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陌生感觉的存在并没有提供理由让我们说，我们深知的和似乎不显得陌生的每个对象都会给我们提供一种熟悉的感觉。
——我们认为，某个地方一旦被陌生感填充，它就必定会以某种方式被占据。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1953, i596）
在第2章中我们看到，相信二元论的原因之一，是它承诺会提供由紫色母牛和其他虚构物组成的梦境素材。在第5章中我们又看到一些混乱源于一种自然却误导人的假设——在大脑达成区分或判断之后，它会再次呈现其判断所依据的材料，以使在笛卡儿剧场里填充颜色的观众高兴。即使在老练的理论家那里，填充这个观念也很盛行，而这是残余的笛卡儿式物质论的一种彻底暴露。有意思的是，有些人知道不该用这个词，但又觉得它很有诱惑力，所以他们给它加上引人注目的引号来掩饰自己。
例如，几乎所有人都把大脑描述为是在“填充”盲点[所有例子中的强调均为笔者所加]：
……神经学上尽人皆知的现象：主体“填充”视野内缺失的盲区。（Libet, 1985b, p. 567）
……你可以定位自己的盲点，还可以指明一个图案如何沿盲点被“填充”或“完成”……（Hundert, 1987, p. 427）
还有所谓的听觉“填充”。在我们听演讲时，声音信号的间断空隙能够得到“填充”，比如在“音位复原效应”中（Warren, 1970）。雷·杰肯道夫这样说道：
考虑一个例子，带有嘈杂或缺损输入的言语知觉——如在飞行的喷气式飞机出现时，或在一次糟糕的电话联系中……一个人所建构的……不只是意图传达的意义，而且还有音系结构：一个人“听到”的，不只是信号实际传达的……换言之，语音信息从更高层结构以及从声音信号中得到“填充”；虽然来源方面有所不同，但被完成的结构本身，并不存在质的差别。（Jackendoff, 1987, p. 99）
当我们阅读文本时，某种类似（除了视觉之外）的情况也会出现。伯纳德·巴尔斯这样形容它：
我们发现类似的现象也可见于著名的“校对员效应”这个普遍的发现中——校样页面的拼写错误很难察觉，因为心智会“填充”正确的信息。（Baars, 1988, p. 173）
霍华德·马戈利斯为整个“填充”工作加上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注解：
“被填充的”细节通常是正确的。（Margolis, 1987, p. 41）
“填充”观念也有不尽严谨的地方，哲学家C.L. 哈丁（C.L. Hardin）在《哲学家眼中的颜色》对盲点的描述中，就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对于“填充”这种观念不言而喻的怀疑：
盲点覆盖的区域是一个直径为6°视角的圆，足以容纳10个首尾相连的圆月图像，然而，在视野的相应区域内并不存在小孔。这是因为眼——脑会用邻接区域里看到的任何东西填充这个区域。如果看到的是蓝色，它就填充蓝色；如果是格子图案，那么我们是察觉不到一大片格子的不连续状态的。（1988, p. 22）
不过，哈丁无法让自己说出大脑填充格子图案这种话，因为这样说肯定就表示存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构造”，就像你为了填充自己人字纹夹克上的破洞，可以花很多钱做别出心裁的“不太显眼的修补工作”：所有线条处处相连，新旧线条的交界处的所有色调也要搭配得当。看起来填充蓝色是一回事——它需要的无非就是你用装有正确颜色的大脑画笔在填充处画两下，但填充格子图案是另外一回事，对此他不能妄下断言。
然而，正如哈丁的评论提醒我们的，我们在面对花格子区域时，就像在面对一大片均匀彩色区域时那样，忘了我们的盲点，这样，产生这种遗忘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大脑都能在这两种情况下轻松完成。他这样说：“我们察觉不到……不连续状态。”但是，如果大脑不必用格子图案填充间隙，为什么它就该用蓝色填充这个间隙呢？
