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下面这个句子的意思：
这是我的身体。
只要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它与什么相对？它若与此相对会如何？
不，它不是；它是我的，我不想与人共享！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或更多）自我争夺一个身体的控制权是怎样的，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单一的自我究竟是怎样的。作为研究自我的科学家，我们会想做一些受控实验，在这些实验中，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我们能够看出什么必定发生，以什么顺序发生，需要哪些资源，才能有这样一个讲话的自我出现。是否在一些条件下，生命能够继续，但自我却不会出现？是否在一些条件下，出现的自我不止一个？从伦理上说，我们不能做这样的实验，但就如以前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我们可以利用大自然做的一些可怕实验所提供的资料谨慎地引出结论。
其中一个实验就是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MPD），其中一个人的身体似乎被几个自我共享，典型的情况是，每个自我都有一个专名和一份自传。MPD的观念令许多人震惊：它太过离奇，极为古怪，难以置信——就像超感知（ESP）这种第三类的亲密接触，也像骑着扫帚的巫婆一样，它是一个要被丢弃的“超常”现象。我怀疑有一些人犯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错误：他们没能注意到，一个身体的2个、3个或17个自我，其实并不比一个身体一个自我更夸张。一个就够糟糕的了！
“我刚看见一辆车驶过去，里面有5个自我。”
“什么？？晕！这是什么形而上学的胡话？”
“哦，车里也有5个身体。”
“噢，那你为什么不这样说？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嘛。”
“……或者可能只有4个身体，或3个——但确实是5个自我。”
“什么？！”
正常的安排是一个身体一个自我，但是，如果一个身体能够有一个自我，那么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为什么它就不能有更多的自我呢？我的意思不是说MPD没有什么令人震惊或让人迷惑的地方。这样一个现象确实已经不只是稀奇古怪，我认为，这与其说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关于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某些预设，不如说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的另外一些预设——这些预设一方面与人类可以做到的以及人类残忍和堕落的极限有关，另一方面与人类创造性的极限有关。现在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如今被诊断患有MPD的病例不是几个或上百个，而是数以千计，而且这种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童年早期长时间受到虐待所致，通常包括性虐待，情况之严重令人作呕。尼古拉斯?汉弗莱和我在几年前做过关于MPD的研究（Humphrey and Dennett, 1989），我们发现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远远延伸到患者个体的大脑之外。
患病的小孩经常处在非常恐怖和混乱的环境中，所以我更惊诧的是他们居然还能在心理上幸存下来，而不是他们可以通过绝望地重绘他们的边界来设法保存自己。在面对排山倒海的心理冲突和痛苦时，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离开”。他们创造一个边界，这样恐怖就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它要么不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要么发生在某个别的自我身上，这个自我更能在这样一种猛烈的冲击下维系它的组织——至少按他们尽最大努力所能回忆的来看，他们说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怎么会这样？对这种分裂过程，我们最终能在生物学层面上提供什么类型的说明？一定要有唯一的、整体的自我，像变形虫那样，以某种方式进行分裂？如果一个自我不是一个器官或大脑的专门物理部分，而是如我提出的那样，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那么，情况怎么会是这样？而且，面对创痛所做出的这种反应看上去如此有创造性，以至于有人首先就会假设，它必定是在那里的某个监督者的杰作：一个起到监督作用的大脑程序、一个中央控制者，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白蚁群初看起来似乎也需要一个中央首席执行官来完成那样聪明的计划。
