人，都必得遵循此行业和为贵的不成文法。当然，他们的关系也并非便是君子贤人的关系。拨长弄短的龌龊之事，也难免会发生的。但大抵不是由于什么艺术主张的不同，或什么所谓流派的相轻。进言之，他们之间即使关系相恶，也不打那些旗号。他们往往会比较干脆明白地自行地捅穿窗纸，直挑真相——为了一争名的高低或利的大小。作家们则不同，作家们为了在文坛上争名夺利，那是一定要打出种种堂皇的旗号的。直至旁观者看清，所争目的并非怎么的高尚，作家们还是要嘟嘟哝哝地抱怨旁观者低俗，曲解了自己们。又作家们的职业都是写，看哪一个同行不顺眼，觉得谁别扭，报上就来一篇言论，煞一煞同行的风景。或者心虚三分地化了名，或者“行不更名，立不改姓”，一副泰山石敢当的气概，或者指桑骂槐，借李讽桃，扬瓜贬豆，或者投枪匕首，所憎明确，一股脑儿掷将过去，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竟至于到了现在，哪怕开个没意思的会，那举办会议的，若邀张三，往往先言没邀李四；既邀李四，往往自行地“舍爱”张三。影视明星和歌星们一般不会亲自“拿起笔来做刀枪”，即使不“灭”哪一个同行一把不足以消解心头之恨，经常的做法也只不过是暗雇舞笔“杀手”。
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一把交椅。这现象我想了又想，至今也没太想明白究竟由于什么。原因之一也许是——一向很低的稿费标准，使他们备感写作的伤身损骨，呕心沥血，以及“刨收”的艰辛，倒莫如文坛上争一官位，一步到位，先将待遇的“无形资产”牢牢攥在手里再说。这么一想，倒也就可以理解了。年轻于我这一代的作家们，据我所知，真愿当官的，尤其真愿做那种需当差值日的官的不多，因为都还处在创作丰产期。但也不是不争，“代表”资格、“理事”资格、副主席之类，往往也争得不亦乐乎。因为那是名义，争到了并不浪费创作精力，不争白不争。争到了以后，却并不怎么真的当成一回事儿，是官了也一身轻。说到底，文坛上的官，原本就都是一身轻的官。谁若做着文坛上的官而累，要么是瞎累，要么是身不由己地被搅到瞎累里边去了。而几乎一切从事表演艺术的人，似乎不太产生想当官的念头。他们一心留恋的几乎永远是舞台和屏幕。他们一旦告别舞台和屏幕，那就意味着是真的告别表演艺术了。表演艺术相比于文学创作，其生涯至少短一半。这使他们在尚能表演着的时候，都视表演为必争之利。得之失之，关乎成就，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作家们谈起他们和她们，往往不屑而曰“头脑简单”。我却常认为，这“简单”于他们和她们实为优点，可褒而不可贬。倘作家们的头脑也如他们和她们一样简单起来，也都能将写字桌视为唯一舞台，文坛上的你攻我讦、剑短矛长的黑云白雾现象，也许是会少些的。
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世之时，有他们的音乐家协会的一个头头，去向他们的总书记告另一个头头的状，仿佛不共戴天模样。
勃列日涅夫瞪着他说：“如果领导‘音协’竟使你这般痛苦，那么我决定把你调到‘作协’去。我们的可爱的作家们将会使你对痛苦有另外的理解。”
对方闻言，脸色霎变，不寒而怵，仿佛将要被一巴掌扇入地狱似的。
后来，叶利钦心脏病康复不久，苏联的一批俄罗斯作家，又联名上书叶利钦，状告内讧种种。国事积案的叶利钦哪里顾得上一瞥这些破事儿！两个月后，他们通过私人关系，询问叶利钦的秘书。秘书如实告诉他们，叶利钦根本未拆信封，它已经不知被压到哪儿去了。这使他们备感冷落。于是都恼羞成怒起来。在“作协”大院里示威游行，并焚烧纸人。那纸人上写的当然不是叶利钦——不敢，而是自己们恨得咬牙切齿的同行的名字。
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们，除朝鲜而外，几乎都患着一种共同的病症，或可曰为“作家内躁综合征”。如果说影视明星们、歌星们也经常在报刊上闹出纷纷扬扬的响动，主要是为了制造新闻，引公众关注，借以抬高知名度的话，那么中国作家们闹出的响动，却往往是为了引起意识形态的注意。向意识形态证明自己存在的不可忽视性。而更多的时候，相互倾轧，乃是为了讨好意识形态，并得到赏赐。
但是现在情况大有好转。一是因为“晚生代”作家渐以实力成为文坛主角，他们都只顾与市场紧密结合，心思不在文坛的夏风秋雨。而无论公众还是官方，也越来越看得分明，小说并不能真的形成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气候，充其量只不过是“形态意识”。只消引导得好，利用得好，并且频频颁奖，是完全可以为大好形势服务的——作家们，乃至一切文艺工作者们，都变得懂事多了，也乖多了，善解人意多了。
“过渡阶段”，任谁也摆脱不了“过渡”二字的暗示、诱使和限制。
“中方雇员”——此乃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最独具一格的一族。
他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皆更多地体现出世界性，而不是更多地体现出中国性。包括他们和她们的思维方式，都是比较西方化的。他们的文化程度高，知识结构最合乎世界对人的当代要求。可以认为，他们是一批“崭新”的中国人。既新在与中国的公有体制不发生丝毫利益牵扯，又新在与父兄辈的传统活法彻底决裂。他们殊不同于“买办阶层”的中国人。后者们因雇佣的地位而常暗怀委屈。他们的心理则在雇佣关系中显得平衡多了，自然多了，同时也就习惯多了。后者们总企图逃避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现实。他们则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接受现实，每每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在自己的国家里被外国人雇佣。这关系带给我益处，而且是最适合于我的。”后者们受到外国老板指责时，心中往往这么想——“妈的，老子若也是一个外国人，你会对老子这么
