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想说什么，我们很可能都不会确切地说出来。
——马文·明斯基
（Marvin Minsky, 1985, p. 236）
人工智能研究者劳伦斯·伯恩鲍姆和格雷格·科林斯（Lawrence Birnbaum and Gregg Collins, 1984）指出，无意识说出心里话的行为（弗洛伊德式口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弗洛伊德极好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既非随机又非毫无意义的口误，他认为，这些口误有深层的意义：它们是被无意识地、有所意图地插入话语结构中的，间接或部分地满足了说话者受到压抑的交流目标。这个标准的弗洛伊德式主张常常遭到怀疑论者的激烈反对，但是，这种主张在应用到一些特殊个案的时候，确实也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应用与一个人对弗洛伊德的那些更阴暗的主题（比如性、俄狄浦斯情结或死亡的渴望）的看法无关。弗洛伊德讨论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男子说：
阁下，让我们为负责人的健康而打嗝。
[本例实际上是用德语讲的，在德语里，“打嗝”是aufzustos-sen，在该句中它是anzustossen（喝酒）一词的口误。]
在弗洛伊德的解释中，他论证说，这个口误表达了说话者想嘲弄或侮辱他的上司这一无意识的目标，但由于尊敬上司是一种社会与政治义务，所以这一目标遭到了压抑。但是……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说话者想要嘲弄他上司的意图，最初产生了一个计划，也就是使用“打嗝”这个词：先验地讲，还有许许多多的字词或短语，都更有理由用于侮辱或嘲弄某个人……不大可能说，一个计划者已经理性地预测，嘲弄或侮辱他上司这个目标可以通过说出“打嗝”一词来实现；出于完全一样的理由，也不大可能说，计划者首先就会选用这个词，作为对对方的一种侮辱。
这两位研究者主张，唯一能够解释偶然的弗洛伊德式口误为何频繁发生的过程，就是某个“机会主义的计划”。
……因此，像上面这样的例子似乎表明，目标本身是主动的认知行动者，它们能够控制一些辨认满足自己的机会所需的认知来源，也能控制一些利用这些机会所需的行为来源。（Birnbaum and Collins, 1984, p. 125）
弗洛伊德式口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似乎既是错误又不是错误，但是，它满足无意识的目标这一事实（如果它是一个事实），并没有使其更难被解释，因为其他同时执行数个功能（或目标）的词语选择一样是难以解释的。很难想象，双关语和其他有意识的语言幽默怎么会来自非机会主义以及封装的计划和生产。如果任何人有设计俏皮话的计划——一个实际起到作用的详细计划，那就必须有好几个喜剧演员为此赔上很多精力。[7]
如果伯恩鲍姆和科林斯是对的，创造性的语言使用就只能通过一个并行的过程完成，在此过程中，多重目标同时对材料的情况保持警觉。但是，如果材料本身同时也很警觉是否有被并入的机会，那又会如何？我们从自己的文化中挑出我们的词汇，字词和短语是侵入我们大脑的弥母的最显著表型特征——它们是可见的东西，而且很难有比语言产生系统更合适的弥母复制媒介了，在这个系统中，负责监管的官僚已部分放权，把相当大的控制权让给词语本身，这些词语则通过相互斗争来寻求获得公开表达的机会。
我们说我们所说的话，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喜欢它听起来的感觉，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它所指的意思，这一点可不是什么新闻。新的流行语横扫亚群落，慢慢进入每个人的说话内容中，甚至包括那些试图抵制它的人。很少有哪个使用新词的人，是在刻意或有意识地遵循学校老师的教导：“把一个新词用上三遍，这个词就是你的了！”而在一个更大的集成水平上，完整的句子之所以对我们有吸引力，也是因为我们喜欢它们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感觉或由舌头说出的感觉，而与它们是否满足我们已经选定的命题规格完全无关。在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最适合引用的话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愚弄所有人，在所有时间里愚弄一些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间里愚弄所有人。[8]