我们已经逐渐习惯演化叙事：叙事从某种现象不存在的状态开始，然后以该现象明确存在的一种状态结束。农业、穿衣、居住和工具的革新，语言革新，意识本身的革新，地球生命的早期革新：所有这些故事都需要被讲述出来。其中每则故事都必须跨越我们所称的绝对论裂缝（the chasm of absolutism）。这种裂缝可以通过如下奇怪的论证来说明（借自Sanford, 1975）：
每个哺乳动物都有一个哺乳动物作为它的妈妈，
但只有有限数量的哺乳动物，因此必定存在第一只哺乳动物，
而这与我们的第一个前提矛盾，所以，与我们看到的现象相反，
并不存在哺乳动物这种东西！
该怎么说呢？绝对论者或本质主义哲学家喜欢截然分明的边界、阈限、“本质”和“标尺”。对绝对论者来说，必定存在第一只哺乳动物、第一个生命、第一个意识时刻、第一个道德行动者；它是突变的某种产物，是全新的某个候选者，是第一个满足本质条件的东西——无论什么样的分析都表明它们是这样的。
这种对物种的截然分明的边界的偏爱，正是达尔文力图提出进化论时在学术上面临的最大障碍（Richards, 1987）。与之对立的思考方式是反本质主义，后者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界限不明和缺乏严格分界线的情况。因为自我、心智甚至意识本身都是生物学的产物（不是在化学周期表中找到的元素），所以我们应该预期，它们与那些还不是它们的现象之间的过渡，应该是渐进的、有争议的、不公正地划分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事物都总是处在过渡之中，总是渐进的；从近距离看像是渐进的过渡，从远距离看通常像两种平衡稳定状态之间的突然间断（Eldredge and Gould, 1972; Dawkins, 1982, pp. 101-109）。
这一事实对于哲学理论（以及哲学家的偏好）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认识。总是已经存在而且总是将会存在一些过渡性的事物、“缺失的环节”、准哺乳动物和诸如此类难以界定的东西，但事实仍然是：自然界中几乎所有实在的事物（与仅仅可能存在的事物不同），往往都可以列入相似簇群，它们在逻辑空间中却分隔开来，中间存在巨大的空白。我们不需要“本质”或“标尺”来防止语词的意义到处滑动，我们的语词会维持固定状态，就好像受到重力作用一样，紧紧依附着最近的相似簇群，即使已经存在和必定存在一条短小的地峡，以一系列的渐进步骤，曾经把它附着在某个相邻的簇群上。这种观念无可争议地适用于许多主题。许多人可以相当安心地运用这种实用主义的研究路线，把它运用于白天和黑夜、生物和非生物、哺乳动物和哺乳动物出现前的动物，但是，如果要求他们采用同样的态度处理拥有一个自我和不拥有一个自我的问题，他们却焦虑不安起来。他们认为，在这里（如果说自然界的其他地方没有的话），它必定是全或无，而且是一个客户一个自我。
我们提出的意识理论否证了上述预设，而多重人格障碍也为该理论如何挑战上述预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些人坚信，不可能存在准自我或几分自我，与一个身体相关联的自我必定是一个整数——而且数量是1才好，但这些信念并不是自明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因为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地提出了一种替代理论，来取代笛卡儿剧场以及它的见证者或核心赋义者。MPD从一个方面向这些预设提出了挑战，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来自另一个方面的挑战：两个或更多的身体共同拥有一个自我！英格兰的约克确实就有这样的情况：查普林（Chaplin）家的双胞胎，格蕾塔（Greta）和弗蕾达（Freda）（《时代》，1981年4月6日）。这两个同卵双胞胎现在已经40多岁，她们一起生活在一个住宅中，行动起来就像一个人；她们合作完成一个简单的语词行为，比如轻松地完成彼此的句子，或几乎完全一致地说话，只有很短的时间差。多年以来，她们一直不可分离，其程度简直达到了非连体双生子的极致。一些与她们打过交道的人认为，一个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有效策略是，把她们两个人当成一个人。
