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教育工作者从来没有就如何教孩子阅读提出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案。早在19世纪40年代，霍勒斯和他的同事们就对此持不同意见。霍勒斯认为，将重点放在字母的识读上是错误的。他认为这些字母缺乏内在的意义，因此将其描述为“骸骨般的、冷血的、幽灵般的东西”。1他一直提倡教会学生“一次性读出完整的单词”。与他的老师们所青睐的语音教学法相比，霍勒斯认为他的方法就像“去美丽的地方远足”一样。从那时起，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就如同钟摆一样，来回摇摆不定。霍勒斯的论调既是权威的断言，又包含了他对其他观点的蔑视，两者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近150年以来所有争论的鲜明特点。
与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阅读能力的形成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例如与其他活动相比，阅读具有的价值）、经济因素（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影响，例如获得书籍、接触图书馆和互联网的机会等）、个人和家庭因素（孩子的能力和性格，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教育因素（学校获得的资金、学校教学质量）。虽然我知道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我仍坚持提出另一个问题：阅读的教学方式对阅读成绩到底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如果说教育很重要，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去考核目前实施的教学实践是否需要改善，以及可以改善的程度有多少。很多已经对学生们产生了良好教学效果的成功的教学实践，也可以对其他影响因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如何教授阅读一直存在分歧，这充分表明我们应该对此予以密切关注。大多数人都知道，过去30年以来发生的阅读争端是一场以语音教学法和全语言教学法为中心的有关教学方法的争论。221世纪前10年出现了一种名为“均衡读写教学法”的折中方案，据说该方案对两种方法中最优秀的部分实施了优化组合。均衡读写教学法使教育工作者在尚未解决根本问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外宣称，日益棘手的这场“论战”已经结束，解决办法就是鼓励教师将对他们自身和对学生个体最有效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使用全语言教学法（对于那些在鼎盛时期进入该领域的人来说）或贴上了其他标签的相同的原则与方法。3
阅读教育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些问题会对教学实践产生影响，不仅影响儿童的阅读能力，还会影响他们是否能够参与到阅读活动中，是否享受阅读，是否重视阅读。4有关阅读的这场论战及其后果也揭示了教育本身更广泛的问题：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哲学与实验基础；教育与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基础教育的功能及其实施情况；需要改进的方面，应该采取的改进措施，改进措施的决策者；有资格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以及他们会接受怎样的训练。人们在这些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正是关于阅读的争论还在持续升温的原因，尽管这个话题已经使人精疲力竭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在这一章，我认为造成我国民众阅读成绩不佳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文化。我所说的这种教育文化包括：对儿童的学习所持有的态度和原则、教师的角色和教育的使命。教育的使命主导着教育学院和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组织。教育学院是培养教师的主阵地。这些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组织包括全国英语教师协会等。这种文化是阻碍教育成果提升的障碍。阅读教学领域中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中一个典型的事例。
我想进一步明确我所关注的事情的范畴。教育领域处于学术界中的许多体制结构之下。为了简单起见，我主要探讨的是教育学院，许多大学里都设有这一学院。教育学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如教育政策分析、教育心理学、康复心理学、特殊教育等。我尤其关注的是学术界过去被称为教育学的这一分支：K-12教师的职前培训，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以及课程开发、教学方法的改善、教学教具的优化和教学实践水平的提高等。我所指的“教育文化”是“与教师这一职业及其实践有关的教育文化”的简称。K-12教育工作者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和头衔，包括负责普通课程教学的教师、特殊教育教师、提供资源的教师、学习协调员等。他们的工作各不相同，但为了简单起见，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使用“教师”或“教育从业者”来代表这一群体。最后，在本文中，“教育者”一词是指那些为教师行业培养未来教育者的教师教育者（teacher educator），他们负责提供课程设计、教学资料和教学方法的指导。
对于不熟悉教育文化领域的读者来说，我对教育文化的评论可能听起来有些刺耳。我意识到，对于我所论述的情况，在数千个提供教师资格认证课程的项目中，可能会存在例外的情况。我也意识到，代表教育文化的教育工作者和专业组织也公开表达了许多同样的担忧，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5然而，就阅读而言，主流观点和实践一直以来都无法满足儿童的需求。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我也必须强调，我关注的重点不是教师的正直、守信、努力、真诚或智慧等各方面的品质，而是他们所学到的有关儿童发展方面的综合知识和有关阅读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教师所担任的角色。责任在于教师教育者。教师教育者的责任是塑造这些未来的教师对这个职业的期望，设计规划他们所接触的思想和方法。然而，执行教师教育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对这些未来的教师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此我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因为我非常清楚一点，那就是，教育成果的影响因素其实并非完全来自教育，也并不在教育的控制范围之内。然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一点，即改善教师培训和课堂实践是否能够产生有意义的改变。虽然贫困无法得到迅速消除，但原则上教育文化的改变更容易发生。这种改变之所以尚未发生，是因为教育学是学术界的一座孤岛，与其他学科相互隔绝，并且很好地抵御了其他学科的“入侵”。教育培训项目与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相关科学之间的障碍尤其根深蒂固。这些障碍其实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正如我将指出的那样，跨越这些障碍会带来巨大的收益。我们需要做的，是结束教育对自身的支配权。
美国的教师教育
在孩子入学第一天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家长把孩子交给教师后，自豪地认为从此引导孩子走上了受教育的康庄大道。但其实家长犯了一个大错：他们以为孩子的教师已经学会了如何教授阅读这门课。实际上，这些教师根本没有掌握这些知识。但谢天谢地，还是有很多优秀的教师，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总是努力学习有效的教学方法并探究其背后的根源。在美国，将来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并没有受过专业教学培训，他们作为教师的角色是通过社会化形成的。强调读写能力的发展已经取代了儿童阅读教学，这其中包括文本，同时也包括声音、图片、视频等其他媒介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并不算是读写能力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可与拼写或打字相媲美。然而，阅读教育并不容易，其中包括帮助学生成为熟练阅读者，激发他们的阅读动机，并能够出于各种需求理解和阐释文本内容。教师至少需要尽可能了解阅读的原理，以及儿童是如何学习阅读的，正如你从本书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但遗憾的是，教师在职前教育阶段却很少能够接触这类信息。6
走上教师岗位所经历的路程与其他职业的成长之路并不相同。正如哈佛教育学院教授杰尔·梅塔（Jal Mehta）所观察到的：
教学需要一种专业模式，正如医学、法律、工程、会计、建筑等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些行业中，要想保证质量始终如一，就不能仅仅依靠从业者个人的责任，相反，要更多地依靠建立一套完备的专业知识体系，使得从业者可以接受专业知识的训练，并要求他们在获得职业资格证之前就已经具备专业素养，从而可以利用职业标准来指导自身的工作。
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美国的教育就是一个失败的行业。在美国的教育行业里，没有广泛认可的知识基础，培训内容简短或根本不存在，职业资格考试的标准比其他领域要低得多，而且也缺乏持续的专业指导。因此，研究人员发现教师的教学技能存在巨大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缺乏专业长期发展的支持体系，美国的教师在职业生涯中需要不断自我求索，因此产生了不均衡的结果。7
教育文化不仅缺乏一种专业模式，它还促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即认为采用专业模式是不合适的。理由是，教育的行业规范不能像法律或药学领域那样可以编纂成典。因为教育是一个受到文化决定性影响的领域，而不像税法一样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儿童需要掌握的东西也处在不断变化中，以适应弗林效应下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和技能的复杂性不断提高的情况。各种教育项目和教学实践逐渐过时。职业学校曾经为那些已不复存在的行业培养人才。曾经，学生学会使用计算尺和写支票，就完全可以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他们的计算机运行的是磁盘操作系统，屏幕既不是触摸屏，也无法进行语音识别。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包围下长大的儿童，他们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电视、电子游戏、计算机、录像机、互联网、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如果教师培训只专注于当前需要的内容，那么，当下一次改变不可避免地发生时，这些教师就会立刻束手无策。正如今天的学生无法理解30年前的东西一样，教师也不能僵化地照搬前辈们的教学模式。这就是我想要说明的一点。
