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第1章，我对阅读这门科学能够帮助提高美国或其他国家民众的读写能力依然心存疑虑。一开始，我试图从实际出发，意识到这门科学的局限性以及它没有涵盖的许多因素也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深入研究了阅读科学的基本原理、教师教授儿童阅读的方式，以及教育体系的运作情况。在此之后，我发现阅读的科学理论对提高儿童读写能力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对这门科学所持有的不正确的态度使我们陷入了困境，但只要改变态度，我们就能够走出困境。科学理论虽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但它却比只关注到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些事实更加重要。我们并没有遵循阅读的基本科学理论，将其作为教育文化领域重要的理论来源，这对阅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我认为，基本科学理论的缺乏对整个教育领域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回顾教育这门学科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没有严格遵循科学理论的传统。1在美国，培养教师的教育学院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自20世纪早期教育学院作为致力于教师培训和探究教学法的师范学院的继承者出现以来，就没有得到过人们的重视。它们的出现只是为了缓解大学人才培养的压力，以便为公立学校培养更多的教师。商业、医学和法律都有各自专业的学院，教育管理者们也因此预见，在未来，教育也会有专门的学院。但是，无论是教育学院还是教育部门，它们生存的基础都受到了挑战。1923年，美国教育专员就曾表示：它们是在面临学术界的极度不信任和反对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2这些不信任和反对意见对美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教育以外学科的努力漠不关心。虽然一些理想主义者认为，学校有责任培养教师，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位优秀的化学教授，平日里忙于做实验和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如此一来，就完全没有时间或兴趣帮助教育工作者探究如何教授高中化学。教授们也缺乏研究教学方法的动力。在美国，基础教育教师是一个地位不高的职业。学术界认为，教学是教授已知的内容，而研究是扩大已知的内容，与后者相比，前者的价值显然要低得多，而教师教育的价值最低，这样做其实是十分不明智的。大学的组织机构设置也使得教育学院不能像其他专业学院一样健康有序地发展。3
第二个问题是，人们总认为好教师不用教。正如俗语说的那样：“好教师是天生的，不是教出来的。”教师除了需要掌握如数学、英语等学科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具备什么知识呢？了解教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方式（虽然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已了解了大部分的相关内容）？教学天赋或愿为教育献身的精神？丰富的教学经验？美国教育部前部长威廉·班内特（William Bennett）认为：“教师不仅需要掌握自己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性格好，还需具备和年轻人交流的兴趣和能力。”4
学术界关于教师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哈佛大学前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曾负责监督教育研究生院的创立，但他在1933年退休时告知哈佛大学监察委员会：“教育研究生院就像一只应该被淹死的小猫。”5洛厄尔的继任者詹姆斯·布莱恩特·康耐特（James Bryant Conant）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大多数科学、艺术领域的同事一样，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教教师如何教学生。”虽然哈佛大学一直开设着教育研究生院，但以上观点却导致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高校不定期地放弃对教育从业者的培养。有些大学虽然保留了培养教师的课程，却将其与高级研究院所分割开来。
现代教育学院的一些做法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观点。这些学院的负责人认为，教师不是教出来的，因为他们坚信能否成为一名好教师是由一个人的性格好坏和所接受的文化多少决定的。教育类的学位项目关注的是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教师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6所有必需的科学理论都能够通过借鉴该领域中的经典著作编纂出来，对科学实践和现代研究的掌握并不重要。
第三个问题是，人们总认为，与社会经济因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教学并不会对儿童产生多大的影响。1966年的《柯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是一个转折点。该报告强调，与教育相比，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同龄人特征对儿童生活产生的影响更大。如果真如报告里说的那样，“学校无关紧要”，那么对教育工作者的培养也就不重要了。虽然该报告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后来的研究也指出学校和教师质量具有重大的影响，但之前的观点依旧有影响力。7戴安娜·拉维奇认为，除了贫困这一因素的影响外，学校的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她这一观点的本意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维护，但这也许又印证了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影响教学的众多因素中，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只是冰山一角，并不是最重要的。
以上种种观点不仅破坏了教师培养项目，也深深地伤害了教师这份职业。如果未来的教师没有学习过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的相关知识，也没有很强的号召力，教师教育的学位又有什么价值呢？学生们也许会质疑，自己的学费是否花得值得。学校可能也会拒绝为获得这一证书的人支付额外费用。而在职学习的教师也只能拿到“在职学习”的薪水。“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项目用反证法证明了这样的推理。该项目给美国教师规定了标准：具有大学文凭，保证两年教学时间，参加过教育领域的新人训练营。我认为教师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才能胜任。但是这一点恰恰是人们所忽视的。
教师这个职业所面临的困境众所周知，学术界也对此争论了几十年。这种困境也一直是政府机构和教育基金会间断性发起的提高教师培养质量相关计划所考虑的重点问题。达娜·戈德斯坦（Dana Goldstein）2014年出版的著作《好老师，坏老师》（The Teacher Wars）中就大致展示了这个过程。教师培养再一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坦白地说，美国对教师的态度并不一致。我们希望优秀的人可以成为教师，却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措施鼓励这些人加入这个行业。我们希望教师能够向所有儿童讲授知识，其中包括由于外部因素的阻碍而没能够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我们希望这些教师即使没有接受过足够的培训，也能够自发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践。但从教育学院到学校体系，从各州和联邦政府机构到政策制定者，都未能创造有利的条件让教师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研究阅读的科学家，我专攻这门科学在阅读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科学理论帮助教师和学生。但是有关阅读的详细案例研究也说明了人们对美国基础教育的更广泛的关注。阅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学院的发展、教师职业和教育改革行动中讨论的热点话题。但是教育实践和科学理论间的脱节却一直没有成为讨论的重点，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阅读问题只是说明了二者之间的脱节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阅读是一个包含了大量与教学相关的现代研究的领域，在1910年的芝加哥、1925年的莫斯科、1960年的剑桥和马萨诸塞州，这些发现尚不为人所知。其中包括综合了广泛研究结果的理论，排除其他解释以及比较教学方法有效性的实验。研究表明，有关阅读和学习的理论有好有坏，不同的教学方法也会对学生学习进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教师抱怨教育学院强调过于抽象的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脱离实际课堂教学，使得他们还没准备好就匆忙走上教学岗位。8有些教育理论研究则只关注了心理学。
