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原本不应该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词，它起码应是一个中性的词，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
将上海人与广州人、福建人相比，后者即使已然是成功的“买办”了，可不知为什么，总使人感到他仍只不过是“打工仔”。而上海人，哪怕他明明只不过是境外商家的“打工仔”，却总企图以他后天不知从哪儿模仿来的所谓“儒商气质”——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买办”。
首先令我大犯迟豫的是，究竟应该如何给那样一些中国人，亦即替别国商业机构、财团、大小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在中国进行雇佣性服务的中国人们，归纳一个恰当的，不包含贬义和歧义的称谓？
我起初的写作心理是很排斥“买办”这个词的。因为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将当时中国的“买办”者们，以他一以贯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宣判为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既曰“公敌”，与全中国人民的关系，当然便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了。后来，毛泽东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又一再地重申他上帝般的宣判。所以“买办”一词，在几代中国人的意念中，是和“四害”一样极易引起强烈反感的词。
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电影史上，所塑造的“买办”式的人物，不论是高度艺术化的还是非常概念化脸谱化的，无一不是可憎可恶之人。他们认外国资本家为“父”，以“有奶便是娘”作人生信条，唯利是图。替他们的洋主子效忠时，鞍前马后，不遗余力，出谋划策，充当走狗。而贩卖民族利益时，又是那么的寡廉鲜耻天经地义心安理得，连犹大那一点儿惴惴不安都没有。
对于他们，即使中国内地以外的华人，从前也是怀有不同程度的轻蔑鄙憎之心的。
比如香港武打片巨星李小龙的系列电影中，敌对的外国黑社会团伙，总是有一个形象猥狎的、令人愤怒的中国翻译。而那外国黑社会团伙的背后，又总有一种外国财团势力作后台。那么那个中国翻译，其实是间接为那一种外国财团势力服务的。或曰充当忠实军师，狐假虎威。在护尊拒辱、争凶斗狠的表面情节线索之下，环环铺垫着、起伏跌宕着另一类主要内容——那一外国财团势力，或具体的一个外国资本家、一个商人，企图搞垮一家中国银行或一家中国企业，占有一块中国黄金地段，最起码是挤走一家经济效益非常之好的中国店铺或餐馆。李小龙在片中往往是逐渐看清对方们的狼子野心的。于是他的中国拳脚功夫，似乎也就有了较单纯的，行侠仗义助弱御强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外的意义。而他在使对方们领教了他的厉害的同时，总是不忘令人拍手称快地惩罚那个对方们的忠实走狗。他在好几部片子里都将那走狗干脆“彻底解决”了，也就是弄死了。而那往往是由同一个演来得心应手的演员所饰的角色，却又会出现在李小龙系列片的下一部里，还是演走狗，而且必定将比上一部片子里的自己更可恨。于是也就须李小龙再弄死他一回。可他下下一部片子里仍出现，似乎是弄不死的，谁想要“彻底解决”也解决不了的。
在从前的年代里，他是一个被较成功地脸谱化了的、以翻译的身份作幌子的、小“买办”的不散的阴魂。
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茶馆》中，以史笔的塑造功力，刻画了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两代人物。老刘麻子是一个专靠“拉皮条”抽成的家伙，混迹于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人贩子。在剧中他“成功”地将逃荒的妇女的女儿贩卖给了前朝老太监。后来他被两兄弟逃兵以银圆收买的行刑队砍了头，权作逃兵的头去领赏了。
再后来他的儿子小刘麻子出现在剧中时，实际身份就是一个“买办”了。小刘麻子出国混了几年，回国后张张罗罗地一心开妓院。他的大志向是依靠外国人的投资，在中国搞“连锁妓院”，最终形成“妓女跨国托拉斯”，也就是“卖淫集团公司”。
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中，也塑造了一个“买办”形象，比之李小龙系列电影中的中国翻译和老舍先生《茶馆》中的小刘麻子，是明显高了几个层次的“买办”。但高也不过就高在社会地位和身份上，骨子里却是一类，叫赵伯韬，是上海滩“公债场上的一位魔王”。《子夜》中写他“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一张三角脸，深陷的黑眼睛炯炯有神”。
又写他“是大户多头，各项公债他都扒进”，“然而他也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他诱民族资本家吴荪甫涉足股市，并设计“套”牢了吴。在对方走投无路时，他终于图穷匕首见，提出要“盘”对方的公司和厂。而他背后，“实则勾结了洋商，来向中国厂家放贷抵押款”。按今天的说法，便是外商对民族企业的吞并和绝对控股。在旧上海滩，赵伯韬之类又被叫作掮客。离开洋后台，其实成不了气候。
由于“买办”名下的一类中国人，在历史上劣迹流传，给我这个年龄段以上的普遍的中国人造成的印象无疑是“丑类”。我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自然没接触过一位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买办”人物。我的偏见是后天在头脑中形成的，是“政治思想”教化的成果。的确，“买办”一词，在我从小到大的认知范围里，一向更意味着是一个政治属性的概念，而非是一个商业属性的概念。当然，我也明白，无论从前还是现在，在中国，“买办”作为一种商业现象，要完全摆脱掉政治色彩去理解，也是一种不足取的观点。“改革开放”就首先是中国政治纲领上的大举措，而中国新生的“买办”者阶层，恰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并形成的，也只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产生并形成。
由于从前的“买办”者人物在大陆几乎绝迹，我无法采访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就无法听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功过进行辩说，而这是我写此一章最希望搜集到的资料。我确信倘由他们自己对自己进行辩说，有助于矫正我们普遍的当代中国人对“买办”一词传统认知上的偏见。
既有“洋务运动”，便必有“买办”者应运而生。
倘我们承认“洋务运动”也有为国求功的一面，那么从前的买办者们，恐怕就未必只有过。“洋务运动”的破产，革命运动的兴起，内乱经久，战火不息，国不强，民不富，江山满目疮痍，世间哀鸿遍野，这样恶劣的历史条件下，从前的“买办”者们，似乎也只能成为一些紧紧附庸于外国资本家，见利忘义，大发国难财的人。其在国际商务中的正面作为和积极作用，是很难得以显现的。他们中怀有这种初衷的人（我确信肯定是有这样的人的），为保名节的清白，也就只能脱浊而去，放弃初衷了。
所以我认为，“买办”原本不应是一个名声狼藉的词，它起码应是一个中性的词，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任何一种必然性的存在，都可能因条件的截然不同，而表现出作用的不同。
中国之从前的和现在的“买办”阶层的表现便是一例。
我查最新版的《新华词典》，对“买办”条目的解释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推销产品，掠夺资源，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代理人。”
如今之中国，当然早已非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那么，看来“买办”一词，铁定是一种特指，今天是不好再用来归纳某些中国人了。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外国资本家在该国推销产品，进行资源购买，无疑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强迫性和野蛮性。做他们的代理人的该国人，遭到本国人的敌视也就理所当然，丝毫也不足怪了。
于是，我将我这一章的标题，初定为《中国代理人阶层》。
但是我又当即意识到，这在语法上是有毛病的。它的意思仿佛成了——代理中国的……人的阶层。
我将“代理人”三个字标上了引号。可是似乎并不能改变被颠倒的意思，反而显得更加暧昧不明了。
我再次将标题补充修正为——《外国商业机构、集团及资本家在中国之中国代理人阶层》。
这么补充修正，意思倒似乎完整了些，但却不太像标题了，觉得像文牍的条例用语了。
最后，我终于决定，还是用现在这一简练的标题为上——《中国“买办”者阶层》。
据我想来，昔也“代理”，今也“代理”，既同为“代理”，又何妨同谓之“买办”呢？
昔也“买办”，今也“买办”，世事沧桑，时代演进。前提不同了，条件不同了，社会大背景不同了，存在的意义和性质也不同了，今非昔比。但在外国和本国之间所扮演的商业角色，所进行的商业操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相同之处的。
所以，我申明如下：
第一，我并不完全接受毛泽东对从前“买办”者阶层的权威性宣判。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从前百分之百地接受过，现在，起码在百分之五十的认知程度上不接受了。从前，是在百分之百地接受他老人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同时接受的。现在，我最多只能在百分之五十的认知程度上理解他老人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有一定合理性。由于历史观上已与他老人家相左，或曰思想背离甚远了，所以我才不再能完全接受他对从前“买办”者阶层的权威性宣判了。
第二，我也不能完全接受最新版的《新华词典》对“买办”一词的注解。
我认为，在经济次发达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只要这一活动由官方垄断部分地转移向民间渠道了，“买办”者们不但必然产生，而且必然逐渐形成阶层。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在沿海省份对外通商的繁荣时期，便有古代的中国“买办”者们存在着。只要国泰民安，他们并不危害民族利益。相反，他们却能发挥“买办”的积极的商业作用。进言之，即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只要那殖民统治是相对文明的，不是特别野蛮的，“买办”者们的作用，也仍需以两分法来客观分析。
基于以上思想，我对自己最终决定的标题心里踏实了些。
是的，我只是就“代理人”评说“代理人”。援引“买办”一词姑且用之，绝对不意味着我对“买办”名下的一切中国人们的态度，是与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论述和《新华词典》的注解相一致。
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买办”者，或套用如今时髦的说法称之为“后买办”者，是当年的一名北大荒知青，上海人。
大约1985年，我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结识了他。既同是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亲情马上发挥作用。一见如故，仿佛老友。几天后他到北影我小陋的家里做客，彼此畅谈身为知青时的种种相似经历，甚是投和愉悦。那一天我原本想招待他吃午饭的，可他吞吞吐吐言明他的主要来意后，我对他的态度竟难以掩饰地冷淡了。他说他正在充当港台两地某几位出版商的代理人，希望我将自己的小说通过他的联络在港台两地出版，并希望通过我的联络，游说国内一批中青年作家都将在港台两地的版权委托于他。
他吞吞吐吐地说时，两眼熠熠闪光，仿佛不是在要求主动为我服务，而是在开口向我借一笔很大数目的钱似的。在我这一方面，我还觉得，他是打算借了钱去做极不光彩的、苟且的事似的。
唯恐我不相信他的诚意和信誉，他还郑重地出示了几份港台两地出版商委任他为代理人的正式授权书请我过目。
不看犹可，一看之下，我顿生惕心，对他的态度更加冷淡了，想要出于主人的礼貌掩饰起几分都办不到。
斯时我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还不满一年。入“作协”对我而言，其严肃性几乎等同于一个在政治上极端要求进步的人入了党。
我说——这件事是绝对地不可以的，丝毫也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时将“绝对”两个字，说出格外强调的意味儿。
他说，还是商量商量吧，还是商量商量吧。说你不是已经出了两本集子了么？说国内的稿酬，最高不是才每千字二十来元么？——当时的稿酬标准的确是那样。说在港台地区出书，作家抽版税，多出版一本，就可以多拿相当于国内三四千字的稿酬，你为什么不愿考虑考虑呢？
我正色道——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中国作家的原则问题、品质问题，堂堂作协作家，怎么可以将自己的书拱手相送给港台的出版商？
他说，人家不是想白出版你的书呀！我刚才不是已经讲明了么，你可以抽版税的啊！
我说——我的作品发表，国内刊物已经付给了我稿酬。结集出版，国内出版社也付给了我稿酬。尽管不高，但我已相当满足。你却想诱使我将书再在港台两地出版，再多拿一份稿酬，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人么？而且，你干吗非要充当什么港台两地书商的代理人呢？你如此下去起码是不务正业，你自己倒要好好考虑考虑呢！
我的铁面拒绝和严词教训，使他张口结舌，忽儿脸红，忽儿脸青，一愣一愣的，十分尴尬。
结果我们不欢而散。
我当然也没留他吃饭，任他怏怏地悻悻地自去。
其后我还在我的小说《溃疡》中写到此事。那一篇小说发表在当年的《文汇月刊》上。