出于对美国的教师教育标准过低的担忧，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成立了专门小组，针对教师教育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是一个大型组织，它聚集了来自不同学科、代表不同观点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针对教学方法相关课程的现状，专门小组在2005年的报告中指出：
显而易见，纵观这些研究，“教学方法课程”这一术语是从教师培训的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在这样的培训中，未来的教师会学到特定的策略，并从事教学实践的练习。该术语也可能是从一种基于教材或讲座的环境中演化而来的。研究人员认为教与学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互动，有时甚至是相互协作的关系。方法课程被视为是复杂而独特的，在授课的过程中，导师同时参与未来教师的信仰塑造、教学实践的辅导和身份的建立。方法课程很少被定义为只是传授特定方法、通常会随着一场考试的结束而终止的一门课程。8
如果教师没有接受过教学培训，他们如何才能为这份职业做好充分的准备呢？教育学院的主要功能便是使未来的教师社会化，从而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即对儿童、教育本质和教师角色的信念和态度。未来的教师在这里所接受的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理论家的思想，这些思想为他们将来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提供了知识基础。
这一意识形态是由建构主义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现实社会建构理论等理论框架衍生而来的。我无法详细介绍这些理论框架，读者可以自行在互联网上查询相关内容。9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它是一些曾经非常知名，但如今已经过时的心理学研究和后现代文学批评的翻版，曾遭到弗雷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的讽刺和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恶搞。10教育文化的许多方面，包括师资培养、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实践等，都遵循了这个框架的核心规则：个体或群体在信念、经历和文化实践的影响下，完成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构建。这些知识包括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对科学理论以及文本的解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如果我们接纳建构主义理论……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独立于知者之外的知识，只有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为自己构建的知识。学习并不是理解事物的本质，也不是如柏拉图所言，记住隐约感知到的完美的想法，而是一种对意义的个人建构和社会建构。除了我们为之编造的解释之外（这些解释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建构是从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感觉中产生的。这些感觉没有任何秩序或结构。”11
这是对世界的一种深深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也是超级流行的一种立场。对乌鸦的观察存在13种方式，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乌鸦品种探寻的简化，乌鸦品种探寻即探究乌鸦究竟是欧亚品种还是北美新大陆品种，以及它的进化史、领地范围、饮食或繁殖习惯等方面。人们解读视觉错觉的过程（参见本书第2章中的讨论）并不是那么有趣，与之相比更有趣的是，他们的解读是基于一定文化背景的，这些文化背景之间存在差异。
现代语言协会的理论影响早已悄无声息，但它在教育领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补充了现有的关于学习的信念。认为儿童是由教师教会学习的这一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学习是构建知识的过程。认知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而社会文化理论则强调群体的作用。
对个体的强调源于心理学研究中对我们现在所说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期，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一些经典研究表明，受试者的期望（自上而下的部分）影响了他们对简单刺激的感知（自下而上的部分）。12在早期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实验中，10岁的孩子被要求通过调整一个发光的圆圈，来判断硬币和纸板盘的大小。纸板盘的大小得到了准确的判断，硬币的大小却被高估了。硬币的币值越大，对其价值的高估程度也越大。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出现高估的比例大于来自中产家庭的儿童。这项研究为教育理论家所用，作为基于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的知识建构的例证。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与其他人不同，所以他们所构建的意义也不同。由于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因此个体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也就没有一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学习者。13
社会文化方法起源于列夫·维果茨基，这位苏联心理学家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在大约50年后重新焕发光彩。他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较高的心理功能起源于社会。在教育方面：
社会文化理论将学习描述为不仅是个体的大脑运转过程，而且与社会环境、与和他人的多种互动形式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对教师教育产生了影响，因为它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在面对来自多样化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学生时，更好地理解教学的各种可能性。这种观点有助于未来的教师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文化实践、文化经验对教与学的影响，以及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实施的阅读教学的价值。14
前面提及的理论对教师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者戴维·斯坦纳分析了16所教育学院的教学大纲和项目简介，以确定未来的教师曾经接受的教学内容。斯坦纳后来担任纽约州教育专员，现在任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关于“教育基础”这一主题，斯坦纳和他的合作者苏珊·罗森发现，这些学校开设了有关多元文化主义或文化多样性的课程，但几乎没有课程关注到当代教育中出现的主要议题，例如高风险测试、成绩差距、特许学校和教育券等。培养教师对文化差异的认识以及了解其对课堂教学的影响是教师教育活动的中心主题。凯特·沃尔什（Kate Walsh）在撰写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报告时，这样写道：
如今，教师教育者把他们的工作看作帮助教师形成职业身份。他们的目标是正视和消除准教师遭受的偏见，特别是那些与种族、阶级、语言和文化有关的偏见。就像童话《木偶奇遇记》中的匹诺曹从一个木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真实的男孩一样，教师教育者们正在尝试一项不太可能的壮举，即帮助这些准教师通过丰富的课堂对话和定期的日记写作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态度，以此展现他们在消除偏见中的努力。一旦从错误的假设中解脱出来，教师就可以开启终身学习之旅，这一点与“掌握知识”截然不同，因为教师教育者认为，实际知识流动性太大，无法实现，甚至可能固化为一种偏见。15
我对这些活动没有直接的经验，但正如沃尔什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令人不安地回忆起那些重构人们的信仰，使其与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方法。16认为个人信念不够先进的假设，参与广泛的自我批评，公开承认和批判思维中的错误：目标可能更远大，方法也可能更友好，但它们却和其他形式的教育具有共同的特点。更确切地说，是与20世纪70年代的敏感性训练和意识培养相类似。
未来的教师需要扩大他们对进入公立学校学习的学生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的认识，以及他们可能工作的社区之间的差异的认识。对此我并不反对，因为教师（更有可能是白人和中产阶级）和学生（更有可能并非白人和来自不那么富裕的阶级）的背景往往不同。未来的教师对这一点要尤其重视。社会文化问题很重要，但有两点值得我们考虑：一是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学生从学校获益的能力，以及如何系统地解决这些差异问题，而不仅仅是承认这些差异的存在；二是对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并不能免除教授阅读的必要性，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就是这样认为的。
为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做准备，这些未来的教师会接触各种各样折中的方法，因为实际上没有对每个孩子或每个教师都是有效的万能的方法。教师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未来的教师，使其具备综合个人教育理念的能力。17在这些教师的个人教育理念中，包含存在于多种不同文化形式中的读写能力。
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是一段阅读教育课程的教学大纲的介绍，该阅读教育课程是不久前在一所重点大学开设的：
我们的阅读课程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开展语言教学，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发展。许多阅读课程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的工作是找出这些不同角度能够最大化地满足学生不同需求的地方。