我们的观点不仅支持MPD的理论可能性，而且支持分裂型人格障碍（Fractional Personality Disorder，FPD）的理论可能性。这可能吗？为什么不能？我决不认为，这两个双胞胎是靠心灵感应、ESP或其他类型的神秘纽带来联系的。我认为，存在许多难以察觉而又平平常常的交流和协作方法（这确实是同卵双胞胎往往熟练掌握的技巧）。因为这对双胞胎在她们的生活中看、听、触、摸、闻和想的东西几乎一样，而且毫无疑问，她们的大脑一开始对这些刺激做出反应的倾向也大致相似，所以，要让她们保持某种松散的协调状态，也许不需要大量的交流渠道。（此外，我们自己拥有的自我色彩最重的东西，又有多大程度的统一性？）我们不应急于划定这些熟练协作的界限。
但无论如何，难道不会存在两个清楚界定的个体自我（双胞胎中的两人各有一个自我）负责维持这种奇特的游戏？也许吧，但是，如果这两个女人都在这项联合事业中做出奉献，变得毫无自我了（我们会这样说），以至于她们在这项事业中或多或少地丧失了自己（我们也这样说），那又如何？正如诗人保罗·瓦莱里在对其同胞的格言所做的有趣改编中所说的：“有时我在，有时我思。”[1]
在第11章中我们看到，虽然意识看起来是连续的，但事实上它是有间隙的。一个自我同样可以是有间隙的，可以消逝在虚无中，就像烛火可以扑灭一样容易，只是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它还会重新燃起。你就是你自己粗略地想起的（有时生动、有时模糊）那个孩提时代爱冒险的人吗？如果那个小孩冒险的时空轨迹与你身体的轨迹明显是连续的，他的冒险历程就是你自己的冒险历程吗？那个跟你有着同样名字的小孩，那个在彩笔画上涂鸦式地签名的小孩勾起你对过去签名方式的回忆——那个小孩就是你吗？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 it, 1984）把一个人比作一个俱乐部，一种相当不同的人类构造，它可能在一年内不再存在，又在几年后被它的（先前的？）成员重建。它还是同一个俱乐部吗？或许是的，例如，如果俱乐部早就有一份书面的章程，为其存在的消逝提供了清楚的规定。但是，这种情况也许无法分辨。我们也许知道所有可以设想的与此情况有关的事实，我们也许能够看出，它们不能最终确定这个（新的？）俱乐部的身份。按照这里浮现的自我或人格观，这是正确的类比；自我不是独立存在的灵魂珠子，而是那些创造性地推动我们的社会进程的造物，同其他这类造物一样，自我也面临地位的突然转变。积累成某个自我或俱乐部的轨迹的唯一“动力”，就是由构成它的信念所组成的网络赋予它的稳定性，而一旦这些信念消逝，它也就永远或者暂时地消逝了。
当哲学家在考虑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即广受讨论的裂脑人现象时，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所谓裂脑是大脑联合部切开术的结果，手术切断了胼胝体，也就是直接连接大脑皮质左右半球的横行神经纤维束。此时两个半球仍可以通过中脑结构间接相连，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手术程序，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会实施。它可以减轻一些原本无法治疗的严重癫痫病人的痛苦，防止一些内生的、可致症状发作的异常放电：从一个半球中的“病灶”诱发的癫痫沿着大脑皮质横扫到相反一边。标准的哲学看法是，患有裂脑的病人可能会“分裂为两个自我”，但除此之外不会出现因手术而造成的能力严重减弱的情况。这种过度简化的一个最有吸引力的版本是，最初，人的两“边”——紧张的、分析的左半球和松弛的、直觉的、整体的右半球——在手术后可以自由地展现更多个性，因为正常的紧密合作必定为一种紧密程度减弱的缓和关系所代替。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想法，但它过分夸大了启发它的经验发现。事实上，只是在极小部分事例中我们才可以观察到有着惊人理论意蕴的多重自我症状。（例如，参见Kinsbourne, 1974; Kinsbourne and Smith, 1974; Levy and Trevarthen, 1976; Gazzaniga and LeDoux, 1978; Gazzaniga, 1985; Oakley, 1985;Dennett, 1985b。）
