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降临到人们头上的可怕事件中，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重视，因为它们向好奇的科学家揭示出自然界中的某些奥秘。这点尤其适用于由外伤（枪击、交通事故等此类事件导致的）、肿瘤或中风造成的大脑损伤。[1]由此产生的残障和残余能力模式，有时可以提供实质的甚至惊人的证据，说明心智是如何由大脑来实现的。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正如其悖论式的名字所暗示的——线索之一就是盲视。它一开始似乎是专门为哲学家的思想实验量身定做的：盲视是一种折磨，它把一个正常的有意识的人，变成一个局部僵尸，使之在对一些刺激做出反应时是一台无意识的自动机器，在对其他刺激做出反应时却是一个具有正常意识的人。因此，哲学家们把盲视提升到神秘的地位，把它作为一个典型情况，围绕它建构论点，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盲视并不支持僵尸观念，它反倒会摧毁这个观念。
在正常的人类视觉中，从眼睛进入的信号，经过视神经，途经各种中转站，到达小脑上方、颅骨正背面的枕叶或者说视皮质。左侧视野（视野的左半部分）内的信息，扩散至右侧视皮质，右侧视野内的信息则扩散至左侧视皮质。有时，脉管出现意外（如血管爆裂），会破坏部分枕叶，从而形成盲点（a blind spot）或暗点（scotoma）——在视觉经验到的世界中一个相对较大的孔，它在受损一侧的对面。
在左右两侧视皮质都遭到破坏的极端情况下，受害者会完全失明。更常见的情况是，脉管发生意外，会破坏大脑一侧的整个视皮质，导致与之相对的半侧视野丧失（见图11.1）。左侧视皮质丧失会引起右侧偏盲，也就是右半边视野彻底丧失。
图11.1
有暗点是什么样的？我们所有人对此似乎再熟悉不过，因为我们的视野里都有盲点，它们对应于视网膜上缺少视杆细胞或视锥细胞的地方，因为视神经从这里离开了眼球。通常的盲点或视盘可不小：相当于一个直径约为6°视角的圆。闭上一只眼睛，看着十字，眼睛与印有十字的页面保持大约25厘米的距离。这样其中一个“盲点”盘会消失。闭上另一只眼，则相反的圆盘会消失。（为了产生这种效果，你可能要调整眼睛与页面之间的距离。调整时要始终直视十字。）为什么通常情况下你注意不到视野内的这种空白？部分原因在于你有两只眼睛，一只可以弥补另一只，它们的盲点没有重叠。但大多数情况下，即使闭上一只眼睛，你还是可能注意不到你的盲点。原因何在？因为你的大脑完全没必要处理来自这个视网膜区域的输入信息，也绝不会投入任何资源来处理它。没有小人负责接收这一区域的报告，因此没有报告到达时，也不会有抱怨。信息缺乏并不等于知道缺乏信息。为了看见一个小孔，大脑中的某些东西必须回应一种对比：或者是在内部和外部边缘之间，这时你的大脑中不存在回应它的机制；或者是在前后之间，这时你一会儿看见圆盘，一会儿又看不到。（这也是为什么图11.2中的黑盘消失可以提醒你注意自己的盲点。）
图11.2
像我们正常的盲点一样，暗点也有确切的位置，有些还有明显的边界，实验员用一个刺激物就能轻松地标出这些边界，比如在被试视野内四处移动一束光。被试在经验不到亮点时便要报告，这其实就是刚才寻找盲点的实验的一种变形。然后，被试的报告便可以对应上依靠大脑CT（计算机层析成像）和MRI（磁共振成像）扫描产生的标示皮质中损伤部位的图谱。暗点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正常盲点不同：它总是能被被试注意到。这不只是因为它比通常的盲点大。由于它的形成原因是视皮质的细胞缺失，而这种缺失情况此前已经向皮质中的其他细胞“报告”过，后者同样“关心”来自视网膜某些区域的信息，因此，这些细胞的缺失会被注意到。大脑的预期被中断，本来应该出现在那里的某个东西不见了，某种认知饥渴未能得到满足。所以，被试通常会察觉到暗点，却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而不是一个真实的黑色区域，这就像你也许会注意到有人在你的轿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一个黑色纸圈一样。