课程的结课论文要求如下：
文献综述：分析当前关于读写习得、语言发展、认知和文字学习的相关理论、观点和研究。综合分析认知、社会和文化因素对文字学习的影响。以教育工作者和学者的角度，运用有关语言和读写能力发展的主要理论，写一篇简短的（3～8页）关于读写能力教育的陈述报告。这篇报告代表你对于文字学习所持有的个人立场，你可以在任何场合下使用。18
根据这一观点，成为一名教师本身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现代教师教育是建构主义哲学在教学中的应用。学生的学习并不完全依赖教师的指导，同样，未来的教师也不是。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挖掘出解决问题的技巧，教师也是。19
基于这些假设，教师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由于学生的知识是主动建构的，而不是被动接受的，教师不再被视为给学生传授知识的专家。教育实践经历了从“舞台上的圣人”到“一旁的向导”，再到“耳后的同伴”这样的发展过程。20学习是通过交流而产生的，而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播。因此，原型学习活动指的是从活动中学习。最经典的例子便是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于1896年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经验教育构成了实验学校课程的基础。学生们学习了从编织到木工，再到雕刻的实用技能。除了在教室里，学生在花园里也能够掌握科学知识。花园里的沙箱为学生做地形和侵蚀的有关实验提供了机会。”21在这个情境中，教师成了参与者，引导学生发掘或构建知识。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通过积极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来激发其天生的好奇心和学习欲望。
现实的伤痛
这就是背后的理论。从教育学院的学生到成为学生的教师，这个过程中到底有哪些理论最终幸存下来了呢？现实的情况是，教师们需要自己去挖掘有效的课堂实践，因为他们从没有学过相应的内容。最早的发现之一就是，教师在学校里所学的大部分有关教学的理论都是与教学实践毫不相关的。有些概念是不切实际或完全行不通的，又或不如其他事物那样行得通，例如实际的指导。有些概念又过于抽象了，以至于教师无法在一个30名6岁儿童的班级里将其阐述清楚。22
以“发现学习”为例。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想法：在探索中学习，把知识作为探索的最后疆域，开启一段历时多年的航行去发现陌生的新世界和新文明。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它在何种条件下才会发挥作用或不发挥作用？与其他方法相比，它的优势或不足有哪些？是否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效果更好？是否更适用于某些主题？2004年，认知心理学家理查德·E.迈耶（Richard E. Mayer）发表了一篇文章“Should There Be a Three-Strikes Rule Against Pure Discovery Learning? The Case for Guided Methods of Instruction”。在这篇文章中，迈耶指出有足够的实证研究证据反对将发现学习作为首选的教学方法。研究表明，发现学习必须与教师的明确引导和教学指导紧密结合，才能行得通。然而，这些发现在教育领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与个人经验相冲突，这些发现则很容易被忽视。
发现学习的可行性也是一个问题。创造一个可以让发现学习发生的情景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有利的条件下，它可能对某些类型的主题非常有效（相关研究文献也包括了这样的论证）。但是，举例来说，涵盖三年级数学或阅读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中包含一长串主题，发现学习的这种方法并不能完成这些主题的学习任务。23一部讽刺哲学家及其著作的词典，收录了一个词条“杜威的”（deweyite），其释义为：“形容词。意思是充满了模糊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出发点是好的。”24这种方法可能对杜威的学生更有效，他们在实践中学习编织、木工、园艺和厨艺等技能。25在如今的实验学校中，依然闪现着杜威理想中的教学模式的火花。学生仍然会通过完成一些了不起的任务来学习，但并不排除其他类型的教学方式。这就是一所富裕的、面向少数精英学生的现代私立学校所能做到的。我很荣幸能够作为实验学校的校友说出这些话。我在花园里为埃里克森先生和我的“联合艺术”课程拍了一些照片。忽然有一年夏天，我惊讶地发现另一个班级在这里种了一些美味的生菜。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但就像创始人杜威本人一样，它绝对不是一个容易复制的模式。26
新手教师需要自己去挖掘有效的教学手段的这个事实，也意味着他们的学生会成为教师个人学习旅程中的参与者。27在教师也是学习者的课堂里，学生能学到多少关于阅读或算术的知识呢？这就要看情况了。也许教师是一个提供高质量在职培训的学校里的优秀学员；也许不管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学生们都能学会阅读，因为他们也在家里学习阅读；也许学生们会从更多的专家指导中受益。对于将在职学习作为核心的教师教育课程，我一直都质疑其伦理准则。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是学生成长的重要时期。正如国家教育进步评估和其他评估项目所显示的那样，四年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明显落后了，这一事实可能与许多K-3教师在工作中去完成自身的职业发展培训学习有关。这将是美国和芬兰之间一项值得注意的差别。28在芬兰，由经验丰富的教师带领的新手教师的长期实习和持续的辅导是一种常态。这也可能与工作后的前5年离开该领域的教师比例过高有关。29
我们知道教师准备不足，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院前院长杰拉尔丁·克利福德（Geraldine Clifford）和詹姆斯·格思里（James Guthrie）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教育课程一直是公平的，实践教师是其中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这一领域总有一些奇闻逸事，描述一些英勇无畏的教师在完全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或教学实践的情况下，就被扔进了混乱的教学工作中，他们‘要么沉下去，要么游过去’，但他们最终活了下来，并以此自吹自擂。社会对这种‘在患者身上实践’的宽容，也许证明了他们实际上对孩子，至少对别人的孩子，是多么不重视。”30
美国的教师教学方法很容易导致教师的失败，因为他们并没有获得有利的工具，来辅助他们获得教学上的成功。很多关于提高教师质量的讨论都聚焦在有必要吸引“有才能”的人加入这个行业。如果教师行业能吸引一些目前在华尔街就职的常春藤联盟毕业生，那么肯定会有更多有智慧、有抱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投身到这个行业。但是已经在教育领域工作的人士早在职前阶段就接受了完备的职业培训，情况会不会更好一些呢？那些想当教师而不想当对冲基金经理的人，是不是有什么不足之处？或者说，他们是否受制于某种体系，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迫匆忙走上教学岗位？重要的是如何教好学生，这取决于教师的才能，也取决于他们的教学能力。教学能力是一种专业技能，需要经过完备的培训才能获得。
关于教师培训这一点，拉维奇表示了不赞同。对拉维奇来说，消除贫困尤其重要，因为她认为对学生的教学不能依赖教师的素质。
拉维奇认为，贫困是导致学生学业成绩低下的最重要因素。有一种说法是：提高教师素质，教育效果也会得到提高。拉维奇对此表示怀疑。一项被多次引用的研究似乎表明，优秀的教师一年就能够帮助学生在18个月的考试中取得进步，而糟糕的教师只能保证学生在6个月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拉维奇对此表示十分惊讶。“也许这样‘伟大的’教师确实存在，”她写道，“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教师群体数量足够庞大；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能够年复一年地为每个学生创造同样的成就。”31
这是处于美国意识形态下的美国学校教师发出的声音。对拉维奇来说，目前的教育体系对教师的期望值设定了上限。另一种假设是，教师受教育的方式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效率，而如果教师教育能够完成得更好，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将是不可限量的。
科学与教育之间的鸿沟
教育文化解释了为什么教师不能学到有关教学方法的知识，也解释了为什么我所描述的这类科学不具备很高的价值。作为一门学科，教育非常重视观察和辛苦得来的课堂教学实践经验，这一点与科学重点强调的理解形成了冲突，科学所强调的理解取代了个人经验。然而，对教育工作者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阅读科学认为，通过研究复杂现象的各个部分，就能理解这个复杂现象。维果茨基认为，尽管非常复杂，但诸如阅读这种“高级心理功能”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研究。32尽管研究一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例如人们如何阅读单词）是成熟科学的标准做法，但这种做法被视为人为的，而且过于简化了。
因此，教师教育领域从来没有将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对相关领域的现代研究，如阅读科学、儿童发展、认知、语言和学习等，作为教师教育、课程设计或技术创新应用的首要任务。科学对教育实践的影响微乎其微。二者之间的脱节给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教师关于阅读和学习的个人理念与我们所认可的科学理论之间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导致阅读学习变得更加困难。将科研成果转化到教育实践中，需要切实加强教育与科学领域之间的密切合作，但是二者之间的巨大鸿沟阻碍了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