如今想来，我自己当年真是“左”得可以。可我当年在一些思想正统的中老年者眼中，却又不幸地是一个“思想具有极端自由化倾向”的，“时常散布错误观点错误言论”的青年作家。当年的中宣部、文化部所收到的检举、揭发、批评我的“小汇报”，据我后来知道的，就有五六封之多。蒙在鼓里自己浑然不知的，大约不少于五六封。
自己分析自己，我当年在那件事上的“左”，显然有着几分自己保护自己的心理在作祟。
而客观上的原因是，中国当年虽然已经进行了“思想解放运动”，但整个中国社会，却似乎仍处在“左”的思想的一贯笼罩之下。
复旦大学与我同届的瑞典留学生沈·麦克到北影找了我几次。因其在瑞典使馆任二秘，居然惊动了安全部和北影保卫处……
有国内作家在港台地区报刊上发表抨击“文革”的文章，居然成为文坛上性质严重、传闻纷纷的“事件”……
与港台地区出版界，尤其新闻界人往来，一般事前事后仍需向本单位领导汇报，起码仍需“打个招呼”，未经批准“擅自接触”，将很可能被疑为“不正常”接触。
刚刚加入“作协”的我，又怎么敢“私下里”将自己的集子交付于港台地区出版商的什么“代理人”呢？
即使排除以上客观原因，当年在我的头脑深处，也还是认为充当港台地区出版商的什么“代理人”，是极不光彩的。这一种“极不光彩”的偏见，恰基于我当年对“买办”二字与《新华词典》的注解相一致的认知观点。记得当天晚上我与妻子谈到那件事，曾以很不屑的口吻说了“买办”一词。我的妻子当年竟也十分赞同我的拒绝。
我在《又是中秋》一篇作品中所写的“老隋”——亦即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文艺处的崔干事知道此事后，和我妻子一样十分赞同我的拒绝。这一点我也在《溃疡》中写到了。
同一意识形态条件下之储存满了认知密码的头脑，对于某些事几乎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反应。
后来，大约在1985年底或1986年初，阿城等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集，率先在港台两地出版，并没引起什么非议。相反，全国各报的文艺版，争相以祝贺般的行文加以报道。
我的那位做港台两地出版商代理人的知青战友，只因其操作超前了半年，就在我家无端受了我一顿自以为是的“思想教育”，碰了一次硬钉子。他若在阿城们之后来找我，我想我肯定会怀着感激，喜笑颜开地答应他这位“后买办”的要求的。
他当然再也没登过我家的门。我倒不怎么太后悔自己错失良机，但每一想起我当年对他那种恶劣的态度，便觉非常对不住他的一番好意。
错都错在我当年对境外“代理人”或曰“买办”一词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上。
现在，我敢说，国内没有一位作家的家门，会对境外出版商“代理人”闭而不开。那不但意味着是可观的外汇稿酬收入，而且意味着拥有了境外读者。于己，于人，于中国的当代文学，都是好事。这好事因有了“后买办”们的存在，才往往更顺利地成其为好事。
对某些新现象的认知，有人接受得快些，有人接受得慢些。我一向属于接受得慢些那一类人，一向不太会成为“最先吃螃蟹的人”。所幸我具有起码的省悟能力，新现象一旦存在后，经过几次反复认知，只要理解了它的合理性，只要看到了它有作用积极的一面，我是不会偏执地充当它的“敌人”的。
我接触过的第二个“买办”式的人物，也是当年的一位北大荒知青，也是上海人。
那一年北大荒返城知青们要搞“回顾展”，我是“筹委”。在一次筹款会上我认识了他。他的身份是西方某国商业集团驻中国，更确切地说是驻沪“代办”，起码是“代办”之一。据他所言，当年上海正在兴建中的一座大厦，便是他的“代办”功绩。因有了那一功绩，外国老板很赏识他的能力。因能力备受赏识，他的佣金也相当高。当然其佣金非是人民币，而是美元。他说他被外国老板派来北京，住北京饭店。以“全权代理”身份，开创驻京代办处的事业。
他当场为“回顾展”捐助一千美金。
大家都很感激他的慷慨。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替外国老板服务有什么不光彩。相反，倒是都有些羡慕。
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其实比某些社会学家们分析和估计的要快得多。
这使我对上海人的认知水平有了感性的提高——单论对商业时代之到来的反应迅速和抵牾期短、适应性强，全国除了广州人和福建人，接下来大约就要数上海人了。我觉得相当一部分上海人，几乎都先天性地具有当一位称职的“买办”的头脑和才干。而且，他们可能也比较乐于当。倘搞一次上海市的民意调查，大约可以证实，他们的理想的择业愿望，除了乐于当老板，退而求其次，也许就是乐于当“买办”了。
在当代中国，上海和北京是“出产”较高级的“买办”人物的最主要的城市。北京“出产”较高级的“买办”，受益于它的首都地位，以及皇城根大院儿权势背景的优越。上海“出产”较高级的“买办”，则可能更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基因，和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滩文化”的代代熏陶使然。
将上海人与广州人、福建人相比，后者们即使已然是成功的“买办”了，可不知为什么，总使人感到他仍只不过是“打工仔”。他们身上似乎永远脱不掉“打工仔”的某种先天遗传特征似的。而上海人，哪怕他明明只不过是境外商家的“打工仔”，却总企图以他后天不知从哪儿模仿来的所谓“儒商气质”——如果世上果有这种让人听起来总不免觉得古古怪怪含意十分暧昧的气质的话——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买办”。
广州人和福建人倘真是“买办”的话，谈到某些政府部门和那里的官员，口吻常是淡淡的、疏疏的，仿佛是些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的地方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就如同一个年轻又健康的人而谈到疗养院和那儿的保健医护们似的。
上海的“买办”们谈到某些政府部门和那里的官员，尤其某些照例要监管着他们的“买办”行为的政府部门和某些掌握着他们的“买办”手续上必不可少的公章的官员，大抵都出言谨慎，尽量显出应有的那么一点儿起码的敬意。似乎在以此含蓄地暗示他们是很守法的人。他们的“买办”行为多么合乎规范，哪怕他们心里并不真的怀有敬意。
而北京的“买办”们谈到以上那些政府部门和那些官员，要么不禁地激愤起来，仿佛受压迫了一年又一年，恨不得哪一天要进行“革命”似的；要么就好比谈到了他的母校，谈到了他的三叔四舅二大爷，或谈到了他的“铁哥们儿”。他们常常夸口说他们去那些地方如到岳父母家去一样受宠受欢迎，而又和那些官员们的关系多么多么随便。
倘一个上海的“买办”和一个北京的“买办”坐到了一块儿，并且有另外一些人的话，上海的“买办”们的社交原则似乎总是想使你明白，他们自认为他们是比官员低一档的社会人物。而北京的“买办”们，似乎一定要想使你明白，他们其实是比官员高不止一个阶层的社会人物。他们之所以还得和官员打交道，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否则，哼！……
广州和福建的市民们，谈到些个小“买办”们，就像谈到社区街拐角儿的小餐馆主，当他们为寻常人，而不怎么会以“人物”相视。只有谈到些境外大商家的“全权代理人”，口吻中才流露心理色彩。那一种心理色彩所包含的，更多是羡慕。至于相关的敬意，即或有，成分也少得微不足道。
“他们有高级轿车坐嘛，住大房子嘛，薪水多喽！”
对境外大商家的“全权代理人”，不过就有如此这般的些个话好说。
再让他们多说几句，他们往往真的实在无话可说了。
但上海的市民们，即或谈到些个小“买办”，似乎也是在谈到些个“人物”。口吻流露之心理色彩，不乏几分攀扯，几分醋意。印象好的，顿时作出熟稔的表情，仿佛是自己可以招之即来的。印象不好的，则附带几句讥诮，仿佛是最不应该中奖的邻居中了头彩。说明在他们心目中，小“买办”的社会地位，那也毕竟是高于小餐馆主的。“买办”虽小，到底也与境外之商家存在着关系。其关系是上海人如今格外重视的，认为是幸运，是福气。对大些的“买办”，上海人谈论起来，就不禁地肃然起敬了，如同在谈论一位“驻沪领事”一般，并且似乎还体现着某种骄傲，仿佛同为上海人，自己当然也值得荣耀似的。
北京人对大小“买办”都缺乏由衷的敬意。这里指的当然是老北京人。老北京人的意识中，似乎生来有种“一等子民”的心理倾向。这一种心理倾向，表现为对什么人都大不以为然。活在天子脚下，达官重宦他们见识得多了，何况“买办”乎？“假洋鬼子”“小刘麻子”，我常觉得，对大小“买办”，他们心里准是经常如是想的。
有次我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在通往郊区的公路上，发生了车祸。负责疏导的两名交警，隔十几分钟放一辆车通行。那一天我陪朋友替某电视剧组选外景。朋友的车是一辆帆布篷吉普，四万多一辆那一种。在一长串被堵塞的车队中，以其“低廉”身价而显眼。在朋友的车后，是一辆气派的“奔驰”。我和朋友下车吸烟时，见“奔驰”的司机是一戴墨镜的短发女郎。其发之短，乍一眼看去，会以为是剪学生头的高中男生。她旁边坐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西装笔挺，领带中正，领带上，一枚领带夹闪闪发光。朋友的车前边，还有三辆车。也就是说，按每隔十几分钟放行一辆的时序，待到那辆“奔驰”轮动，得五十多分钟后。
“奔驰”里的男女的耐性终于经受不住考验了。那女司机下了车，有点儿气急败坏地向一名交警走去。她的裙子之短和她的头发之短一样新潮。高跟鞋踏在柏油路面上，一步一响。
她走到交警跟前，忍无可忍地说：“下一辆先放行我们吧，我们是××公司驻京机构的！”
听来，那××公司，显然是境外商家的名称。朋友朝那边努努嘴说：“瞧，想超我们前边去！美人儿出马，一个顶俩啊！”
我说：“你小声点儿，叫人家听到了多不好。你没见人家开的是‘奔驰’啊？”
不料，那三十多岁的交警，从兜里也掏出墨镜，慢条斯理地戴上后，板着面孔将女郎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打量了一番，冷冷地说：“小姐，一边去，别在我眼前晃，妨碍我执行公务！”
女郎愣了愣，反而从脸上摘下了墨镜，一时遭受到奇耻大辱似的干瞪着那交警说不出话。
那交警不再理她，一摆手，又放行了一辆。“奔驰”里的男人下了车，大步跨到交警跟前，问罪似的开口道：“她刚才的话你没听到么？”
那交警侧脸扫了他一眼，复瞪着女郎严厉地说：“我刚才的话你没听见么？一边去，别妨碍我执行公务！”——由于墨镜罩着双眼，我看不到他眼中当时朝女郎投射出的是一种怎样的目光。
女郎神色狼狈，掩饰地又戴上了墨镜，气呼呼地说：“他是我老板，是我们××公司驻京机构的全权总代理！”
交警仍板着脸冷冷地回答：“他不是我老板。即使是中央首长的车，这会儿也得听我指挥！”
而那男人，居然也从兜里掏出了一副墨镜戴上，瞪着交警大声说：“我有重要商务，耽误了你要负责的。”
交警的声音却未提高，但还是冷冷的。他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向你的外国老板解释么？那么我教你——交通事故，这叫意外性的不可抗力。”说着，摆手放行了下一辆车。
那男人也气得说不出话来了。而另一名交警，则始终在一长串被堵塞的车辆旁踱来踱去。我和朋友能清清楚楚地听到那边一对二的话，他当然也是能听见的。我猜，他并不过去，是认为他的搭档应答得很能体现出交警的尊严以及此时此刻的权威。并且心里是支持他的搭档的。
那“全权总代理”突然气势汹汹地抡着胳膊吼了起来：“不就是小交警么？有什么了不起？充的什么老大啊！连外国的交警，这点儿面子也是肯给的！”
而偏不肯给他“这点儿面子”的交警，平举手臂，用戴雪白手套的手指直指着他凛凛地说：“你说话要注意！你已经在妨碍我执行公务了！”
许多车里探出了头，其中一人喊道：“替外国人当差有什么牛的啊！我们后边的都有耐性等，你的车在前边倒急的哪门子？再下一辆不就轮到你了么！”
那“全权总代理”继续跺着脚吼：“我明天一定找你们局长！叫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女郎也从旁帮腔：“对！饶不了他！”
另一名交警竖起一只同样戴着雪白手套的手，制止了一阵七言八语的义愤的议论，然后走向“全权总代理”，至前“啪”地立正，一个极标准的敬礼，姿势相当帅。他放下敬礼的手，将脸转向女郎，文质彬彬地说：“小姐，请允许我纠正您的语法错误——既然已经强调了‘全权’，何必之后还要赘加一个‘总’字？既然是‘总代理’，又何必强调‘全权’？如今冒充的事儿多，您的语法错误，很容易使我们对你们二位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您说是不是？”
那女郎张了张嘴，想顶句什么，却什么话也没说出口，两片红唇，半天合不上。
那交警又对“全权总代理”说：“先生，第一，我提醒您，不管您是否取得了外国护照，客观情况是，您的车停在中国的一条公路上。您面对的是一起发生在中国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和两名中国交警。所以，此时此刻，您必须丢掉关于外国交警将会如何如何对待您的联想，服从和配合我们这两名中国交警的疏导指挥，不管您心里有多么瞧不起我们。
第二，我想您应该明白，在外国也发生车祸的，而外国交警在车祸发生后所能做的，其实和我们这两名中国交警在做的差不多。第三，您看几里地以外的雾还没散尽，我们有意控制公路上的车辆间距，也是为了防止发生追尾事故。但如果您确有紧急商务，请向我们简略陈述，比如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会见什么人，耽误了十几分钟后果会多么严重，不按先后顺序也总得有些理由嘛！”
不料那“全权总代理”怔愣片刻，蛮横又傲慢地叫嚷起来了：“我拒绝回答！这是我们公司的一级商务机密！是我的最高隐私！你们有什么资格知道？”
那比他的搭档能说会道的交警爱莫能助地耸耸肩，转身离开，走到我们的车前摆了摆手。
我和朋友赶紧上车。车从那自认为理当受到格外关照的一男一女身旁驶过时，朋友探出头快哉地对他们说了句：“拜拜！”
我回想刚才那一幕，三男一女双方都戴着大墨镜，言来语去之际，墨镜虽然罩住了他们各自的眼睛，虽然将他们各自的目光挡在了蓝黑色的镜片后，使旁观者根本无法洞察到他们双方当时的心理，但那一副副大镜片本身，似乎也足以显示着双方各自的心理意味，似乎比双方的目光反映出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我觉得仿佛看到的是一部电影的实拍现场。
朋友一边开车一边说：“够味儿！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我问他真想不到什么？
他说真想不到，北京的交警中，居然有语锋那么犀利又能把道理讲得那么滴水不漏的出色人物！他说他以后再也不敢小瞧交警了。