科学理论在教育实践中被扭曲，这表明在学术界内，各学科联系密切，并组成了研究团体，但是他们却和教育工作者划清了界限。所以，这些教育工作者缺乏评估教学质量的工具，例如他们无从知晓学生的阅读学习情况。由于缺乏评估工具，教师们就只能依靠个人经验或权威理念进行教学。但权威理念的可靠程度难以评估。还有一些教师选择在信息来源并不可靠的互联网上寻找教学方法，互联网专家打着剑桥的旗号，把虚假理论说得像真的一样。教师受到误导，与那些能够科学指导教学的理论研究失之交臂，而他们的学生则不得不承担这种行为带来的恶果。9
除了影响阅读，缺乏科学观念将祸及教育的很多方面。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提议，用以解决一个又一个教育问题。这些提议来源于教育和其他学科。10无论是政界人士、商界人士、学术型企业家还是家长，每个人都在教育问题上有自己的一套方案。然而现在教师们不具备评估教学质量的工具，11因此无法对这些提议的有效性进行验证，这使得教育长期陷入困境，极易受到鼓吹的各种论调的影响。
正确的科学观念会帮助我们抵制伪科学观念的侵袭。现在，人们厌恶阅读科学以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科学，就是因为早期相信了错误的伪科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一些激进的行为主义者的作品主要出现在《纽约客》的卡通主题版块，这群训练老鼠跑步的人，认为自己已经知晓了生物的学习方式。他们认为，无论是老鼠走迷宫，还是儿童学习一门语言，所有生物的行为都由奖惩手段决定。复杂行为往往是由多个简单行为构成的，适当时机发生的意外事件会增加发生复杂行为的概率。老鼠和鸽子的行为验证了这种学习法则。通过训练，老鼠和鸽子可以完成一些令人惊叹的任务，比如学会字母表中的字母。
教育工作者认为，如果将学习过程分解成一系列简单的学习步骤，并适当地强化学习行为，学生们就可以学到一部分内容。彼时，这种理念贯穿于整个课程设计。教学中使用教学工具，主要作用是刺激和强化学生学习。这样的教学方法在其有效性得到验证之前就已经得到应用。实际上，人们不能像控制老鼠一样，控制学生的行为，因为并非所有学生都适应这种教学方法。诺姆·乔姆斯基早在1959年就对行为主义进行了强烈批判，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这些批判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行为主义严重偏离科学，并导致了后教条主义综合征，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极度不信任的是心理学研究，而非之前专家学者的说辞。
如果社会形成了浓厚的科学文化氛围，人们就可以从内部评判现在的主流教育思想，其影响远远大于来自外部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逐渐走向衰落，跨学科的认知科学随之兴起，并逐渐走向科学前沿。弗兰克·史密斯和肯尼斯·古德曼在认知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有影响力的阅读学说。但他们不是唯一对阅读产生兴趣的认知科学家。早期，查尔斯·佩尔费蒂、玛丽莲·亚当斯和基思·斯坦诺维奇就经常反驳他们的理论。但是在教育领域，很少有人能用工具来衡量上述做法的证据和动机。
以上观念导致人们现在不愿意接受有关阅读的现代科学研究。但我所讨论的阅读科学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相关研究已经持续了30多年，许多实验室都对其进行了研究。由此产生的共识理论并非人们大肆宣传的观点，而是一些未经证实的观点，这些观点得到了一些学术大牛的大力支持。
浓厚的科学文化氛围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特定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为这些方法的实施奠定基础。这样一来，教育文化就会变得不那么狭隘，并能够和其他学科相互融合。充分利用科学和社会文化方法中的最佳要素，教育就会变得更加均衡。
教育和科学文化之间的脱节会带来危害吗？针对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很显然，我们急需消除教育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障碍。但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确定。现在，对教育从业者的培训急需深刻的变革，为此我们需要参考和借鉴以往的经验。
弗莱克斯纳报告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变革模式
医学教育的现代教学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在那之前，医生都是在小型的私立医学院接受教育的，这些医学院由学校的指导教师独立经营。这类学校的入学门槛很低，对学生的教育也十分简单。弗莱克斯纳报告改变了医学教育的状况。12这份报告主要由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撰写，作为一名教育家，他对美国的大学教育提出了批评。弗莱克斯纳在报告中记录了私立医学院糟糕透顶的教学方法，并提出了被人们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改革方案。弗莱克斯纳报告使医学院对医生的培训发生了质的改变。试问，教育也能发生同样深刻的变革吗？
医学教育的许多改变都和教育直接相关。弗莱克斯纳报告为医护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专业的教学模式。医学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学习学校的课程，还需要在专业培训师的指导下进行医学实践，这样才能确保他们掌握核心的医学知识。这种教学模式肯定了医疗科学理论的基础，以及科学方法作为特别证据来源的有效性。医学生入学标准得到了提高，同时医学生也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医学生的课程量随之增加。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学习临床医疗操作方法。
如果教师教育项目也能遵循医学教育变革的模式，教师质量就会大大提高。人们可以想见一种专业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掌握与教育相关的核心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包括认知发展心理学、语言学和神经科学。同时，课程应该强调为什么要遵循以及如何运用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能够解决哪些问题、需要用到的科学方法、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理论，以及存在争议、有待解决的问题。13如果教师拥有基本的背景知识，他们就可以有效评估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学技术、研究发现和所谓的“专家”论断。
未来的教师应该通晓教育和科学两方面的知识，就像双语使用者能够在两种语言之间自如地切换一样。如果设置科学家可以和教师一起授课的课程，就可以实现科学和教育更好地融合。同样，通过这种方式，教育的社会、文化和动机方面也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课程学习应该与更多的实践和教师指导相结合，而不是像目前的情况这样。教师培养需要体现出这份职业的重要性，而不是贬低它的价值。