美国学生的读写能力问题并不仅仅是不重视相关科学的结果，而且科学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充分利用好科学是一个有益的原则，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则取决于其他条件。相比韩国而言，这种情况在美国更是如此。学校教育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微乎其微。在韩国，教育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韩国实施的教育改革大幅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但同时，从2012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可见，该措施的实施也催生了一大批因为学习而失去快乐的学生。这一点在美国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美国，思想体系之争对阅读教育的影响比其他国家要更大。我并不是在这里提倡盲目的科学主义，武断地认为科学可以为所有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然而在阅读教学中，大量相关证据表明，科学对于阅读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但是这些证据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在思想界，科学和教育各自占据着不同的领域。这一点在许多大学确实如此。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学习同样知识的人，例如同样学习儿童是如何阅读的人，很少有相互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教育和科学的文化截然不同：它们有不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对新任教师有不同的教育方式以及评估标准。与会者参加由各自专业领域组织主办的学术会议，并且在不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他们基本不会产生交集。有些商业出版社只专注服务于其中一个专业领域的读者。像其他许多文化差异一样，这种跨文化差异也很难弥合。
这些差异绝不仅仅是一场小小的学术领域的地盘之争。这种差异影响了学校、地区、州和国家等各级教育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了学生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从阅读的现状中可以明显地体验到这种文化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这段历史清晰地表明，这种跨文化的鸿沟实在是太深了。仅仅依靠具有和解意愿的人士的简单会见是无法消除这种冲突的。在我看来，这种根深蒂固的分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人们的认可，才能够开辟变革的新道路。
教育文化受到良好的保护而免受外部影响，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教育领域的知名人士并不承认该领域存在任何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以下途径解决的：消除贫困；排除政府对于课堂教学的干扰；减少私营企业的影响；实施教师教育。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愿承认教育机构不能够认识到或解决其内部问题，其实与立法干预之间存在关联，包括倒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33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科学可以改进教学实践，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变革教育和科学的文化。但目前的情况是，二者都处于最糟糕的境地：先进科学的潜在优势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与此同时，滥用科学为当前的教育实践做挡箭牌。
科学的创新与对经典知识的依赖
阅读教学历来是一个教育机构，包括教育学院的正常教学范围。教育学院为各级各类学校和管理学校的政府机构培养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这些人员与出售各类教材和学习材料的公司、教学考核评价公司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近期，这种关联又扩大到为学校和课堂提供管理的公司。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与这些教育市场中的不同机构一同携手，才能实现最终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策略的效果如何。我们不断深入各种机构中，解决他们最初遗留下来的问题。
虽然对学生的阅读教学是教育的范畴，但我们已经对人类阅读的原理有了更多的了解，学生也可以从我在本书中描述的科学研究中有所收获，这些研究包括认知、发展、语言和学习的研究，这些都是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核心主题。在认知神经科学、行为和分子遗传学以及发育神经生物学等较新的交叉学科领域，对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基础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将这种新兴的交叉学科视为教学实践的研究视角之一，并不需要具备多么高深的科学素养，所以教师教育项目对此并不关注。相反，教师教育领域反复围绕着几个主要历史人物的经典著作展开，如约翰·杜威、列夫·维果茨基、杰罗姆·布鲁纳、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玛利亚·蒙台梭利等。围绕着这些伟大理论家的经典论著展开研究，就可以避免开展创新研究的负担。这些理论家都是现代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经过50～100年的研究，我们已经逐渐领会他们的主要思想和主张。我们的研究需要不断创新和开拓。然而，在教育领域，这些理论家的著作仍旧被视为一切真理的源泉。
鉴于科学是对立的，理论是相互抗衡的，在教育方面，需要付出更大努力的是维持一个共同认可的信仰体系。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框架，这一框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相关知识的阐述相对容易，因此可以很容易传授给知识储备不足的学生。又因为该框架中主要观点都来源于一些学界泰斗，所以很容易获得科学上的认可。研究的重点是扩大这些概念的应用，例如，基于维果茨基原理的计算机教育游戏，以及假定这些概念基本正确的研究和实践。34如果这个框架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那么这些担忧就没有意义了。但学校所做的工作还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阅读等领域，这些担忧与理解其中的原因有关。
这种框架／意识形态／世界观是如此狭隘，甚至排除了源自教育领域的许多重要的现代著作。约翰·布兰斯福德（John Bransford）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研究人们如何学习。35他接受了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培训，并就人类认知的基本特征开展了几项经典的实验研究。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最广义的学习问题：什么是知识？它是如何获得的？专业知识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获得的？布兰斯福德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者和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是一位科学家，在提出、验证和完善自己的想法时使用了各种工具：实验研究、校本研究和基于计算机的学习环境。通过这些研究，布兰斯福德提炼出了三种学习形式：内隐学习（对此我重点讨论过）；在非正式的环境中学习，例如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寻找路线或者和医生交谈；在正式的环境中学习，例如在学校学习。在学术界，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士。毫无恶意地说，他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小于我前文提到的那些已经逝去的专家学者。为什么？和我讨论过的大多数有关阅读的研究一样，理解布兰斯福德的著作需要大量的认知科学背景，这使得他的理念更难融入教师教育项目。他的观点不能被简单归结为一句名言，例如“边做边学”或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36
如果依赖四五十年前的教学方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同样的道理却不适用于相关的科学呢？
这种对学者经典著作的依赖，与随时准备运用新研究成果的尝试并存。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与现有信念和实践相一致。科学的特殊作用就是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发现什么是真实的，然后顺其自然地发展。如果科学是为了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那么科学的特殊作用就会被颠覆，使研究结果变成另一种形式的传闻。教育工作者也会将我们所做的科学研究作为新发现的来源，这些新发现会满足对教育创新的不断需求。然而，教育工作者真是无可救药，他们总是最先利用研究成果的人。这样的做法意味着对一项十分有趣但尚未得到充分证实或理解，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发现过早地下了定论。作为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个分支，神经教育涉及阅读、数学、专注力、学习、推理和其他与教育相关的话题。因为其新颖性和大脑证据的诱人吸引力，来自神经教育领域的发现极其容易被误用。
从现代认知研究的角度来看，教育工作者对课堂观察和经验的可靠性所持有的信心非常令人困惑。一个好的教师必须是一个好的观察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利用在一个学年的时间里对学生的了解，教师可以对学校的教学活动进行规划、评估和调整。密切的观察对于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至关重要，但是这样的观察却无法回答有关阅读原理和学生学习的基本问题。人们所观察到的东西取决于其内心已经认可或了解的东西。基于观察的推论会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想要揭露这种偏见，恐怕只有由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和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共同完成的可获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才能够实现。37如果利用科学方法都无法捕捉课堂上发生的复杂事件，那么处于课堂活动中心的个人如何才能掌握这些信息呢？需要多少学生的参与，又要历经多少年的观察、尝试和错误，一位教师才能达到高级教师的水平？
教育世界观把主体性作为一种存在条件，这种主体性延伸到科学本身。但是，主体性的局限是我们开展这种另类科学研究的原因之一：理解阅读的要素和许多可能隐藏在视野之外的东西，并以能够独立验证研究结果的方式进行。科学不是绝对正确的，也不是没有偏见的，这使得它的应用和研究变得更加困难，而且科学并不等同于个人观察。把基于直觉和观察的大众阅读心理提升到教育理念的地位，并不能使其成为指导阅读的科学。
三个滥用科学的阅读教育案例