接着，他就尖酸刻薄地将那“全权总代理”尽情地讽刺挖苦了一番。说牛气个什么劲啊！不就坐的是辆“奔驰”，司机是个不男不女的小破妞么？说据他总结的规律，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凡是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司机的，哪怕身份形形色色，格调上其实都是同一类男人，都是喜淫好色之徒。并由一人而推及广泛，又说几乎所有的境外商家的“代理人”们，大抵都对中国犯有同一条罪行——损害祖国经济利益罪。
说区别仅仅在于，有的罪行已经暴露，已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有的罪行还包藏甚严或较严，还在经常神气活现地招摇过市。但说不定哪一天就将受到法律无情的审判……
他信口开河，说的当然尽是些偏激肆谤之词。根据也当然尽是些捕风捉影，没什么真凭实据的人和事。
我呢，默笑地听着而已，并不同意他“打击一大片”的言论，却也懒得替“买办”们辩护。
中午，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时，后面几辆车的车主，也相随着走入了那家小饭馆。因为都曾是公路上那一幕的旁观者，所以免不了相互打招呼。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车一开走，那一对男女大觉丢面子，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两名交警中的一名——不是那名放我们的车通过的，而是前一名，在他们的骂声中，将他们的“奔驰”开下公路，将车钥匙揣进自己衣兜了。这么一来，他们倒变得没脾气了，反而开始低声下气地央求还他们车钥匙了。交警说，车钥匙最终当然是会还给他们的，不过他们干扰值勤，先得看看能证明他们确实身份的证件……
“你们猜怎么着？那男的见央求无效，不得不交出一份证件时，那种面红耳赤的狼狈相就别提多让人厌恶！原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外大公司的‘全权总代理’，而是外省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司机！趁公休日车闲着，带一个小破妞儿找地方寻欢作乐去！那小姐身上连一份证件都没有，兴许就是只‘鸡’……”
告诉我们“最后情节”的人讲得绘声绘色，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他们吃饭之际，嘴也不耽误说话，仍高谈阔论着那一件事，仿佛都是当日头条新闻的目击者。
“妈的，我早看出那一对鸟人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男女了！”
“哎哎哎，话也不能这么说，打击面儿太宽了。别因为那男的只不过是司机，你就觉得有理由认为他不正经嘛！”
“是司机他冒充什么‘全权总代理’！还他妈专打着外国的旗号来压咱们中国的交警？休息日离开北京，把车开到那条公路上，还带着个秘书不像秘书，翻译不像翻译，穿超短裙、高跟鞋，戴墨镜的小破妞儿！
不明摆着是找地方放荡去么？你们说谈商务干吗非得离开北京？前边儿除了玩儿的地方，可有什么比在北京谈更好更高级的地方？连咱们稍微这么一想都起疑，唬得过常在那一条公路上值勤的咱们北京的交警同志吗？”
“嚯，嚯，还咱们北京起来了！还交警同志起来了，你自豪个什么劲儿哇？你以前不是一提交警就气不打一处来么？今天怎么了？”
“其实我看呀，那俩交警对他们是一对儿什么样的男女，打算干什么去，心里早有数了。只不过不太愿和他们认真罢了。他们要不骂就好了，不骂哪儿能扣他们的车呢！下一辆不就轮到他们通过了么！”
“拉大旗做虎皮，还成心跟交警叫板，活他妈该！”
“对！这话我爱听。活他妈该！”
“我顶看不惯那些什么外商‘代理人’了！代理什么？代理谁的利益？人家和你的国做生意，却物色了你代理人家的利益，你的角色，在你的国和同胞面前可究竟有什么光彩的？还动不动就打出外国的旗号，高等华人似的在自己同胞面前趾高气扬！你他妈得意个什么劲儿啊！”
“哎哎哎，别瞪着我说，我又不是！”
“那被扣了车的男人也不是嘛！”
“正因为他也不是，我才觉得那件事儿并不太精彩。如果真是，才精彩！看着才过瘾！才解气！”
于是他们的话题转移了，开始了对于中国“买办”式人物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攻讦。其话皆大不敬。
那一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仍常常想起。每次想起，总觉得内含着不少值得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分析的价值。
想那开“奔驰”的司机，岂不是没事儿找事儿么！看去也是有家有室的人了，你愿离开北京去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只要你单位不过问，你老婆没意见，你不违反交通规则，人家交警也没职责干涉。可他偏不，偏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自行地跳将出来，在条件和时机于他并不多么有利的“规定情境”中，冒充什么境外大公司的“全权总代理”，满足片刻虚荣心，抬高身份给谁们看呢？还不是给开国产车的自己的同胞们看么？
想那小妞儿也古怪，分明和他患的是同一类病，既无驾驶证，也无身份证，就敢开“奔驰”过把瘾！过把瘾就过把瘾吧，见了交警，倒识趣儿点儿呀！却偏不识趣儿，偏还要颐指气使地上前去要求“关照”，编了假身份好让后边一溜儿开国产车的男人们的眼睛都注意地看她。就算骗过了两名交警，一摆手优先放他们的“奔驰”过去了，那一二分钟内的虚荣心的满足，自我感觉真就非常的好么？倘她不碰钉子，那男的也不至于非上前去忘乎所以地耍威风。
冒充官员，他不像。由于她那不男不女不伦不类的模样，使他尤其冒充不了。偏要冒充，也太容易使人联想到官员的腐败和堕落方面去。
冒充国内某些大公司的老板吧，可能又怕被冒充者们知名度太高，话一出口立刻露马脚。而冒充公司小一点的老板，可能又觉得完全没有知名度，白冒充一把。既不会使两名交警顿生敬意，刮目相视，也难以满足自己片刻内突然发作的虚荣心。
于是冒充境外大公司的“全权总代理”，成了在那一“规定情境”下最值得当众表演一番的“节目”。
既“外”又“大”，不但“全权”而且“总”代理。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是足以傲视中国的厅局长，甚至可与市长省长平起平坐，一比身份之高低的人物。真是这样的人物，感觉自然非凡。于是只冒充一把，片刻内的心理也很优越。一向不怎么能优越起来的人，难免经常幻想这一种优越附身。一有时机，那幻想便瘾发，头脑中遂生出并没有这一种幻想之人绝难理解的古怪荒唐之念。
倘无那不伦不类不男不女的“妞儿”随行，那司机先生兴许不至于心生拙念。
男人的古怪荒唐滑稽可笑的行径，往往也是出于满足讨好女人之虚荣的目的。
倘被堵塞住的车辆并不多，他大约也不至于心生拙念。
幻想自己是一位优越人物的表演，哪怕即兴，也是需要足够多的观众的。
倘被堵塞住的车辆中，前有“劳斯莱斯”“凯迪拉克”，后有“宝马”“林肯”，他还未必会心生拙念。偏偏一溜车中，皆身价寻常的旧国产货。无非“桑塔纳”“标致”“捷达”什么的，唯我的朋友那辆车看
去新些，却只不过是四万多元的帆布篷盖的吉普。这就使他那一辆“奔驰”，仿佛鹤立鸡群，格外惹眼。
他的拙念，分明也是在那么一种使他感到唯我独尊的“规定情境”的“激励”下产生的。
想那两名交警，风度确够矜持尊严得可爱。他们的言行，显然同样有表演成分。你不是觉得开的是一辆“奔驰”就似乎应该被另眼相看么？“奔驰”在我们眼里也不过就是汽车一辆。正如一切病人在医生眼睛里都不过就是病人。你不是自称是什么“全权总代理”么？不是企图打出什么外国公司的招牌，以什么“重要商务”为借口压我们么？我们偏不拿你当人物对待。在公路上我们才是真正的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会儿，你身份再高，还能高过上帝去么？
想那些幸灾乐祸的男人们，言论之中流露出的淋漓尽致的快感，正是由于一位“买办”式的人物怎样“栽”在两名交警面前的全过程，供他们“白相”了一番。而他们的快感没更加达到高潮，又实在是因为“栽”了的只不过是冒牌的“买办”。
一方面，“买办”式的人物在中国的现实中似乎处处得宠，这是“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又似乎时时受到来自于同胞们心理潜意识层的种种敌意的滋扰，这也是“中国特色”。普遍的中国百姓，对“买办”式人物们，是不大能真的轻蔑得起来的。因为都清楚，“买办”式人物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乃是比自己高好几级，一辈子也超越不了的等级的，何况也没什么机会表示轻蔑。尽管内心里都是非常想要那样，而一旦真有机会面对一位名副其实的较大的“买办”人物，他们内心里原先想要表示轻蔑的念头，却又会如冰近火，顷刻融化，代之而顿生的竟往往是一种相形见绌似的自卑。由于这自卑的摆布，甚至进而会表现得仿佛三生有幸，攀附巴结，逢迎取悦唯恐不及。
普遍的中国百姓，大抵只能对些小“买办”人物们投以轻蔑的目光，而小“买办”们又是最不在乎这一套的。他们显出见怪不怪、其怪必败的自信模样，更加神气活现，使企图轻蔑他们一下以获快感的同胞，反倒自己被着实地轻蔑了似的。
一种“中国特色”，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一边的脸颊上；另一种“中国特色”，亦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另一边的脸颊上。
你从这一侧看“买办”式人物们的脸，会觉得那印花像是由“春风得意”四个中国字组成的；你从另一侧看“买办”式人物们的另一边脸，又会觉得那个印花像是由“冷暖自知”四个中国字组成的。而你若从对面正视他们的脸，则会觉得他们的脸似乎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两半边不太对称的脸拼成的——这一半边脸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而现的。这一半边脸一般肌肉比较灵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细致比较丰富。这一半边脸往往是生动而又善解人意的脸，随时随地会做出诸如忠诚可靠、虚心谨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之类的容状貌态，如同是半边中国“劳模”的脸；另半边脸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现的。另半边脸的肌肉不知缘何比较地僵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呆板缺少变化。另半边脸在必要之时总是会呈现出一种暧昧的表情。那表情仿佛是一种无言的自白。那自白的逻辑意味儿又仿佛是这样的——“请尊重我。请勿犯我。尊重我也就是尊重……冒犯我也就是冒犯……”
在多种情况下，他们也较善于对他们所代理的外国公司将与之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们“启动”前半边脸。但是，他们绝对地不会以后半边脸上的表情对待他们的外国老板。如果他们犯了那样的错误，他们的“买办”生涯也就可能结束了。两半边脸，仿佛受两套神经系统控制。事实上，他们的中国心里的林林总总的中国式的喜怒哀乐烦愁忧戚，总是要尽量隐蔽在另半边脸皮底下，不轻易暴露于外国老板眼前。
夹在祖国和外国之间，中国当代的“买办”人物们，虽然身份较优越，却往往不得不于现实中横身而立。这一种存在的姿态，其实也是挺累的。做到不偏不倚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出色的斡旋成事的能力。当祖国的，或祖国的某一地方的经济利益和他们所效劳的外国老板们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双方互不相让，他们的角色就不免地有些尴尬了。
按理而言，如果我们承认“买办”式人物的存在性质，主要是一种商业职能人物的性质的话，对于他们的评说，也就应该简单而轻松了。
但事实又并不完全是那样。
日本有“买办”式人物吗？——我们这里专指的是身为日本人，但是在日本国内“代理”中国商业利益并为中国的商业利益服务有时甚至与本国商业利益展开激烈竞争的日本人……
从前当然没有。
现在据说也有了。
但——一个如此这般的日本人，因而竟会在日本现实社会中地位优越起来么？
我向许多日本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他们毫不犹豫地给予我的回答皆是否定的。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
实际上，据我了解的情况，一位“代理”中国商业利益并为中国商业利益服务的日本人，在日本这一个国家里，社会地位非但不会因而高贵起来，身份非但不会因而优越起来，还经常容易受到歧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与“代理”日本商业利益并为日本的商业利益服务的中国人相比——在日本类乎“二等国民”。如果一个日本人竟然冒日本天下之大不韪，还要替外国（无论中国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本国一展雄风，长驱直入地占领市场角逐强弱，不遗余力地进行竞争的话，那么肯定是要受到许多日本人的民族心理的一致排斥的。有时这种心理上的排斥和歧视，甚至导致公开的暴烈的行动。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日本曾经发生过韩国商业集团的日本代理人遭到自己同胞殴打的事件。
在美国也大致如此—— 一个美国人绝对地不可能因为他是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利益的代理人，而身价倍增，仿佛是高等美国公民了似的。
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一位“买办”式人物在他的本国，都不会像一位中国“买办”式人物在中国那么嘚瑟。他们自己首先就优越不起来。他们的同胞也绝不至于因为他们是外国经济利益的“买办”而格外尊敬他们些。
实际情况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几乎并不存在什么由他们本国人所充当的，“代理”别国经济利益的“买办”式人物。其实只有和别国做买卖的他们本国的商人，以及别国商业集团商业机构在他们本国所招募的职员，而后者们又往往是临时性的。一有可能，他们还是要脱离而去，尽量优先选择为本国服务的职业。而以上两类人，其实都非属严格意义上的“买办”。
中国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难以物色到肯于长期为中国的经济利益甘心情愿鞍前马后大效其劳的“买办”人物。即使有人为中国充当那样的角色，也往往是出于他们急切谋职的权宜之计，或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与他们改变个人社会地位乃至个人命运的意识肯定毫无关系。
