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还是怕谈论意识。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告诉你，在我的理论中，意识究竟是什么。我没有宣称，乔伊斯机器的任何实例化的东西都是有意识的，我也没有宣称，这种虚拟机器的任何具体状态都是有意识的状态。我采取沉默的原因是战术性的：我想避免争论意识是什么，直到我已有机会表明，至少许多所谓的意识力量可以用乔伊斯机器的力量来解释，无论这个机器是否为它的宿主硬件赋予意识。
难道不能有一个无意识的存在，它有一个内在的全局工作空间，小妖在这个空间里把信息传播给别的小妖，它们形成联盟和其他的一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类在几乎任何偶然情况下（不管这情况多么新奇），都能做出迅速而多面的心智状态调整的惊人力量，就不是归功于意识本身，而是归功于使这种相互交流得以可能的计算架构。如果意识是居于乔伊斯机器之上的某个东西，那我就还没有提供一种意识理论，即便其他令人困惑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
在整个理论概要形成之前，我不得不回避这样的疑问，但是，终于是时候迎难而上了，是时候直面意识本身了，是时候直面这个完全不可思议的谜团了。我要在此宣称，是的，我的理论是一种意识理论。任何有这样一个虚拟机器作为其控制系统的人或物，都有最充分意义上的意识，而且它之所以有意识，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台虚拟机器。[11]
现在我打算回应反驳意见。我们可以从前两段的那个没有回答的问题着手。难道某种无意识的东西，比如僵尸，就不能有乔伊斯机器吗？这个问题暗示着一种如今盛行不衰的反驳意见，以至于哲学家彼得·比厄里（Peter Bieri, 1990）把它称为转经筒（The Tibetan Prayer Wheel）。无论人们提出什么理论，这种反驳意见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
都很好，所有那些有关大脑如何做这做那的功能细节都很好，但是我能想象：那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实体中，同时却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意识发生！
对此有个很好的答案，但人们很少听过，那就是：哦，你能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就已经想象到了“那一切”的充分细节，又充分注意到了它全部的含义？是什么让你认为你的主张有望引出精彩的结论？思考一下，如果一位当今的活力论者说出下面一段话，我们将会表现出怎样的无动于衷：
都很好，与DNA和蛋白质等有关的东西都很好，但是我能想象，我发现一个看起来和行动起来像猫的实体，一直到它血管里的血液和“细胞”中的DNA都像猫，但它不是活的。（我真的能想象吗？当然能，它不就在喵喵叫嘛。然后上帝在我耳边低声说：“它不是活的！它只是一套机械的DNA配件！”在我的想象中，我相信上帝。）
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支持活力论的好论证。这种想象的努力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因为它太微弱，无从撼动当代生物学为生命提供的解释。这个“论证”唯一表明的是，如果下定决心，你就能忽视“那一切”去坚持你的信念。转经筒作为一种反驳我所勾勒的理论的论证，会比这好？
得益于我们在前面几章所做的想象力拓展训练，我们现在可以把寻找证据的负担转到别人头上。转经筒（我们将会看到，还有一些非常不同的变种）是笛卡儿那著名的论证的派生物（见第2章），在该论证中，他声称他能清楚地、明白地构想出来，他的心智与他的大脑是不同的。这类论证的力量关键取决于构想的标准有多高。有些人也许会声称，他们可以清楚地、明白地构想一个最大的素数或没有固定形状的三角形。他们错了——或者无论如何，当他们说自己在构想这些事情时，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被视为某种可能性的标志。我们现在要以一定的细节想象“那一切”。你真的可以想象一具僵尸吗？你只有在上面这个唯一的意义上才能说，你“显然”能够想象它，但是这不是挑战我的理论的意义；而如果有一个更强的、不太明显的意义，那它就还需要证明。
一般来说，哲学家没有做此要求。近来心智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实验，全都让观众想象某种特别设计或规定的事态，然后——不去检查想象是否已经实现——让观众“注意”这种胡思乱想中的各种结果。我称之为“直觉泵”，它们常常是一些极其巧妙的手段。如果仅仅从其诱惑力来说，它们的确名副其实。
在第三部分我会一并考察它们，并提出我们的意识理论。依照我们的新视角，我们可以看出误导了观众和幻想家的花招；在此过程中，我们会让自己的想象力更敏锐。在一些著名论证中，我们不仅会碰到“假定僵尸存在的可能性”，还会碰到“颠倒光谱”、“色彩科学家玛丽关于颜色所不知的东西”、“中文屋”和“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
[1]弗朗西斯·克里克是诺贝尔奖得主。——译者注