建立这样的教学模式面临着实践操作上的挑战，但是并非无法克服。现在许多大学已经为学生提供了很多的相关课程。只要稍加调整，这些课程就可以用于教师培养。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打破教育学院内部的障碍，在教育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教师都被安排在教育心理学部门。而如今，互联网可以实现一切信息的记录、储存和分享。
但是，思想和制度上的阻碍还是极其难以克服的。1916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14私立医学院遵循商业运行模式，学校间的指导思想也并不统一。一旦在大学和慈善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优秀的培训项目得以制定和实施，那么原来的模式就难免走向崩塌。但目前教师教育的处境与之并不相同。现代教育学院根基牢固、资金充足，并且得到多方面的信任和支持，其中包括教育出版公司和科技公司等企业以及慈善组织和政府机构等。此外，将科学态度和科学主题融入一种并不重视它们的教育文化中，就好比请一位通晓全部语言的教师去完成语音教学任务。
人们曾经也尝试过进行教育改革，也受到了一些阻挠。教育改革家们总是怀有强烈的愿望，希望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从事教师这份工作，我所描述的教育项目就完全可以服务于这个目的。但问题是，即使有人建立起了这些项目，高素质人才是否愿意从事教师这份工作？与那些更具挑战性或更耗时的途径相比，传统的或其他的获取证书的途径可能更受欢迎。在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时，那些接受了严格的课程学习的毕业生，也许并不会更具竞争力。
最后，教师的工作已经发生了改变，以前的模式可能也不再有效。高风险测试的要求压缩了教师的创造空间，也限制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基于学生的学习成绩来对教师的教学成效进行量化考核，这一点也让更多人不愿意涉足或继续从事教师这份工作。在美国的几个州，教师被妖魔化为从事“兼职”工作、纳税人需要为其支付养老金和福利的公职人员，并且教师的集体谈判权也被取消。15
我无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提供一些可能的发展方向也许有助于激发研究和讨论，还有可能激发一些新的想法。接下来，我将叙述这些可能的发展方向。
内部改革
教育学院可以参照弗莱克斯纳报告中提及的医学教育改革来实施内部改革。这就需要从本质上改变教育文化，而这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主流类型的学院发展得越来越好，其文化已经根深蒂固，而激励机制更倾向于渐进式的改变。这些转变可能会在那些不太知名的学院实现，因为它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生源竞争，无须面对保持排名的压力。
新型教师培养学校——师范学校
新的跨学科项目可以取代教育学院，肩负起培养专业教师的责任，这些项目包含教育、科学、人文和计算机科学等专业，它们组成了现代的师范学校。教师职业培训学校和地区公立学校联系紧密。这样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师就可以在指导学生实践的同时，持续提供在职教师培训；将科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动员教师和其他教职人员，并为他们提供回报。
作为一个自信的乐观主义者，我认为这类项目在为数不多的“实验学校”还是行得通的。与过去相比，如今可以相对容易地吸引足够多对教育事业有浓厚兴趣的来自其他专业的人才。我十分欣慰地看到，有众多来自心理学、语言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投身到教育事业中。教育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融合形成了新的领域。16阅读是发展最为先进的领域，但是数学和写作是沿着相同的道路发展前进的，而学习、注意力和动机的发展也是如此。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很有趣（例如，数学知识的起源和种类是什么？），但同时也与在课堂环境中学习的传统学科知识紧密相关。例如，为什么人们觉得分数知识特别难掌握？数学概念的教学与解决问题的步骤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最佳的平衡点？阅读和语言技能是否会影响数学学习、应用题解答和对数学能力的评估？有关人类记忆的相关研究是通过以下这些方面来实现的，包括学生如何获取、记忆和遗忘新信息，以及如何通过课程设置来促进学习、记忆和“融会贯通”，即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新问题和新情况。动机是心理学领域一个古老的话题17，但现在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在学校环境中学习动机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了一些能够提高某些方面表现的简单技巧。与过去相比，这门科学与课堂之间只有一到两个学位的差距，而不是五六个学位。
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会发现这个提议既不可行又具有缺陷的原因，所以我不打算把它们都列出来。说到这里，我想，在众多因素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我不得不提一下的：第一，在过去的改革中曾经尝试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但因为没有取得成功所以放弃了；第二，这样的项目只能惠及数百万教师中的一小部分；第三，在高风险测试盛行的时代，尽管有一些学校可能会放宽对此类项目的限制，但是大多数学校不会冒险安排教师占用课堂时间开展此类活动。
现实中，没有哪个大学的管理机构或慈善组织能创造出一个新的教育项目，使之不受传统教育学院的束缚。这个成功的教育项目会吸引原本无意进入这一行业的优秀人才，会提供智力上具有挑战性的课程。18这类课程会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其中包括在教师指导和监督下的学生实践。该项目将促进教师更加专注于教学，因为他们的准备更加充足、需要接受的职业培训更少了。同时，学生的负担也减轻了，也许这会引发新一轮的多米诺效应。
改变课程设置
教师教育改革是一项遥不可及的工程。我们也许无力改变教师培养模式，却能改变教师所接受的有关阅读教学的知识。化学教师肯定要了解化学知识，数学教师也需要掌握数学知识，那么讲授阅读的教师需要掌握哪些核心知识呢？是理解和分析具有挑战性的文本的基本技巧吗？现代社会强调学术文本阅读能力，而忽视了基础阅读技能的培养。文本阅读能力是初学者的文学课程学习的基础，他们到了高中或大学才开始文学课程的学习。但阅读教学的主题不是培养学生的文学或文本分析能力，而是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科学。我每年都会把本书的内容教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大学生。只要在儿童发展、心理学和语言生物学的课程中增加这些相应的内容，未来的教师就能牢固地掌握这方面的知识。19
改变教师上岗的要求
教师资格证和教师资格考试可以确保持证的教师掌握基础的知识和概念。如果考试要求中规定了这些内容，教师就必须要掌握音素、音节、字母原则、口语在阅读学习中的作用、发展性阅读、语言和学习障碍以及双语现象等知识。无论是教育学院、营利性学校、互联网公司还是软件开发商，市场一定会对这些需求做出反应。
人们正在不断优化这些考试。许多州的教师资格考试都对教师的阅读和语言能力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马萨诸塞州的教师资格考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20下面是基础阅读考试中的一个题目：
1．小学高年级学生对成对的单词进行学习讨论，并接受测试，例如compete（竞争）和competition（比赛）、inflame（发炎）和inflammation（炎症）、magic（魔术）和magician（魔术师）。这类单词能够帮助学生提高阅读水平，因为它们能提高学生以下哪个方面的意识：
A．字母除常规读音外，还有其他读音。
B．音节可以帮助学生推测陌生单词的意思。
C．单词的拼写暗示着它的读音和含义。
D．有些音素由多个字母组合而成。
大家是否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再给大家列举一个阅读资格证书的考试题目：
2．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可以熟练阅读。在学生进入高年级，并开始阅读内容更加复杂的文本之后，他最可能发生以下哪种变化？
A．阅读不同类型文本的速度将趋向一致。
B．阅读词汇量超过口语词汇量。
C．个人阅读偏好将从小说类转为非小说类文本。
D．兴趣从口语活动转向书面语活动。
