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友电视剧导演李文岐，一直希望我能为他完成剧本《马永顺传》——我并非要趁此书再版之际为自己做一次广告，以我目前的身体情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写到此事，乃因联想到了另一件事——据我所知，有某国之中国问题专家撰文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关系“呈现撕裂状态，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大重要社会阶层，每有明显的互相嫌恶甚至敌视现象，而且每一方都同时反感另外两方……”
我不能不承认，这位某国中国问题专家，对于中国之社会关系状态是具有一定敏锐性的，绝非主观臆想。
但，他的结论，主要依据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涉及对于“文革”的看法，某些工人和某些知识分子，往往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并且确实的，也往往会表现得相互敌视。不论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此种现象近年频发。
2000年前后由农村中青年而变为新时代工人的人——他们是今日之中国工人的很大一部分，又据我所知，基本上并不跻身于那种“敌视”关系；他们很超脱。
二
某些人只不过是某些人，一部分终究是一部分——据此得出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两大关系已处于“撕裂”状态，所依据的又仅仅是对特定之历史时期与历史人物的分歧或对立观点——即使往往呈现得相当敌视，就社会学的结论而言，肯定是引证不充分的。
回到马永顺的话题，参与讨论将这一曾是历届全国劳模、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人物的事迹怎样编创为电视剧的，不仅有我和导演李文岐以及几位演员朋友，还有文化知识分子。
几位演员并非无戏可拍闲得慌了，实际上他们各有各的事，都很忙；而几位文化知识分子，他们是界外人士，都不巴望将来挂什么“策划”之名——都是因为在某一次朋友间的聚会时有人谈起了，产生了敬意，于是下一次讨论一约，受敬意的驱使，特别情愿地参与了。
故可以说——每一位参与讨论的人，其意识里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是敬意使然。
我是在春节期间，每晚睡前，断断续续地看完了《马永顺传》的；印刷极普通的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距今十八个年头了，21万字。
一位林业工人中的劳模的传，竟使我翻来覆去地看，联想了很多，很多……
三
20世纪，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既古老又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城镇人口仅有六七千万而已。
“文革”时期中国已有七亿五千万人口，城镇人口30%左右。那—时期的中国城镇，几乎皆破破烂烂，与大乡村的区别有限。
至2000年，中国已有人口十二亿九千余万，农村人口八亿，约占64%。
以上意味着，当卓别林的默片电影《摩登时代》中出现工厂里的流水线时，中国真正与机械车床“打交道”的工人群体还很少。
进而言之，1949年前后，在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两类知识分子中，出身于工人家庭者凤毛麟角。他们大抵出身于官宦、士绅、商贾市民与农家；出身于清贫农家者，亦远多于工人子弟。不仅知识分子群体如此，革命干部及领袖群体也如此。
而这又意味着，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阶级两大群体，缺少先天的、血缘上的联系。比之于科技知识分子，他们接触工人阶级的机会少之又少。
于是情形是这样的——当1949年前后的老、中、青三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谈及父兄以及家族亲情时，即使出身“红色”家庭的人，往往也多是谈的市民或农民。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再教育”，惯性上是将他们支配到农村去。
这使中国的近代文艺（主要指小说、戏剧和电影）中，工业题材的一向不多。我是文学青年时，仅读过《上海的早晨》和《铁水奔流》两部——大约是1949年以后仅有的两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电影和戏剧中能给当时的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工人形象几乎没有。电影《风暴》例外——那是讴歌1949年以前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牺牲的工运领袖林详谦的作品。然而这并不是由于文艺家成心疏远工人阶级造成的，而是由于工人阶级被戴上了“领导阶级”的桂冠，使文艺家们除了歌颂以外，委实不知该如何表现他们。
但这并没造成文艺根本忽略工人阶级之存在的情况——实际情况乃是，在诗歌、歌曲、曲艺、绘画（特别是宣传画）方面，至“文革”开始，歌颂工人阶级的作品是海量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工人阶级是“神圣的阶级”，这一不可动摇的地位被夯得很实。怎么会不那样呢？——一切发生在城市里的，标志着国家越来越向好的变化，全赖工人阶级的双手所创造。那些变化与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知识分子的主体生活在城市，他们看在眼中，对工人阶级的崇敬大抵是发自内心的。
情况又往往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文化型的还是科技型的，在农村面对农民时，良好的前提下，感觉是亲；反之，感觉是悲；而在工厂里面对工人时，良好的前提下，感觉是敬；反之，感觉是卑。一名知识分子如果被扣上某种罪名，并且自己也渐渐地认为自己有罪了，那么他在神圣的工人阶级面前的罪过感会远甚于在贫下中农面前的罪过感。而在“文革”十年中，工人阶级由于主要承担起对“走资派”“臭老九”以及其他“黑五类”的监督、改造的“特权”，社会地位变得空前优越。其优越与物质无关，完全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