教育文化的这些特点有助于解释阅读中发生的事情。我所讨论的大部分研究都被视为无关紧要的。最清晰的例证是来自美国国家阅读小组的报告的命运，这是各机构委托撰写的几份报告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份。38报告旨在回顾与阅读学习和有效教学实践相关的科学文献。国家阅读小组首先建立了研究文献的入选标准。该入选标准排除了许多教育工作者非常重视的研究：对学校、教师、教室和学生进行的不符合实验设计或数据分析的基本原则的观察性研究。因此，除了作为与核心价值观相左的科学偏见的证据外，这份报告并未引起阅读教育工作者的兴趣。因而，我们有理由忽视这份报告所得出的结论。39同其他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也对某些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
完成数据收集、分析、报告，复制、扩展、元分析，并将结果写进总结报告中，如国家阅读小组的报告，并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其传达给更广泛的受众，至此，阅读科学家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然而，在研究的每个步骤中，教育专家实际上都在为他们的观众、教师和其他人员重新解读他们的工作，以减少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这些专家的目标群体是教师、行政人员、政治家和出版商等，他们能够决定课堂状况。40
阅读教育工作者所依赖的权威人士并不像杜威或蒙台梭利那样广为人知，但他们扮演着相似的角色。这些阅读领域的专家对阅读的原理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自信的观点，这种观点最后变成了全语言教学法，并继续渗透到阅读教育中。这一教学法不需要专业知识，很容易向职前阶段的准教师解释它的各项要求。这种教学法没有随着实践的不断进步而更新。它与我所描述的教育思潮相契合，并为这种思潮的崛起做出了贡献。这种教学法的关键人物强调，可以通过讲座、研讨会、教育学术会议上的演讲、书籍和直接向教师推销的材料等，与教师进行直接交流。在当代社会，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随着他们的想法得到广泛接受，他们的个人地位不断提高，当国家阅读小组的报告挑战了教育工作者的核心理念时，这些关键人物便扮演了专家的角色，为教育工作者答疑解惑。
我将介绍三个在阅读教育中滥用科学的案例研究，之所以选择这几个案例，是因为它们涉及一些落后的信念，这些信念对课堂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过去关于熟练阅读者的正确观点，现在看来其实更适用于阅读有困难的阅读者；过去认为容易学会的内容，现在却变成非常难学会的内容，而过去认为难度很大的内容，现在看来却很简单。关键在于，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研究成果作为参照，去证明30～40年前的研究多么浅薄。人们不能因为犯过错而受到指责。事实上，这些错误的说法反而有利于阅读科学的发展，因为正是这些错误的说法刺激了相关研究的开展，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已知的知识。然而，人们确实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在证据不足的基础上做出了论断，因为他们在这些说法受到合理质疑后仍然固执己见，因为他们持续不断地向那些对他们充分信任的科研新兵推销自己的理论。如今，这些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教育文化之中，人们很难轻易将它们从中剔除。
现代阅读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一个新领域，即心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充分借鉴了认知心理学、语言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果，专注于研究语言习得和使用。这些领域的发展导致了行为主义研究的转向，即现在人们熟知的认知革命。从1960年到1972年，这场认知革命的发源地是哈佛大学的认知研究中心。多年来，该中心的许多分支机构囊括了该领域几乎所有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开创了现代认知研究，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是哈佛大学首批在该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之一，他和韦恩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肯尼斯·古德曼（Kenneth Goodman）对这一新领域的教育意义进行了研究。他们和来自新西兰的教育家玛丽·克莱（Marie Clay）都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
语音
一直以来，对语音的反对都是史密斯和古德曼的工作中心。表11-1提供了他们相关论点的示例。主要论点如下：
· 语音无关紧要，因为人们阅读的目的是理解其中意思，而语音则强调文字与读音之间的关联。
· 语音是不可行的，因为英语书面语的特性：英语书面语中有太多的不规则形式。
· 即使是语音和文字一致的模式，也会因为太复杂而无法教授。
· 使用语音学习阅读的儿童，其阅读能力往往较差。
· 语音教学中的反复练习法就是一种耗神的训练模式，它扼杀了儿童对于阅读的兴趣，而且教起来也很乏味。
表11-1 史密斯和古德曼谈语音
如果这本书你已经读到了这儿，你就会发现其实史密斯和古德曼的观点是错误的。
· 毫无疑问，人们阅读的目的是理解其中的意思，问题是人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是否依赖语音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用实证研究的结果来回答。答案是，事实确实如此。原因在于，鉴于正字法和语音在文字系统、行为和大脑中的深度融合，人们在阅读的时候不得不这么做。表11-2列出了许多主要结论。
· 英语书面语言的特性并不排除基于语音的阅读。早期的理论强调，儿童学习大多数单词的发音规则，并记住特例情况。后面的模型显示，一旦将这个问题视为统计学习的一个例子，问题就会变得更加简单。
· 统计学习理论说明了如何通过内隐学习和及时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来学习拼写和发音之间的对应关系。
· 这是他们落后的地方。熟练阅读者在掌握拼写和发音之间的映射方面取得了更快的进步。掌握这一信息的儿童能够流利、自动地识别单词，这使他们能够专注于理解内容。尚未掌握这一映射关系的儿童不得不继续在单词层面上努力，而不是培养阅读理解技能和从文本中学习。
· 现在是时候击破“反复练习”（或称之为“练习与技巧”）这种使语音教学随之消失的训练模式的神奇力量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是，好的读者知道什么，做什么？教学上的问题是，帮助儿童获得这项技能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作为和我一样的教师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并不能因为教学中的一个主题非常难讲授，就跳过不讲。此外，在不引起儿童对阅读材料反感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语音教学。41除非儿童有发育障碍，需要集中精力进行干预，否则完成语音教学并不会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表11-2 语音和阅读方面的证据
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还有人依然认为语音是导致阅读表现不佳的一个因素吗？当然有。一代又一代的教师都是这样认为的。科学受到排斥，甚至被排除在课程之外。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未来从事教育工作的准教师们可以自主选择科学的优势和不足。如果真的去研究这种冲突，在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导师的指导下，深入探究对立的观点，那么这项研究将会是一次伟大的学习经历。我们可以提供备选方案，把它作为有效性相同但在多种现实情况下的不同选择，这就像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上为支持和反对接种疫苗的两方提供同等的时间一样。
均衡读写教学法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吗？如果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那么它就有可能是解决方案。到20世纪末，有关语音和阅读方面的研究的数量和多样性不断增加，再加上对成绩档次划分的不满，还有大众传媒对于阅读论战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使得“语音等于阅读死亡”这一论断的地位无法再维持下去。教学机构通过承认语音，但并未具体说明应该如何改变教学实践，化解了争议，当然这都要归功于均衡读写教学法。
以严肃认真的方式引入语音需要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何教授语音，教授多少是足够的，教授多少又太多了，如何将语音与阅读和读写活动结合起来，需要实施多大程度上的个性化教学，等等。有些教师认为语音是阅读表现不佳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些教师不知道如何实施阅读教学。对于这些人来说，均衡读写教学法几乎提供不了多少指导作用。42实际上，诸如国家阅读小组撰写的报告等文件并没有提供多大帮助。国家阅读小组在确定早期阅读的主要组成部分时，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些主要组成部分包括音素意识、语音、流利度、词汇量和理解能力。构成的各个部分之间可能会有少许的差异，但它们涵盖了主要的技能和潜在的障碍。然而，该小组却并不负责提出具体的课程建议。将国家阅读小组的调查结果转化为有效的做法，还需要懂得更多的专门知识、不断付出努力和评价实施。而这些正是现实中真正缺乏的，因此就导致了错误的出现。
对于反对语音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只有转向这个方向，才能使课程和实践作为符合美国国家阅读小组建议的“平衡”项目而畅销。对于寻求课程指导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国家阅读小组的报告可以被看作描述了一组相对独立的建构模块。当然这些组成部分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相得益彰。语音确实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在儿童接触其他东西之前就必须掌握的技能。词汇量不仅影响理解，而且影响单词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发现，而单词组成部分的发现又依赖于语音教学的支持，从而促进语言的流畅性。这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组成的系统。更糟糕的是，由于受到国家阅读小组报告的错误引导，掌握各个组成部分这项技能可能会优先于阅读技能，而阅读技能才是终极目标。教师需要具备相当多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将指导学生掌握各个组成部分与阅读本身结合起来，但教师们如何获得这些知识呢？43
那么史密斯和古德曼自己支持其观点的证据呢？事实上，它并不存在。史密斯具有影响力的著作都是关于阅读和学习阅读的特点的延伸性论证，他认为依据他的分析，这些论证一定是正确的。44实在没有必要将大量的相关研究结果考虑进去，因为正如史密斯在最新版《理解阅读》（Understanding Reading）一书的序言中向读者言之凿凿的那样，人们的意见将一如既往地存在分歧，当然这就是生活。史密斯在一本写给教师的书《不做无意义的阅读》（Reading Without Nonsense）中重复了同样的观点。其实这本书应该称为“没有证据的阅读”（Reading Without Evidence）。以下是他就如何帮助一位阅读困难的读者提出的建议：“第一种最为倾向的选择是跳过那些令人困惑的单词。第二种选择是猜测未知单词可能的意思。最后一种选择才是大声念出这个词。换句话说，语音排在最后。”读者应该会相信他的建议，因为他并没有提到相关的研究。