由于大脑的正常视觉传导线路已经中断或被切断，有人也许会以为，有暗点的人绝不可能获得在盲区内发生的情况的任何信息。他们毕竟是看不见东西的。他们是这样说的：在暗点范围内，他们无论如何都经验不到任何可视物——没有闪光、边沿、颜色、闪烁和繁星。什么都没有。盲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些有暗点的人却展现出惊人的天赋：虽然他们完全缺乏在盲区内的有意识的视觉经验，但他们有时能够相当准确地“猜测”出是否有光曾在这一区域闪烁，甚至能够“猜测”出是否有正方形或圆形的东西在那里出现过。这就是所谓的盲视现象（Weiskrantz, 1986, 1988, 1990）。虽然在怎样解释盲视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但没有研究者认为存在任何“超常的”东西。在视网膜和大脑其余部分之间至少存在10条不同的传导线路，因此，即使枕叶遭到破坏，仍有大量的传输渠道，来自完全正常的视网膜的信息可以通过它们到达大脑的其他区域。研究者目前已经对盲视被试做过大量测试，结果表明，在猜测各种简单形状、运动方向以及光的出现或消失方面，这些被试做得无疑都比全碰运气要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百分之百正确）。现在还没有哪个患盲视的人可以区分自己盲区内的不同颜色，但施特里希和柯维的最新研究（Stoerig and Cowey, 1990）却提供了证据表明这也许是可能的。
盲视中发生了什么？难道真像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强烈主张的那样，它是没有意识的视觉感知——纯粹的自动机器所展现出的那种知觉？难道说因为盲视表明了视觉功能存在而意识精髓丧失的情况，所以提供了一个反证，否决了功能主义的心智理论（或至少使它陷入尴尬境地）？它没有提供这样的反证。哲学家们急于利用盲视来拉动他们的思想马车，有时忽略了一些相当基本的事实：盲视现象和引发这些现象的实验背景。
正如第5、6章分析的“时间异常”一样，只有当我们站在异现象学立场看待被试时，盲视现象才会出现。如果实验员无法给被试以口头指令（而且确信被试能够理解指令），实验就无法进行，而且只有当被试把指令理解为言语行为时，他们的反应才能作为一种惊人现象的证据。这一点太明显了，以至于我们几乎注意不到它，所以我必须停下来多说两句。
盲视的诠释在许多方面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显然没有异议：所有人都承认，盲视被试是通过眼睛（这是“视”的部分）以某种方式获知世界上的某些事件的，虽然他们对相关事件缺乏有意识的视觉经验（这是“盲”的部分）。更简洁地说，盲视包括：（1）视觉信息的接收；（2）对该信息的接收是无意识的。前者的证据直截了当：被试在探索信息的测试中做得比全碰运气要好得多。后者的证据则比较间接，要依情况而定：被试否认他们意识到任何这样的事件，而他们的这种口头否定，一方面得到了大脑损伤的神经学证据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从他们前后一致的否认中得到支持。所以我们相信他们！[2]
这可不是一桩小事。请注意：如果我们推断盲视被试是在装病——只是假装意识不到，盲视显示出的惊人特征就会马上烟消云散。或者，说得明白一点儿，比较一下我们对盲视被试否认行为的接受与我们对被诊断患有“癔症性失明”的人相同否认行为的怀疑。一些眼睛和大脑似乎正常运转（就生理学家所能确定的而言）的人，有时却抱怨，他们一直打心底里觉得自己瞎了；他们“就像盲人一样”行动，以此证实他们的抱怨。有人总是可以找到相当可信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变”瞎：为了惩罚自己，或者惩罚某个现在必须照顾他和对他负责的人，或者这样可以否认某些可怕的视觉记忆，或者这是对其他一些疾病或虚弱的一种惊慌反应。所以，如果这也算失明，它最多只是“心身性”失明（psychosomatic blindness）。他们真的瞎了吗？可能。毕竟，有人也许争辩说，如果心身性疼痛是真实的疼痛，如果心身性恶心真的足以让一个人呕吐，心身性失明为什么就不应该是真正的失明呢？