林肯的意思是什么？逻辑老师喜欢指出这句话存在“辖域歧义”。林肯的意思是说存在一些总被愚弄的傻瓜，还是说在每一个场合总有某个人要被愚弄——但被愚弄的并不总是同一个人？从逻辑上来看，这些是完全不同的命题。
比较一下：
“有人总是中彩票。”
“那一定是作弊了！”
“那不是我的意思。”
哪种解读才符合林肯的原意呢？也许都不符合！这种情况的概率是多少：林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辖域歧义，而且实际上从未考虑过抱有这个而不是“那个”交流意图？也许只是因为他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它听起来好极了，所以他才从未注意到这种歧义，从来没有在先的交流意向——除了想就“愚弄人”这个一般话题说一些简练而有节奏的话。我们就是这样说话的，甚至像林肯这样伟大的赋义者也是如此。
小说家帕特里夏·汉普尔（Patricia Hampl）在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自由想象的懒散习惯》（“The Lax Habits of the Free Imagina-tion”）中，谈到她本人创作短篇小说的过程。
每个故事都有一个故事。这个很少有机会讲出的秘密故事，正是它的创作史。也许这个“故事的故事”永远无法被表述出来，因为一件完成的作品消耗了它的历史，让它变得过时，成了毫无价值的东西。（Hampl, 1989, p. 37）
她指出，已完成的作品很容易被评论家诠释为一部经过精巧设计以实现作者的许多复杂意向的人为产物。但是，当她遇到这些关于她自己的作品的假说时，她觉得很困惑：
“汉普尔”（这是她本人）很少有什么意向，除非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要窃取散放在桌上的任何东西，只要它们符合我当下的目的。更糟的是，“目的”是模糊的、不一致的、可逆的、处在压力之下的。而谁-或什么-在施加压力呢？我说不出来。（p. 37）
那么，她是如何创作的？她提出一个座右铭：“只要不断说话——喃喃自语就行。”（Just keep talking——mumbling is f ine.）最终，喃喃自语的活动会采取一些形式，获得作者的赞同。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汉普尔在她的创造性写作中所探测到的大尺度过程，是更底层的和更快速的过程的放大，而正是后一过程才促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说话？
这种诱人的相似性不仅包括一个过程，而且还涉及随后的一种态度或反应。汉普尔坦白而热忱地交代的真相，与一般作者对读者的友好诠释所做出的一种更正常、实际上也不是不诚实的反应很不相同：这些作者很得体地遵从读者归咎于他们的意图，甚至乐意对此详加说明，他们的态度是：“嗐，我猜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要做的！”为什么不呢？一个人刚才做出的一步（在下棋中、在生活中、在写作中），其实比他一开始想到的更高明，这样的反省难道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吗？（关于这一话题的进一步反思，参见Eco, 1990。）
正如E.M.福斯特所说：“在我明白我说的东西之前，我怎么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呢？”的确，我们常常是通过反思我们自己在说什么（而非改正什么），才发现自己想的是什么（因而发现自己指的是什么意思）。因此，至少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与我们的外部批评者和诠释者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都是遇到一些文本，然后把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理解放到它上面。我们说了某句话这一事实，给我们所说的话赋予了一定的个人说服力，或者至少给了它一种假定的作者权威。很有可能，如果我说了它（而且我听到自己说了它，我还没有听到自己马上做出任何改正），那么我所指的意思就是它，而且它很可能是指它在我看来所指的意思。
伯特兰·罗素的经历提供了一个例子：
两位客人离开时已经很晚，之后罗素单独与奥特林·莫瑞尔夫人在一起。他们在炉边谈话，直到凌晨4点。罗素几天后记下这个事件，他写道：“我不知道我爱着你，直到我听见自己对你这样说——在那一刻我心想：‘老天，我在说些什么呀？’然后我知道，这是真话。”（Clark, 1975, p. 176）