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恰恰事与愿违，徒劳无益，不太能实现的。当然的，他们自己，也就绝对不至于“春风得意”起来，更几乎没有他们本国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中国大陆的些个大小资本家，不管是被中国称为“红色”的还是“灰色”的，其实也都根本雇不大起一位经济发达国家中的人为自己充当“买办”。那样的中国资本家还没成气候，或者，还根本没生出来。在别国，叫代理商。以优越的身份代理中国之商品而已。
所以，外国的资本家，大抵是与中国政府，而非是某一位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做买卖。在这一种买卖关系中，他们“代理”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大前提。他们在这个大前提上是绝不含糊的。没有他们自身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可获，他们是不会“代理”的。其次是不损害他们本国的经济利益。这往往也是他们自觉恪守的一个原则。最后才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也相应地“代理”中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法的周密，一切照章办事即可，故“代理”二字，又意味着公事公办，与在中国的含意相去甚远。
而中国的“买办”式人物们则往往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是资本家，是纯粹的“买办”，故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仅能通过“代理”性服务而获取。所获多少，完全由替外国资本家所做的贡献大小而定。甚至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外国老板对他们的“代理”性服务满意不满意。若他们的外国老板不满意，则他们的“买办”身份将遭取缔。而那身份对他们意味着太多太多。并且几乎是他们中大多数，在中国境内的最佳活法。所以，他们必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清楚这样一点——首先应该全力以赴做到的，是为自己的外国老板在中国谋取到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这样一点做到了，房子会有的，汽车会有的，高薪会有的。他们的外国老板在奖励他们的贡献时，往往是较慷慨大方的。如果他们确实卓有成绩，那奖励甚至可能是别墅和名车。受着这一种一般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利益的督促，他们的“代理”性服务往往自觉又积极，无须推动。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们中某些人，曾替他们的外国老板出谋划策，教他们的外国老板怎样在中国巧妙地避税，“合法”地逃税，以及如何贿赂中国的官员，如何收买和笼络中国的媒体替他们进行宣传。
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和落后的国家，也同样产生了替中国的或公或私的经济利益服务的，那些国家中的“买办”式人物。
我曾见到一位越南的“买办”式人物，他替中国某部下属某公司在越南充当“代理”。在他来中国汇报业务期间，请那某公司的头头吃饭。
而那某公司的头头，是我一位知青战友的哥哥。结果是我盛情难却，应邀相陪。
那顿饭是在“王府”吃的。七个人消费了一万二千多元。
那是我第一次去“王府”，至今我也就去过那么一次。席间，越南“买办”对我知青战友的哥哥毕恭毕敬，不时显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我知青战友的哥哥不问他话，他甚至不主动开口说。仿佛自己不是请客的主人，而只不过是客人中哪一位的秘书或司机，暗觉本无资格在座，唯恐一句话说得不对，会惹哪一位不高兴似的。他自己几乎没吃什么，既局促，又沉默。
买单时，我听到服务小姐向他报价，吓了一跳。心中替他暗暗叫苦不迭。我想越南是多么穷的一个国家啊！这一顿岂不是会使他终生难忘，一辈子每次回忆起来都胆战心惊么？
我的知青战友奇怪地问我：“你额头上怎么一下子出了一层汗？”
我低了头悄悄说：“是冷汗。为咱们的越南朋友出的。”
我的知青战友笑了，也悄悄说：“你别太自作多情！他早就靠替咱们中国做‘买办’暴发了，快成越南的富豪了！人家明一个暗两个养着仨老婆呢！”——并将一份餐巾纸塞在我手里，示意我拭拭额上的汗。
我的汗当然并不是冷汗，也不是为那越南人出的。只不过一句玩笑罢了。拭汗之际，我的知青战友又悄悄说：“别看他现在这副样子好像身份很卑微，在越南他是一人物，连河内的某些官员也不敢轻视他。”
饭罢，他又带客人们到一处歌舞厅去消遣。而我实在没耐性继续相陪，乘出租车回家。
车上，我不禁地想——商贸真是一只神奇的大手。中国、越南，和好才短短几年的时间啊，它就在越南弄出了个靠替中国充当“买办”暴发了的越南“大款”！
由此又想到某些替别的国家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充当“买办”的中国人，他们在自己的外国老板们面前会是怎样的呢？
在世界处于和平的时期，经济实力更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主要标准。若说是唯一标准也不算夸张。
而在经济强国，它们的国人，并不将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充当“买办”人物为荣，肯定是一个没有太大争议的事实。在西方，在欧洲，诸国之人，并不将替东方，替亚洲诸国的经济利益充当“买办”人物为荣，也肯定是一个没有太大争议的事实。
排除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国与国间的经济实力的差距因素，另一个也较主要的因素则可能是——西方和欧洲诸白人国的白人先生和女士们，许多个世纪以来，始终以“地球村”的高等公民自居。这一意识在他们和她们的头脑中相当顽固。要彻底消弭，至少还需半个世纪的时间。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大优越感。他们不太宁愿仅仅为了钱，而破坏了他们的大优越感的“纯洁性”。以替亚洲人充当“买办”而挣本国人的钱，也许往往是他们所不屑的。何况，只要他们是有一定工作能力又具有敬业精神的人，通过为他们本国服务，其收入足以使他们生活得非常体面。
比之中国，日本的经济实力，不可谓不强。但是替日本的经济利益服务的欧洲人，在西方国家里也是寥寥无几的。
由此看来，“买办”式人物，既在殖民经济的历史试管中形成胚胎，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袭传了其“试管婴儿”般的基因。既在“洋人优越”的长期偏见深涂重抹的世界大文化背景下被洋老板所雇用，就不可能不企图脱宗换祖认“洋”为父。既在西方先进发达东方步履滞后的现实中效劳于西方经济，就不可能不紧紧依附于西方经济而患得患失。
他们是些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立场、原则、观点和方式方法已经差不多完全西方化了的中国人。
他们的心理安全保障是一份西方绿卡。他们的最大人生目标是成为某富裕西方国家的移民。他们的最迫切的希望，是有一天西方人能将他们也视为彻底的西方人，盼着这一天来得越早越好。当然首先是希望他们的洋老板早一天这样看待他们。
像别的中国人谈论起国内的腐败愤世嫉俗一样，他们谈论起国外的种族歧视现象不满久矣。
中国的“买办”式人物们，在隔了三十几年的断代以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起死回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门久锁骤开之际，洋人洋货斜肩而入，卷土重来。那时的某些中国人显得何等的可怜可卑而且可悲！官员们之间为了争夺到一次出国的机会，往往像狼狗和猎狗似的相互扑咬。科技人员为了能从国外带回一台国内尚稀有的彩电，出国前拼命往皮箱里塞方便面。当年曾报载过这样的事——某随团出国考察的工程师，在国外几星期内只吃方便面，结果防腐剂中毒，一命呜呼于异国。
当年“北影”派往香港的一支代表团，回国时将宾馆冰箱里的小瓶洋酒、饮料、矿泉水之类一扫而光，使接待方极为生气，致函“北影”提出郑重而又严厉的指责。
当年一个洋人仅用一打在外国超市上买的价格便宜的丝袜，就足以将一名追求虚荣的中国姑娘诱上床。
当年某些中国女子接近洋人的动机简单而又不顾一切——哪一个洋人能将她带出国，她似乎就会毫不在乎地甘愿为他献身一百次。
当年报载一个中国少年杀死另一个中国少年，仅仅是为了从对方身上扒下一件T恤衫——而那其实并非真正的外国名牌。
当年“北影”协助西方某国拍一部电影，有幸入组的“北影”人每天可获十美金的补助。而国内剧组成员的补助，最高只不过五六元人民币。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比价差，曾使“北影”人心紊乱，沸沸扬扬。
当年“北影”老演员于洋曾对我讲过一名年轻的女演员对他讲过的话——“我觉得欧洲男人一个个都是那么美那么有魅力那么性感！与欧洲男人相比，再英俊的中国小伙我也看着丑！我宁愿嫁一个中国人眼里其貌不扬的欧洲老头，也不愿嫁一个咱们中国的英俊小生！”
而她最终果然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外国老头，随夫赴洋去了。从此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当年一个男人不知怎么样有了一次出国机会，但对方要求他是在中国境内有妻子的，而且不得携妻同往。其实是感到了他有移民动机，明知他刚刚离婚，给他出的一个难题。但这个难题并没真的难住他。这一个四十多岁的，既无高等学历，也无专长，连衣兜里的钱都所剩不多的相貌平庸的外省男人，放出一个“马歇尔气球”，许愿哪一位北京女性肯在他要求的极短的时日内和他结婚，他不久后一定将她办到国外去—— 一传十，十传百，此信息不胫而走，每天到他所住的小旅馆求见他的北京女性络绎不绝。其中一位是我认识的北京某刊的女编辑。最后他相中了她，而她来向我借一大笔美元。因为他迫切需要。
天可怜见，当年我还没摸过真正的美元。我写字桌的玻璃板下倒是压着美元、马克、法郎各一张，面额都不小。
她指着乞求道：“那你把这些借给我应急不行么？我只有积少成多，到处为我丈夫借呀！”
我问：“那么你已经和他结婚了么？”
她说：“没结婚我能替他着急上火么？”
我心中顿时替她感到一阵大的悲哀。三十一二岁未婚的她，是位形象文静秀气，性情温良，头脑并不简单的女性啊！
我又问：“你真的爱他么？”
她回答：“那还用说么！”
似乎正符合这样的一种逻辑——一个即将到某欧洲国家去闯荡的中国男人，哪怕相貌平庸，在某些头脑并不简单的中国女性眼里，也似乎杰出了起来。
我从玻璃板下抽出了那三张仅有的“外币”给她看，并且告诉她——都是假的。我的一位朋友在印刷厂工作，他单位欲从国外购进一台一流的彩色复印机，国外便寄来了复印样品图页。外币是他从图页上剪下来送给我好玩的。是真的我能大明面儿地压在玻璃板下么？
她看了看，表情顿显失望和沮丧，眼圈一红，快哭了。
我说：“你可要考虑周到了，千万别上当受骗啊！”
她说：“没什么可考虑的了。我都三十多岁了，不年轻了。今后还会碰到几个能把我带到国外去的男人呢？”
她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话语中流露着对年轻女性们所面临的出国机会多多的强烈羡慕，甚至可以说是嫉妒，以及对自己机会就在眼前，目的却可能实现不了的难处的委屈和伤心。
她当然上当受骗了。
那外省男人得到了结婚证明，顺利出国。
她为他欠了四千多美金，并因他在一个时期内成了“国内弃妇”……
四千多美金，折合人民币，在当年是一个大数……
以后她从北京消失了。有人说她去深圳了，有人说她去海南了，有人说她已成家了，有人说她一直单身着——总之我再也没见到过她……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在中国人如此这般，种种崇洋心态成片扩展的世相活剧不断上演的虚荣浮躁的岁月里，境外大小商人和大小资本家，放眼中国，求“贤”若渴地寻找和物色着他们的“代理人”。
一方是芳心殷盼飞媚眼，另一方是来步急匆访花踪。正所谓天适其时也，地顺其利也。两相拥抱，往往一拍即合。
当年，在北京的各大饭店大宾馆门前，以及香港地区的、台湾地区的、外国的大小商人和大小资本家经常出入之所经常游玩之地，几乎每天都聚集着些打算自荐给对方们的中国男女。警卫们呵斥他们和她们，驱赶他们和她们，如同呵斥踏上高台阶的乞丐和驱赶违章摆摊的小贩。
那些中国人当年的没羞没耻，是非常令有尊严感的他们和她们的同胞脸红的。
那种情形，可与股潮疯狂之日股票交易所里的情形相比。
那些中国男女，当年将境外大小商人和大小资本家当成牛气冲天的“牛股”。
而对方们的双脚一旦都迈入中国的大门，很快就对以下两点深有体会：第一点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的的确确真诚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其热忱比他们估计的起码高涨十倍，是他们到来之前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在有些省市，中国人的热忱甚至流露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意味儿。他们也同样不免地受宠若惊诚惶诚恐。作为商人和资本家，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太可能受到那么真诚的欢迎和那么热忱的礼遇。中国信誓旦旦地向他们许诺的商业优惠政策，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使他们振奋不已激动异常信心倍增。第二点——中国人的真诚和热忱是一回事。中国人的办事效率是另一回事。繁文缛节常使他们头疼万分一筹莫展，不知究竟该从何入手。当年报载——一位外商在中国疲于奔命地忙碌了两个多月，最后悻悻地仅带着一页盖了一百零二个图章的公文纸回国去了。一百零二个图章，手续还没完备。