癔症性盲人声称自己瞎了，但是像盲视被试一样，他们还是给出了确凿无误的证据，表明他们正在接收视觉信息。例如，如果要他们猜测事物的可见特征，他们居然比全碰运气做得更差！这是一个确切无疑的信号，表明他们以某种方式利用视觉信息，引导自己的行为出现大量“错误”。癔症性盲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找死”[3]本事。但是，与那些明显装病的人不同，当癔症性盲人说他们没有视觉经验时，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确相信他们所说的。难道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吗？在推测他们的异现象学世界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两类不同的被试群体给出的文本？
异现象学极度谨慎的策略得到回报的地方就在这里。盲视被试和癔症性盲人都貌似真诚地宣称，他们没有察觉到任何在其盲区内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异现象学世界是相似的——至少在这个假定的盲区方面是如此。然而，这里还是存在差别。在神经解剖学的基础方面，我们对癔症性失明的了解不及对盲视的了解，但凭直觉我们比较怀疑癔症性盲人的否认行为。[4]是什么促使我们怀疑癔症性失明根本不是真正的失明，怀疑他们甚至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视觉世界？他们可疑地“如愿”失明，对此我们感到惊奇，但除了间接证据以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理由——我们怀疑癔症性盲人的声明，因为他们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有时可以运用眼睛给自己提供的信息，而这是盲视被试做不到的。
在盲视实验中存在一个因素，完全符合我们的标准假设，几乎没人费心讨论过（但也有例外，参见Marcel, 1988; van Gulick, 1989;Carruthers, 1989）：盲视被试要做出好过运气的“猜测”就必须得到提示或暗示。实验员的初始指令中有一条可能是“一听到音调，就做出猜测”，或者“一感觉到我轻敲你的手，就回应一下”。没有这样的暗示，被试根本不能做出反应。[5]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实验变种，检验我们对此差别的诊断。假设我们遇到一个自称盲视的被试，她不需要暗示：无论何时，只要有东西出现在她所谓的盲区内，她就“自动”说出她的“猜测”（比纯凭运气好，但并不完美）。我们让她坐在实验室里做常规测试，以测定所谓的暗点位置。无论何时，只要移动的光线在她的盲区内消失，她就会告诉我们。这跟其他盲视被试简直完全一样。但与此同时，她却自发地评论说：“这只是猜测，但你刚才把光照向我的暗点了吗？”——但是，也只有我们那样做了之后，她才这么说。这至少很可疑，而我们可以道出缘由。
一般来说，当被试在实验中遵从给予他们的指令时，实验员就可以把这看作确实无疑的证据，表明他们已经能够遵从指令，因为他们已经有意识地经验到相关的刺激事件。这也正是我们认为下面的预备指令是胡说八道的原因：
无论何时，只要你意识到光线，就按左边按钮；无论何时，只要有光线而你又没意识到它在那儿，就按右边按钮。
被试究竟怎样才能遵从上述指令呢？你可能是在要求这个被试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要求他让自己的行为受到他无法访问的情况的约束。这也许就等于说，“无论何时，只要有人对你使眼色而你又不知道，就举起你的手”。一个实验员也许觉得没必要像下面这样插入副词“有意识地”：
无论何时，只要你有意识地听到某个音调，就做出猜测。
因为标准的假设是，一个人无法让自己的策略受到他没有意识到的经验约束（即便出现这样的经验）。要采纳这个策略：
无论何时，只要x发生，就y。
你就必须有能力意识到x发生。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假设，但这一显明之理却有缺陷。我们不是知道许多行为都受我们无意识察觉到的条件支配吗？想想这些策略：调节体温、调整新陈代谢、存储与恢复力气、激活免疫系统。想想当有东西接近或进入眼睛时你就眨眼的策略，再想想一些大尺度的公开行为，比如当有东西突然逼近自己时，我们会走开（不会摔倒）和闪避。所有这些“行为”都不需要意识的任何帮助就能得到控制，笛卡儿早就观察到这一点。