那么，“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否由于一度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便留下了不可弥合的裂痕呢？以我对两方面的了解来看，并不是那样。我是工人之子，我的同学和知青战友的父辈多是工人，这使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色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认为中国工人之大多数，对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知识分子人士之间发生的不由自主的“不快”，是深以为憾的。而在知识分子一边，大抵也并不耿耿于怀。相比于中国工人阶级对于中国之繁荣富强所做出的种种贡献——那贡献堪称卓越与伟大——当年所受的一点儿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以为憾的工人是有的，缅怀往昔威严的工人也是有的——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耿耿于怀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是有的，胸怀大小自古不同。但两类人肯定都不占多数。
事实乃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革”之危害性的认识，反思，很大程度上曾是相当一致的。
四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工人阶级总体上的艰难时代开始了，以“艰难”二字来形容也未免轻描淡写，说苦难的时代并不为过。“下岗”之事如同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时代之来临，众多工人家庭以往亦须省吃俭用才过得下去的生活忽然过不下去了。在有些行业，出现了两代人多个家庭成员同时“下岗”的现象——一向是“领导阶级”的中国工人们从不曾想到过自己会面临那种厄运，社会地位方面的优越感一时间荡然无存了。
中国工业领域的“下岗”比美国的“大萧条”时代长久得多，—直持续到2000年，后遗症至今尚存。在2016年的“两会”期间，我的家乡黑龙江省有几万人“请愿”，所为正是与当年“下岗”有关的退休工资问题。
当年美国的胡佛总统和小罗斯福总统根本不必回答美国的失业工人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是领导阶级吗？”，而中国的领导人却难以回避这一问题。
对于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对于中国工人，心理落差之疼与“下岗”之痛同样锥心。
那时他们差不多集体地怀念起80年代以前的生活来。
这一种怀念从本质上分析其实与信仰什么主义没多大关系，只不过是两相对比之下自然而然的怀念。他们会因此说出种种气话，却只不过就是气话——听到了的人大可不必认真，他们总该有说气话的权力呀！
那一时期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以及妹夫和一个弟妹都下岗了。我的一个弟弟是返城知青，他“下岗”的妻子也是返城知青。我的绝大多数没上过大学的知青战友都“下岗”了，那一时期我的负担“压力山大”，我的老父亲老母亲也终日愁容满面。
那一时期我听到的说自于“下岗”工人之口的气话多多，但我一向只默默听着而已。
某次在极要好的知青战友们面前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说什么气话我都理解，就是请不要说还不如‘文革’那些年。”
立刻遭到了劈头盖脸的“围攻”。
“怎么，我们说的不是事实吗？”
“你如果还是我们一边的，就该替我们发声，而不是反过来教训我们。”
我争辩：“我是替你们发声了呀！”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
“我因唇亡齿寒才写了小说《钳工王》《母与女》，才写了社会时评《龙年一九八八》《九三断想》……”
我“下岗”的弟弟当时也在场。
他说：“那管屁用！”
我无言以对了。
那一年我已经当了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已经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了；已经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了；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了。
我的一个知青战友接着我弟弟的话说：“你二哥现在不但是个知识分子了，还是作家和教授了，是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了，当然不爱听咱们的话了！”
我本想告诉弟弟们——从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陷入水深火热那一年开始，中国作家们在发表尺度允许的半径内，用一篇篇小说持续地表达着不同角度的关注，以期引起政府的重视和体恤。那是我的同行们帮助中国工人阶级的方式，并且都想要突破限制，使帮助的作用起得更大。
“下岗”工人哪儿还有闲心看小说呢？所以他们不知道。
我本想告诉弟弟们——不论是在区人大还是在北京市和全国政协会上，呼吁各级政府更加关心“下岗”工人生存现状，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诉求，尤其要保证他们的子女的学业不因家长“下岗”受到严重影响，尽快解决“下岗”工人医药费的报销问题等强烈的焦虑的声音，多年以来一直是各级“两会”的重点讨论议题。怎样创造适合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工作岗位，出台怎样的政策有利于扶持“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提案，也一直在各类提案中占很大的比例。各级政府旨在改善“下岗”工人生存现状的调研，更是每年都以特别密集的步骤进行着。
政协系统如此，人大以及各民主党派系统亦如此。虽然它们的效果根本不可能是立竿见影、水到渴止的，但起码说明，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命运经历严峻考验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们相当一致地表现出了极其真挚的社会责任——方式不同，情怀不一。