也许，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填充”，否则就会需要画笔一样的东西。（这就是第10章II型CADBLIND这个故事的寓意。）我想，没有人会认为，“填充”就是大脑真的用颜料去特意涂抹一大片空间。我们知道，视网膜上实际存在的倒置意象是视觉的最终阶段，任何东西都在这个阶段着色，就像电影屏幕上的映像着色一样无可怀疑。既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心智之眼，大脑里的颜料也就没什么用处。
关于颜料就说这么多。但我们可能仍然倾向于认为，有某事在大脑中发生，它在某个重要的方面就像用颜料涂抹一个地方那样——否则我们根本就不会想说“填充”。在视觉或听觉经验的特殊“介质”中所发生的，显然正是这种特殊事件，无论它是什么。正如杰肯道夫在谈到听觉时说的，“一个人‘听到’的不只是信号实际传达的”——但请注意，他仍然给“听到”加上了引人注目的引号。当一个人“听到”声音填充沉默的时间，或者“看到”颜色覆盖空洞的空间，那在呈现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些情况下，似乎的确有个东西在那里，大脑必须（通过“填充”）提供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如何称呼这个未知的玩意儿呢？且称之为虚构物（f igment）吧。于是我们就会受到诱惑而提出假设：存在的是某个由虚构物构成的东西，当大脑“填充”时它在那里，当大脑不想“填充”时它就不在那里。既然说得这么空洞，虚构物的观念应该对许多人没有吸引力（至少我希望如此）。我们更知道：没有虚构物这样的东西。大脑没有制造虚构物，大脑也不用虚构物填充间隙，虚构物只是我的想象力的虚构物。关于虚构物就说这么多！但是，如果“填充”不是意味着用虚构物填充，那它意味着什么？它能够意味着什么？如果作为虚构物的介质并不存在，“填充”如何与不必费心填充区别开来？
在第10章中我们看到，CAD系统如何可以给每个像素，或给所绘物体的每个界线清楚的区域加上一个颜色数字来表征颜色，我们也看到，II型CADBLIND如何可以通过阅读这类代码来搜寻或甄别颜色。这个过程让人想起孩子们的游戏——用数字标示颜色，它与大脑中必定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表征过程有点儿相似。图11.5是一个表征，它有形状信息，但完全没有颜色信息。
把它同图11.6相比，图11.6有颜色信息，以数字编码形式体现。如果你想拿一些彩色蜡笔，遵照指令填充颜色，你就能把图11.6变成另外一种“被填充的”表征，在这个表征中，各个区域都被真实的颜色、真实的颜料填充。
还有另外一种“填充”颜色的方式，即可以利用编码位图将颜色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填充”，比如图11.7。
图11.6和图11.7都是填充种类（与图11.5相比而言），因为任何需要获知某一区域颜色信息的程序，都能通过对该区域的机械检查来提取该信息。这是纯粹的信息填充。当然，这些系统完全是任意的。我们很容易就能无限地构造功能等价的表征系统——包括不同的编码系统或不同的介质。
如果你用PC-Paintbrush程序在个人电脑上制作一张彩色图片，你看到的屏幕图像就表征了“帧缓存器”（frame buffer）上的位图，它与图11.7类似。但当你把图片保存到磁盘上时，压缩算法就把它转译成了某种类似图11.6的东西。它把磁盘的存储空间分成相似色区，并把这些相似色区的边界和颜色数值存储在“存档”文件中。[12]存档文件就像位图一样精确，但由于它把各个区域进行类分，并给每个区域单独贴上标签，因此它是一种更有效的表征系统。
图11.5
1—蓝；2—绿；3—橙；4—红；5—紫；6—黄
图11.6
图11.7
由于位图给每一个像素都明确地贴上了标签，因此它是我们所称的大致连续表征的一种形式——这个大致程度是像素尺寸的函数。位图不是真正的图像，只是一组函数值，一个形成图像的配方。这个数组可以存储在任何保存位置信息的系统中。录像带则是另外一种大致连续的表征中介，但录像带上所存储的也不是真正的图像，而是形成图像的配方（在一个不同的颗粒层上）。