因此，似乎存在两类行为策略：由有意识思想控制的策略与由“盲目的、机械的”过程控制的策略。后者简直就像控制一台自动升降机的过程。如果自动升降机遵循载重不超过2000磅（约907千克）的策略，它就必须有某个内建的秤来探测什么时候超重。自动升降机当然没有意识，也不会有意识地探测任何东西，所以不具备有意识的策略。但可以说，它所遵循的策略取决于它探测的世界的各种不同状态，它甚至可以根据它探测的其他事态调整它遵循的策略，等等。它可以有策略、元策略、元元策略，所有策略都取决于所探测的事态的各种复杂组合——而所有这些都没有一丝意识的参与。自动升降机在探测和遵循策略方面所能做到的任何事情，人类的大脑和身体无疑也能做到。它可以遵循精巧的无意识的升降机类型的策略。
那么，无意识地遵循策略和有意识地遵循策略之间有何差异？当我们思考自己的身体无意识地遵循的策略（由于“盲目的、机械的”条件探测器）时，我们不禁想说，由于这些是无意识的策略，因此它们与其说是我们的策略，不如说是我们身体的策略。我们的策略（有人也许会说，就定义而言）是我们的有意识策略，它们是我们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制定的策略，随着我们经验中展开的情况而发展，我们有可能（有意识地）思考这些策略的利弊并对之做出调整或修订。
于是，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当某个策略起初被作为言语（verbal）讨论的结果或对言语指令的回应而被采纳时，它因此就是一个有意识的策略，这个策略必须取决于有意识地经验到的事件（Marcel, 1988）。一个人反复谈论并随即决定遵循一个无意识的策略，后者又取决于无意识地探测到的事件——这似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漏洞：这个策略的地位可能会有变化。有了足够的实践和一些按照策略安排的遗忘行为，我们也许可以从一个有意识地采纳和遵循的策略开始，逐渐过渡到遵循某个无意识策略的阶段，这时我们无须意识就能探测相关的环节。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但只有在策略与言语思考的联系出于某种原因被打破时才会发生。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设想这一可能的过渡。颠倒刚才所想的过程：盲视被试难道不能意识到暗点内的视觉经验吗？不管怎么说，在盲视的情况中，被试的大脑明显在接收和分析视觉信息，并以某种方式把这些信息用于猜测工作。刺激出现不久，被试大脑会发生某种事情，标志知情状态已经开始。如果一个外部观察者（如实验员）能够设法辨认这些开端，原则上他就可以把信息传达给被试。所以，被试就能“间接地”认出这些开端——虽然他没有“直接地”意识到它们。既然如此，难道被试原则上就不能“消除中间人”，并像实验员那样认出自己的倾向变化吗？在一开始也许被试需要使用某种自我监控设备（与实验员依靠的装备一样），但现在是他自己在看或在听输出信号。[6]
换句话说，难道原则上就不可能“关闭反馈循环”，并由此训练被试遵循一条策略，按照他没有（“直接”）经验到的变化来调整他的行为？我提出的这种盲视训练的前景，就好像它只是一个思想实验，但事实上，它很容易变成真正的实验。我们可以试着训练盲视被试识别何时“猜测”。
盲视被试在才能与意向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这些被试（在才能和意向方面）有时处在较好状态，有时处在较差状态。尽管事实上他们不能从实验员那里得到其表现的即时反馈，但他们的表现确实随着实践而得到提高、改善（例外情况参见Zihl, 1980, 1981）。这有几个理由，其中首要的理由便是，任何这样的实验环境都有可能因为实验员无意的和未注意到的各种可能暗示而遭到破坏，所以被试与实验员之间的互动必须小心翼翼地降低到最低程度并得到控制。尽管如此，被试还是依赖他们从实验员那里接收到的暗示或提示，并且逐渐习惯于做这种原本不大可能成功的奇特行为：对他们明知自己根本没经验到的一些事情，做出成百上千次的猜测。（如果有人要你耐着性子看电话簿，让你猜电话簿上每个人的移动电话号码，即使在你碰巧猜对的时候也不告诉你，你想想你会有什么感受。这事久了就没啥做头，除非你能比较确定你做得有多好，并知道为什么这是值得尝试的特技。）