肯尼斯·古德曼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人们从《肯·古德曼谈阅读》（Ken Goodman on Reading）一书中学到的关于阅读的知识，是让人们所信赖的权威专家肯尼斯·古德曼的观点。古德曼以专家的视角告诉教师们他们需要掌握的知识。他谈到，有些研究与他的观点相矛盾，并心平气和地对它们嗤之以鼻。
随着证据的不断积累，学者们是否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呢？詹姆斯·J.金（James J. Kim）曾发表了一篇有关阅读论战的历史的研究论文。詹姆斯在文中写道：“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史密斯的著作反映了一位政策决策者的行动，他试图说服教师拒绝语音教学，并鼓励学生利用上下文的线索推测出单词的含义。”
古德曼还直接向教师发出呼吁，将全语言教学法与教师赋权结合起来。詹姆斯写道：“古德曼确定，教师们不再依赖大师和专家的指导来完成教学。古德曼表示，全语言教学法运动旨在通过教师之间的个人接触、教师互助小组和本地学术会议等途径的传递形成一个知识库。古德曼并没有遵循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实验研究结果，而是敦促学者们开展对教师有益的研究，他还大胆预测，无论有没有这种支持，教育行业的从业者都将继续大步前进。”
古德曼的预测是正确的，无论研究结果如何，教师行业的从业者都会采用全语言教学法。他是鼓励教师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的大师之一。这种教学方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并将一直持续下去。
心理语言学的猜谜游戏
古德曼还促使了一种概念的提出，即阅读是一种“心理语言学的猜谜游戏”，这是阅读研究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45猜谜游戏是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阅读过程的一种极致再现。古德曼指出，人们可以在字母缺失的情况下识别出诸如r_bbit（兔子）这类的单词。从这个事例中，他得出结论，达到熟练阅读的程度并不要求读者密切注意这些字母。相反，读者能通过对语言和主题的掌握来猜测即将看到的单词。只要他们读到的字母足以证实或否定自己的猜测就可以了。阅读能力较差的读者也会缺乏猜测能力，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识别出字母和单词，而这种方式速度会很慢，并且容易出错。全语言教学法将这种猜谜游戏作为其指导原则之一（见表11-3）。对于教师来说，心理语言学的猜谜游戏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培养阅读初学者的单词识别技能，从而使他们能够专注于“读写能力”。
表11-3 心理语言学的猜谜游戏
古德曼的猜谜游戏理论实际上大错特错。
阅读初学者通常能够预测出配有图片的文本中的单词。在多次阅读一本书后，他们也能够预测出其中的单词，这实际上是他们记忆的结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全语言教学课堂中。在全语言教学课堂中，学生通过不同的形式多次阅读一本书，这些形式包括：教师为全体学生朗读这本书，小组朗读、抄写这本书，运用创造性的拼写法描写这本书的内容，讨论这本书的内容，利用这本书讲授对立或颜色等概念。然而，这只会造成阅读的错觉，因为通过背诵一本书学到的东西并不会转移到下一本书。
古德曼的理论侧重于单词的可预测性，这种可预测性是通过一种被称作完形填空的技巧来进行评估的。46在一种形式中，受试者被要求猜测一个句子中的最后一个单词，例如“He mailed the letter without a_______ ”（他没有_______就把信寄出去了）和“Jill looked back through the open_______”（吉尔从打开的_______回头看去）。在另一种形式中，受试者被要求猜测文本中的第n个单词，例如第5个或第6个单词。以这种方式来评估，成人水平的文本的可预测性很低。菲利普·高夫的基本观点是，阅读《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中要求不高的文章时，成年的熟练阅读者能够正确预测大约40%的虚词，但能预测的实词却只有10%。47他还报告了一项非正式实验的结果，参与该实验的是一位非常大度的同事。高夫要求这位受试者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猜测每篇文章的前100个单词，共计完成了9篇不同文体的文章。实验过程中，受试者猜一个词，然后被告知正确答案，再继续猜测下一个词。受试者猜词的准确率在20%到39%之间，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高夫在与人合编的一本教科书中，成功地预测了其中74%的单词。1995年的一篇综述文章总结道：“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预测句子中即将出现的单词是一项相对容易且高度准确的活动。事实上，许多不同的实证研究表明，写实的文本并不是那么可预测的。”48
然而，一个简单的发现就对这一命题造成了致命的一击：只有不熟练的阅读者才会更多地依赖上下文语境来预测文本中的单词，熟练阅读者并不会采用这样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教育理论家的主张又落后了。如果读者已经很擅长每秒识别4～5个单词，猜测就没有任何益处。49只有单词识别能力差的读者才会被迫去猜测词义。
对表11-3中史密斯的观点进行重新表述就可以总结这一研究主体所得出的结论：“读者阅读时遇到的困难越大，就越需要依赖上下文语境。这句话既适用于熟练阅读者，也适用于阅读初学者。在每一种情况下，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都是无法准确、快速和自动地阅读单词。”
一些教师加入全语言教学法的行列，他们选择相信猜谜游戏，而且对此没有丝毫的怀疑。这些教师开始加强读写活动，实际上无意中鼓励了学生像阅读表现不佳的读者一样去阅读。教师教导学生在阅读中采用猜测和取样的策略，而不是解码和整合的策略。这样做的结果正是我们所熟悉的略读。采用这样的阅读策略可能会满足学生在K-3阶段的读写要求，但是到了四年级，学生需要开始阅读内容更复杂、主题更广泛的文本时，他们就会遇到障碍。50
简而言之，古德曼的心理语言学猜谜游戏是一个关于阅读表现不佳的好理论。有些问题仍然存在。
还有人依然相信这些吗？对于阅读科学家来说，30年来答案一直都是否定的。在教育方面，答案当然也是如此。在教师互助小组或实践团队中，这样的知识在教师之间相互传递。这样的观点依旧出现在相关的教科书中，是教师们总结个人的阅读理念时援引的观点之一。51在全国英语教师协会关于阅读的立场陈述中，人们就引用了古德曼和史密斯在科学上而非在教育上不被认可的观点。52
那么古德曼自己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呢？没有。最早关于猜测游戏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理论，据说是基于诺姆·乔姆斯基的建议。53古德曼后来提出了学生朗读错误的证据（他称之为误差分析）。古德曼认为，假如下一个词是down（下面），当一个熟练阅读者做出错误的预测时，这个错误的词通常非常接近正确答案的意思，例如below（下面），而且这很容易纠正或忽略。据说，阅读表现不佳的读者给出的答案往往读起来与正确的单词相似，但在语义上却并不相关，例如将正确答案down猜成dog（狗）。这就会干扰对内容的理解。这两种观点都站不住脚。到1980年，大量研究表明，即使是熟练的阅读者，其预测后续单词的准确性也很低，而熟练或不熟练的阅读者都会犯类似的错误。54
随着证据的积累，人们的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呢？这一理论是全新的全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之一，并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55随着与这一观点相矛盾的证据日益增多，古德曼和他的追随者们做出了更极端的解释。1981年的报告（见表11-3）就更显夸张，读一篇故事会比读一个字母更简单？当然他的追随者们对此深信不疑。
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什么新观点。我主要是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观察进行了更新。在这一点上，最令人瞩目的是，尽管涌现出了大量反对这些观点的证据，但是这些观点依然能够存续下来。在自然科学中，一旦一个理论中的假设和预测不断遭到相关数据的驳斥，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抛弃。这就是阅读科学领域中，史密斯和古德曼的理论所遭遇的情况。但在教育领域，这些理论犹如行尸走肉，诸如经验实证这类常规武器，已经无法阻止它们的肆虐，只能任其在教育领域继续逍遥。
基本技能与理解
阅读的目的是实现对内容的理解，这一点所有人都认同。从广义上讲，阅读就是出于各种目的理解和阐释书面语言。虽然阅读也能实现对不同文本进行理论总结，以及对意义进行社会建构，但阅读的主要目的是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们所接触的各种文本，例如在学校、大学入学考试、大学水平的阅读任务、工作或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文本。在阅读论战爆发时期，争论的焦点是基本技能与理解之间的平衡。这一点生动地反映了全语言教学法的推崇者将“技能”和“理解”作为相互对抗的两个方面。我们忽略这些极端的描述，就会发现基本技能显然是理解文本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
阅读教育者认为，基本技能相对来说更容易掌握，而理解则很难。教授基本技能主要是为学生提供一个丰富的文本环境，引导学生参与并激发他们的活动热情。学习阅读就像学习口语，二者都不依赖于明确的指导，除非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在一个高度激励的环境中，充满了真实的文本和各种读写活动，其重点是鼓励学生广泛、多感官地参与阅读一本书，从而使学生发现这种阅读的机制。我认为，学生主动发现阅读的奥秘远比被动接受阅读教育更有价值。教师的作用是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发展，而不是教会学生阅读。如果过多地讲授基本技能，实际上对于学生来说是有害的，学生接触的基本技能应该越少越好。
相反，理解文章的内容则是非常困难的。想象一下，给自己设定一个任务，找出理解文本所涉及的所有类型的知识和心理活动——例如，一篇短篇小说，或者一本适合小学二、三年级学生阅读的书《弗朗西斯的好朋友》（Best Friends for Frances）。几位阅读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挑战，提出了错综复杂的详细理论。56表11-4列出的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张表格很容易拓展下去。接下来的关于理解的理论将展示，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这些列出的元素是如何在每时每刻发挥作用的。由于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只对其中一小部分内容进行了说明。阅读是最能体现人类智力的表现形式之一，有关这种高级技能的理论也极其复杂。
表11-4 文本理解的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Lesgold & Welch-Ross （2012）.