他自己花了两万多美元的食宿费，而中国接待方花了三万多人民币的接待费。这与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的遭遇恰恰相反——在世界其他国家没谁那么热情地款待他们，而办事效率却是相当之快的。即使办不成，他们也会得个清楚——为什么办不成？在中国他们所问的“为什么”却很难得到明确的解答。几乎所有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都会笑容可掬地对他们说“请放心，没问题”之类的话。但就是慢，慢得超出他们的耐心程度。
他们中悟性高的，善于从现象中发现规律、总结经验的人，很快也就明白了——关键是选择哪些中国人做他们的“代理”。选对了，他们在中国的事业才能迅速开拓并顺利发展。他们自己原本也是有商业经验的人。但那一种经验，太局限于与世界各国商人和资本家打交道的谋略，而在中国应用起来大为不灵了。在中国他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首先是官员。中国的某些官员有贪心而且又往往假装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张口“改革”闭口“开放”却又思想僵化方法教条。明明想在假“公”的过程中讨到济“私”的好处却又讳莫如深。好处不到手就来个一拖再拖。与如此这般的些个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和谋略，不是他们在中国临时可以学到并掌握要领，且运用自如的。搞明白了以上玄妙，大抵受香港、台湾、华裔商人和资本家的启发。看来与某些中国官员打交道，还是聘任比他们“熟能生巧”的中国人为上策。
于是他们首先将物色的目光投向了这么三类中国人——中国官员子女、久居海外但在中国大陆有深厚人际背景的华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才初到国外却立志从商渴望相遇外国“明主”的中国人。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即同时是中国官员子女。
聘用中国官员子女做“代理人”的好处之一是——打通关节盖印图章往往变成立等可取的事了。
而中国官员对久居海外但在中国大陆有深厚人际背景的华人的真诚和热忱之中别有一番亲情融融的意味儿。后者们的深厚的人际背景，有时似乎也可能反过来，被前者们借用了促进自己的官运仕途。
第三类中国人，往往是他们想物色到前两类中国人而一时物色不到，在应急的情况之下，抱着“暂且试试看”的态度聘用的。第三类中国人一旦被聘用了，几乎都不禁地会表露出一种“知遇之恩，没齿不
忘”的感激。聘用他们的人认为，这也可能是做一名好“代理人”的条件。当然，如果他们同时亦是中国官员子女，则就更好。
除了以上三类，还有第四类中国人——不是他们物色到的，而是在中国本地向他们自荐成功的中国人。这一类中国人成色较为芜杂，有鸡鸣狗盗之辈，也有怀才不遇、诸多能力在中国现实中得不到起码的重视和正常发挥的人。纵然是鸡鸣狗盗之辈，也必有较高超的伪装伎俩，否则会被一眼看透。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阶段，跻身“买办”者行列的人物们，其行列基本上是由以上四类中国人构成的。他们的人数，当年还形不成阶层，以“行列”称之较为恰当。
平心而论，他们中不乏天生具有“买办”才干和能量的人物。他们中有些人的才干和能量，当年曾发挥得特别出色。
俱往矣！
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一代“买办”者们“行头”仍在其身的，已寥无几人。有的急流勇退，安享“买办”成果，做闲适的富人去了；有的在人生途中另辟蹊径，摇身一变，成了小资本家小业主公司老板什么的；有的则被时代淘汰。毕竟，比之十几年前，中国商业相当秩序化了。目前仍是老资格“买办”人物的，那就真是“大浪淘沙”之后，受过种种考验式“洗礼”的佼佼者了。是干部子女的，单靠盖图章这一种本事不行了。怀才不遇的，已被授予一定的权力了。即使当年的鸡鸣狗盗之辈，在中国商业时代和境外老板的双重淘汰下得以留用，也必是些一旦紧紧抓住机遇知道改邪归正因而变出息了的人。
从这一点评说，不能不承认，“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因素而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的“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尤为严格尤为没情面可讲的。
境外商业大军纷至沓来，促使中国的现时代既不但成批地淘汰着前一代“买办”式人物，也不断成批地滋生着后一代“买办”式人物，以供境外商业大军的人才需求。而总体来看，滋生比淘汰多。致使他们的数量，由十几年前的松散行列，发展为如今相对稳定的阶层。
但这仍是中国的一个极小的阶层。
第二代“买办”人物们的素质远胜第一代。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国内名牌大学的文凭。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留过学，拥有国外学位。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和笔译水平都较好。他们皆能熟练地操作电脑。他们对于现代商企策划、宣传、广告包装和营销谋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式方法。中国人经常挂在口头上那句“洋为中用”的话，体现在他们身上恰是“中为洋用”。
1997年元旦前夕，我在朋友的诚邀下，参加过一次北京市的“买办”式人物们的联谊活动。当然他们都不愿自称“买办”。那次活动印在请柬上的全文是“驻京境外商社代理人联谊会”。正面印的是英文，反面印的才是中文。我居北京二十年间，仅收到过两次印有中英两种文字的请柬。另一份是十几年前，美国大使馆为招待“北影”一部分人观看一部美国电影而寄的。但即使那次的请柬，也是将中文印在正面，英文印在背面。
我问我的朋友：为什么将中文印在背面？
他说：你别意识太敏感了。因为这请柬也寄给了有些国家的驻华使馆和驻京商业机构，所以才将英文印在正面嘛！
又说：为“代理人”和“代理人”们创造一个互相认识结交友谊的机会是目的之一。
我问：那么目的之二呢？
答曰：让有些国家的使馆官员和驻京商业机构的洋人，今后也有场合有机会领略中国当代“代理人”们的群体风采。这“联谊会”办好了，就是将来外国人在中国选择一流“代理”人才的高级“劳务市场”。
那样，在“代理人”和洋老板之间，选择和被选择就是双向的了。这对咱们中国人有益。
我说：对你们这些中国当代“买办”式人物有益。
他心照不宣地笑了。
一份请柬，折射出了他们的意识种种，心态种种。
而我又不得不暗自承认。两个目的加起来，确实显示出了那“联谊会”筹办者们思路的高明。
地点并没选在什么大饭店，而是定在一家新开张不久的酒楼，包下了不大不小的二层。
我乘出租车赶到时，但见酒楼前已停了三十几辆小汽车，专有交警负责指挥泊车。
漂亮的酒楼侍者小姐们，垂臂伫立，门前一对，门内一双。她们按要求做出的职业性微笑中，竟也流露出几分由衷的敬慕。想必她们的老板叮嘱过她们，光临的虽非官员，但却是些官员们有时也客气相待的人。侍者小姐看过我的请柬，微笑中掺杂了一丝诧异。
我按照她的指点登上二楼，但见满目男女，个个绅贵风度。男的一概西服领带，女的皆着时装，有几位穿的还是袒胸露背的西式晚礼裙。
相比之下，我那一天穿得实在有点儿太随便了。形绌之最是居然穿了条棉裤，而且出门前没顾上擦擦鞋面儿的灰。心中暗觉与气氛不协调，悄悄走向一个角落孤独而坐。男人们的年龄，普遍在四十五岁以下，以三十七八岁者居多。而女士们就更年轻了，平均绝不会超过三十五岁。
男的女的，全是那么的神采奕奕，踌躇满志。实事求是地说，男的都潇洒，女的几乎都称得上佳丽。倘我是局外者，准会以为是些演艺界人在相聚呢！如果参加什么民族仪表国际评比活动的话，我想，就将他们和她们都派出国去，怎么也能为中国争回个二等奖。
主持者致辞道：“各位先生、女士，我们今晚欢聚一堂的，无一不是‘总管’级别的‘代理’。套比中国官位，大概都相当于‘局级’吧？”
于是众男女皆笑。
主持者在致辞中说“中国”二字时，就如同外国人说那两个字一样，显出一种站在中国以外谈中国的意味儿。
他接着又说：“我们这些‘局级’各国商企界的代理人，平时相互结识的机会不多。今天创造一次机会，以后还要更多地创造这样的机会。为着我们各自在中国的作为，我们之间的联谊，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它的意义，今后将会更加深刻地显示出来。毫不夸张地讲，今天这个日子，是值得我们以后年年纪念的！”
他的简短的致词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有十几位外国人在场，当然都是白皮肤的欧洲人，还有几位来自香港地区的人，这是从气质就能与那些“买办”们区分开的。
我的朋友这时发现了我，走到我身旁陪我坐着。他告诉我那几位香港人也不是老板，也是“代理人”们。原本没想向他们发请柬，他们是获得消息后主动用电话联系诚恳要求参加的。
我一边听朋友的话，一边寻思那主持人为什么对外国不说外国而说“我们这些‘局级’各国商企界的代理人”，又为什么不说我们“各自在国内”而说“在中国”？是纯粹的口语习惯呢，还是那种说法在他们和她们之间另含“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喻呢？
或如我朋友所指责的，是因为我看待他们的眼光还或多或少地残存着偏见，因而心中所思未免过分敏感？如果仅仅是纯粹的口语习惯，那么分明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口语习惯不一致的说法，是否也能反映出他们和她们心理上的什么特别呢？而这特别是否也就使“纯粹”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呢？
我正胡思乱想，主持人又用流利的英语说了一通话，获得了比第一次更持久热烈的掌声。十几位外国人，一边鼓掌一边互相交流会心的微笑。
我一句也听不懂，悄问朋友他说了些什么？
朋友告诉我，他说——欢迎各国朋友们的光临。这是“联谊会”的荣幸。中国有句话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希望外国朋友们在相比之下，得出这样一个客观公正的印象——今晚相聚在这儿的中国男人和女人，都是能在国际上达标的中国人。
我低声说：“他太油嘴滑舌了吧？怎么能把小商贩在集市上常讲的那句话引到这种场合呢？”
朋友不安地说：“批评你太敏感，你怎么更加敏感了？不过就是幽默嘛，营造点儿愉快气氛呀！”
又郑重地告诫我——你可一定要给我留点儿面子。千万别有什么太煞风景的失礼的言行。
我向他保证道：“我是那种不懂事的人吗？我什么时候也不至于做招人讨厌的事啊！”
主持人致辞后，有两位外国先生应请讲话。他们讲一句，我朋友替我悄悄翻译一句。
一位说：他对今天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先生和中国女士的印象都非常良好。尽管还没和在场的任何一位中国先生中国女士交谈，但已从各位的风度和气质感到了大家都是优秀的。他本人及他所代表的公司，极愿与优秀的中国人交朋友，建立友谊，也希望大家能相信他的话是诚实的，毫不虚伪的……
另一位说：他得出的印象和第一位是相同的。能看到这么多为外国公司服务的中国人都是风度好气质好很优秀的，他感到特别高兴。他说现今的世界，是一个处处竞争的世界。谁有实力，谁就理所当然地吸引人才。谁是人才，谁就必定愿意为有实力的经济集团服务……
两位外国嘉宾的话，也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还分别有两位“买办”女士上前与他们拥抱、贴颊。拥抱和贴颊都做得彬彬有礼，一点儿也不过分，更不轻佻。
但给我的感觉却是，仿佛参加的非一次“联谊会”，而是一次什么特殊“商品”评定现场会；仿佛获得了两位外国嘉宾的赞扬，就是获得了“名牌”的市场地位似的。
我一再在心里对自己说：你这个中国人不要太敏感了。你应该显出和每一位优秀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一样的心理满足与心情愉悦。外国人夸这么多中国人，你这个中国人也应感到几分自豪才对——却没法儿彻底消除我以上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别扭的感觉。
是的，正如我前面所言，他们和她们，也就是我的身为外国人的“买办”的男女同胞，的确皆风度翩翩，气质优雅。正因为如此，我的中国心当时才不免的有点儿失落——他们和她们，若非是服务于外国人的“买办”，而服务于中国各行各业，该不啻是中国的一大幸事吧？因为我知道，在全中国范围内，他们和她们只是一个小阶层啊！转而又一想，便嘲笑起自己的“理想主义”思维方式来。谁敢保证他们服务于中国，他们的上司肯定会比外国老板更善于发挥他们的能力和才干呢？他们的外国老板不会因为他们有能力有才干而嫉才妒能，他们的中国上司却说不定是个嫉才妒能之辈，压制得他们和她们不摆脱就永世不得翻身。而且从他们和她们的切身利益替之着想，又有多少中国的单位，能为三十多岁的中国女人、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买房子、配汽车，每个月发给他们和她们两三千美元呢？这么进而一想，就又觉得第二位外国人的话颇实在，颇有几分道理了。中国满足不了某些中国人的敬业条件，外国人能够满足之。他们和她们转而去为外国服务，又是多么的天经地义呢？不也意味着，外国人在帮助某些他们认为优秀的中国人先富起来么？这不也是挺好的事么？
于是我受气氛的影响，既来之，则安之，观念转变，情绪与共，也变得有些愉快起来了。朋友见我不严肃地板着面孔了，对我放心了，起身应酬去了。
接下来自助餐开始。中国人、外国人都端着碟子擎着酒杯，三三两两亲切交谈。也许因为有十几位外国人的缘故吧，中国的“买办”男士和“买办”女士不知怎么一来，早有默契似的，竟都说起了英语。不仅和外国人以英语交谈，相互之间也以英语交谈了。内地中国人已然如此，几位香港地区的人也只有放弃了实习国语普通话的机会。结果，我仅能偶尔听到一半句中国话了。
我一时间感到，仿佛置身于英语国家的某一次“沙龙”似的。
甚至感到，我在我的祖国，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场合，受着某种“种族歧视”似的。而那又主要是来自于我的同胞们。尽管他们和她们，绝对不是有意识的。
间或有人执起话筒唱歌，几位外国人用中国话唱中国歌，而中国男士和女士们则用英语唱。有的唱中国歌，也有的唱外国歌。外国人和中国人很快地熟悉起来，“联谊”起来，我唱你和，一曲同歌。使我这个半局外人觉得怪有意思的是，“老外”们倒偏偏都试图证明自己也很喜欢中国歌，并邀咱们中国的先生或女士们陪唱。也只有在那一情形之下，我才有幸听到咱们中国人唱中国歌。喜欢归喜欢，但“老外”们唱中国歌时，都显出几分腼腆，几分不自信。我看出他们是怕唱走了调，或发音不准，招人取笑。而咱们中国的先生和女士们，却偏偏用英语选唱外国歌曲。尽管也选唱中国歌曲，但眼瞪着中文字幕，仍用英语唱。
唱时，显出的是一种轻松和矜持相交杂的意味儿，表情中充满了自信，仿佛都试图通过能够发音准确而且流利地用英语唱歌，向大家，当然首先是向十几位外国人证明——自己不是对方以为的中国人似的。