不过，在其他情况下，要是我们没有这种自我诠释的发现感，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也许可以假设，在这些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有某种私密的、专有的事前洞察力，知道自己所指的意思，而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赋义者，是我们所说话语的意义之源（fons et origo），但是，这样一种假设需要一个支持论证，而不能只是诉诸传统。因为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任何发现的感受，而这只是因为我们所指的意思对我们来说太过明显。根本不需要“访问特权”，我们能凭直觉感知到，当我在餐桌上说“请把盐递过来”时，我就是在要盐。
我曾经相信，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核心赋义者，但我当时还以为，我已经为它找到一个安身之处。我在《内容与意识》一书中提出，必定存在一条功能显著的线（我称为觉察线），把交流意图的前意识固定与随后的执行分离开来。从解剖学上来看，这条线在大脑中的位置也许划分得不像话，但在逻辑上它必定存在，作为一个分水岭，它可以把功能失调分成两个类型。错误可以在整个系统的任何地方出现，但每个错误都必定落在这条线的一侧或另一侧（按照几何学的必然性）。如果错误落在这条线的执行一侧，它们就是（可纠正的）表达错误，比如口误、词语误用、发音错误；如果错误落在这条线的内侧或更高一侧，它们就会改变所要表达的东西（莱维尔特模型中的前言语信息）。意义就是在这个分水岭上被固定的，这里就是意思的所来之处。我那时以为，一定有这样一个意义从之而来的地方，因为必须有某个东西来设定一个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反馈”才能记录执行失败的情况。
我当时的失误在于没有避免辖域歧义，同样的情况也曾困扰着我们对林肯格言的诠释。在每个情况下的确需要某个东西，暂时作为标准，任何被纠正的“错误”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纠正，但这个标准不必每次都是同一个东西——甚至在一个言语行动的持续时间之内也不必如此。不必有一条固定的（如果是不公正地划出的）界线来标示这一区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见到的，前经验的修正（改变所经验到的东西）与后经验的修正（其结果是错误报告或错误记录所经验到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界限上并不明确。有时被试可以修正或增补他们的主张，有时他们不会这样。有时当被试确实做了修正时，经过他们编辑的叙事，与被取缔的版本相比，并不更接近“真理”或“他们真正所指的意思”。如我们以前指出的，出版前的编辑工作在何处停止，出版后的勘误工作在何处加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能任意得出。当我们问被试，某个特殊的公开声明是否充分地捕捉到了最终的内在真理，是否说明了他刚刚经历的东西，这个被试所处的判断位置并不比我们这些局外人更好。（参见Dennett, 1990d）
这里还有看待同一个现象的另外一种方式。无论创造一个语言表达的过程在何时发生，一开始总有一个距离必须被消除——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语义空间的错配距离”，这是在要表达的内容与语言表达最初提名的各个候选者之间的距离。（按我原来的观点来看，我当时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个单纯的“反馈纠正”问题，它以一个固定点为标准，各个语言候选者都依此标准来衡量、抛弃或改进。）缩小这个距离的往返过程是一般的反馈过程，但是，所要表达的内容，还是有可能在某个候选表达的方向上被调整，正如要被取代或编辑的候选表达，也有可能更好地容纳所要表达的内容一样。以这种方式，最好访问或最易获得的字词和短语，实际上可以改变经验的内容（如果我们把经验理解为最终被报告的东西——在被试的异现象学世界中尘埃落定的事件）[9]。
如果我们作为赋义者的统一性所得到的保障与此无异，那么，原则上，这种统一应当也有可能在某些罕见的场合分崩离析。这种情况似乎就发生在如下两个例子中。
有一次，有人一定要我在一场棒球比赛中担任一垒裁判，这对我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这场比赛的关键时刻（第九局的下半场，两人出局，第三垒打成平手），我必须判断击球手跑向一垒的状况。正在这紧要关头，我发现自己大力地把拇指向上摆动——那是出局的信号——可喊出来的是：“安全进垒！”在随后的混乱状态中，他们要我说出我刚才是什么意思。老实讲我说不出来，至少不能从任何具有特权的位置上说出来。最后我（对自己）做了决定，由于我打手势还不熟练，但我说话能力很强，因此我的言语行动应该作为裁判的依据，而其他人也应该做出同样的判断。（我会很高兴听到其他类似的逸闻：人们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要执行两个截然不同的言语行动中的哪一个。）