另外一种把图像存储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方式可能就是拍一张彩色图片，并将其存储在一个比如35毫米胶片上。这与其他系统有重大的区别，区别很明显：这里用的是实际的染料，它确实填充了现实空间的某一区域。跟位图一样，它也是对被描述空间区域的一种大致连续的表征（细微至胶片的颗粒层面都是连续的——在一个足够精细的尺度上它就成为类像素或颗粒状）。但与位图不同，这里的颜色用来表征颜色。彩色底片也用颜色表征颜色，却以颠倒映射的方式进行。
于是就有三种“填充”颜色信息的方式：用数字填充颜色，像图11.6或存档文件那样；用位图填充颜色，像图11.7、帧缓存器或录像带那样；用颜色填充颜色。用数字填充颜色只在某个方面才算是“填充”颜色信息的一种方式，但与其他两种方式相比，它有它的效率优势，原因恰恰在于它不必为每个像素都明确地填充数值。那么，大脑是在上述哪种意义上“填充”盲点的呢？没有人认为大脑是用寄存器中的数值来编码颜色的，那只是掩人耳目。寄存器中的数字可以被理解为代表任何量级系统，任何“向量”系统，大脑可以用它们作为颜色的“代码”；它可以是神经的激活频率，也可以是神经网的某个地址系统或位置系统，还可以是任何其他你喜欢的大脑中的物理变量系统。寄存器中的数字有一个很好的特性，即保存物理量级之间的关系，同时在这些量级的“内在”特性方面却又保持中立，所以，这些数字可以代表大脑中“编码”颜色的任何物理量级。我们可以用一种完全任意的方式使用数字，也可以用非任意的方式使用它们，以反映颜色之间已经发现的结构关系。在常见的“色立体”中，色调、饱和度和亮度是三个维度，我们的颜色就依这三个维度而变化。“[13]色立体”是一个理想化的逻辑空间，适合数字化处理——任何数字化处理都可以反映人类视力实际展示的中间状态、对立关系、互补关系等。我们对大脑如何为颜色编码这个问题了解得越多，我们可以设计出来的人类色觉的数字化模型就越有力量，越不随意。
说大脑用这种或那种事物的强度或量级来“编码”颜色，其中的困难在于，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轻率的看法，即以为这些编码最终必须经过解码，才能带我们“回到颜色”。这是一种也许最流行的回到虚构物的途径：有人设想，大脑可能会无意识地以类似图11.8中的格式存储它包罗万象的颜色信息，但随后它会随时准备在特定场合，把表征“解码”为“真实的颜色”——就像放一个盒式录像带，把真实颜色投映到屏幕上那样。只是回忆“旗子是红白蓝三色的”这一命题与实际地想象“有颜色的”旗帜并（用心智之眼）“看到”它是红白蓝三色的，这两者在现象学上无疑存在差别。如果说这种现象学上的对比促使人们假定虚构物的存在，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则是霓虹颜色扩散现象（van Tuijl, 1975），在本书英文版封底可以看到一张展示这种现象的图。
1—蓝色；2—灰色；3—白色；4—金色；5—黑色；6—红色
图11.8
你所看到的用于填充由红线界定的圆环的粉红色，不是粉红色涂抹页面的结果，也不是光散射的结果。换句话说，除了红线之外，你的视网膜图像并不存在粉红色。那么，现在又如何解释这种幻觉呢？专攻形状的某个大脑回路受到误导，区分出一个特殊的边界区域：带有“主观轮廓”的环状区。这种主观轮廓可以由许多类似图形产生，如图11.9所示：
图11.9
另一条专攻颜色但极不擅长形状和位置的大脑回路，则专门用于颜色区分（姑且说是97号粉红色），并以此给附近的东西“贴上标签”，而这一标签就被添加到（或“限定在”）整个区域（见图11.10）。
图11.10
这些特殊的区分为何会在这些情况下出现，其中原因尚有争议，但争论焦点在于导致贴错区域标签的因果机制，而不是视觉系统的进一步“产物”（如果存在的话）。但是，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东西遗漏吗？我差点儿给出一种解释，提供一个通过数字标示颜色的标签区域：不是必须在某个地方执行那种形成彩色图像的配方吗？不是必须“填充”97号粉红色吗？毕竟，你也许不禁会认为，你看到了粉红色！你的确没有看到一个上面写着数字的有轮廓的区域。你看到的粉红色不是在外部世界（它不是颜料、染料或“彩色光”），所以它必定是“在这里”——换言之，是粉红色虚构物。