不客气么？”而他们若受到外国老板指责，心中的想法则可能是——“我不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必须将老板吩咐的每一件事做得更好。”正是这一种思想方法，我认为更多地体现出了世界性，而非中国性。因为，此前极少有中国人会这么想。而几乎世界上一切处于雇佣地位的人，却从来都是这么想的。
在世界当代的文明的雇佣关系中，向老板负责即敬业。而敬业即使在异国的雇佣关系中，也不失为美德。
他们都是些力争表现敬业精神的中国人。只不过，相当优秀又相当年轻的一批中国人在以为外国老板敬业是最适合于自己的活法——
这“崭新”思想之中，似乎掺杂了些许“老照片”意味。但也只有我们在评说他们和她们时才会这么想。他们自己却不太会这么想。偶尔这么一想，也须赶紧自行打消。因为这当然不是一名好的“中方雇员”的想法。而这结论，乃是他们变换想问题的角度，站在他们的外国老板的角度得出的。
他们常常自觉地转换角度，站在自己的外国老板的角度思考问题。
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好的“中方雇员”。这对于他们和她们的活法而言，无任何可责之处。
相当优秀又相当年轻的一批中国人在以为外国老板敬业是最适合自己的活法——在大逻辑上，这恰恰是中国本身从长远着眼处应该考虑的问题，而不是“中方雇员”们究竟该怎么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在当代，在一届又一届大学毕业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以及他们和她们的父母亲人的头脑中，当一名“中方雇员”，乃是一种仅次于成了歌星，成了演员，成了每天亿万之众一觉醒来睁开双眼便打照面的电视节目播音员和主持人，以及显要政府部门的年轻官员，尖端科技单位的年轻专家的——愿望和理想。
成为以上几种人实在机会不多，相当困难，甚至终生不可痴求。于是成为一名“中方雇员”，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和普遍的理想。
但是也有做家长的，更具体地说是一位做父亲的例外。我的作家朋友刘心武就是这样一位父亲。他的儿子当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一所全国重点高校。学制冷的，曾在昆仑饭店从事输冷技术工作，似乎已成为昆仑饭店这一方面的工程师了。
以往他与我谈起他的儿子，常常面带微笑地说：“他多幸运啊，不但读了大学，而且工作性质与专业对口，而且工作环境又那么好，而且工资也不低！我儿子可没太让我操过心。”
听他的话，不但从此无忧，似乎，对他儿子的工作，竟还有几分羡慕似的。半月前，我又与他在一次会上见了面，交谈之中，照例又问起他的儿子。
他有点儿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儿子已经离开了昆仑饭店。
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就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久了，腻味了，所以辞职。
问目前到什么单位去了？
说在一家外国公司。
我说也好嘛！当“中方雇员”也是年轻一代的一种时髦职业嘛！
他说时髦倒确实时髦，但究竟有什么好的啊？工作比在昆仑饭店还紧张了。
我说有得有失，工资也会相应地更高些嘛！
他说那倒是，不过太不稳定了。“中方雇员”与外国老板之间，需要多种关系多种观念的磨合呀！现在儿子已经转换三家公司了。原先多好的单位多好的工作啊！辞职前也不跟我这老爸打声招呼，商量商量……他连道可惜，可惜！
心武可非是一个思想观念保守的人。事实上，他对年轻一代的新思想新观念一向持理解的态度。起码我是这么看他的。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他曾以老大哥的姿态，以仿佛禅透世上新旧交替似的口吻，批评我的观念的因循守旧，谆谆教导我要学会善于接受年轻一代的新观念。
但是，在自己儿子辞去公职的问题上，他的思想观念恰恰又显出传统的一面，守旧的一面。同为人父，我承认他的考虑是全面的，是对的。倘我是他，我也许会震怒。但即使对，即使全面，毕竟是传统的、守旧的观念。他的儿子即使考虑得欠周全，即使根本错了，却毕竟是一种新观念促使之下的新活法的选择。
传统的、守旧的，然而同时又可能是考虑全面的、正确的，甚至体现着人生的成熟和经验的观念，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受到着新的，也许考虑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进行长远性考虑的，年轻一代的观念的挑战和冒犯。
在如此这般的种种新旧冲撞之中，其实已经不存在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裁决准则。而仅仅存在着一种现象，一种事实——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主体观念，正由年轻一代的活法选择，造成着一大面积一大面积的松动，和一处又一处的塌方。
而“中方雇员”们几乎都是这样一批各方面较为出色的、知识结构较现代的、综合素质较高的年轻人。
你若问他们感觉如何？他们会如实告诉你挺好。
问将来怎么考虑的？
他们会如实告诉你并不考虑将来。并且大抵总会困惑地反问：既然今天感觉挺好，干吗非自寻烦恼地考虑将来？
再问他们能干长么？