我的朋友又来到了我身旁。
他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说感觉很好。说是我参加过的，气氛最亲和浪漫的一次联谊活动。忍了几忍没忍住，请教他告诉我——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既不但不用中国话交谈，也不用中国话唱歌？
他回答——因为他们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嘛！
都不是中国人？！……那……那他们是些什么……
我不禁“友邦惊诧”，认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朋友悄言——你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啊？他们中谁没有外国绿卡呀？有的还有两个国家的绿卡呢！所以，你不能将他们当纯粹的中国人看待，而应视为“准洋人”。何况，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早已打算加入外国国籍。有的仅仅因为持有绿卡的年限还未满，一旦年限到了，也就移民国外了。
我愣了片刻，嘟哝道：“那么我是参加了一次外国人和准外国人之间的联谊活动呀？”
他说：“那你以为呐！如果是一次一般的联谊活动，我干吗把你拖来？你别觉得上当了似的，这对你有益无害，起码又丰富了创作素材……”
我说：“倒是。这儿有吃的，有喝的，允许吸烟，还可以听人唱歌。
对我没什么损失。可……主持人在致辞中，不也是将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仍说成是中国人的么？现在你倒让我别拿他们和她们当纯粹的中国人看待，我一时逻辑上绕不过弯子罢了……”
“这个嘛，一句话向你解释不清……”
朋友扯了我一下，示意我随他到会场外去。
我们在走廊里的沙发上重新落座后，朋友吸着一支烟，注视着我，从西服内衣兜掏出一份证件递给我。
我没翻开看，看也白看，不识外文。
我意会地说——绿卡？
他点点头。
我问：“哪国的？”
他说：“这还用问啊？我替哪国的商人服务，就先取得哪国的绿卡呗。”
我又问：“那么我也不能把你当成纯粹的中国人了？而只能当成‘准洋人’了？”
他说：“对。比如你若打了我，就等于是打了一位‘准外国公民’。
尽管这在中国的法律上并没什么格外的意义。但意义在我的感觉中。”
他表情特郑重，比一本正经还一本正经。我笑了，一拳向他当胸捣去。
他用手掌搪住了我那一拳，严肃地说：“不许对‘准外国公民’无理取闹！”
我还给他绿卡，一针见血地说：“老弟，就你自己的话，也是前后矛盾的。‘准外国公民’那就证明还不是。既然还不是，你得意个什么劲儿？我看那绿卡使你变得有点儿像一个‘准中国人’了。”
他皱眉道：“你讽刺我？”
我说绝对没有讽刺他的意思，只不过有点儿搞不明白他了。
他深吸一大口烟，缓缓吐出一条烟蛇，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说：“你的感觉没错。我的话是有点儿前后矛盾。我承认你这一次没白敏感。其实我的心理，经常是分裂的、矛盾的。为外国人服务，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多么希望获得一份平等啊！尤其在我们拥有了绿卡之后，这一种希望获得平等的意识往往就更加强烈了。一个中国人，在没拥有外国国籍之前，在外国人面前的平等意识一般是以这么一种思想体现的——你是外国人怎么了？我是中国人怎么了？咱俩是平等的。这地球上，人人的尊严都是平等的。你小心别冒犯我这个中国人的尊严。对不对？”
我说：“对。”
他接着说：“可恰恰在我拥有了绿卡后，在外国人面前的想法变了。
变成这样的了——你是外国人。老子也快是外国人了！我明明已经拥有绿卡了，明明已经快是外国人了，你还不把我当一个‘准外国人’看待，你不是有点儿成心地跟我的绿卡带给我的另一种尊严过不去吗？不是有点儿成心歧视我么？难道我的绿卡带给我的另一种尊严，在你眼里心里就毫无意义么？毫无意义我干吗还煞费周折地拥有？这一种变，你能理解么？”
我说：“能。”
他继续说：“所以呢，越是在外国人面前，我们越会生出一种古怪的，但似乎也是必然的扭曲心理。那就是总想试图证明给外国人看——我英语发音比你这个外国人还准！我用英语唱歌比你唱得还好听！我用餐时握刀叉的姿势比你还优雅还西方化！我对西方的礼仪习俗比你了解得还多！一句话，我将是个比你这外国人还外国人的外国人！明白我这番话的意思么？”
我说：“明白。”
“但往往是在我们自认为比外国人还外国人的感觉正良好着的时候，现实趁机讽刺我们一下。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破坏了我们自己的良好感觉。比如我们之间正交谈着，冷不丁地自己或对方口中会蹦出一句：‘咱们中国人’如何如何。于是我们都意识到，不管我们拥有多少别的国家的绿卡，不管我们会说几种外国话，我们注定了还是中国人。
又比如我们正用英语与一位外国人交谈着，他虽然明知道我们快入外国籍了，却往往还是可能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而我们也会习惯地用‘我们中国人’怎样怎样来回答。这一问一答中，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便被我们自己所承认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谈到中国时像谈到外国一样，也根本不可能在谈到中国人时说‘他们中国人’。如果非较着劲儿那么说，首先厌恶我们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们常羡慕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泰国的华人后裔们。新加坡人就是新加坡人，你叫他们中国人，他们会不高兴的。同样，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人，你也必须尊重他们实际上的马来西亚籍和泰国国籍。不尊重这一点，也等于是有意无意地对一种常识的亵渎。我们那家外国公司的一位新招聘的女雇员，在介绍一位泰国商人时，自作聪明地将对方说成了‘华商某先生’，对方立刻予以纠正：‘不对，我是泰国商人。’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将对方介绍成‘华商某先生’。结果对方面呈愠色，郑重地说：‘小姐，我有必要提醒你明白，泰国的华裔商人，首先是泰国人，其次才是华裔。所以我不等于是什么华商。’结果她事后受到了我们外国老板的严厉训斥。我自己当年在办理出国签证时，遇到了一点儿手续上的小麻烦。我预先知道那使馆的外国官员中国话说得很地道，我是完全可以用中国话向他进行解释的。但我有意向他显示我的英语水平，而我当年的英语水平不高。结果惹得他用中国话冲我嚷了一句：‘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当时瞪着他愣住了。英语不会说了，仿佛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出国后，我下决心学好英语，唯恐自己以后用水平不高的英语和外国人对话时，哪位外国人又用中国话冲我嚷：‘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如今的我英语水平倒是很高了，也再没有外国人用中国话冲我嚷过：‘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可我就是找不到自己快是外国人的感觉，连‘华人后裔’的感觉也找不到。我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的潜意识，经常在我头脑之中作祟，好像一种胎迹，不是在皮肤上，而是在意识里……”
听了我朋友的几大番话，我觉得不但对他有些理解了，甚而开始有些同情了。
我问：“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希望被外国人当成彻底的外国人看待，这一点对你真的那么重要么？”
他默默吸两口烟，苦笑了一下之后说：“是的，是很重要啊！替外国人服务，拥有外国国籍，也就是和自己的外国老板一样的国籍，却似乎永远也不能被自己的老板当成同一国人看待，这种感觉总归是有点儿委屈的啊！中国人不把我们当中国人看待，我们倒无所谓，有时还巴不得那样呢！外国国籍使我们感到在自己的同胞面前身份较为优越。可若中国人不把我们当中国人看待了，外国人又同样不把我们当外国人看待，我们可算是什么了呢？当然，外国人也是尊敬某些中国人的，但尊敬的往往是在现代科技方面卓有建树的中国人，或者医学家、教育家、社会学者、历史学者，或极少数的艺术家。‘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当然也不敢公开地歧视中国人了，在他们的中国总部，他们对我们还算是比较客气的。但我们总感到，客气的背后，始终隐藏着某种根深蒂固的，居高临下的优越。而这对我们是一种无形的，心理方面的压迫。于是我们本能地企图抵御那一种无形的、柔软的心理压迫。由于它无形而且柔软，我们的抵御常常被反弹回来，击疼了我们自己。希望能尽快融入到和外国人一样的外国感觉中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一种想法，情理之中的想法。因为，我们中大多数人，将来是打算到外国去生活的。可恰恰是当我们主动地与外国人一样的外国感觉相融汇时，我们的希望和企图似乎被无可奈何地反弹了回来，如同被一张看不见的网挡了回来，如同被扣杀在自己场界内的死球。所以呢，我们之间常开玩笑，说谁若想真正获得那一份儿好感觉，单靠融是不行的，恐怕得硬‘插’。而插的办法，只有和外国人结婚。这种说法首先出自我们中某些女士之口。可我们这些人中的某些男士毫不留情地讽刺她们，说那也休想获得。说那是外国人‘插入’于你们，你们是被插体，被领略物。归根结底是外国男人获得了和中国男人一样的中国感觉。你们所获得的，仍只不过仅仅是女人的感觉。你别笑。这种比喻虽然太尖刻了，但是很说明症结之所在。女士们就反唇相讥，说那你们男士们就替我们争一口气，有能耐都讨一位西方老婆！那你们不就有‘插’入西方的感觉了么？说真的，我到现在还不结婚，不是在北京没有漂亮女孩儿可供选择。身边来来去去有的是！是因为我就打算娶一位西方老婆。我常这么想，又有外国国籍，又有外国老婆，看外国人还把不把我当外国人看待？”
我说：“那你就别再拖了，岁数不饶人，抓紧实现你的打算吧！”
他叹了口气，惆怅地说：“谈何容易啊！我已经不是英俊的中国小伙子了。在外国年轻姑娘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替外国人服务的中国较高级的‘打工仔’。她们喜欢的是中国的学者型的男人，艺术型的男人，甚至，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不是还有外国姑娘，下嫁给了中国农民么？但她们似乎都不太喜欢我们这种替她们外国人进行商业性服务的中国男人。因为她们觉得，外国男人中，像我们这样的多得是！既想嫁一个中国男人，为什么不嫁给一个较有特色的中国男人呢？在中国，我们不失为较有特色的中国男人，而且特色还分明得较为难得。但在外国姑娘眼里，我们则变得太寻常了，太无特色可言了。甚至恰恰反了过来，我们的特色，不但不能为我们增分，反而使我们身价大打折扣。所以呢，娶个外国姑娘是不敢奢望了。如果以后幸运的话，反赘一位较富有的外国寡妇也是不错的。”
他自我揶揄地笑了，一只手轻轻按了一下鬓角，朝对面的壁镜中望去。镜中的他，虽已不能算是年轻人，却相貌堂堂，对中年妇女，无论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肯定仍有征服的实力。
他又看着我问：“我有白头发了吧？”
我说：“有些，不多。”
“很明显？”
我说：“反正在这样的光线下，在我们之间这种距离内，一眼就能发现。”
“哎。你知道对焗发过敏的人，有没有什么不至于过敏的办法？我焗过一次发，过敏，脸肿得老大，两个星期后才消肿，不敢再焗了。”
我说：“我也焗过一次，也过敏，脸也肿得老大。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发明出什么防过敏的新焗发产品。”
他懊丧地问：“那像咱们这种焗发过敏的人，以后半辈子，就只能任头发渐渐地花白了？”
我说：“恐怕是的了。”
他叹了口气，自哀自怜地说：“可我还不到四十五岁啊！你不明白，在外国公司，替外国老板效劳，如果一个中国男人头发过早地花白了，那是很可怕的事儿。你的岁数明明不老，外国老板心里也会暗觉你老了。”
他那一时刻的表情，使我感到他多少有点儿自卑了。
我安慰他道：“老有老的优势。老也是一种资格，一种资本嘛！”
他又叹了口气说：“那是‘中国特色’。普遍的外国老板，还是喜欢年轻的下属。如果你显得比他还老，你在他面前，会使他感到心里别扭。如果你真的使他感到了别扭，你为他效劳的日子就不会太长了……”
我一时不知该再用什么话安慰他。
“而我的老板才三十八岁啊！而我的外汇还没积蓄到足以后顾无忧地到国外去定居的数目啊！”
我压低声音问：“你觉得，那数目究竟该多大你心里才踏实呢？”
他含糊其词地回答：“反正总得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吧？”
他的表情，不但懊丧，不但自卑，而且简直有点儿瞻念前程，心灰意冷了。他当时的模样，使我联想到了《红楼梦》中有关袭人的一段描写——袭人主动委身于宝玉之后，一日又向宝玉献殷勤，不料正逢宝玉生烦之际，朝她心窝蹬了一脚。从此袭人心窝就有了“永远的疼”，巴望着做“二房”的思想寄托因而凉却了许多，有时甚至陷于自暴自弃的独自苦闷之中……
我一时更不知该说什么了，也吸起烟来。
他却耐不住寂寞，又说：“他们中的男士们，年龄一近四十，心里都不免的有些惶惶然起来。年龄一超过四十，那一种惶惶然的感觉，尤其日渐咄咄逼人。好比中国那些个极端追求功名，而又退休之日在即，却功未成名未就的男人们的心态。只不过由于决定双方人生进程的法权主体不同，那一种惶惶然的感觉对于他们几乎超前了二十年。说他们中的女士们则就不太能体会到那一种咄咄逼人的心理压力了。因为他们中的女士们的年龄，比他们中的男士们的年龄平均要年轻十岁左右。又因为她们是女人，在考虑她们的将来时，大可不必像男人们一样，掺杂进太多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家庭经济责任感。她们只要将来能找到一位好夫君，她们似乎也就将所谓的人生幸福紧紧攥在自己手掌里了。”
我问：“她们择婿的标准是些什么条件呢？首先也是外国人么？”
他说：“那倒不一定。她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一心希望能嫁给一位较富有的外国先生的。”
我说：“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中国未婚女子的共同理想。”