我们必须谨慎地把“粉红色虚构物”的假说同其他一些假说区别开来，那些假说也许可以合法地取代按数字标示颜色暗示的解释。例如，最终的情况也许是，在大脑中某个地方，存在关于有色区域的大致连续表征，也就是位图，这么一来，区域中的“每个像素”都得贴上“97号颜色”标签，就有点儿像图11.11所表示的那样。
图11.11
这是一种经验上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设计实验确证或否证它。问题也许会是：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表征中介，它的一些变量参数值（饱和度或编码颜色的任何东西）必须沿着一个数组的相关像素被传送或复制？还是只存在区域的“单一标签”，而没有所要的进一步“填充”或“散开”？哪种实验可以支持霓虹颜色扩散效应模型？嗯，如果可以证明在某些条件下，颜色在一段时间内缓慢扩散——颜色从中央红线渗出，逐渐延伸到主观轮廓的边界，这样无疑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4]我不想对此问题预先判断，因为我提出它的主要目的是阐明我的主张：虽然关于霓虹颜色扩散现象在大脑中是如何发生的，还有大量悬而未决的经验问题，但它们并不影响下面这个问题，即虚构物是否会在神经编码系统的“解码过程”中生成。
大脑是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进行“填充”，这不是一个只靠内省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见，内省只给我们（被试以及“外部”实验员）提供表征内容，而不给我们提供表征中介本身的特征。关于中介方面的证据，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实验。[15]但就某些现象而言，我们早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表征的中介是某种有效率的东西，类似于用数字标示颜色，而不是如位图那样大致连续的东西。
例如，考虑大脑要如何处理墙纸。假设你走进一个房间，你注意到，墙纸由数百幅相同的帆船画有规则地排列而成，或者——让我们向安迪·沃霍尔致敬——由数百幅相同的玛丽莲·梦露肖像组成。为了鉴别一张图片是否为玛丽莲·梦露的肖像，你必须把它映入你视网膜的中央凹：图像必须落到眼睛的高分辨率的中央凹。正如我们在第2章玩牌实验中所看到的，中央凹周围的视力（由视网膜其他部分提供）没有很好的分辨率，你甚至识别不出放在一臂之远的方块J。然而，我们知道，如果你走进一个墙上贴着相同的玛丽莲·梦露照片的房间，你会“瞬间”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至多一转眼的工夫，你就会看到，房间里“有许许多多完全一样的、细致的、清晰的玛丽莲·梦露肖像”。因为你的眼睛每秒至多扫视四五次，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你只能把一两幅玛丽莲·梦露肖像映入你的中央凹，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你迅速得出结论并由此看到数百幅相同的玛丽莲·梦露肖像。我们知道，中央凹周围的视力不能区别玛丽莲·梦露肖像与各种具有玛丽莲·梦露形象的视觉块（blob），尽管如此，你所看到的仍然不是一张居中、模糊的玛丽莲·梦露形象的视觉块围在旁边的墙纸。