在实验环境下，心理学家托尼·马塞尔发现了一个更富戏剧性的情况。实验员告诉盲视被试（第11章我会再详细说明），一旦他认为有了闪光就说话，但就如何完成这个动作，还要给被试特别的指令。他在执行这个言语行动时，同时要做三个不同的动作（不必按顺序、也不必“统一进行”）：
（1）说出“是”；
（2）按下一个按钮（表示“是”的按钮）；
（3）眨眼表示“是”。
令人吃惊的是，被试始终没有同时完成这三个动作。有时他眨眼表示“是”，但没有说出“是”或没有按表示“是”的按钮，等等。没有什么直截了当的方法可以给这三种不同的反应排序，要么你忠实于意图，要么你力求正确性。也就是说，当这三个动作之间存在不一致时，被试没有一个可遵循的模式，告诉自己该接受并认为哪个动作是口误、手误或眼误。
在其他条件下，是否能在其他被试（无论是否正常）身上得到类似的发现，这还有待观察，但是其他病理状况也暗示了一种言语生产模型，按此模型，言语表达可以在没有得到核心赋义者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如果你有其中一种病态反应，那么，“你的心在休假，而你的嘴则在日夜工作”——正如莫斯·艾利森（Mose Allison）在歌中所唱的那样。
失语症（aphasia）是指讲话能力受损或丧失，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失语症相当常见，神经学家和语言学家已经对此做了广泛的研究。在最常见的一种失语症，即布罗卡失语症中，病人敏锐地觉察到问题，努力找出那些好像就在嘴边的词，却备受挫折。在布罗卡失语症中，受阻的交流意图确实存在，这对患者来说十分清楚，也令其痛苦。但是，在一种相对罕见的失语症，即杂乱性失语症中，病人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们语言上的缺陷。[10]虽然他们有正常的智力，也完全没有精神错乱或发疯，但他们似乎对如下这种语言执行情况感到十分满足[取自金斯波兰尼和沃林顿（Kinsbourne and Warrington, 1963）所描述的两个个案]：
个案1：
你今天怎么样？
“闲话O.K.、上院议员、板球和英格兰与苏格兰战役。我不知道。高血压和赢两球的板球赛，喘气、击球和捕捉，可怜的老家伙，取消或许闲话，取消，装备与论证，完成喘气。”
“安全第一”的意思是什么？
“看并看清和尤其是里士满大街，并且看交通和犹豫权和漫游，很好的原因，或许，斑马线或许这些，摩托车和红绿灯。”
个案2：
你在办公室工作过吗？
“我在办公室工作过。”
那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哦，作为这家公司的一个主管，抱怨在于要讨论它们是语调的哪一类，如何被分类，如何抑制不同的……拟钉……拟钉螺属，把我从这种特征转缠中解脱出来……对不起……”[11]
“她想把这个有主观色彩的职业给予某个人以支持那个完好的怀孕货仓。”
“她的正常皱温会是一个点。”
让他辨认指甲锉：
“那是一把小刀，一个刀尾，一把刀，旧的，旧刀。”
让他辨认剪刀：
“丛林——它是一片丛林——它不是真正的丛林——包含着一把梳子的两片丛林——不，不是一把梳子——提供司令官现在不在的两片丛林——”
一个与此类似但更为常见的奇特状态是虚谈（confabulation）。在第4章中我曾提出，正常人可能会常常虚构自己经验的细节，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在猜测，同时又没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他们误将理论推理当作事实观察。病态的虚谈则是一种完全不同层次的无意虚构。在大脑受损的病例中，特别是在人们严重失忆时，如在科尔萨科夫综合征（严重酒精中毒的典型后果之一）中，他们会假话连篇地唠叨他们的生活和过去的经历，如果他们的失忆情况非常严重，他们甚至会唠叨起最近几分钟的事。
这样形成的空话听起来其实很正常。事实上，它听上去常常就像低产出的、公式化的聊天，比较适合酒吧里的谈话：“哦，是的，我太太和我——我们在一所房子里住30年了——常常外出到科尼岛，嗯，你知道，坐在海滩上——爱坐在海滩上，只是看着年轻人，嗯，但那是在出事之前……”——只是这些全是虚构的。这个人的太太可能几年前就死了，他也从来没有去过科尼岛100英里（约161千米）以内的地方，而他们也可能已经从一套公寓搬到另一套公寓。一个没有经验的听众常常完全都没觉察到他遇到的是一个虚谈者，这种人的回忆和对问题的随口回答，是如此自然，如此“真诚”。