如果我们把其他科学目标抛到九霄云外，运用任何似乎有益的反馈来训练某个盲视患者，看看我们到底能有多少收获，那会怎样？假定我们从一个标准的盲视被试开始，无论我们何时暗示他，他都“做出猜测”（所谓的强制选择反应），而且他的猜测比全碰运气好（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是一个盲视被试）。反馈会很快把这调到一个最大值，而如果猜测可以在某个令人鼓舞的高精确度上保持稳定，就会给被试造成一种印象：他有某种有用而且可靠的禀赋值得挖掘。今天的一些盲视被试所处的状态事实上就是如此。
现在，假定我们开始要求被试在无暗示的情况下做出猜测——“要猜就猜”，“在你灵机一动的任何时候”都要进行猜测——然后我们再假定实验员提供即时反馈。这样就可能有两种结果：
（1）被试一开始随机猜测，而且一直如此。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知悉刺激事件的发生，但他似乎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他所知悉的行为何时发生，无论我们给他什么样的“生物反馈”帮助。
（2）被试最终能够在没有实验员暗示（或没有任何临时的生物反馈帮助）的情况下做出猜测，而且做得明显比全碰运气要好。
在某个特定的个案中我们会得到哪种结果，这当然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我甚至不想冒昧猜测第二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也许在每个单独的个案中，被试都无法学会在要猜测时做出正确的“猜测”。但请注意，如果第二种结果发生，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让被试采取一些策略，要求他按照一些只能靠猜测来判断是否出现的刺激，来调整他的行为。无论他是否意识到刺激，只要“猜测”的可靠性足够高，他就能把这些刺激与任何有意识的经验同等对待。他能在那些刺激发生的基础上，正如他在有意识经验到的事件发生的基础上，轻松地思考一些策略，并按照这些策略做出决定。
然而，这会以某种方式使他意识到这些刺激吗？你的直觉是什么？当我问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说什么时，我得到各种回答。常识心理学没有得出一个清楚的判决性结论。但是，一个盲视被试就一种类似的情况陈述了自己的意见。DB是魏斯科朗茨研究的一个被试，他右侧偏盲，表现出典型的盲视能力，即在受到暗示时猜测要好过全碰运气。例如，当一束光水平或垂直地缓慢穿过他的暗点时，如果有人提示他猜测这束光是“垂直还是水平”，他会回答得相当出色，同时他会否认他意识到了这个运动。但是，如果光更快速地移动，光本身就会变成一种暗示：DB可以在无提示的情况下相当准确地主动报告运动，甚至只要这束光一出现，他就能用手势模仿它的运动（Weiskrantz, 1988, 1989）。而且，当实验员问他时，DB坚持说，他当然有意识地经验到了运动——否则他怎么能报告它呢？（其他盲视被试也报告，他们有意识地经验到了快速运动的刺激。）我们也许想保留判断，但是，如果罗森塔尔关于日常意识概念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DB的回答就不应该令我们吃惊。DB并不只是知道光的运动，他还意识到自己有这个信息；用罗森塔尔的话来说，他有一个二阶思想——大意是说他刚才有一个一阶思想。
我们的批评家奥托反击说：
但这还仅仅是个把戏！我们一直都知道，盲视被试意识到了他们的猜测。这所能表明的全部就只是：这样一个被试也许会发展出一种要猜就猜的能力（当然，他会意识到那些猜测）。他认识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猜测是可靠的，这本身并不足以使他直接地意识到他在猜测的事件。
这说明视觉意识还需要更多的东西。还有什么可以加上去呢？只有一件事情：猜测和它所关于的状态之间的联系，虽然可靠，但似乎还是相当脆弱、相当短暂。能够把这种联系加深、加强吗？如果猜测与猜测对象之间的这种关于性联结可以成倍增加，结果会是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