那么，是否有可能，大脑取出一份关于玛丽莲·梦露的高分辨率的中央凹图像，在内部映射墙面上来复制它，就像影印一样？只有以这种方式，你用来识别玛丽莲·梦露肖像的高分辨率细节，才能“直透纸背”，因为中央凹周围的视力还没有敏锐到靠自身就足以提供这种经验的程度。我假设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脑不会特意去填充！大脑识别出一个玛丽莲·梦露肖像，也没有得到其他视觉块不是玛丽莲·梦露肖像的信息，在没有深入探测的情况下，它就迅速得出结论——剩下的也是玛丽莲·梦露肖像，并给整个区域贴上“更多玛丽莲·梦露肖像”的标签。[16]
当然，在你看来情况似乎不是这样。在你看来，好像你真的是在看着数百幅相同的玛丽莲·梦露肖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确是这样：墙上的确有数百幅相同的玛丽莲·梦露肖像在那里，你也正在看着它们。但不存在这种情况：有数百幅完全一样的玛丽莲·梦露肖像在你大脑中被表征。你的大脑只是以某种方式表征数百幅相同的玛丽莲·梦露肖像存在，不管你多么笃定地说你看到了它的全部细节，这些细节也仍然是在（外部）世界中，而不在你的头脑中；而且在形成这种似见物（seeming）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耗尽虚构物，因为这些似见物全然没有形成，甚至连位图也未形成。
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回答关于盲点的问题。大脑不必为盲点“进行填充”，因为盲点所处的区域已经被贴上标签（例如，“格子图案”、“玛丽莲·梦露肖像”或者只是“更多一样的东西”）。如果大脑从某个区域收到矛盾的证据，它就会放弃或调整它的概括，但是，没有从盲点区域得到任何证据，并不等于得到矛盾的证据。缺少来自盲点区域的实证证据，这对大脑来说不是问题；由于大脑先前没有从视网膜的这个缺口获得任何信息，因而它也没有发展出任何有着认知饥渴的行为能力，要从那个区域得到信息。在所有视觉小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扮演协调角色，协调来自眼睛这个区域的信息。因此，即使从那些来源中得不到任何信息，也不会有人抱怨。这个区域完全遭到忽视。换言之，所有视力正常的人都会“患上”轻微的“病感失认症”。我们察觉不到我们的“缺陷”——我们没有从我们的盲点中接收到任何视觉信息。（关于病感失认症的一个出色概述，参见McGlynn and Schacter, 1989。）
盲点是一个空间小孔，但也可以存在时间小孔。其中最小的就是在扫视中我们的眼睛飞快运动时出现的间隙（gap）。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间隙，但它们没有必要被填充，因为演化没有设计我们去注意它们。盲点的时间类比现象也许是在轻微癫痫发作中出现的“缺失”。患者可以注意到这些缺失，但也只能通过推断：他们同你一样，无法看到自己盲点的边缘，但他们可以通过回溯，感觉到他们经验到的事件的不连续性。
“填充”观念的根本缺陷是，在大脑正在忽视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暗示大脑是在提供一些东西。这就导致一些即便是很老练的思想家也会犯下惊人的错误，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埃德尔曼：“意识最惊人的特征之一是它的连续性。”（Edelman, 1989, p. 119）这是完全错误的。意识最惊人的特征之一是它的不连续性——举些最简单的例子，盲点和眼睛的扫视间隙就揭示了这一点。意识的不连续性之所以很惊人，就是因为意识表面的连续性。诺伊曼（Neumann, 1990）指出，一般来说，意识也许就是一种有间隙的现象，只要我们没有肯定地知觉到这些间隙的时间边界，我们也就感受不到意识“流”的间隙性。正如明斯基所说：“只有被表征为断续的东西，才有可能看起来是断续的。真是悖论——我们对连续性的感受，来自我们对绝大多数种类的变化惊人的不敏感，而不是来自任何真切的知觉状态。”（Minsky, 1985, p. 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