他们又会说，一旦看出老板哪天的不可爱，就炒他的鱿鱼！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一百年不变，来中国办公司办企业的外国人定一天比一天多，还愁再找不到一位蓝眼睛的老板甘愿为其效劳？
从这最后的回答看，他们地位上似比中国的当代“买办”们低一等，而心理上却又比“买办”们简单明白，仿佛没有什么误区。而且因简单明白显示出了另一种别样的优越。你可以认为是“阿Q精神”，也可以认为是“崭新”的一代中国人的自信。
他们和她们的月收入，一般在三千至六千之间。低于三千的是一些外国小公司的“中方雇员”，高于六千的是成了骨干者。又目前中国有了各种形式的保障他们和她们权益的部门，使外国老板不能无缘无故地解雇他们和她们。并要求外国老板们依照中国《劳动法》为他们和她们上各种人身保险，当然也就解除了他们和她们的许多后顾之忧。
如果一对夫妻同是“中方雇员”，则他们的月收入普遍在六千至七千元，年收入当在八万元至十万元之间，高者年收入可达十五万至二十万。
保守一些，姑且以六万元算，每年完全可积蓄四万元左右。那么，五年以后，可在北京四环以外，买到两室一厅的商品房。七年或八年以后，可又买得起一部“桑塔纳”汽车了。我认识一对这样的夫妻，他们都已是老“中方雇员”了，丈夫的月薪已经一万多元，妻子八千多元。
其实也没升到多高级的职务。丈夫手下领导着二男二女四个年轻的“中方雇员”，相当于中国的科长。妻子是极精通业务的会计，甚而对于外国的会计结算细则，比公司里的洋会计小姐还熟练。这是一对三十四五岁的夫妻。都是十年前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比较幸运，在一家外国大公司一干就是十年。尤为幸运的是，因为他们是老“中方雇员”了，公司为了表彰和勉励他们，还分配给了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而且地处市内，与公司里外籍职员的单身公寓同楼。
这一对夫妻，可能是较特殊的一例。大多数“中方雇员”，也许很难在某一公司一干就是十年。据我所知，时间长者五六年后别投门庭，时间短者二三年便“离异再嫁”。当然，时间还短的，也有几个月就悻悻而去的。但那一般不会是他或她炒老板的鱿鱼，而是老板看出了他或她是“银样镴枪头”。
如果一个平民家庭有一个儿女是“中方雇员”，而且雇佣关系相对稳定，得以长期并存下去，那么，这一个平民家庭的生活水准，则便比一般的平民家庭略高些。前提是，这一个是“中方雇员”的儿女较有大家庭观念，非是一只一旦自己收入多了，竟一毛不拔的“瓷公鸡”或“铁仙鹤”。
的的确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迅进，入境的外国公司和外企越来越多。对“中方雇员”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一行列，一天比一天扩充着“编制”。他们是中国中产者阶层的“阶层储备军”。十年以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组成的家庭，将由中产阶层的下层，而渐变为此阶层的中层。好比下中农变为上中农一样。但是，有此阶层的前几“族”存在着、比较着，他们一般不会变成此阶层的上层。这又好比上中农变为富农，富农变为地主并不太容易一样。
除了“中方雇员”，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还囊括着如下人等——处级以上正部级以下的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虽然不高，他们所住的公房加所坐的公车，一般都在百万左右。这是他们享有的“无形资产”。此外，他们中许多人，还有不同程度的“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之针对于他们，是一种既形象又暧昧的说法。在他们没因贪污受贿而犯罪时，“灰色收入”似乎带有合法性。比如出席一次商企界的庆典而接受了一件“纪念品”，比如逢年过节没好意思拒绝一份儿人情往来性质的礼物等。而一旦因为某一证据确凿的罪名被控，以上那些似乎带有合法性的“灰色收入”，又便会统统被列在罪名单上。此时你又难免地心生恻隐。越是在地方，越是在基层，他们的“无形资产”不但越变得有形而且“产”值越大，他们的“灰色收入”不但越公开而且越五花八门。“聚友消遣”之时牌桌上“手气好赢的”便是方式之一种。一名处级干部，在地委一级就算“高干”，若又属于实权人物，其生活往往贵如公卿，富得流油。正所谓“瀑跌百丈，下而势汹”。此外还有在省市范围内已传名气的律师、开私人诊所且善治疑症的民间医生、小建筑队的工头、中小旅店饭馆以及县乡微型企业的承包人，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形成，在许多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首先，在大中城市里，大众文化的中产者意味越来越浓。中产者似乎已经等同于“老百姓”三个字了。虽然他们只不过是中国当代“老百姓”的百分之十还不到。这乃是因为，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们，本身大抵便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他们眼中所能见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大抵是各个“族类”的中产者罢了。于是中产阶层成了他们最为熟悉的“人民”。在他们的印象里，这些他们最为熟悉的“人民”，似乎平凡又普通。因为他们都有多种机会和条件，接触到资产者甚至大资产者阶层，于是他们在表现中产阶层生活形态之时，便以为是在表现着人民大众的生活形态了。当然中产者阶层，也是人民大众中的一个阶层。