只不过，这一事实，一向不大为中国工人阶级所知晓。即使在每年的“两会”期间，媒体也往往习惯地将其报道为“委员”之声、“代表”之声。
而我想说的是——那些“委员”也罢，“代表”也罢，其常态的社会身份大抵是文化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
在此书再版之前，写出这一事实，我认为大有必要。
五
让我们回到《马永顺传》这一话题。
马永顺，天津市宝坻区沟头村人。新中国成立以前，那里是很穷的地方。
1933年冬，娶不起媳妇的青年马永顺，被招工头所骗，成为长白山下由日本人所“开发”的一个林场的伐木工。当年的林场如同“林间地狱”，还不到一年，包括他在内的18个同村人，竟有10人先后悲惨地死去——求生的本能使他逃回了家乡。
在家乡也还是难以生存下去，不久他第二次“闯关东”，成了铁力林区的伐木工。这一次他坚持的时间很长，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年与他一起到东北林区谋生的另外17个同乡，到那一年先后都死了。
东北解放了，“闯关东”的人在林区以外也比较容易找到活儿干了，马永顺下决心永不再当伐木工，遂成为一家客栈的伙计，那时他已三十多岁。
中国的山林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正在筹建的铁力林务分局急需熟练的伐木工。马永顺在山林间已很有些名气，林务局劳动科的负责同志居然慕名找到了客栈，诚请他带头进山。由他带头，许多青年都愿跟随。各方面的盛情难却，马永顺于是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伐木工人，从此将一生献给了铁力林场，直至83岁逝世，葬于铁力林区。
他身材高大，具有很强壮的体能，曾创下一人相当于六人的年采伐量，在当年被视为奇迹。
他是个具有劳动智慧的人，对伐锯一再进行改造，为提高伐木效率做出了公认的贡献。
助人为乐，他与工友们相处实心实意，具有人格魅力和广泛的凝聚力。
成为新中国的伐木工人使他感到特别舒心、幸福，为国家多伐木使
他感到无上光荣。大森林对于他不再是“绿色地狱”，而是“第二家园”了。
这样的人，获得应得的荣誉自然而然。
于是他成为全省林业战线的标兵、成为全国第一代劳模，与冶金系统的全国劳模孟泰、石油系统的全国劳模王进喜成为齐名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典范，他们的事迹曾先后被写入中小学课本。马永顺于1951年2月入党。
他还成为1954年“中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成为“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慰问团”的团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十四次见到毛泽东，与毛泽东四次握手；被周恩来总理亲切约谈过；晚年赴莫斯科接受联合国颁发的“环保奖”……
马永顺退休之后依然荣誉不断——周恩来总理当年单独接见他时，曾希望他“不但要成为伐木的标兵，也要成为造林的模范”。后一种希望，在他退休之前是难以实现的，但却是他一直铭记不忘的。退休以后，他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便开始在林区植树——至少要栽种2万8000余棵树苗，那是他亲手伐倒的大树的数量。
他在逝世的前几年做到了。不是他以一个老年人的一己之力可以单独完成的，他全家七八口人都加入过他的团队。
他因而确实成为了植树的模范。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由衷地称赞过他。
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保持荣誉而一定要劳累不止。
但他的传记中写到的一件事使我相信，在他的思想境界中，有着比荣誉更重要的极其朴素的动力——任何一个国家的森林资源都是有限的，也是宝贵的；只伐不种，中国有一天将不得不成为木材引进国。
这话是当年一位在林区进行伐木技术指导的苏联专家对他说的。苏联专家看到中国伐木工人伐倒的树木留桩甚高，且对旁枝弃而不惜时还说：“你们中国人觉得自己国家的森林资源取之不尽吗？”
那话对马永顺具有很大的刺激性，引起过他深刻的省思。当年的中国，视各行各业的劳模为新中国成立的功臣，像战争年代尊敬战斗英雄那般尊敬他们。马永顺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提出要探家，会务组就安排专车送他回天津老家，并为他备了份厚礼。他不但在国内疗养胜地疗养过，还随团到苏联去疗养过。
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文革”。
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台宣读别人的稿子，对一位他很了解的林区领导进行批判——那当然是违心的，所以他在下台后喊了一句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
结果左右不讨好。
林区的造反派要选他为“总司令”，他为了摆脱纠缠，从林区“失踪”了多日。
林区“革委会”和伊村市“革委会”成立时，都将他选为了副主任——那也是他身不由己的事，但他只当了七天林区“革委会”的副主任，开了一次党委会，批了10立方米用于公建的木材；七天后他“打道回府”，决意不再把这副主任当下去，而是继续当伐木工人……
老一代林业系统的伐木工人因一件事一直感激他——在饥饿的年代，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建言：伐木工人的口粮不够吃，应该增加。居然很快就被采纳了，使伐木工人的定量由42斤增加到56斤。
当年他也目睹——那种“革命”怎么样破坏了生产，“走后门”的现象如何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20世纪80年代后，他的同样是林区工人的长子也失业了；他帮儿子开了一个小饭馆自谋生计，因不善经营不久就倒闭了……
他同样目睹——许许多多被“裁员”的林场工人的家庭没了收入，大人们不知所措，孩子们也没心思上学了……
我读《马永顺传》时，头脑中不断盘桓着同一个问题——如果我与他这样一位极其可敬的老劳模面对面促膝相谈，谈及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谈及对“文革”的看法，他会说些什么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将和我一样，都不会对“文革”给出任何正面看法，他当年以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一问题。
