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的概要可知，大脑中同时进行的许多有内容的事件之间存在着竞争，而其中一个优选的事件子集会“胜出”。也就是说，它们设法催生各种类型的持续效应。有些与语言小妖结合，促成连续的说话，既包括对别人大声说话，也包括对自己无声说话（和大声说话）；有些把它们的内容借给其他形式的后续自我刺激，比如给自己画图。其余的则几乎立即消亡，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和间接证据表明它们曾经发生过。你也许很想问，一些内容以这种方式得以成功进入那个迷人的循环，这究竟有何好处？这个循环究竟有什么迷人之处？意识据说是一种特殊而强大的东西。被推入下一轮的自我刺激循环，有何特殊之处？这会有什么帮助吗？在这些机制中近似魔幻的力量可以逐渐累积成为事件而发生吗？
我并不主张，这种竞争状态下取得的任何特殊类型的胜利，都相当于提升到了意识的高度。事实上我认为，我们没有依据来划出一条分界线，以区分明确处在意识“之中”的事件与永远处于意识“之外”或“之下”的事件（对此立场的更深入的论证，可参见Allport,1988）。但是，如果我的乔伊斯机器理论要解释意识，那么这台机器的部分乃至所有的活动就最好有某些非凡的地方，因为不能否认的是，从直觉上说，意识的确是某种特殊的东西。
在讨论这些常见问题时，很难不陷入思维陷阱：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然后我们才能追问，人们提出的机制是否可以成功地完成那个功能——无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
神经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专家大卫·马尔（David Marr）在一本富有影响力的著作《视觉》（Vision, 1982）中提出，我们在解释任何心智现象的研究中都应该追求三个层次的分析。“顶”层或最抽象的层次是运算层，主要分析“信息处理任务这个问题”[强调为笔者所加]；中间层或算法层则是执行信息处理任务的实际分析过程；最低层即物理层，提供关于神经机制的分析，并指明它如何执行中间层所描述的算法，从而实现运算层抽象描述的任务。[8]
马尔的三个层次的分析理论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比心智简单得多的事物，我们可以通过看它们如何应用于某个简单的事物，例如算盘，来体会这些层次之间的差别。算盘的运算任务是做算术：对提供给它作为输入的任何算术问题，产生一个正确的输出。因此在这个层次上，算盘和手持计算器很相似：它们都被设计用于完成相同的“信息处理任务”。关于算盘的算法描述——在做加减乘除时拨算珠的行为程序（recipe），你在学习如何操作它时就能学到。它的物理描述取决于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它可能是串在一个框架的金属线上的木质算珠，也可能是沿着地板裂缝排列的扑克游戏筹码，或是用铅笔和橡皮在一张有纹线的纸上画出的东西。
马尔建议在所有三个分析层次上对心理现象进行建模，他尤其强调要先厘清顶部的运算层，之后再一路奔向低层的建模工作。[9]他自己在视觉研究方面的工作出色地展示出这个策略的力量，其他研究者自此也把它很好地用于其他现象的研究之中。一个诱人的做法是，把相同的三个层次的分析应用于意识整体，有些人就屈从了这种诱惑。但是，正如我们在第7章所看到的，这是一种危险的过度简化：通过询问“意识的独特功能是什么”，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唯一的“信息处理任务”（无论多么复杂），它是由——很可能就是通过演化——精巧设计的意识神经机制执行的。这会导致我们忽视一些重要的可能性：意识的某些特征具有多重功能，现存要素由于发展的历史限制不能很好地执行某些功能，有些要素根本没有任何功能——至少就我们的利益而言没有任何功能。为了谨慎地避免这些疏忽，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那篇简短概要所描述的机制的力量（而不必然是功能）。
首先，正如我们在第7章所看到的，显著的自我控制问题是由同时活动的特化回路激增造成的，而乔伊斯机器的活动所履行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裁决争论，使得体制平稳过渡，并通过部署“正确的”力量阻止不合时宜的政变。在那些不存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简单的或过度学习的任务通常无须引入额外力量便可执行，所以也是无意识地被执行的。但是，当某个任务比较困难或令人不愉快时，它就要求“集中注意力”，而这是“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才能完成的，这些帮助包括自我警惕、各种其他的记忆窍门、预演（Margolis, 1989）和其他的自我掌控（Norman and Shallice, 1985）。我们经常发现，大声说话很有帮助，这是对粗糙却有效的策略的一种回溯，我们现在的私人思想只是它们的精致派生物。
这样的自我控制策略允许我们支配自己的知觉过程，同时开辟新的机会空间。正如心理学家杰里米·沃尔夫（Jeremy Wolfe, 1990）所指出的，虽然我们的视觉系统天生就被设计用于探测某些类型的事物——在我们“看”时“跳出来的”类型——但是也有其他一些类型，仅当我们刻意去看它们，而且得到一种自我表征行动所建立的策略的帮助时，我们才能辨识它们。一个红斑在一群光滑的绿斑中会很突出（实际上它就像树叶交错中的成熟浆果一样突出），但是如果你的计划要求你在许多不同颜色的斑点中找到红斑，你就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任务，一个串行搜索的任务。如果你的计划是在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糖果中找到一块红色方形糖果[或者回答流行画谜中的问题——“沃尔多在哪里？”（Handford, 1987）]，这项串行搜索的任务就变成一个特别让人全神贯注的有条理的计划，需要高度的自控力。