第一题的答案是C，第二题的答案是B。马萨诸塞州的教师资格考试还有其他样题。这些题都不简单，但我相信大家都能给出正确答案。
市面上已经出现了教师资格证考试的辅导资料，大学和营利性培训机构开办了专门的辅导班。马萨诸塞州的教师资格考试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但即使是这样的考试，也不能保证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些概念十分重要。如果参加考试的考生在受教育的阶段没有学习过这些内容，那么考试仅仅是成为教师前必须迈过的一道坎而已，考试辅导班也只是为了帮助学员通过考试，而不是让他们真正掌握一些东西。
严格的资格证考试确实可以避免未来的教师在基础知识方面出现漏洞，但它并不是一个足以使教师教育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有效机制。首先，通过考试是成为教师的硬性指标。人们学习这些知识只是为了通过考试。其次，过去的历史表明，提高教师资格考试的标准，会导致人们选择其他途径来取得证书，从而出现不用通过考试也能成为教师的情况。这样做除了规避考试，也许仅仅是因为各州为了保证足够的教师数量而无视考试结果。21最后，为了应对各方利益集团的压力，教师资格考试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我十分支持数学和阅读测试遵循马萨诸塞州的教师资格考试模式，采取智能化的资格考试方法，但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并不是实现系统性变革的可行途径。
关于阅读教育，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
政策、实践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变革可能会更快地得以实施。下面我列举了一些变革，有些与我所讨论的研究相关，有些出于一些不相关的原因正在进行。有些很容易得到认可，但是有些在引起人们注意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阅读依旧至关重要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始终坚信阅读传统的文本，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都是十分重要的。相关研究表明，熟练阅读者能够获得诸多益处，例如在医疗、教育、政界或商界中成为佼佼者。因此，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阅读技能的获得带来不必要干扰的条件和做法上。
但是，正如我曾指出的，教育家们更加相信读写能力存在很多种形式。人们认为传统阅读十分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却并不一定会高于其他交流方式。与其推测阅读会在未来变得不重要，或从事相关研究，以证明阅读差距存在的合理性或将阅读的衰退视为自我应验的预言，阅读教育工作者更应该专注于教授学生学习阅读上。
职业必备条件：语言学10122
语言学导论课程应该成为教育学的一项长期要求。教育工作者需要知道语言的基本原理。基础的语言学导论课程包括我反复提到的一些概念：形态学、语音、句法和语义；口语、手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关系；语言是如何习得的以及语言障碍的本质；语言是否会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等等。这些概念还解决了有关语言、文化和个人差异的问题，这些是教育学院最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教学的根本内容。
辅助软件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计算机技术会使教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当下的教育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出现，一是由于教育软件产业的蓬勃发展，二是由于当代文化已经融入了学生可以通过屏幕学习的理念。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例如，在阅读领域，卡罗尔·康纳（Carol Connor）和他的同事基于我在书中讨论的阅读科学，开发了适应性学习软件。23课程的内容取决于学生目前的水平。这类软件似乎有可能迅速得到改进，因为它结合了统计学习法，可以优化每个时间段学习的内容。大量的风险投资和人力资本正涌入教育游戏的制作中，这些游戏包含了许多人所关注的《使命召唤》（Call of Duty）或《动物之森》（Animal Grossing）等游戏的特点。一些教育理论家认为，未来这些游戏将走入课程中。24这些游戏进入市场后，我们就要检验其有效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大脑训练”软件曾被炒得很热，但经过系统的评估后，我们发现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检验与评估十分重要。25
如果教育软件能让教师专注于重要的内容，那这种软件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都将是一个福音。假设教师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教给学生必要的技能或知识，假设教师没有时间回答学生们提出的不同问题，假设只有一部分学生需要额外的辅导，假设直接的指导和实践的结合是学习某项技能的最佳方法，在适当的条件下，该软件可以作为教学活动的有效补充，提升学习环境的丰富性。教师可以专注于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例如，运用一种创新的教学方式，教会学生难懂的概念；看着学生的眼睛并说道：“真是个好主意！快和我说说这个点子。”教师的一些举动可以改变学生的生活，但这并不包括纠正他们的拼写错误。它取决于所讨论的技能或内容、课堂上讲授的知识和教育类软件的质量。但如果教师可以被免除一些能通过其他方式处理的责任，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
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教育类软件，例如，这项突破性的科技削弱了教师的作用。霍顿·米夫林哈考特（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和培生教育（Pearson Education）等大型教育出版和数字科技公司推出了多种教育类软件，它们的产品主要指导学生阅读、语言学习以及其他学科的内容。这类软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教育的理念，把教育哲学变成软件设计研究，把教师培训变得可有可无。教育技术隐藏着巨大的商机。2015年，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斥资5.75亿美元，从学乐教育集团（Scholastic）收购了Read 180软件。26学乐教育集团开发的这款教育类软件关注从四年级到十二年级的阅读困难学生。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表示：“Read 180这款软件为教师提供了综合性的配套项目，包括课程设置、教学指导、教师职业发展规划等。同时，这款软件还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且严格的有关考大学、求职和其他方面的指导。”这款软件的研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其研发严格遵循相关科学的基本原理。该软件使用范围广泛，并已被收录于有效教学策略资料中心。2015年，这款软件发布了面向学前班到小学二年级学生的系统IRead，同时具有iPad版本。这一系统提供了一系列相应的程序来辅助学生学习。
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和相关研究都表明，Read 180软件降低了对教师教学专业知识的要求。在教师教学的过程中，无论是实施大组阅读活动，还是实施人数较少的小组活动，Read 180都可以作为教师的教学材料。这款软件可以处理许多复杂的教学任务。它最初是为阅读困难的学生设计的，但其他学生也可以使用。有关Read 180软件有效性的评估数据正在不断累积。它的效果可能无法与一位优秀教师相媲美，却比那些缺乏专业训练、没有教学经验和技巧的教师好很多。它将提升教师职前培养的效果。如果软件能够解决教学方面的挑战，那么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教师教育都可以继续关注社会公平和文化多样性问题，以及儿童的社会和情感发展。