这些理论滋生了一种观念，即理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而相比之下，单词识别看起来就很简单。它们还表明了新的教学可能性：也许学习者可以从针对这些组成部分的教学中受益，例如，教学生“推断法”或构建“故事语法”。阅读理解教学成为学术研究、教学创新和课堂活动的焦点。
在科学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基本技能很难掌握，主要是因为文字系统表征口语的方式具有片面性和抽象性。因此基本技能是教学的重点。对于阅读初学者来说，理解并不需要专门的指导，因为他们已经理解了言语。而将阅读理解能力提升到与理解言语同等的水平，就需要掌握阅读文本这项基本技能。
儿童的口头语言能力如果与其年龄和学校的标准相符，就可以通过相应的指导和支持迅速掌握基本技能。如果一个儿童能听懂故事，但阅读故事却有困难，那么他的基本技能的掌握很可能存在问题，原因可能是受到的指导不足或学习存在障碍。这些儿童可能确实不擅长分析句子、理解所描述的现象或绘制线索进行推理，因为他们阅读单词的能力还不足以使他们完成这些任务，并非因为他们缺乏合理的“文本理解模型”。
对于具备良好基础技能的儿童来说，理解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语言知识（尤其是“学术”语言知识）和内容知识。57这两种类型的专业知识都是通过阅读玛丽莲·亚当斯所说的具有挑战性的文本而获得的，这些文本包括与主题相关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但这些词汇和语法结构在非正式的言语或阅读中很少出现。例如，在阅读有关恐龙的文本时，儿童不仅了解了这个主题的内容，还会遇到一些不常见的词，如paleontologist（古生物学家）和extinction（灭绝），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和表达。阅读技能取决于以往获得的阅读经验，包括阅读文本的数量和种类，因为这是获得这两类知识的真正途径。58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的理解技能在出于不同目的阅读各类文本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发展。这些教师开展的教学活动、布置的作业和提供的反馈是学生学习的主要来源。小组活动过程中，学生之间的相互反馈是这一过程中更为复杂的情况。写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通过积极参与和反馈来促进理解的提升是传统的教学活动，与给学生讲授文本、理解理论并不同。哲学家们将“知道如何去做”（如骑自行车）和“知道”（如知道自行车运动和平衡动力学理论）区分开来。理解属于前者，是一个知道如何去做的问题，而非仅仅知道就可以的问题。
简而言之，教育理论家也需要通过教学获得基本技能和理解能力。一代又一代的教师接受的理念是，技能都是自然而然获得的，理解能力的提升必须得到更多额外的教学指导。这种理念倒置使许多学生学习阅读的道路更加坎坷。
阅读教育缺陷的四个影响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见解，但读者如何才能确定它是否准确呢？嗯，当然，你可以查阅资料，就像亚马孙大都会的经理凯西·斯坦格尔（Casey Stengel）过去常说的那样。本章的大量注释就是为了方便读者进行查阅。这里还准备了另外一项测试。如果阅读教育真的如我所说的那样存在缺陷，那就一定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以下就有4个方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语音方面
语音教学从未消失，只是不再作为课堂的教学内容，而是被排除在了课堂之外。如果学校没能提供足够的基本技能指导，关心孩子学习的家长就会尝试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这样的不足。如果是在家里接受指导，家长会为孩子提供语音练习册，或通过互联网下载的各种练习表。伴随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用于阅读技能学习、词汇学习和语音练习的软件和手机应用程序出现了迅猛增长。除此之外，为了提高阅读技能，家长还会为孩子聘请专门指导阅读的家庭教师，或者带领孩子参加课后辅导班。辅导班类教育机构采用的是边学边练的教学方法，而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与有效的课堂教学相比，将语音教学设置成课堂教学以外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并不明智的选择。即使并不具备和教师一样的教学能力，家长也能够合法抚养自己的孩子。尽管有些家长能够成功地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这实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况且许多家长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全语言教学法孕育了庞大的语音教学市场，但是语音教学软件的质量堪忧，这些软件只涵盖了最简单的内容，而且其内容形式无法满足儿童的需求，对儿童没有持久的吸引力。电视上也会出现一些并不具备多少教育价值的语音教学节目。59家长为孩子购买能够自动发声的语音玩具，孩子从玩具里学会英语发音。还有一些家长从互联网上搜集语音学习的相关资料，但是这需要家长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才可以胜任。面对这些令人束手无策的情况，很多家长会选择将辅导孩子的任务交给专业的学习中心或辅导教师。
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所有这些选择都需要各种资源：能够教孩子的父母或其他成年人，他会说这门语言并且理解需要教的内容，同时家长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用以支付在家学习所需各种资料的费用，以及购买计算机、互联网服务、各种学习软件的费用，聘请家庭教师的费用或支付给学习中心的学费。将语音教学的责任从学校转移到家庭，会放大社会经济差异对学习的影响。
教育工作者强调学校和家庭之间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虽然这种伙伴关系并非对所有家长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这种伙伴关系包括了家长对于课堂教学的补充。学校选择放弃自己的教学责任，逐步将一些教学任务转移给家长。背诵乘法表和书法练习的责任已经交给家长来完成了，下一个就是语音教学了。60
为什么有效教学策略能够成功
我说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非常错误的回应。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人们知之甚少的一项举措：有效教学策略资料中心（What Works Clearinghouse）的建立。教育部的任务是确定阅读、数学和其他领域的教育项目和教学实践。这些教育项目和教学实践的有效性已在设计合理的现场测试中得到证明。这样的举措大致借鉴了医学领域循证医学的做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这一举措也回应了一个现实问题：在有效性还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教育计划和教学实践就可以被大规模地采用。全语言教学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教育理论的变化幅度非常小，但教育文化却高度重视教育实践中的创新。人们通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通过发展更符合儿童兴趣和能力的新型学习活动、学习环境和技术，便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而不仅仅是渐进式的变化。因此，推出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与推出一款新药完全不同。药品在推出之前，往往都要经过几个阶段的临床实验，以确定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药品的上市不是以理论为先，不能依据理论或药品研发人员的担保来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61，而必须经过严格的实验检测。
相反，全语言教学法的推出则是另一番景象。推出这一理论的学者们认为，基于他们的理论，这一教学法完全可信且有效。与药品的上市相同，这一教学法在推出前，学校也采用了所谓的“临床试验”。不同的是，教学法的试验是在学校里实施的一项不受监督的试验，受试者是数百万对此毫不知情的学生。我们不禁感慨，一项针对40名6～7岁儿童的阅读情况开展的小规模行为研究都会受到制度上的监督，而且其监督力度要远远大于这项针对数百万儿童推出的新型教学法所受到的监督。由此可见，在当前的环境下，学校教学系统的完善面临多么巨大的压力，以至于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新方法被迅速推出，并被寄予厚望，希望这些方法在教育教学上能够有所作为。
有效教学策略资料中心本应该纠正这一错误，但它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62与全国阅读小组的报告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证据的有效性。有效教学策略资料中心只关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简称RCT）这种医学研究中使用的“黄金标准”方法。这不仅排除了全国阅读小组反对的定性研究，也排除了几乎所有关于阅读的研究，因为能够实施的随机对照试验实在是少之又少。在制药行业，随机对照试验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制药企业的资助。但是在教育行业，相关研究却并没有得到同等范围的经济资助。此外，在制药行业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并不一定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因为在教育行业开展类似的试验，其过程要复杂得多。教学实践的效果取决于学生的特点，但又会受到教室、学校、社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63按照随机对照试验的要求，对这些因素进行大规模的测量或控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类研究往往倾向于方法论的严谨性，而牺牲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有效教学策略资料中心也遇到了一个在医学试验中经常出现的问题：研究人员在进行随机对照试验时，与他们正在评估的产品，例如商业阅读课程或软件（即医学试验中的药品或医疗设备），没有保持一定的距离。64
阅读恢复项目
如果全语言教学法／均衡读写教学法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许多儿童学习起来一定会更加吃力。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数千所学校里，这些儿童参加了由新西兰教育家玛丽·克莱发起的阅读恢复项目。这是一项针对进步缓慢的一年级学生开展的短期项目。作为一名全语言教学法的普及者和倡导者，克莱专注于通过猜测和利用多种信息，如语义、语法、背景知识等，来识别单词和理解文本。没有掌握这些技巧的儿童在阅读上就会落后。阅读恢复项目为儿童使用这些策略提供了指导。65
阅读恢复和全语言教学法一样备受争议，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同一件事。而倡导者则指出，大量研究表明阅读恢复不仅有益，而且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效教学策略资料中心也收入了该项目，作为教授许多技能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尽管如此，有关它的假设、有效性、与其他类型干预措施的差别，以及它的高成本依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担忧，因为它是由受过专门培训的教师通过一对一授课的方式实现的。当这些担忧出现时，阅读恢复机构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66