但是若将这一阶层摆放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大坐标系上，其与最广大的“人民”之间生活形态的抛物线差，乃是后者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望而不可即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这在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且泛滥。其通病是全没了生活的负重感却多了因“牙疼脚痒”而没完没了的“连续”的哭哭闹闹。这一种煞有介事的哭哭闹闹使老百姓每每两眼干瞪着屏幕无动于衷。而电视中的许多专栏节目，采访者的话筒和摄像机镜头，似乎只在中产者阶层中变焦和移位，仿佛再也突破不了这个阶层的用黏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丝结成的网，仿佛最广大的平民和贫民阶层早已不存在了，从中国当代社会中消失了。采访者的话筒难寻其音，摄像机难觅其踪了。在我的印象中，北京电视台的《什刹海》，中央电视台的《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似乎仍在做着难能可贵的“人民性”的努力。当然，还有关于“希望工程”“老区扶贫”“下岗工人”以及《中国母亲》等纪实性的电视报道，使人觉得电视里的中国还算是全面的中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的某几位年轻的电视从业人，他们的节目不固定，但一有播出，其艺术性和“人民性”之朴素而又真切地结合，每次都能引起我的注意，并必有某种打动到我内心深处的情感力量。
其次，中产阶层在消费方面不容忽视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影响着市场的趋势。中国的商业的眼，有几年曾紧盯着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乃至富豪者们的“消费感觉”并对其趋之若鹜。但那很快被证明是愚蠢的，是争相掘墓。因为无论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乃至富豪者们一个时期内的消费行为多么“潇洒”，也是根本撑不起庞大的中国商业市场的棚盖的。他们一玩腻了“潇洒”，一味紧跟着并千方百计讨好他们刺激他们的“消费感觉”的商家企业，便陷入自导的尴尬之境。这在房地产业现象最为突出。河北省曾炸掉几十幢别墅；豪华歌舞厅和高档服装业曾紧步后尘；一瓶在超市标价四元多的矿泉水，在某些歌舞厅里却翻价二十倍；一件标价十六万的大衣，一年后不得不恢复庐山真面目，暴跌至一九折。
现在，商品市场终于开始向中产阶层的“消费感觉”靠拢了，并由此转为开始研究和分析大众的消费心理，考虑大众的消费水平。大众的消费在这一过程多多少少沾了中产阶层一点儿光。而中产阶层也从这一过程中有所获利——他们不像资产者阶层那么对大众商品不屑一瞥。他们逛大众商店并不觉得与身份不符，购买到便宜而又实用的大众商品，其自喜和大众是一样的。
中产阶层的存在，还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不良的社会情绪。因为某种激烈的甚至狂野的社会情绪，即使其宣泄有着社会学方面的合理性，对于社会的安定也必是不良的震荡和冲击。此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的平静没脾气，对于情绪激烈甚至狂野的另一部分人来说，都是一种微妙的心理暗示。其暗示的意义在于——尽管我们理解你们体恤你们同情你们，但是我们绝不会和你们搅到一伙儿去。
好比牧场上的“炸群”现象，只要有一部分马或牛或羊安处原地，“炸群”之畜奔乱一时，渐渐地还是会聚拢到原地去。在畜类这是“归安本能”；在人类这是“心理定力现象”。此现象在禽鸟类往往呈现得尤为生动——一群宿雁的一部分受惊骤飞，而另一部分若不但没扇翅紧随，反而在原地向夜空中引颈发出呼唤的鸣叫，于是受惊骤飞的又会渐渐地循声纷落下来。又好比一些明显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哭诉自己的委屈，并扬言要发动报复，而另一些孩子默默围着听，虽并不打算抱打不平，表情和目光却流露着充分的怜悯，或递一块手帕过去，或替对方们拢一下头发，抻齐衣襟，都会使对方们渐渐安定下来……
在全人类的近当代社会史上，中产阶层的传统的社会角色便是这样的。这看来似乎并无什么神采可言的角色的社会作用，是越来越被充分肯定地承认着了。
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产阶层本身的意识质量如何？而这又关乎到它究竟能否由衷地虔诚地扮演好它传统的社会角色。在这里，用“扮演”和“角色”这样的词其实是不准确不恰当的。因为意识质量优秀的中产者阶层，其理解、体恤、同情和怜悯，一向必定是由衷而虔诚地播向着平民与贫民阶层的，因为人类的心要求有以上内容。而值得他们从内心里双手捧出给予的，又只有平民阶层和贫民阶层。他们捧给时，绝不至于像资产者阶层们捧给时那么容易引起平民和贫民阶层的怀疑和反感。平民和贫民阶层接受时，也绝不至于产生什么接受恩赐似的羞辱感。
这两个阶层是界近的阶层，并且有派生关系。派生关系至少使双方维护着三分的和睦。
而如果以上前提并不存在，也就是中产阶层的意识质量较劣，甚至很劣，比如在平民和贫民阶层的生活备感艰难之际，非但不捧给半点儿的体恤、同情和怜悯，反而优哉游哉，俨然摆出一副自己超身于艰难之外的洋洋得意和幸灾乐祸，那么实际上是在扮演很坏的社会角色。这必将更加触怒着平民和贫民阶层的心理激烈和狂野，使他们连中产阶层都视为“阶层公敌”……