这些向自己表征事物的技巧使我们成为自我支配者或执行者，其他生物都不可能做到。我们可以事先制定策略，这要归功于我们思考假说和编造场景的能力；我们可以坚定决心，参与一些不太愉快或长期的计划，这需要自我提醒的习惯，以及预估我们所用策略的收益与成本。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有助于我们记住我们是经由何种途径到达今天的位置的（心理学家称之为片段式记忆），所以在发现自己陷入绝境时，我们就可以向自己解释，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Perlis, 1991）。在第7章中我们看到，这些策略的发展如何使我们的先祖看到更远的将来，而赋予他们这种增强的预见能力的部分因素，就是一种增强的回忆能力——能够更远地回顾自己近期的操作，思考他们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嗯，我不能再那样做了！”这是任何从经验中学习的生物都会一再重复的话，但与其他生物相比，我们可以学会把我们犯错的那些事情回放得更长远、更有启发性，这要归功于我们保存记录的习惯，或者更准确地说，归功于我们自我刺激的习惯，这些习惯有许多作用，其中就包括增强回忆。
不过，这类记忆载入只是这些习惯的用途之一。同样重要的还有广播效应（Baars, 1988），它创造出一个开放的论坛，让一个人学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对任何当前问题做出贡献。巴尔斯提出主张说，内容的互访性提供了一个语境，否则发生在“意识中”的事件对主体就不会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事实上，组成周围语境的内容本身并不总是有意识的，一般来说，它们其实完全不可访问，即使在被激活时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内容与可以在言语报告中现身的内容之间的联系，就能保证所谓的“有意识把握到的”意义。
本着同样的精神，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 1987）论证说，由大脑完成的分析的最高层（他指的是最抽象的一层）在经验中是无法访问的——即便它们使经验有意义并因此使之成为可能。他的分析因而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矫正，打破了笛卡儿剧场的另一个化身，即“最高点”或“冰山之巅”[这里有一个取自神经心理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 1977, p. 117）的好例子：“处在大脑组织的层级体系最高层的顶级司令部这个位置，这些主观的特性……对处在次级层次的生物物理和化学活动施加控制。”]
相当一部分哲学家，尤其是那些受到胡塞尔现象学学派影响的哲学家（Dreyfus, 1979; Searle, 1983），强调这种有意识的经验“背景”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一般把它描述成神秘的或难以处理的特征——机械论的解释对此无能为力，而不是像巴尔斯和杰肯道夫那样视它为提供一个关于发生之事的计算理论的关键。这些哲学家认为，意识是某种特殊的“内在意向性”的来源，但正如哲学家罗伯特·范久利克所指出的，这完全是倒退。
私人层次的理解经验……不是一种幻觉。我，作为经验的私人主体，的确有理解的经验。我能在经验之内建立所有必要的联结，召集各种表征，把它们彼此直接联系起来。我的能力来源于我是由亚私人成分的有组织系统构成的，这些成分产生了我的有序思想流：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我的能力。真正的幻觉或错误倒是这种看法：我是某种独特的实体自我，这个自我借助一种完全非行为形式的理解产生这些联结。（van Gulick, 1988, p. 96）
你所学的任何东西都有助于你面对现在遇到的每件事情。这至少是一种理想。福多尔（Fodor, 1983）把这一特征称为各向同性（isotropy），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它是一种能力，需要鸟时就把相应的鸟召唤来或至少让鸟鸣唱。这看似施了魔法一般，但正如舞台上的每个魔术师都知道的那样，魔术的表象是靠一个事实强化的：魔术师往往可以指望观众出于解释的需要而夸大现象。也许我们最初似乎具有理想的各向同性，但实际并非如此。清醒的反思提醒我们，在很多场合下，我们都没有及时认识到新数据的意义。想想“恍然大悟”（double take）这种用于夸张表现的经典喜剧手段（Neisser, 1988）。我们有时甚至骑驴找驴，或点着火柴往燃气箱里看。[10]
舞台魔术师知道，凭借一些简单的计策组合往往就足以制造“魔术”，而大自然这位终极工具设计者也是这么做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已经在探索可能的计策空间，寻找“适当协调和快速施展的启发式策略束”（Fodor, p. 116），后者能够提供出我们这些人类思考者所展示的那种程度的各向同性。像ACT*和Soar这样的模型，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其他许多正在探索的观念，都很有前景，但尚无最终定论。一些哲学家，尤其是德赖弗斯、塞尔、福多尔和帕特南（Dreyfus, Searle, Fodor and Putnam, 1988），确信“将心智视为小工具”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还试图建构一些论证，证明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Dennett, 1988b, 1991c）。例如，福多尔指出，虽然具有特殊目的的系统可以是硬连线的，但在一个具有通用目的、可以多方面应付任何新项目的系统中，“不稳定的、即时的联结也许才是重要的”（p. 118）。他不认为有任何人能想出这样一种联结理论，但他却并非只是持悲观态度：他在原则上不抱希望（十足的把戏）。他说得对，我们应该相信，我们逼近各向同性的能力是源于我们的软件，而非我们的硬连线，但他反对“把戏袋”假说的论点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我们比自己实际所做的还要善于“全盘考虑”。我们做得很好，但不是好到不可思议。我们发展出的自我掌控习惯，把我们变成了诡计多端的开发者，充分利用着我们来之不易的资源；我们虽然并不总是能要鸟鸣唱鸟就鸣唱，但完全可以让我们成为好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