虚谈者完全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在虚构，杂乱性失语症患者似乎也不觉得他们是在滔滔不绝地说些语无伦次的话。这些让人吃惊的异常情况，属于病感失认症，也就是没有承认或认出缺陷的能力。这种自我监控缺失的其他类型也是存在的，我们会在第11章中考虑这些情况向我们所揭示的意识功能架构方面的信息。同时，我们可以指出，大脑机制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来自高层的连贯指令的情况下，建构出表面的言语行动。[12]
病理现象，无论是由精巧实验所诱发的暂时紧张，还是由疾病或大脑机械损伤造成的永久崩溃，都提供了大量关于大脑的机制如何得到组织的线索。在我看来，这些病理现象表明，我们的第二幅漫画，即群魔混战，与那种更庄严、官僚体制更强的模型相比，更加接近真相，但它仍然需要接受适当的经验性检验。我不是说，一个以官僚体制为主的模型不可能恰当地处理这些病理现象，而是说，这些病理现象似乎不是这样一个系统的自然失灵状况。在写给科学家的附录B中，我会提到一些研究方向，它们也许有助于证实或否定我的预感。
我在本章中勾勒的但显然还没有证明的是一种方式，从数以千计的制造词语的小妖的临时联合体中突现出来的言语产品的激流，凭借这种方式可以展示出一种统一——一种由正在演化的最佳诠释所构成的统一，这种统一使得这些小妖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概念形成者的被执行了的意图。它们的确是被执行的意图，但这些意图不属于一个内在的概念形成者，后者被视作语言产生系统固有的一部分，相反，这些意图属于某个全局的概念形成者——某个人，语言产生系统反而是后者固有的一部分。
这个想法初看挺陌生，但它应该不会令我们吃惊。在生物学里，我们已经学会抵制这样的诱惑：通过假定有一个会做所有工作的、单个的伟大智能体来解释在有机体中的设计（design in organism）。在心理学中，我们已经学会抵制这样的诱惑：在解释看（seeing）时，说好像存在一个内在的屏幕观察者，因为这个内在的屏幕观察者做了所有的工作——在这样一个小人与眼睛之间的唯一事物就是某条电视电缆。同样，我们也必须逐步学会抵制这种诱惑：在解释行动（action）时，认为它来源于一个内在的行动命令者的命令，后者做了特别多的细致规定的工作。一如往常，要消除一个对我们的理论来说太过庞大的智能体的办法就是，用一个最终纯机械性的构造来取代它，这个机械构造就是一些协调行动的半独立的而且半智能的东西。
这一要点不只适用于言语行动的生成，也适用于所有的意向行为。（类似观点的发展，可参见Pears, 1984。）而且，与某些第一印象相反，现象学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情况就是如此。虽然我们偶尔也会意识到，自己在执行细致的实践推理，并得到一个结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紧接着我们再有意识地决定去做那件事，直到最后实际做出它来，但是，这些都是相对罕见的经验。我们的大多数意向行为，在实施时完全没有任何先兆，而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标准的陷阱是，假设这些相对罕见、有意识的实践推理的情况也是描写其他情况的一个好模型，而在后面这些相对常见的情况下，我们的意向行为是从我们无从访问的过程中突现出来的。我们一般都明白我们的行动，我们认识到它们基本上连贯一致，而且，在我们理解它们时，它们也对我们的规划做出了恰当的、适时的贡献。因此我们就放心地假定，它们是一些过程的产物，这些过程对目的与手段有着可靠的敏感性。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理性的（Dennett, 1987a, 1991a）。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一个狭义意义上也是理性的，即串行推理的产物。在解释这些底层过程时，我们不必遵循一个内在的推理者、做结论者、做决定者的模型，好像这些小人有条理地匹配目的与手段，然后下达具体指定的行动命令。我们已经粗略地看到，其实一个不同类型的过程也可以控制说话以及我们的其他意向行为。