撇开对该系统有效性的公开质疑不谈，成本是一个主要问题。与其他类似的系统一样，Read 180并不是一个廉价的系统。费用包括许可证、硬件、支撑材料、技术支持人员、教师和员工培训以及其他费用。在教学成果较差的小学里，为每个学生都提供一个Read 180许可证，再加上配备的硬件和人员，可能会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但是，它的花费却十分高昂。因此，只有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的学校才能使用这款软件。无形之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又被放大了。这一事实与强调教育是社会变革的工具和教育机会平等的重要性背道而驰。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开发替代方案可能是缓解这种情况的一种方法。
“包括课程设置、教学指导、教师职业发展规划等在内的综合性配套项目”的构想，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吸引优秀人才进入该行业的目标相悖。如果该产品提供了大部分解决方案，教师就变成了可替代的非专业人员。现在已经有公司提供有偿的Read 180软件使用培训。
虽然教师短期内不会走上专业人员的道路，但对于有些年级和学科来说，将教师视为高技能专业人员的想法是合理的。
对补充辅助教育系统依赖性增强
只有家境殷实的学生才可以选择在具有商业性质的学习中心、阅读专家和辅导教师那里补课。在学生成绩优异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补充辅助教育已经发展成为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尽管这是为了满足额外教育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弥补学校数量的不足。如果补充辅助教育可以填补学校教育的缺失，那么学校就不需要改变。而反对这种形式的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公立学校应该承担基础教育义务；（2）这种补充辅助教育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因为公共教育要在资源分配不均的基础上取得成功。
为了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教育应该像可汗学院（Khan Academy）一样，提供免费、高质量的在线学习资源，虽然前提是人们能够使用硬件设备和互联网。这种解决方案也排除了师生间和学生间不可替代的互动。
外包教师教育
教师可以通过非传统方式学习职业知识。现在教师教育改革的提案主要强调培养在职教师的职业能力。27如果资金充足，学区（school districts）(20)就可以和资助者签订合同，接管教师培训任务。这就是教师恢复计划。这项计划耗资巨大。对于已经掌握专业知识的教师来说，这项计划并不必要。但这项计划确实有效，它为非教育专业的学生进入教育行业提供了一条道路。在这项计划中，教师培训无须再由学生买单，而是转由纳税人负责。
也许未来会有这种可能，运营特许学校网络的公司和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将独自承担起培训教师的责任。例如，KIPP公司(21)运营着大型特许学校网络，并依据自身的教学模式培训教师。当然，这种教师培训方式的效果仍有待考察，但是它可以减少对传统教育学院的依赖。教育公司和其他类型的公司会根据学员需求，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做的培训项目，学员不用出门，在家里就能接受培训。KIPP公司提出的“没有借口”的教育模式存在争议，在这种模式下，教师离职率持续走高。28私立学校的教师受教育水平更高，监管更完善，也会获得更多的支持，是不是这样的教师教学效果会更好？激烈的岗位竞争也许能让传统教育项目不再洋洋得意。
充实语言、提高语言质量并提供低成本、高收益的辅导
很多儿童在开始上学时，语言水平不够，也没有准备好阅读。这两点给儿童带来的影响很快产生滚雪球效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说非主流方言的儿童和学习英语的儿童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学龄前儿童强化语言项目致力于拓展儿童的英语知识，这个项目可以有效提升学龄前儿童的语言水平，从而缩小差距。学前班教师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所说的语言均不同。他们的对话语言成为儿童语言学习的大数据，影响着儿童的语码切换、互动方式和互动习惯。
学区的当务之急就是为阅读困难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指导。明尼苏达阅读团（Minnesota Reading Corps）便是这方面的楷模。29正如它的网站上所写的：“（明尼苏达阅读团）为阅读困难的学生提供个性化、数据驱动的指导，一对一的关注，训练有素的教师，以及长期、持续、高质量的教学指导，促进学生学习进步。”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是一个半政府性质的项目，它动员美国民众参与到社区服务当中，明尼苏达阅读团便是该项目中的一部分。30这个项目富有成效，十分成功。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学校和辅助项目能否招聘到训练有素、具备职业技能的教师。我有一个特别的提案：赋予“为美国而教”项目新的含义。
“为美国而教”的招聘和培训模式并不足以完成既定的使命，将教师送往低收入地区的学校。这个项目的新教师训练营所提供的培训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所以在知道它的本质和学习体验后，申请加入这个项目的人越来越少。31然而，如果该项目的目标是为学前教育项目和K-1的班级培养教师，或者培养负责阅读、数学或语言教学方面的指导教师，那么它所提供的教学模式可能会非常有效。“为美国而教”项目的新成员可以与更有经验的人员一起工作，更好地满足这类项目的需求。他们可以拓展儿童接触的语言、认知和文化经验的范围，同时提高儿童与工作人员的比例。他们可能会组成美国阅读和语言团。
对“为美国而教”项目的重新定义将保留它原来的优点，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投身到教育事业，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地区的教育事业中。“为美国而教”项目的参与者将继续致力于缩小公立学校学生间成绩和学习机会的差距。加入该项目的新成员只需要经过短期、高强度的培训就可以胜任自己的工作。他们需要完成的是那些急需的、有回报的、特定的工作。这些工作不需要丰富的管理课堂的技能和经验。这将消除人们对当前“为美国而教”项目准备不足的担忧。“为美国而教”项目将不再作为投身教育行业的一种选择，这是该项目的一个方面，该项目成功与否尚不清楚。如果这个项目能为学员带来良好的体验，将会有更多人受到激励，选择成为教师。
为什么会有关于阅读的科学理论
回顾这段历史，我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决定如何教学生阅读真的那么困难吗？我想你可能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好像是说，想清楚了再继续吧，伙计们。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家的专业知识看起来具有互补性。他们对学生有着相同的目标，他们都希望学生能学会阅读，但大家应该关注事实，保持理性的头脑，从而做出最好的决定。至今，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应该采取什么办法仍看法不一。我在本书中详细讲述了科学理论，分析冲突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我一直在想教育体系具有多大的可塑性，即有多大的改变空间。
这有助于审视教育领域所发生的事情。以阅读为例，这种群体两极分化在枪支管制、气候变化和生育权等问题上也出现过，事实上，在美国政治中也是如此。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显示了有共同利益的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加强共同的信念，巩固群体认同感和一致性的。即使有证据表明，群体的信念与基本信念相悖，群体成员也不会打破对彼此的信任，与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达成共识。相反，他们会强化现有的观点，或将其转向更极端的立场，例如减税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32正如记者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所指出的：“目前的证据表明，在美国现有的税率水平下，这是行不通的。降低税率只会导致税收下降……这个观点（较低的税率能产生较高的税收）已被反复核实和驳斥，但一旦某件事成为政治信条，就很难被推翻。”33接着，索罗维基提到了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和杰森·赖夫勒（Jason Reifler）的研究。34他们的研究表明，尝试对错误的观点进行纠正反而让人们更加相信它。