毫不奇怪，像盲视患者和具有多重人格障碍的人一样，裂脑患者并不符合哲学为他们划定的描述，而这也不是谁的过错。哲学家（以及许多其他解释者，包括最早的研究者）并没有故意夸大他们对这个现象的描述。相反，在力图精确地描述此类现象时，他们发现日常语言的有限资源让他们不由自主地采用了过分简化的观念：身体的老板、机器中的幽灵、笛卡儿剧场模型中的观众。尼古拉斯?汉弗莱和我比较了我们自己在与MPD患者每次会面时对所发生情况做的详细记录，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经常犯错，运用一些太过自然却有严重误导作用的措辞，去描述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 1971）是第一个写到裂脑患者的哲学家，他提出一个审慎而又准确的描述，说明了人们当时对这种现象理解的情况，在指出提供一个连贯描述的难度时，他推测：“也许我们不大可能放弃我们构想和表征自己的某些方式，无论这些方式从科学研究中得到的支持是多么稀少。”（p. 397）
这的确很困难，但不是不可能。内格尔的悲观论调本身就是夸大其词。事实上，我们不就从传统的思考方式中成功地挣脱出来了吗？现在，有些人可能不想抛弃传统的见解。甚至可能存在很好的理由——道德的理由，即以此力保多个自我的神话。这神话说，这些自我是大脑珍珠（brain-pearl），是特别具体的、可以计算的事物而非抽象之物，并且以此拒绝承认准自我、半自我或过渡自我的可能性。但这无疑正是理解裂脑现象的正确方法。在谨慎设计的实验程序中的短暂时期，这些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在对困境做出反应时分裂成“两个人”，从而暂时创造出第二个叙事重心。这种分裂的一些效果，也许会在彼此不能访问的记忆印迹中无限地逗留，但除了这些其实相当原始的分裂印迹之外，第二个初步发展的自我的生命最多只能持续几分钟，而这么短的时间绝不足以积累成一份自传，一份由充分发展的自我组成的自传。（就MPD患者发展出来的绝大多数不完整的自我来看，这一点显然也是成立的；其中多数自我在白天没有足够的活动时间，它们只在每周的独家传记中维持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不同叙事的独特性是不同自我的生命之血。如哲学家罗纳德·德苏泽（Ronald de Sousa, 1976）所指出的：
当杰基尔（Jekyll）先生变成海德（Hyde）先生时，这是一件奇怪而神秘的事。这两个人是在一个身体中轮换出现吗？但还有更奇怪的事：贾格尔（Juggle）先生和伯格尔（Boggle）先生同样在一个身体中轮换出现。但他们就像是同卵双胞胎！你高声反驳：那为什么说他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好吧，为什么不呢：如果杰基尔先生能变成一个像海德那样不同的人，那么毫无疑问，贾格尔必定就更容易变成伯格尔，伯格尔真的很像他。
我们需要冲突或强烈的差别来撼动我们的自然假设：一个身体最多对应一个行动者。（p.219）
这样一来，在一个裂脑患者身上，右半球的自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这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问题[2]，它唤起一种我们想都不敢想，甚至一想就令人胆寒的图景：你陷入身体的右半球，你非常了解（而且仍在控制）自己身体的左侧，但身体的右侧现在却如同陌生过客的身体一样遥远。你想告诉世界，做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但你做不到！你无法与左半球接通，所以你不能做任何语词交流。你尽最大努力向外界传达你存在的信息，从半边脸拉扯出不平衡的皱眉和笑容，还偶尔（如果你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右半球自我）用你的左手比画出一两个词语。
这种想象力的练习还可以用一些明显的方式继续进行，但我们知道，它只是一种胡思乱想——就像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的小兔彼得及其拟人化的动物朋友的迷人故事一样。不是因为“意识只存在于左半球”，也不是因为人们不可能发现自己处在这样的困境中，而只是因为大脑联合部切开术没有留下足够的区分度和强度以支持这样一个分立的自我的一些组织。
这一点很难构成对我的自我理论的挑战，即“逻辑上有可能”在裂脑患者身上存在这样的右半球自我，因为我的理论是说没有这样的自我，而且还说出了为什么：累积这种构成一个“充分发展”的自我的丰富叙事（以及独立叙事）的条件还没有出现。我的理论同样不受一个主张——我做梦也不会想去否认这种主张——的影响，该主张认为，可能存在会说话的小兔子、在蜘蛛网里写下语文信息的蜘蛛，以及忧郁的火车铁轨。我认为，这些可能存在，但现在没有，因此我的理论不必解释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