中国当代之中产阶层的意识质量究竟如何？妄以优评恐怕还为时太早。当然，也还没异化到很劣的地步。
“他们的不幸是国家的责任，他们面临的困境是国家的问题，与我何干？”从中国当代中产者口中，我们常能听到此类冷冰冰的话语。
这也许对，但是有悖人道。
国家的体恤通常只不过与国力相关，而人道却和人心相关。人心的“赤字”现象，有时是比国家的财政赤字更险恶的。
在中产阶层意识质量优秀的国家，他们中人是不太会说出那样的话的。即使也说，但语气绝不冷冰冰的，而是带有替平民和贫民阶层讨公道的性质，同时尽着力所能及的阶层义务。
中国中产阶层的意识质量，据我看来，目前还未及格。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令人最为不安的一种负面社会影响，乃因障碍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员的耳目，使后者们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这一方面由于中国太大，另一方面由于大文化内容虚假的误导。他们以为他们从莺歌燕舞的大文化中所见，便是国情和民心之一般了。在这一点上，营造中国当代大文化的“文化人”们，其实充当着不怎么光彩的角色。有时过分卖力地粉饰太平，装潢盛世，将中国大感觉的种种忧患滤去了，虚化了。更严肃地说，当忧患成祸之时，这也是一种罪过。而第三方面，是某些官员自身的素质原因。他们喜欢弄虚作假，隐忧表德，浮夸政绩，逐权邀功。而因为几乎中国到处都有了些零星的中产者乃至小资产者，使他们浮夸政绩炫耀政德之时，比五六十年代容易造景多了。
综上所述，我们纵观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成分构成，必会感到，这一阶层似乎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没错。它缺少的乃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成分构成合理的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包括普通医务工作者，以及从小到大的几乎一切企业的普通技师、工程师。在有些国家，一名熟练的技工，其收入也在中产阶层之列。此外当然还有几乎一切门类的学者。只要他们确在从事着研究，只要他们的研究不纯粹是个人兴趣方面的，而是“单位”课题之一项，不管那“单位”是什么性质的，他们的工资都将保障他们的生活绝不至低于中产阶层的总体生活水平。
由于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缺少这一至关重要的成分，所以它的阶层意识质量目前不高是必然的。它的非知识化的阶层思想特征也是必然的。
尽管它吸纳了某几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那又恰恰是些最不具备知识者思想的“学历拥有者”罢了。
我们同时还会感到，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似乎缺少某种历史的背景，这使它的总体阶层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单薄，是一种平面的“纸板形象”，而非是一种雕塑般的立体形象。此困惑亦没错。因为这一阶层中的任何一分子，其出身昨天还是平民甚至贫民，都非是本阶层中的儿女，都刚刚开始做本阶层中的父母，都根本没有接受过所谓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和阶层传统意识的熏陶，所以，头脑中除了少许的、时隐时现的优越感，再就没有任何或能称得上是阶层意识的积淀可言，更不要说以中产阶层的积极的思想教诲下一代了。
这一阶层目前的家教内容，总体而言，基本上是刚刚优越起来，稍稍优越起来的小市民的家教内容。甚至仍在相当明显的程度上，袭承了中国小市民家教内容中较庸俗的某些方面。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好比大庭院里的头等丫环忙里偷闲为情人匆匆赶做的一只绣花枕头。枕中物虽然簸过筛子，虽然薰香过，但主要依旧是荞麦皮——荞麦皮是塞枕的传统“内容”。中国南方民间，塞枕时也往荞麦皮中掺茶叶，那种泡饮过了又晾干后的茶叶。据认为，那样的枕头有消热祛躁之作用。
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如能加入“正宗”知识分子们这一种“茶叶后”就好了。对这一阶层本身素质的提高有好处。进言之，对全民族之素质的提高有好处。但目前我们还看不大出值得乐观的有根据的指望，也许二十年后会有此可能？
现在中国，富豪成批矣。尤以房地产主和私营煤老板为最富最豪，身价亿万以上者，似乎比比皆是了。中国当年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目标，看来是大功告成了。当然“改革开放”之目的，并不唯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要目的是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全国各阶层人民托“改革开放”的福，日子也确实好过了不少。连广大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了不少。但几乎可以说，“改革开放”至今所有目的之中，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目标实现得最迅速也最为明显。
北京人中当下流传一种说法—— 一周出一位亿万富翁。是指只要哪里建起两座二十层左右的高楼，那就意味着肯定有一位亿万富翁诞生了。前三四年以来，即使每周有两三座楼房开工的说法未免夸张，但每个月都有高楼拔地而起当非虚言。