这就是阅读。
阅读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人们曾经想纠正关于阅读的错误观点，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群组成员能够大规模共享信息并提供反馈。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关于阅读的观点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当时，和现在一样，教师之间还是通过传统的方式交换信息：参加工作坊和会议、加入地区教育协会和全国阅读协会、订购简报和其他专业期刊等。有些教育工作者在互联网刚问世时就加入了使用者的行列。虽然网络浏览器还未出现，但我们已经可以使用现有社交媒体的前身，也就是兴趣小组和电子公告板。35与兴趣相投的人分享经历不是一件难事，但能够轻易地与相隔很远的人进行互动，已经非常令人兴奋了。
与此同时，古德曼等先驱者开始鼓励教师掌控课堂，因为他们和学生的接触最多，也最了解课堂教学。教育理论家可能正在探究未来的教育模式，实验室科学家可能正在收集反应时间，但教师们正在教学。通过在“实践社区”分享信息，他们能够共同制定解决方案。他们还能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利用互联网对像2001年通过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这样的方案进行更新。
阅读的教学方式就贯彻着建构主义哲学。发现学习和卓越知识的社会建构，再加上一些推动作用，使得信息可以在人群中广泛且迅速地传播。通过这种方式，基于相同的信念和经历，具有强烈的认同感的人们就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我很钦佩这种美好初衷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但我能肯定，作为一种弄清楚阅读原理和教学内容的方法，这个过程是行不通的。许多人分享自己的观察和见解，但这并不足以使他们就阅读的真谛达成一致的观点。分享的过程通常会存在偏见和扭曲事实的现象，因为各种数据是纷繁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形成的观点漏洞百出、不合逻辑，而且难以改正。
科学理论应该作为一种约束，在人们有关阅读的思考出现偏差的时候能够及时纠正。下面是几个有关事实的基本问题：阅读是用眼睛看的，还是用嘴说的？谁会依靠推测来完成阅读，是熟练阅读者，还是阅读困难者？答案留下了许多关于实践的开放问题，从业人员群体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人们却并未使科学理论发挥这种框架功能。知识的社会建构实验表明，这些想法都是不成熟的，而且往往都是错误的。
我详细讲述一下这个实验。从学前班到五年级的每一位教师都听说过“3个提示系统”。网站、宣讲、工作坊和各种会议上都宣传过这个系统。该理论的起源有些模糊，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流传开来。36信息交流的方式如图12-1所示。这是一张典型的维恩图（Venn diagram）(22)，它由三个重叠的部分组成，分别是书面文字知识（字形与字音提示）、句法和语义。有些读者在阅读时会被一个词卡住。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教育家玛丽·克莱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读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提示，判断词语的含义。这种方法被称为“在大声说出来之后”或者“除了大声说出来以外”，该对儿童说些什么。例如，儿童不知道“The kids played hopscotch in the park”（这些小孩在公园里玩跳房子游戏）这句话中hopscotch一词的含义。他们就会得到一些提示：“什么样的词会出现在这里？”句法提示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名词。或者，儿童可能会得到语义提示让他们思考“在公园里能玩什么游戏”。这时，在字形与字音提示（有一些字母，或者它们的发音）的共同帮助下，儿童就有可能推测出该词的含义。图12-1中重合的部分就是三者都能提示的内容。熟练阅读者会不由自主地使用这种方式推测单词的含义。
图12-1 “3个提示系统”的一般模式
这张图传达了一些基本的信息。人们利用多种类型的知识理解文本，其中包括书面文字（正字法）、语法（句法）和含义（语义）。它们是语言和文字的内在特性。没有这三种知识，人们就无法理解文本。想要理解含义就需要明白句法和语义。这张图也表明，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提示识别出单词。熟练阅读者会下意识地这么做。
问题就是剩下的部分怎么处理。图12-1没有表明圆圈里的内容是什么（例如，什么是句法提示？什么是字音字形？），以及人们如何获取这几类知识。这张图没有说明三者间的分工，也没有说明阅读技能、文本难度、背景知识和文字系统对三者的影响。因此，这张图存在多种解释。其实，每一种阅读理论都可以解释它。我们可以通过图中自上而下的方式判断单词的含义，也可以强调字形与字音的重要性，将其作为理解的基础。这是一项罗夏墨迹测验，它能投射出人们对阅读的感受。它正是墨迹产生时人们所做出的反应。
图12-2展示了“3个提示系统”在口语和文本中的几种不同模式。371998年，玛丽莲·亚当斯讨论了A模式，并对比了当时几种其他的模式。B模式中的成分更加清晰，但不再是维恩图，交叉的部分只标记为阅读。C模式将句法与“听起来对”等同起来，但并没有说明，“听起来不对”，即读起来不符合语法，是如何帮助儿童确定问题单词的含义的。而表示字形与字音提示的圆圈被标记为“视觉因素（看起来对吗？）”。该模式没有考虑语音，除了初步判断儿童之前是否认识这个单词，几乎没有什么作用。D模式认为四种信息的地位存在区别，但没说明这四类信息的使用方式，是同时、按顺序还是按其他方式。
图12-2 “3个提示系统”的其他模式
这些模式也用实例证明了概念的存在。我们利用前文提到的例句“The children are playing_______ the park”，可以说明语义提示的作用。儿童在读到空白处时会遇到困难。通过句法提示，儿童确定横线上是一个介词，然后就会思考这里填什么词才能说得通。最后字形与字音提示帮助儿童找到正确的单词。这就是心理语言学中的猜字游戏，它仍将阅读看作一种猜测空缺单词的活动，需要额外给儿童提供明确的策略。但如果一句话里几乎都是不认识的单词，这个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在例句中，儿童如果纠结于空白处是in还是at、around、near或on，那就意味着他的解码能力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所以他需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猜测单词含义的对策。在阅读普通文本时，最特殊的语义提示就是单词本身。图12-3所示的漫画节选就生动地体现了读者对阅读截然不同的观点。
图12-3 教儿童理解单词caveman
“3个提示系统”方法能否像克莱所预料的那样，对阅读困难的人有效？如果儿童在阅读时遇到了障碍，我们就给他一个提示。38要是这个提示行不通，我们就换另一个。儿童一直都不会缺少策略。这种“选择越多越好”的理念也是“多感官”学习方法的基础。例如，儿童在理解一个有关穴居人故事的时候，如果事先知道该故事背景的现实模型，理解这类故事就会变得容易得多，如图12-3所示，该儿童在不知道穴居人现实模型时，理解caveman这个单词就会比较困难。39早期教育十分重视多感官教学。但对于阅读困难的儿童来说，是不是方法越多越好？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思考。
有关发展性障碍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表明，发展性障碍与认知控制、计划和注意力方面的障碍有关，并与角回和视觉词形区域等多个信息源的整合有关。40因此，依赖于阅读策略之间的快速转换或强调信息的多感官整合的教学和补救方法会对已经紧张的系统提出额外的要求。对于这类儿童来说，相比于提供多种提示，只提供一种有效的提示反而更好。
玛丽莲·亚当斯发现了“3个提示系统”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41通过和教师讨论，她发现，许多教师预先假定学生已经知道了句法、语义、字形和字音，但是他们需要“3个提示系统”的过程。当然，儿童阅读困难是因为他们在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然而，这个系统并不关注如何拓展这方面的知识，而是教授儿童补偿性策略。