他说：“因为她们有较多接近外国男人的时机，因为她们作为女人的自身条件都较优越，所以那理想对于她们并不虚幻缥缈，实现起来也不难。应该看成是自然而然的，非常现实的人生决策。而且她们大多数人的终身大事，最终也就是那么定局的。”
我说：“我还以为，她们择婿的目光，会优先落在你们身上呢！”
他连连摇头，彻底否定地说：“不，不，不，完全不是你所推测的那样。实际上，首先被她们排除在选择之外的，恰恰是我们这样的男人。因为她们也是‘代理人’，深知‘代理人’不过是些什么样的时代角色。所以她们也从不会将我们看得多么是人物。她们太了解我们这样的中国男人的人生步骤和心路了。而且自信，同样的人生步骤和归宿，她们实现起来比我们容易得多。”
我说：“你可又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啊？”
他说：“这会儿你就别讽刺我了。平日难得一见，既然有机会面对面坐在一起了，好好聊聊，好好聊聊……”
我看出，他是太需要可以推心置腹倾心相谈的时光和能认真听他诉说的朋友了。
我是他的朋友。
我暗想，这会儿我要充当一个表现良好的倾听对象。
“你也看得出来，她们都是些素质不俗，对男人有吸引力的女人。
而我们这些男人呢，若做她们的丈夫，也不至于多么辱没了她们。遗憾的是她们对我们几乎了如指掌，而我们对于她们又太无新鲜感了。爱情在这种情况之下缺少原动力。何况，她们差不多又都是些比较苛求新鲜感的女人。她们都有这一资本和资格嘛。而最主要的一点是，女人寻找丈夫，往往也是寻找一种稳定感，一种安全感。我们的心路，我们权衡婚姻二字的思想方法，使她们从根本上怀疑嫁给了我们，她们以后的人生会有什么稳定感和安全感可言。当然，我们之中，若谁已经积蓄下了二三百万美金，起码说也得一百万吧，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我们中还没有这样的男人。积蓄最多的，也不过就三四十万美金。三四十万美金是不足以买到她们所希望获得的那份儿稳定感和安全感的。尽管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已经算是小‘大款’了。同样，其实我们也不太会选择她们为妻。人贵有自知之明嘛！有一位她们那样的妻子，我们可能也将丧失掉了做丈夫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因为我们对她们的心路和愿望也了如指掌啊！即使她们已经成了我们的妻子，也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一位有钱的外国佬诱跑了。所以我们和她们之间，充其量只能做朋友，互为异性知己。对方一旦需要帮助，尽尽朋友的义务而已。甚至可以成为情人，今天这里，就有几对情人。关系很铁的情人，但情人就是情人，关系再铁也是情人。感情再专一也是情人。人嘛，感情需要嘛，生理需要嘛。而结婚可就是件不能不理性对待的事了。既然明知互不适合做丈夫做妻子，一时冲动结婚了夫妻关系也长久不了，又何必明知故犯呢？是不是？”
我点头说是。还说如果我是“代理人”中的一分子，不论是男的或是女的，想法大概会如出一辙。
随后问他：“那么，她们中那些并不打算嫁给外国人，也并不打算移居国外的女人，若选择一位中国丈夫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他说：“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最想嫁的是影视明星、导演、歌星、音乐制作人、体育明星、画家。”
我问：“书法家呢？”
他摇头说：“她们对书法家可不感兴趣。”
我问为什么？
他说具体为什么他也不清楚。因为没和她们讨论过值不值得嫁给书法家的问题。可能因为书法艺术太古老太无色彩可言了吧？说你是小说家，是研究人的。你应该比我对女性更有研究更有分析嘛！尤其中国当代女性，从传统礼教的束缚和“东方淑女”的规范中突围出来没多久，心胸里充满了对“走红”事物的向往和追求。世界的新鲜玩意儿和时髦现象目不暇接，又怎么会对书法情有独钟呢？
我又问：“作家呢？”
他注视了我片刻，抿嘴一笑，反问：“你真要得到我的回答？”
我说是的。
他慢条斯理地说：“实话告诉你，她们不看小说。这么说也许太绝对了点，那就说她们不太看小说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是些根本不看书的女人。她们中的大多数，在是高中生、大学生时，曾很喜欢看小说。但大学毕业以后，尤其正式成为‘代理人’以后，就与小说拜拜了。有时间的原因，也不完全是时间的原因。其实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有读书的好习惯。但她们中很少有人再读当代中国作家们写的小说了，连一般的外国小说也不读。她们认为读小说原本就该是初中生、高中生、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特权’，再加上市民阶层识字而比较有闲的女性，认为知识分子读小说实在是一种漫画现象。她们学历都较高，谁也不能否认她们是女知识分子。她们常读的是外国翻译过来的社会学著作。比如前几年在国内出版的《大趋势》什么的。也读传记，比如《里根传》《布什传》《雅科卡传》等。她们有空儿还喜欢翻阅英文报刊，就是不愿读当代中国作家们写的小说。偶尔哪一本小说引起争议，她们也会买了或借了翻翻。中国文学评论家们笔下口中最廉价的一个词儿是‘深刻’。而她们都认为她们从未读到过一本哪怕比较深刻的中国当代小说。她们中经常会这么问答：‘那一本小说你读了么？感觉怎样？’‘读了。不过是故作深刻的那一类。’于是另一位也就连翻都不会去翻一下了。我说得这么诚实，你不介意吧？”
我说我不介意。但心里毕竟不太自在。
“你不想听我讲讲她们对你的小说的评价么？”
我赶紧制止他：“别讲别讲。好坏我都不想知道。”
而他笑了（那一种笑中有恶作剧的成分），笑罢装出一副亲密无间的模样说：“友情为重，怎么着我也得向你透露一句呀！她们认为你可能患有先天性心理暴露症，而且有点儿碎嘴子。”
我脸不禁微微一红说：“你别往我身上扯，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他说：“好，不让你尴尬了。接着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据我看来，没有虚荣心的女人是最不真实的女人。她们希望能在国内选择够‘星’级的男人做丈夫，首先是虚荣心使然，其次是从将来的家庭经济基础考虑。目前国内的星们和音乐制作人、画家，是收入很高的人。她们的收入也不低，积蓄也可观。两相结合，或可永保在国内过一流水准的生活。你别笑。你笑话她们你就大错特错了。她们都是很理性的女人，比你这种男人理性多了。‘星’级的男人不是也分类么？她们并不幻想嫁给‘五星级’的男人，那样的男人全国不才有数的几个么？她们只想嫁给‘四星级’‘三星级’乃至‘二星级’的男人。当然，连星级都不沾边儿，她们也就认为犯不上嫁一回了。你刚才在里边发现一个穿绿旗袍的了么？”
我回忆了一下，点头说有印象。
他说：“她去年就与一名‘三星级’影视男演员热恋了一阵子。后来不欢而散。因为对方比她还现代，比她的性观念还开放，比她的婚姻约束意识还淡薄。她实在忍受不了对方和另外一些女人的暧昧关系……”
他还说：“她们中另外的女人们希望能嫁给外交官、科学家、学者、知名教授。她们的积蓄较前一种女同类们多一两倍。仅靠她们自己的积蓄，估计在中国过一辈子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似已不成问题。所以她们的择婿目光，是将男人们的社会地位放在第一位进行考虑的。有资格、有资本将经济因素推到第二位。在以后的年代，随着中国外交事务的频繁和活跃，中国外交官在国际上的地位将越来越高。做一位外交官夫人，中国外国两地生活，不是很美气么？做科学家夫人也不错，可以有机会经常伴夫出国讲学，进行学术交流。社会科学学者的夫人，比之外交官和科学家夫人的感觉次之。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但社会科学究竟与生产力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则就全世界都没有较统一较明确的说法了。哪一行与生产力没有直接关系，哪一行受尊敬的程度就有局限，全世界都这样。她们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嫁社会科学学者为妻是她们退而求其次的下策。但社会科学学者比自然科学家研究的领域更大众化一些，因而也较容易成为大众的思想启蒙偶像。一般来说，社会科学学者体察人心细致入微，如同自然科学家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她们这类女人有一大毛病，总希望别人经常对她们分析分析，仿佛这是别人重视她们的特殊方式。如果分析她们的别人又是男人，分析得又准确透彻，则她们就会对那个男人五体投地奉若神明起来。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家显然又逊于社会科学学者。所谓长短相抵，说白了，她们是些已经不太在乎男人挣多少钱，何时能分到公房的女人。她们用她们多年的积蓄，买的是一份儿做妻子的优越的好感觉。
今天到场的女人中，就有一位嫁给了某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副教授。自从做了妻子，动辄开口这么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取笑她快成她丈夫带的研究生了。她丈夫比她年轻七岁，才二十八，典型的儒雅学者小丈夫。她幸福得没边儿，整天夸她丈夫像儿子依恋母亲一样依恋她。事实上可能也是那样。你待会儿一眼就能发现她。哪个女人脸上的笑容最温情脉脉，哪个女人便是她无疑了……”
我说：“敢情她们要嫁的或已经嫁了的都非是普通的男人！”
他说：“你这话可就太没道理了。你是不是心里有点儿醋意啊！一个女人，论气质有气质，论容貌有容貌，论文化有文化，论钱，自己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诸等条件具备，干吗要找普通的男人做丈夫呢？她们有资格有资本，一句话，有特权拥有较上档次的东西，包括较上档次的丈夫！反过来，男人们不也是这样么？这是人类社会的不二大法！古今中外一向如此的啊！”
突然，“联谊”会场内传出了歌声：
天上有个太阳，
水中有个月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哪一个更圆，哪一个更亮……
是一部分男女用中文、一部分男女用英文的合唱——我编的电视剧《雪城》中的插曲。
他说：“这你就高兴了吧？”
我说：“我也没不高兴过啊！”
歌声刚一停，他将我扯入会场，向众人介绍。
十几位外国人，还有那几位香港人，一时都向我围拢过来，一只只手朝我递名片。接着，便是一个又一个问题。几位香港人倒没提什么问题，他们只是表达一种愿意交朋友的愿望而已，那愿望也差不多纯粹是礼节性的。提问题的皆是外国人。所问十之六七，与中国当代的文学并无关系，甚至与商事也不相干。尽管他们都是商界中的外国人，他们想知道的，无非是一位中国作家对中国现实所持的态度，及对中国之未来所具有的感觉。而我的男女同胞们，这时就有几位上前热情担任翻译，还有的鼓励我道：“你别有顾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们不是记者，绝不会把你的话捅到外国报纸上去，使你在国内受难。”
我并没什么顾虑，也知道无论我怎样回答，都只不过是哪说哪了，两相由之的事。但我来此并非是举行记者招待会的。
我内心里对那个地方的不适应感一时剧增。其“不可名状”的困惑，正如我那些绅男绅女般的同胞竭力想融入外国人的意识和感觉，却常常事与愿违无论如何也融入不了一样。我心不在焉地应付了几句，托词胃疼，不顾朋友不悦的脸色，匆匆摆脱而去。
回家路上，我想，那“联谊”活动的主角，或曰主体人士，在我看来，既不是我那些风度翩翩的男同胞，也不是我那些身姿绰约的女同胞，甚至不是那位妙语如珠，善于营造欢悦气氛的主持人，而是一二三位外国人，更确切地说是五位美国人、两位法国人、两位英国人、一位意大利人，以及另外两三位我没弄清他们国籍的外国人，但从肤色看，想必也是欧洲人无疑。他们一个个身材修长，蓝眼珠，面孔皆刮得干干净净；举止斯文，待人彬彬有礼而又落落大方。
被认为优等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中心事物，人也是这样。
我觉得“联谊”活动仿佛就是专为他们而举行的。对于我的女同胞们，活动分明带有“鹊桥”的色彩；对于我的男同胞们，则带有“今天我上镜”的意味儿。我的女同胞们皆出色地向贵宾们展示了自己的魅力；我的男同胞们抓住一切交谈机会，黏住他们用英语说起来就没完。
我猜他们可能都是在向对方们自荐商务代理方面的杰出才能吧？
会有几对儿跨国爱情故事遂人心愿地开始呢？
会有几位我的男性同胞有望“跳槽”到薪金更高的外国公司去，使他们的前任外国老板猝不及防地也被炒了一把“鱿鱼”呢？
我暗祝他们和她们都交好运的同时，不禁地也感激起我的朋友来。
我觉得两个小时并不算浪费，因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感性认识”。
此前，几十年间，东西南北中，屈指数来，我虽已接触过十几位中国“买办”式人物了，但却并不能算太了解他们，也从没产生过什么想要了解他们的念头，而我的朋友，使我有机会一览他们和她们的群体风采。此前我仅在南中国接触过两位女性“买办”式人物，而我的朋友使我有机会对两个加强班以上的她们实行了一次近距离“检阅”。在两个多小时内，我观察他们和她们如同观望一个偌大的鱼缸里的种种热带鱼。我的观察并不起源于什么阴暗心理，只不过带有点儿研究性质罢了，而这又只不过仅仅是由于职业的习惯使然。坦率讲，我起初对他们和她们颇有反感，但回家路上我的偏见逐渐地一一被自己修正，最终荡然无存。
从前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常在对与不对、正确与错误、可敬与可鄙之间较劲儿。非此即彼，于是世上之事被简单化地区别了；于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遭到了概念化的分类。人的合乎常理的功利主义，不但不被实事求是地承认，而且动辄遭到激烈的有时甚至是冷酷无情的口诛笔伐。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进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合理的功利选择的权利。
在“硬”道理方面，个人抉择、个人追求只要不违反国法，不危害社会公利，不损害他人私利，在“软”道理方面只要不玷污社会的普遍伦理原则；其实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的。
我尤其感激我的也是“买办”式人物的朋友面对我那一番番坦诚的自我剖白。