关于私营煤老板们有多么富，民间流传的说法频多，不写也罢。只说一点，恶性矿难频发之年，报载山西有七千余各级官员涉股，曾勒令与煤老板们终止股份关系，却不知为甚，后来不了了之。
我十三四年前在此书中言，当年之资产者们大抵却是低调消费。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当年之中国，想要高调消费，那也是没有多少很高级的东西去买的。当年之中国，卖一百几十万几百万的车的地方是不多的，也不见这儿那儿都是别墅区。当年也没有哪一位房地产商公开训斥百姓：“我的楼盘本来就是为富人建的，你们买不起活该！”
现在真是不同了。现在的富豪们的消费现象，简直太豪迈了！简直太令老百姓目瞪口呆了！
他们怎样消费，绝对是他们的自由。但一个问题乃是——楼价涨了十倍二十倍更多倍，那些盖楼的农民工们的工资又涨了几多呢？当年他们干一天挣二十元或三十元，现在干一天也只不过挣四十元或五十元。
除了没有人挥鞭子督促，没有人牵着狼狗监工，其压榨自己同胞的暗狠，恐怕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吧？
马克思当年怎么形容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来着？记得他说：每一个铜板都沾着血汗和腌臜的东西。房地产商和煤老板们挣的钱是否皆腌臜，不能一概而论。但农民工们所挣的，则肯定是血汗钱无疑。并且就这血汗钱，还每遭赖账。又并且，房地产商和煤老板们，还都有什么“联谊会”或“协会”。农民工们敢“联谊”吗？敢也组织个“协会”吗？他们还没那“团结起来，争取权益”的意识。若某一个先觉者有了，发出了号召，下场肯定是不好的。
中国中产阶层，面对凡此种种现象，所生想法，也就唯有自知了。
或者，竟也没什么想法吧？前不久接受了一次采访，收于后，算是我对中国之中产阶层的一点儿印象补充，或曰一点儿希望。
附：
中国中产阶层，注定艰难
城市平民脆弱，中产如何产生
构建和谐社会，最终不在于是否仅仅形成一个有多少“产”的中产阶层，更在于是否形成一个有主张的中产阶层。从理论上说，中产阶层社会如果形成，整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就变成了枣核型，这也意味着较富裕的人多起来，自然构成了稳定因素。中产阶层社会形成的过程，就是较富裕的人群从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壮大中产阶层只是其中一个途径而已。如果我们在财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顾，失之于体恤，失之于相对公平，恐怕国家还没等到枣核型结构形成时，社会矛盾就已经尖锐万分了。
一则报道说，中国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产阶层化。以我的眼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七亿多城市人口，要达到枣核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怎么也得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我们的中产阶层够四亿人么？我很怀疑。我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谈到的中产阶层，是指从城市平民阶层中上升出来的一个阶层。社会朝前发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来越大，在此基础，才可能上升出足够稳定的中产阶层。当年我就提过，中国的城市平民阶层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稳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时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着的时候，社会的中产阶层才能开始成长，这是正常的发育。而我们的平民基础却是越来越脆弱。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还只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而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退休金普遍很低，和物价的上涨不成正比。他们有一点儿存款，但用那点儿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能够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也是较差的。何况他们的医疗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抢救就要花很多钱，于是倾家荡产。一旦有这样一个病人，原来是城市平民的这些家庭可能就会迅速滑入城市贫民阶层。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幸运升为中产阶层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层本应有的经济安全之心态。