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他不会因为前三十年发生过“文革”以及其他在民间至今伤痕难忘的全国性运动，而对前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予以彻底否定。因为，那伤痕并不曾在他完全有资格代表一下的工人阶级身上；恰恰相反，前三十年的中国历史，记载着中国工人阶级沉甸甸的功绩与光荣。彻底否定之，功绩与光荣将无以附着。并且，不符合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观。而我，不但会充分理解他，也会虚心地表示同意。
若他对毛泽东表现出无限的敬仰和崇拜，我照样会以人之常情充分理解。
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历史，说到底是人类思想和经历感受的演变史，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记录。没有主观介入的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越能够摆脱主观感受的限制，才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首先应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其次应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却不应该也没必要一致为泛众化的要求。独立的个体的感受，不论领袖还是普通人，不能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便毫无意义，但参考价值显然甚微。而某一群体的感受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也必然是对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反映。在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感受，都是为数不少之人的感受，细加分析，都有益于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
故，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人生，才是有幸福可言的人生，我的第一反应已不再会是当即与之辩论，而会平静地说：“那么，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人生更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我也会理解他说：“我明白你的感受，那是不少人的经历。”
而若有人一心要为“文革”翻案，我则立刻会得出结论：其在“文革”中肯定是哪一类人。
依我想来，中国之绝大多数的老一代工人、农民、各行业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不会参与为“文革”翻案这种事的，他们有时所强烈表达的，只不过是曲意的变相地对现实利益的愿望。
真正企图为“文革”翻案者，乃极少数人。正因为是极少数，每每才要假多数之名。
而这是特别需要分清的。
六
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曾是知青而后来是工人的群体，也已全部退休了。
如今，“工人”二字已是与以往年代全然不同的概念——但是所处行业更加多种多样的工人，在中国仍是广泛受到尊敬的人。不管他们中哪一行业的代表人物，只要出现在会场上或节目现场的舞台上，仍会使人感到像解放军一样可亲可敬。特别是年轻工人，大抵还使人觉得可爱。中国的年轻工人们真是多才多艺啊，当他们身着各行各业的工装在电视中或网络上亮相并展现才艺时，总是能获得毫无水分的热烈的掌声，绝对不需要预先录制的喝彩。老一代中国工人的光荣，在那样的时刻，由社会各界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由衷地赠予了他们。
在中国，在那样的时刻，从社会阶层关系的深处，“劳工神圣”这四个字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印证。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明白，自己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皆赖他们的服务而少了烦恼。他们所获之敬意，已退尽政治色彩的铅华，完全是社会学范畴的应得了。
老一代工人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不是在岁月中归于虚无了，而是被他们演绎得如凤凰涅槃了。
以我的眼看来，倘不论家庭，而论亲情维度宽于小家庭的大家族——那么，十之四五的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的中国家族，概由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构成。若将在读的高校学子也算在内，比例会更大一些。
在中国，在每年春节，亲情融融的家族聚餐的座次中，务工的或求学的农家儿女的言谈，不但将工农关系拉近了，也将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拉近了。知识分子已不再是“臭老九”，而是每一个家族都希望产生，一旦产生遂引以为荣的“香饽饽”。近年来，在长辈们心目中，一个被社会所认可的知识分子儿女，似乎与一个当官的儿女相比并不逊色了，因为当官的风险大了。
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根系在新几代知识分子那里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工人之家或新工人之家开始批量产生新型知识分子——祖父为农，父辈为工。
于是中国一部分新一代知识分子与一部分新工人阶级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新型关系——2000年以前还是个别现象，以后将越来越是普遍现象。
这将是不再容易离间的。
更将是难以撕裂的。
读书真是一件好事，我感激曹锋、吴宝三两位作者所写的《马永顺传》。如果我没读到此书，大约不会有这篇杂感。
我感激马永顺这位已故的老劳模，字里行间的他的音容笑貌，使我一次次怀念起了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