“3个提示系统”囊括了我提出的有关阅读教育的基本顾虑。人们对阅读的理解水平低得令人无法接受，这也就导致了许多错误的做法。这一理论是对研究文献中一些观点的一种升华，这些观点通过网络广泛流传，最终已经偏离了最初的含义。该理论是一些对科学知之甚少的教师在少数权威人士的影响下，与大量志同道合的人合作，对阅读的原理和儿童识字的过程进行描述的产物。该理论缺乏严格的论证过程，但符合人们对知识的社会建构、引导式发现、全语言教学法和均衡读写教学法的认识。这就是教师喜欢这个理论的原因所在。这个理论虽然浅显，却激起了教师群体的强烈认同感。即使像亚当斯那样委婉地指出“3个提示系统”理论的优缺点，人们也并不能接受，反而导致人们对阅读的看法也更加两极化。
“3个提示系统”是教育文化的缩影。教师对这个方法缺乏信任，没有动力坚持执行它，甚至自己都没有理解这个方法。这些原因导致它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这个方法能够得到发展，正是因为教师所接受的培训和建议都非常不完善。他们缺乏相关的科学知识，或者认为这些科学知识无关紧要。缺乏这些科学知识作为基础的教学团体就不可能发现阅读的原理，以及儿童是如何学习的。人类下意识地学习阅读，我们能读懂文本的内容，感受到文本的趣味，理解它传达的事实、观点和感受，但我们不知道大脑神经系统究竟是如何运作才产生了这些结果的。直觉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但阅读的科学理论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项复杂的技能。这就是阅读科学存在的原因。
致谢
在此，我由衷地感谢在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各界人士，谢谢你们。
我最应该表达诚挚谢意的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玛丽埃伦·麦克唐纳（Maryellen MacDonald）。她主要致力于语言口语表达和理解，以及语言特征方面的研究。无数次，当我深陷问题的泥潭，苦于无法将支离破碎的想法组织在一起，或者烦恼于无法寻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进行描述时，是麦克唐纳用她独到的见解引领我走出思维泥潭。对于那些我直接引用的原文，出处我已经添加在尾注中。但我想说的是，她的思想贯穿于本书的始终。麦克唐纳的聪明才智和宽广胸怀让我受益无穷。
马克·利伯曼是一位乐于助人的记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语言博客上发表的文章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利伯曼博学多才，对于那些我只初步涉猎的问题，他却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学识对其进行充分的讨论。我很感激他所做的工作，他的工作也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杰伊·麦克利兰（Jay McClelland）在神经网络发展的萌芽阶段就向我介绍了神经网络。在这个领域与他共同工作的经历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也很感激他的安排，使我得以在斯坦福大学度过了一年公休假(23)，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持续不断地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事实证明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非常感谢朱莉·华盛顿（Julie Washington），她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时的同事，目前就职于佐治亚州立大学。她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是方言差异和非裔美式英语这两方面的研究，这使我得以展开对非裔美国儿童阅读的研究。如果想要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成绩差距，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安排朱莉负责制定相关的政策。然后在每个大学校园里都安排一个类似朱莉这样的人，那么随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展开研究，去攻克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当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及大型教育出版和科技公司里也要有朱莉这样的人的加入。但朱莉对我和对本书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她对语言、言语、社会行为、儿童、学校、教育工业综合体等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她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并且见多识广。她通过分享来完成教学，我们之间的互动无比珍贵。谢谢你，朱莉，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诵读困难症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我从几年前就开始研究它，但直到近年，我的研究才得以迅速展开，原因是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改进。我本人对这项研究的理解，得益于我与好几个朋友之间的讨论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在行为研究方面，我和曾经的同事玛吉·布鲁克、格洛丽亚·沃特斯（Gloria Waters）和弗兰克·马尼斯（Frank Manis）一同开启了研究的道路。最近，我从玛吉·斯诺林、查尔斯·休姆、多萝西·毕晓普（Dorothy Bishop）、杰克·弗莱彻（Jack Fletcher）和莫林·洛维特（Maureen Lovett）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他们每个人都在阅读习得和诵读困难症方面进行了大量重要的研究。
在大脑研究方面，给予我帮助的人是肯尼思·皮尤，他是耶鲁大学哈斯金斯实验室（Haskins Laboratories）的主任和精神引领者。现代有关言语和阅读之间关系的研究就起源于这间实验室。在我与肯尼思相识的这段日子里，我对阅读障碍的神经基础以及神经化学和遗传基础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肯尼思对这些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合作者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出于对知识的追求，他还孜孜不倦地把研究者们召集在一起。我很感谢他给予我的教导，给我提供和他一起工作的机会，以及对我的全力支持。哈斯金斯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唐·尚柯韦勒（Don Shankweiler）是一位英雄人物，我非常珍视我们之间所进行的所有谈话。布鲁斯·彭宁顿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关于基因对阅读等复杂行为的影响，以及阅读障碍的基础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彭宁顿的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所探讨的基础问题，但我希望我是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本书第6章和第7章中所描述的计算建模研究是号称“梦之队”的研究团队协作完成的，团队成员包括杰伊·麦克利兰、戴维·普劳特、卡拉琳·帕特森、迈克尔·哈姆、马克·乔安妮斯（Marc Joanisse）和杰森·泽文（Jason Zevin）。