[2]罗素在《数理哲学导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商务印书馆，2009，第71—72页）：“将我们所需要的‘假设’为公理，这个办法有许多方便，就像以盗窃的手段获得他人的血汗所得一样，常是代价少而得利多。可是让他人来利用这种方便，我们要继续我们老实而辛勤的工作。”——译者注
[3]埃德尔曼（Edelman, 1989）是一位理论家，他尝试把神经解剖学细节、认知心理学、计算模式和最抽象的哲学争论放在一起。结果是失败的，但具有启发性。这一结果详细地表明，在我们可以声称已经取得一个完整的意识理论之前，还有多少不同类型的问题必须予以回答。但它也表明，没有哪个理论家能够重视不同领域所提问题的微妙之处。埃德尔曼误解并且又突然不屑考虑许多潜在同盟的工作，所以他的理论很难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有益关注——而别人的这种帮助是避免错误和弥补缺点所必需的。这也引出了一种可能：我也许同样低估了在这几页中我所不赞同的某些工作。无疑我是这样做了，而我希望，那些被我错误地复述了其智力成果的人，可以（再次）尽量解释我漏掉了什么。
[4]功能主义者已经养成了“盒子学”的习惯——他们在画图表时，把功能的各个成分装入分开的盒子，同时明确否认这些盒子具有解剖学上的意义（我为参与并鼓励这种实践而惭愧，见《头脑风暴》第7、9、11章中的图）。我仍然认为，“原则上”这是一个好策略，但在实践上，它确实容易使功能主义者忽视替代的功能分解，尤其是忽视多重叠加功能的前景。工作内存和长期内存在空间上分离，这种设想就如柏拉图的鸟笼一样古老，在理论家如何诠释认知任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符号的需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种运算牵涉的所有结构不可能提前在运算的物理位置上集合起来。所以就有必要外传到内存的其他（远侧）部分，获取额外结构。”（Newell, Rosenbloom and Laird, 1989, p.105）这直接催生了可动符号的设想，然后（在那些不加批判地喜欢这种设想的人那里）导致出现关于一切联结主义架构的怀疑论，其依据在于，这样一些结构中最接近充当符号的基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系统语义学保持一致的节点），无法在它们彼此联结的网络中移动（例如，可见Fodor and Pylyshyn, 1988）。固定的语义学基元与可动的语义学基元问题，是看待认知科学中一个未获解决的基本问题的一种方式。它很可能不是一种好方式，但它不会消失，除非有一个更好的见解来取代它，而且这种见解还要根植于对功能神经解剖学的基本事实的积极接受（而不是完全不屑一顾）。
[5]换句话说，“因果指称理论”的吸引力对认知科学家与哲学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6]福多尔在讨论“接受一种概念”（Fodor, 1990, pp. 80-81）时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一种变化形式。
[7]关于注意力的探照灯理论已经流行多年。拙劣的理论过于刻板地错误认为，探照灯在某个时刻有区别地照明或加强的是一个视觉空间区域——就如剧场中的聚光灯可以在某个时刻照明舞台的一个区域一样。更能得到辩护的（在此也是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探照灯理论则坚持，它是一部分被有区别地加强的概念或语义空间（你可以尽你所能，想象剧场中一个可以挑出卡普列家族成员或全部情侣的聚光灯）。关于探照灯理论的困难之处的讨论，见Allport, 1989。
[8]与此紧密相关的区分包括，我的意向立场、设计立场和物理立场的三位一体结构（Dennett, 1971），以及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 1982）把“知识层”放在“物理符号系统层”之上的定位方式。参见Dennett, 1987a, 1988e; Newell, 1988。
[9]正如马尔所指出的：“把解释区分为不同层次，我们就有可能清楚地阐述什么被运算和为何被运算，也有可能构建一些理论，说明正被运算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好的，或是确保可以正确运转的。”（p. 19）关于这类逆向工程学利弊的更多讨论，参见Dennett, 1971, 1983, 1987a, 1988d; Ramachandran, 1985。
[10]在《最小合理性》（Minimal Rationality, 1986）一书中，哲学家克里斯托弗·切尔尼亚克（Christopher Cherniak）分析了因开放论坛的这种规定而成为可能的演绎过程的前景和局限。另参见Stalnaker, 1984。
[11]杰肯道夫（Jackendoff, 1987）采取了一种稍微不同的策略。他把身心问题一分为二，并用他的理论解决计算性的心智如何与身体适配。这给他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心——心问题”：现象的心智与计算性的心智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不承认这是一个残留的谜团，我想要指明的是，在异现象学方法的协调下，多重草稿模型是如何一次性地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