再譬如说，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纷纷加入中产阶层了。却只不过“仿佛”而已，实际上普遍而言，大学生的起薪工资相对消费能力较十几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月工资收入两千五百元，要是租房子，单位给你补贴吗？没有，租房在北京最便宜也要拿出一千元吧？吃饭怎么也要花七八百元吧，再加上零花，那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这时想反哺于父母的话，会很难。在这个状态下，变成中产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一种感觉到上升的希望，这一生的状态就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状态。活得很累、很焦虑。真实的中产阶层在哪儿呢？
中国的中产阶层，不足百分之几中国最初的资产阶层是20世纪80年代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冒险者、创业者。后来是有学历的，再后来是一些从做“买办”开始的，替外国人投资方盖房子的，做生意的，他们说起话来非常奇怪。一个中国人，当他加入外国国籍回国来替外国人挣钱以后，他会说“你们中国”。
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从城市平民中产生的，比如律师、医生，在政府机关，当个处长就是中产阶级了，权力本身带给他一系列福利，这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你说中国中产阶层的时候，不管它多或者少，不管它是枣核型还是葫芦型，作为一个阶层，它存在着。当你来分析这个阶层的成分的时候，你会看到演艺界有相当一批属于中产阶层，甚至接近于资产阶层，政府官员会有一大批属于中产阶层，包括前辈官员的儿女们，哪怕他们的父母不是很大的官。还有些平民子弟，名牌大学毕业，通过个人奋斗，衣衫褴褛地闯出了一番事业，但还没闯进资产者的群体。以上，全加在一起，我认为不足百分之几。
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我们没有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层人士，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这和西方中产阶层同质化的价值观相比差得甚远。在中国，同样是中产阶层之一员，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么？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中产阶层最有可能产生的土壤吧？
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层人们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它可能很不像中产阶层的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层的价值观。它和人文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层之一员非常困难的时候，却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层之一员。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于连情结，在当下的青年身上会体现得淋漓尽致，绝对不能据此就责备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是最容易培养成中产阶层的未来力量，可大学教育却早就变了味。当我们考虑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政治家头脑中考虑的是政治上会不会出问题，政府部门考虑的是经济上会不会出问题；我个人觉得，更应该考虑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出问题。最近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热，这些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那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它希望老百姓明了应该和怎样做好的老百姓，并以怎么样安贫乐道的说教，来哄劝底层。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哪里？
我们没有，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有红色革命题材，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那里有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看不到。
西方中产阶级：人文力量推动进步