瑞贝卡·特雷曼（Rebecca Treiman）是世界级的拼写研究专家，目前有关英语拼写的分析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吸收了她的研究成果。本书中关于阅读时眼动的讨论主要是描述了已故的基思·雷纳（Keith Rayner）以及他所培养的众多科学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雷纳创建了一个庞大且具有恒久价值的基础研究体系。他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待人真诚体贴。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非常怀念他。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结合了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他们在研究初期就已经对一些重要的问题有了很深刻的理解。其中，基思·斯坦诺维奇、查尔斯·佩尔费蒂和菲利普·高夫在学习阅读方面的研究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事实证明，他们的发现是正确的，并且仍然与教育面临的挑战息息相关。路易莎·莫茨（Louisa Moats）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教师所掌握的语言和阅读知识的研究。霍利斯·斯卡伯勒开展的家庭风险研究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他提醒我们关注一个事实，那就是，与诵读困难症相关的行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我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科研机构BBN（Bolt Beranek and Newman）做博士后研究时，有幸认识了玛丽莲·亚当斯。当时，这家科研机构正在认知科学领域中从事有关阅读及其他课题的一些基础研究。我发现自己参考了不少她的学术文章中的观点，她的这些文章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生动的阐释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书中一些章节的论述便体现了她的学术思想。亚当斯后来成为教育界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如果要为在思想体系领域奋战的斗士们颁发一枚英勇勋章，那么亚当斯一定是当之无愧的。
在本书的写作中，许多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戴维·卡普兰（David Kaplan）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和国家教育进步评价的设计方面给予了我建议；凯瑟琳·马格努森（Katherine Magnuson）向我阐述了有关社会经济地位和发展的研究；蒂姆·罗杰斯（Tim Rogers）所具有的有关大脑和计算模型方面的专业知识远远超过了我自己；加里·卢普扬（Gary Lupyan）是现代认知科学家的典范。埃德·哈伯德（Ed Hubbard）在校园演讲中讨论了弗莱克斯纳报告及其与教师培训改革的可能关联；约翰·鲁道夫（John Rudolph）拓宽了我对约翰·杜威的看法。在威斯康星医学院与杰夫·宾德（Jeff Binder）一起共事期间，我对神经成像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宾德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对语言的大脑基础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我曾经指导的研究生同样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现在他们已经成为资深研究员，正在从事进一步的研究。这其中包括：杰森·泽文、马克·乔安妮斯、乔·德夫林（Joe Devlin）、耶琳娜·米尔科维奇（Jelena Mirkovi?）、肯·麦克雷（Ken McRae）、黛布拉·贾里德（Debra Jared）和乔恩·威利兹（Jon Willits）。另外还有两位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学生，他们分别是凯米·麦克布莱德（Cammie McBride）和劳拉·冈纳曼（Laura Gonnerman）。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两位我正在指导的研究生王天林和马特·博肯哈根（Matt Borkenhagen）也给予我很多帮助。麦克·哈姆实施并分析了哈姆和塞登贝格模型，其他研究人员同样可以利用他设计的软件进行建模。所以，哈姆如今在谷歌公司任职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蒙·阿格（Simon Ager）开发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网站。该网站提供了从线性文字B(24)到克林贡语(25)的文字系统清单，并且提供了一些易于理解的简短的说明材料，以及一些可靠的参考资料。当我在冥思苦想文字系统和它们所代表的语言之间的关系时，这个网站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吉恩·巴克利（Gene Buckley）慷慨地向我提供了有关“埃及”象形文字的相关知识。
我还要向下面提到的这些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丹·威林厄姆（Dan Willingham）、玛琳·贝尔曼、安妮·坎宁安（Anne Cunningham）、埃琳娜·格里戈连科（Elena Grigorenko）、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福美子·霍夫特（Fumiko Hoeft）、妮可·巴顿·特里（Nicole Patton Terry）、埃里克·雷尼（Eric Raimy）、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理查德·史伯乐（Richard Sproat）、戴维·普劳特、杰伊·鲁克尔（Jay Rueckl）、罗宾·莫里斯（Robin Morris）、尼古拉·兰迪（Nicole Landi）、南希·卡申·怀特（Nancy Cushen White）、梅维恒（Victor Mair）、海蒂·费尔德曼（Heidi Feldman）、安妮·弗尔纳德、约翰·里克福特（John Rickford）、肖恩·里尔登、乌莎·戈斯瓦米（Usha Goswami）、凯瑟琳·斯诺（Catherine Snow）、史蒂夫·加内维尔（Steve Carnevale）。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对于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则完全由我本人来承担。埃里克·卡迪纳（Eric Cardinal）、伊莱恩·洛林（Elaine Loring）、格雷格·科尔登（Greg Kolden）和黛博拉·布卢姆（Deborah Blum）不仅乐于助人，而且心地善良。感谢我的代理人埃里克·卢普伐（Eric Lupfer）在交稿日期过后仍旧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TJ·凯莱赫（TJ Kelleher）一直在指导着这本书的写作。克里斯特尔·汉森（Crystal Hanson）和特雷莎·特科（Teresa Turco）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在此对他们二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还要向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朋友表示感谢，他们包括史蒂夫·戴克斯特拉（Steve Dykstra）、约翰·汉弗利斯（John Humphris）、谢丽尔·沃德（Cheryl Ward）、丹·古斯塔夫森（Dan Gustafson）、玛丽·牛顿（Mary Newton）、潘·海德（Pam Heyde）、玛西娅和伯克·亨利（Burke Henry）、吉姆·泽尔默（Jim Zellmer）、尼拉·舒尔茨-布希（Nira Scherz-Busch）、唐娜·希特曼尼克（Donna Hejtmanek）、朱莉·戈西（Julie Gocey）。还有来自威斯康星州阅读联盟的每一位成员、戴恩县学习差异网络和国际诵读困难症协会威斯康星州分会的所有人，谢谢你们。想知道这些人来自哪些群体吗？有普通的任课教师；有从事特殊教育事业的教师；有与最具有挑战性的学生打交道的人；有诵读困难症儿童患者的家长——他们组织起来成立请愿团，为寻求各种可利用的资源而不断努力；有阅读专家和临床医生；有阅读倡导者；有在美国公立学校里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普通人——他们不时还要和各种令人窒息的官僚做派做斗争。还要感谢本书的读者，是您和各地从事教育事业的无数个体，与我一起成就了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感谢您参与其中。
最后，真诚感谢我的家人。曾记得，我母亲格蕾丝经常让年幼的我在克罗奇（Kroch）和布伦塔诺（Brentano）书店挑选图书的情形。迄今为止，我依旧保存着《少年科学家》（The boy Scientist）这本小书。克劳迪娅和伊桑都是爱父母的好孩子，你们的爱与支持使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成为可能，我也感激你们所做的一切。我的妻子玛丽埃伦，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我的爱和感激。感恩身边的一切，我是如此幸运，收获如此之多。谢谢，幸福伴我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