他使我明白，一个他们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种种个人得失方面的权衡，其实乃是几乎我们每个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扮演的不是他们或她们扮演的时代角色，我们不处在他们或她们的特殊境况中，我们不面临他们或她们所面临的矛盾，故我们从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宽大、不容忍他们或她们权衡得未免过分矫情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或她们，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
借用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来形容——在两个多小时内，我呼吸着他们或她们的呼吸，感觉着他们或她们的感觉，向往着他们或她们的向往，失落着他们或她们的失落。
人的阶层不一样，梦都不一样。
我自己也曾有一次机会可以摇身一变由作家而“买办”。
大约1992年，我陪几位著名作家回我的家乡哈尔滨参观冰雪节，与一批台商住在同一宾馆。同为嘉宾，一起活动的时候自然不少。在哈尔滨市政府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们几位作家和那一批台商又混坐在一起了。
席间，当时的一位北大荒知青出身的副市长举杯建议——在座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干一杯！于是呼啦啦擎杯站起了一大片。公安、工商、财政、内贸外贸、经委、计委、银行、新闻、区长、区委书记、市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各行各业的都有，而且都是操权握柄的正副头头。哈尔滨小于北京上海和天津，当年的下乡知青又不比那三座大城市少，而且几乎全是北大荒知青，因而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哈尔滨现象”的北大荒知青权力“阶层”。既都是“战友”，他们对我当然一致的亲爱有加。结果，招待会后，便有几位台商开始真诚地游说我做他们在哈尔滨市投资的代理人。另有几位不知为什么对谌容大姐格外信任，游说她做在北京投资的代理人之热情，丝毫也不亚于我。
动员攻势前后延续了一年之久。
他们许诺于我的权力是——投资项目由我代理他们考察后提出。投资规模和金额也由我代理他们做出可行性报告。决策一经议定，我便是他们委任的总经理之类的角色，起码不小于副总经理。至于我的薪水，当然好商量，股份方式可以，拿高佣金也可以。小汽车随之立即会有的，体面的办公室也不消说，因为不体面他们首先会感到掉价……
小汽车我所欲也。当总经理我也完全当得好。但接下来的职责，却也必得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地去承担了——相地皮、买地皮、监工建厂房、招工、引进设备、生产产品、广告宣传、推销、市场竞争谋略……这过程需得到上上下下的官员的厚爱和支持，哪一方哪一面协调不顺你就别想干成干好；这过程还要与形形色色的地头蛇打交道，不哄高兴他们你也休打算有安宁日子……
天啊，连想一想我的头皮都发麻。
那些日子我和谌容大姐常通电话——商议如何婉言拒绝才不至消极了台商们的投资热情并冷落了人家对我二人的好意……
最终我给人家回了一封感激信。信中说：“我的那些当年的知青战友，虽已身为大小官员，但只有在我是作家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关系才亲密如当年。而且我也只能在是作家的情况之下明白怎么和他们友好相处，一旦换一种身份，我就根本不懂得怎样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对我的亲密也肯定不如当年了。那么，势必造成你们的严重的经济损失。个中责任，本人实难承担。个中利害，本人实不敢涉足……”
于是才不了了之。
而据我所知，谌容大姐拒绝的过程似比我还艰苦，最后她只有干脆采取拖的战术……
我想，我二人都并不放弃了写作去当“全权代理”，不是认为那类角色不光彩，更不是由于鄙商的偏见作祟，而仅仅是由于，我们更热衷于写作。
我想，这也未尝不可认为是权衡之后的放弃。
我想，若我放弃的不是当“全权代理”的机遇，而是写作，似乎并不能就成为我“异化”了的证明。若论“异化”，其实我倒是常常感到写作对我的“异化”太深了。
在当“全权代理”和继续写作的选择之间，明显是不存在什么对或错的社会评判的区别的。事情仅仅关系到，对我们个人好还是不好？适合还是不适合？
对我们既是这样，我当然也应以同样的观念看待我的已是“买办”的朋友，并当然应以同样的观念看待他那些“买办”同仁。
在商和文学以及其他诸人生选择之间，无高下优劣之分。
商和文学对时代的不可或缺意义乃是相同的。不，此话差矣！文学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买办”亦不可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必然地也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买办”式人物。他们多到形成阶层的时候，也必然地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冲击。某一时期正面的影响和冲击明显一些；某一时期负面的影响和冲击多一些。
据我看来，“改革开放”的初期，正面的影响和冲击明显一些；鱼龙混杂，良莠参差的阶段，负面的影响和冲击多一些；大浪淘沙，沉舟侧畔的现阶段，正面的影响和冲击又明显起来了。
至于他们和她们那种种“买办”式的独特心态和权衡个人利弊时的独特的矛盾所反映出来的“买办”意识，倒是我们大可不必实行谴责和批判的。
他们只能有那样林林总总的意识。
否则，倒是令人费思量了。
中国当代的“买办”式人物们，好比是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的条件和温度之下孵化出来了，促孵的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兴未艾的作用，而带他们和她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和她们的外国“洋教头”。
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常受“恋窝情结”的纠缠，但所学既是洋式的飞翔本事，便都不免地很想成为一只“洋鸟”。
他们和她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激，所谓“师恩难忘”，但又总不免地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
他们和她们关注各自“代理国”的政治的、经济的晴雨表，比对中国的关注更密切。因为那是他们和她们经常动心移民去往的理想国。
他们和她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乃至民间艺术等，却比以前的兴趣大多了。他们和她们如是想：多了解一些总是有益的。说不定将来到了国外，能使自己更具有“中国特色”。既然没法儿彻底地西化，显著的“中国特色”也会帮自己在外国是一个“可爱的中国移民”啊！而这种想法，又恰恰证明了他们和她们心理上永远无法拼合的分裂。
在当代中国，他们和她们，最是一些“身在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男女。
他们和她们普遍的牢骚是——“代理人”越来越不好当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
“代理人”的特殊职权，越来越被他们和她们的洋老板们削弱。“全权”似乎已是往日的辉煌，似乎已成历史，而且不可再奢望。
“初期阶段”，洋老板们只指令他们和她们将事办成，方式方法是不太过问的。办成事的经费，也往往是承包性质的。而承包是他们和她们所乐于的。但是现在，“中国特色”的方式方法，不再是他们和她们以骄示人的专利了。“老外”们也比较谙熟并且运用自如了。这无疑使他们和她们“代理人”的“长项”受到了忽视甚至冷落。“承包”性质的“帮办”策略也不太愿被洋老板们采纳了。洋老板们的账算得是越来越精明了。他们和她们花老板的钱不那么大方了。个人从中所得几乎不可能了。
因而他们和她们其实也常有怀“旧”心理。大多数人总是怀念曾带给自己最多利益的“好日子”。
的确，中国当代“买办”们的“代理”职权是越来越小了。他们和她们的洋老板们，正一部分一部分地收回曾给予过的职权。中国商贸越来越与国际商贸接轨，其间的操作方式和关口程序，也就越来越规范化、透明化、法制化了。以前“代理人”们精通的路径，洋老板们已开始精通了。“代理人”们不精通的路径，洋老板们不但也早就精通，而且胸有成竹了。
以前是初来乍到的洋老板们不耻下问地虚心向他们和她们请教该怎么想怎么做。现在是“宾至如归”的洋老板们轻车熟路地发出指令——该这么想这么办！
倘他们和她们稍持疑义，洋老板们就会板起脸来——我懂。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而几乎也可以说，正是他们和她们，在最短的时期内，“言传身教”，“举一反三”，教会自己的洋老板们弄懂中国的“这一套”的。洋老板们，现在都从他们和她们任教的“速成班”毕业。他们和她们教得有水平。“洋学生”们学得既快又好。
这使人联想到老虎拜猫为师的寓言。猫没教老虎上树一招。所以老虎恃能欺师之时，猫便爬上树，居高临下俯瞰老虎的无奈。于是仍维护着自己的一份儿“师道尊严”。
但是他们和她们，却一招都没留。将“中国特色”的“这一套”，毫无隐瞒地尽数传授了。所以“老虎”不愿再当徒弟，开始恢复老板的本来面目时，他们和她们就只有忍气吞声了。
这又使人联想到中国的成语典故“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中国的市场如大森林，能容万鸟齐栖。所以洋老板们倒不至于弃了已用顺手的“弓”，更不至于“烹”他们和她们。
但，却越来越以对待“中方雇员”的方式对待他们和她们了。
依大多数中国人想来看来，“代理人”也罢，“中方雇员”也罢，似乎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而他们和她们的切身感受是——区别大了。“代理人”意味着受信赖，而若“全权”则意味着受宠。“中方雇员”么，只不过是受雇罢了。
个中苦涩，在他们和她们，实是一言难尽，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是的，中国当代“买办”者们，乃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一些人们的“走红”。现在，他们和她们的“星运”临终，今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好比某类“特殊津贴”，颁发过一次，却并不沿袭地一直颁发下去。受益的也就受益了，不受益的再无得到相同待遇的指望。即使对于受益的，那也不过是往事如烟了。
中国当代“买办”者阶层，故而是一个小小的阶层；一个时代夹页间速成的阶层；一个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时代页码夹扁了的阶层；一个“壮志未酬”然而已注定了不可能产生什么大作为的阶层；一个后继乏人的阶层。
在未来的时代，这个速成的小阶层只会萎缩，不会扩大。代之而起的，将是一批接一批的“中方雇员”。因为他们和她们不曾像“买办”那么受宠过，所以心理上并不觉得受雇有什么委屈。这反倒决定了他们和她们与洋老板们的关系单纯而又明了。
当年，亦即“改革开放”初年，外国企业或公司对于是否挺进中国极为小心谨慎，不似如今这般争先恐后长驱直入。当年的他们，往往是先派一二人来到中国考察一番。名曰“考察”，实则具有“侦察”意味。
心中无数，皆不敢贸然在中国挂牌。故他们当年所需的“代理人”，那真叫“全权代理”。连住哪一家宾馆饭店，订机票、租车代步之类琐事，都需“代理”包办。否则，怕受骗，或花冤枉钱。故当年的“代理”们，也往往仅一二人，还要兼着翻译，并且，平时是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的。大方点儿的外国老板，为他们在宾馆或饭店常年包一个房间；抠一点儿的，他们的“代理”就只得在家里接受越洋指示，每月享受一笔交通补贴而已。不似今天，名头大些的外企或外国公司，往往包租一整层写字楼，甚或半幢或一幢楼。从前与现在，不论外企、外国公司本身或它们的中国“代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境遇，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正可谓“秦时明月汉时关”，同是黄花各不同。
后来我曾在另一场合听一位外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他将字句稍一篡改，唱成了这样：“我们外国人，好比种子。中国的城市，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处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们结合起来。在中国人中间生根开花，在中国人中间生根开花。”
不错，许多外国的企业、公司，已在中国“生根开花”了。它们的许多“中国区”“北京区”“上海区”“南方区”的高管，也都成了中国通。能够坐到那么高位置上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多。一经坐稳，必是出类拔萃者无疑。而当年的先头兵式的“代理”们，十之七八已退出历史舞台了……
客观来说，他们当年不但对外企和外国公司有功，对于中国和许多中国人也是有功的。
他们是些最早用西方思维西方眼光看待自己国家的人，也是最早在本国感受“西风”的人。对于“西风”，他们身上最少偏激的民族主义过敏反应，而多了些当年的中国人不多有的客观的、现实主义的立场。
对于当年的中国，那是一种医治根深蒂固的“弱国病”的“民间偏方”。
“海龟派”们是后来从国外带回了种种有益于中国的新鲜思想的，而他们则先于“海龟派”们，在本土有意无意地传播了另半球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如果当年我们某些人曾或多或少在思想上被他们影响过，那么今天看来，那种影响大抵是不错的。起码，影响我们懂得包容了。
一个真正现代了的中国，若一门儿心思想从孔子那儿找到现代的国家思想，在我看来，是南辕北辙，是缘木求鱼。
一个真的希望现代化起来，而不仅仅满足于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的中国，依我想来，今天和当年一样，仍需很多别国的思想力的促进……
他们和她们，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越来越占有不可忽略不提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