中产阶级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先于中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能人，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一些人。资产阶级产生之后，客观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城市平民相对受惠。哪怕城市平民觉得受了剥削，但是比之于从前，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渐渐提高了。然后，从这些受资产阶级之惠的城市平民里，才逐渐派生出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级雏形。但是，中产阶级是靠文化知识提升的。最初，中产阶级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中的卓越分子和优秀子弟，这些人有着不同于平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刚开始，中产阶级可能还是只为本阶级着想，但当他们更深远地思考后，他们的思想就会兼顾到底层。西方的民主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资产阶级要保持稳定的是有利于他们的框架。平民除了暴力，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推动变革。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者族群——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普适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社会进步已经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考虑的利益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社会是否进步，他们只管自己阶级拥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资产阶级同时体恤。他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主张是比较由衷的。因此，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资本运行本身的力量，一种就是人文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级，草根阶级无法凝聚成一种自觉之力量。思想、读书，这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状态。资产阶级早期的时候是不太读书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有那种老贵族会指着一个暴发起来的资产阶级人士说，“瞧这个指甲黑糊糊的家伙”。没错，就是他，曾经指甲黑糊糊的家伙，现在变成了腰缠万贯的人。创业的这一代资本家，何尝有精力、有心思、有情绪去读书，去关注历史，去思考呢？而这些却是中产阶层最接近的。中产阶层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级人士那样去轻易冒经济风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
中国的中产阶层能为底层代言么？难中国目前的现实问题是，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层。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如同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多少，股票又怎样怎样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层距离更近，对中产阶层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知道。正如哲学家所说，使人们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中产阶层是要同情弱势的。尽管离底层最近，但是已经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顶多是底层的代言人。但时常也做不到。这是一种夹缝中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层将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当性或价值呢？中产阶层在西方，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体现为主张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产阶层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社会最应该首先去考虑的。我从不指望中国今天的中产阶层能像西方当年的中产阶级那样作为，在中国，悲观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深信，几十年后，中国之中产阶层会渐渐醒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而底层也终将相信，除了中产阶层，他们没有更值得信赖的阶层良友。底层和中产阶层，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社会真相。
而即使社会真相，有时也需要几十年来证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