我的观点是，在普及了一种由于核心假设存在错误而阻碍了许多儿童取得进步的阅读理论之后，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又会发起一种基于同样原则的高成本项目。如果儿童一开始就接受了合理的指导，那么需要参加阅读恢复项目的儿童就会更少。对于这些儿童来说，在相对容易的案例中，实施的干预都获得了成功。阅读恢复对一些相对困难的案例也无计可施。即使对儿童实施了干预，他们的阅读困难仍然会持续到一年级以后。对这些儿童实施的有效干预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核心问题、基本技能和口语，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伴随症状上。
能探讨一些令人愉快的话题吗
阅读论战的争论焦点在于阅读教学应该强调“技能”还是“读写能力”。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因为读写能力的发展需要基本技能，但教育工作者把“技能”等同于一种苦差事。均衡读写教学法通过鼓励教师使用对一群特定的儿童和其自身均最有效的组合方法，扩大了这场争论的影响。教师认为他们已经做出了努力，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提升儿童的阅读能力几乎没有产生多少影响。67
均衡读写教学法也强化了对“读写能力”而不是对“阅读”的关注。二者之间的变换似乎无关紧要，因为“读写能力”这个词自19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就意味着“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但它实际上却非常重要。对阅读教学方式的批评突然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其目标是培养读写能力，而培养读写能力是一项完全不同的事业。面对大量的与阅读教学基本理论相矛盾的研究，教育工作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做法，而是改变了研究的主题。
在区分了读写能力与阅读之后，教育理论家进一步推动了读写能力与书面语言的分离。读写能力已经成为交流的总称，包括通过书面文字和其他类型的信息（图像、音频、视频，以及它们的组合）进行的交流。正如国际读写协会所言：“具备读写能力的人，通过利用各种学科和背景下的视觉、听觉和数字资料，能够识别、理解、阐释、创造、计算和沟通。”68
因此，读写能力可定义为通过语言和非语言手段交换信息的能力。人们认为，如今教育面临的挑战是，让儿童熟悉不同技术手段衍生出的“多种读写能力”。各国关于多种读写能力所涵盖的内容可能会有不同观点，但美国学校图书管理员协会提供的列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视觉层面（“利用图像思考、学习和表达自己的能力”），数据层面（“理解、评估、创造和整合多种数字信息的能力”），技术层面（运用现代和未来技术的能力），还有读写层面（阅读和写作），如今称为文本读写能力。69
“多种读写能力”的概念在教育领域的兴起，与全语言教学法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些解读是比较温和的，而另一些解读似乎倾向于继续维持甚至合理化读者与非读者之间的区别。20世纪40年代以来，“读写能力”用来代表“跨文化读写能力”“金融文本读写能力”和“科学文本读写能力”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时，就已经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读写能力”。50年代，电子屏幕的新技术的发展衍生出了“电视文本读写能力”。70这些表达都是“读写能力”这一词汇意义的延伸，就像蜜蜂语言和肢体语言都代表语言一样。然而，专攻阅读的教育工作者将这些修辞性的表述理解得过于表面了。
技术的发展，无疑改变了我们获取和交换信息的方式。文本不再是用于交流的唯一选择，这一点其实非常棒。比较一下在《纽约时报》的官方网站浏览新闻和一个世纪前阅读《纽约时报》头版时的不同体验。71该网站将其他媒体形式与文本整合在一起，从而使阅读变得更加容易，内容和形式也更吸引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双赢的。当你阅读这本书时，你也可以上网查到与本书相关的视频、图片和各种活动等。现在，我们只需要使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这些元素整合成一种便捷的格式，或许还需要一种新的商业营销模式来推广这种新的产品。
教师需要教会学生使用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例如，使用谷歌搜索时，如何提出有效的问题，以及如何评估网上提供的答案。除了访问社交媒体网站，许多大学生似乎主要利用互联网查找事实，比如：谁是苏斯博士？“互信息”的定义是什么？正如戴维·凯尔纳（David Kellner）所观察到的：“除了阅读、写作和传统的文字读写能力之外，有人可能会说，在信息技术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发展强大的媒体文本读写能力、计算机文本读写能力和多媒体文本读写能力，从而在教育改革中培养‘多种读写能力’。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呼唤全新的技能，要想使教育应对当代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就必须扩大读写能力的概念，并创造新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72
事实的确如此，人们能够有效地使用这些技术非常重要，但人们仍然必须具备阅读能力。书面语言具有独特的表达能力。我们可以用表情符号来撰写《白鲸》（Moby Dick），只是效果不太理想。73综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人民网（People. com）等多媒体网站，书面文字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用于引导用户观看视频、互动图形和幻灯片。不妨想象一下，用相反的方法来完成这个任务，效果会如何呢？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浏览几百张橙子的图片，观看几十个诸如《烦人的橙子》（Annoying Orange）这类视频。“烦人的橙子”是一个拥有500万粉丝的网络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不需要阅读“橙子”这个词。数量如此巨大的信息以如此众多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对于那些能够接触这些信息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资源。但是与象形文字甚至是动画相比，书面文字仍然具有它的优势。
过度强调多种读写能力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因为它贬低了阅读和阅读教学的重要性。但是恰恰在这个时代，人们需要更多地关注阅读，而不是忽略它的重要性。未来，其他的交流方式有可能取代传统的书面文字，作为多种读写能力这一概念的早期拥护者，教育工作者似乎对此有些过分期待。对于这种论点，我们并不陌生。教师教育不需要把重点放在教学方法上，因为它们最终会过时，而在课堂上教授传统的阅读和写作也同样如此。我期待有人站出来，大胆宣称：儿童只需要了解文本中的部分字母和单词就可以，因为他们可以从图片和视频中猜出单词的含义。瞧，这不正是多媒体文本略读吗？多媒体软件可能对阅读有困难的读者或诵读困难症患者有很大的帮助。74“多种读写能力”是对阅读困难者有益的一种标准，可以将这样的标准运用到熟练阅读者身上吗？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将适用于阅读困难者的标准运用到熟练阅读者身上的事例？
信息技术的变革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下去，也将继续改变人们的生活，但人们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出变革发生的形式。与此同时，没有将传统的阅读作为基础的读写能力教学方法，会使得获取读写能力变得更加困难。对原本已经面临阅读失败风险的群体来说，这样的教学方法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更大了。既然在传统意义上，阅读能力强的人的优势将继续增长，那么教育工作者培养孩子的阅读和写作技能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甚至是一项道德意义上极其必要的任务。
架起科学与教育之间的桥梁
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就已严肃表明，我对阅读教育的评估可能显得有些严厉和苛刻。沉浸在这段历史中，让人很难摆脱受到责骂的感觉，或者产生类似文学评论家戴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那样的感觉。据说，当她认为某篇书评中所提出的负面评价不够深刻时，会致信《纽约时报》反馈此事。75认识到基础教育的不足并不是什么开创性的成果，而切实解决这些基础教育的问题才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们都能看到教育和医疗领域之间的相似性。规模庞大的医疗体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极其完备的保障，但是对少数人来说，情况则正好相反。而且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人们对于该持有的行为准则和方法都存在强烈的分歧。如果教育家对于儿童阅读教学的假设本身就存在明显的缺陷，对这些批评的老生常谈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可能在一章里把我们认同的教育所遇到的困境，甚至是阅读部分的每一个方面都讲得非常透彻明晰。这确实是我要负的责任。然而，我确实正在筹划一件大事：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而不是让教育理论家们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增值评估”是一种定量评估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来衡量教师对学生学习进步的负责程度，我对这种做法始终存疑，因为公式本身很可能就是非常不精确的。我确实认为，学校的校长、主任，大学里的教授应该对课堂情况做出说明，对人们关注的问题做出答复，并采取实际行动弥补教师培训中存在的差距。我曾经提出，教育和医疗一样，家长需要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积极投入其中，而不是作为被动的消费者。我希望我已经阐明了其中的原因，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识”。
我的另一个目标是，防止有关阅读教育的分歧被斥为最糟糕的学术分歧：这些令人毛骨悚然、毫无结果的争论之所以会继续下去，正是因为它就像学术象牙塔里的氧气，维持着在象牙塔中的生存。这些问题产生了明显的后果。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从对立的观点中形成一套具有连续性的教学方法，比这种“二者兼顾”的命令更具挑战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拥有良好意愿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异。只有在我们允许的情况下，教育和科学之间的障碍才会存在。对于交流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所学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做得更好。桥梁是基于对不同个体和不同观点的尊重而建立起来的。每个人都在尽力而为，虽然双方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我完全支持架设一座创造性的桥梁，并亲自参与其中。但我开始怀疑，与过去相比，良好的意愿和更大的努力能否更有效地将事情向前推进。因为我注意到，当事实没有站在你这边时，一个有效的防御措施就是激起足够的尘埃来制造不确定性，例如，阐述一些关于诵读困难症的毫无意义的事情，或者编造一个攻击教育的阴谋论。有关的外界人士最终会因为不知道该相信谁或者相信什么而离开。就像最高法院做出支持下级法院的裁决一样，如果平局能够维持现状，那么平局也就等同于胜利。这就是我对这些历史中的争论的看法，以及我认真看待这些争论的原因。
人们认为蜂蜜比醋能吸引更多的苍蝇。在阅读方面，这种方法几十年来都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也许是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吧。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