我们正在缓慢而确定地摆脱自己的不良思维习惯，并用其他习惯取代它们。更一般地说，核心赋义者的消亡，就是核心意向者的消亡，但是，老板还会在其他的伪装下苟延残喘。在第10章中我们会遇到以观察者和报告者身份出现的老板，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来思考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新思维习惯的基础，为此，我们要把这些习惯与一些科学细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1]J.L. 奥斯汀（J.L. Austin）在《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中主张，说话是语言使用者用词语来进行表达的一种社会行为。这个言语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speech act）其实又假设了，任何言语都是被有意识地执行的。丹尼特完全颠倒这种观点，转而认为，词语通过我们人类之口说出来，并不受我们有意识的监督和控制，不是我们的意识使每个词语说出口。故他在本章以“词语如何用我们做事”（How Words Do Things with Us）为标题。另外，丹尼特的理论貌似同海德格尔关于“语言在说我们”而不是“我们在说语言”的观念巧合，但其推理过程完全不同。在丹尼特看来，就如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有意识监控但能稳定存在一样，语言也如是。一些语言被意识到，那是在许多草稿中被说出的一份草稿，是名声竞赛中的胜出者[《甜蜜的梦：意识科学的哲学障碍》（Sweet Dreams: Philosophical Obstacles to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 Dennett, 2005）]，但其实还有很多在嘴边嘀咕但就是没被说出的候选者。而且，语言所承载的弥母塑造了人脑，使之成为我们现在又同样用语言去表述的心智。是语言把人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译者注
[2]utterance译为发声、话语或（说出的）话，speech译为说话、讲话、言语。——译者注
[3]以中文拟造一个例子：竞争有点紧酷（紧张/残酷）。开始时说“紧张”，觉得不好，中途转为“残酷”，但只说出一部分。——译者注
[4]原文当然都是英文。这里比照英文情况举出中文的例子。——译者注
[5]在我们如何形成我们的交流方面，丹·斯佩贝尔和戴尔德丽·威尔逊（Dan Sperber and Deirdre Wilson, 1986）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坚称，所建立的模型应该讨论说话者与听者交流的现实运作方式，这与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近来的研究实践相反，后者往往向这类机制挥手告别，并希望从理性上重构研究者所假设的任务以及这些任务的要求。斯佩贝尔和威尔逊的做法使人们可以考虑实用性和效率——最小用功原则（least-effort principles），同时还可以关注时间选择和概率。然后他们指出，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一些传统的“问题”会怎样消失，尤其是听者如何找到说话者意图的“正确”诠释的问题。虽然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模型放在我们刚才讨论的演化过程的层次上，但该模型无疑会欢迎这种细化工作。
[6]如莱维尔特指出的，“如果有人可以表明，例如，信息产生直接受到词条或单词形式的可访问状态的影响，那么，他就有证据证明从配制器到概念形成者的直接反馈。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而且有可能对其进行检验……迄今为止，这种反馈的证据是否定的”（p. 16）。他所评论的证据来自严格的受控实验，在实验中，说话者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任务，比如，尽可能快地描述屏幕上的图画（pp. 276-282）。这是出色的否定证据——比如说，我就对这些实验中没有效果的情况感到吃惊——但是，正如他所承认的，这根本不是定论。说这些实验场景的人为设计成功地淹没了语言使用的机会主义的/创造性的维度，这并非真的就是刻意诡辩。但也许莱维尔特是正确的，或许从配制器到概念形成器的唯一反馈是间接的：只有当一个人清楚地自言自语，然后对他发现他自己在说的东西形成一种意见，才会出现这种反馈。
[7]莱维尔特告诉我，他本人是一个寻找（在他的母语荷兰语中的）双关语的成瘾者，他还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做的，“在一生的训练中，我都对自己刚刚听到的每个词进行倒转。然后我（有意识地）检查结果的意义。在99.9%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出现。但有0.1%的情况很好，而我立刻就把它们表达出来”（私人交流）。这是冯·诺依曼式问题解决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串行的、受控的——而且是有意识的！问题在于，是否还有别的、群魔混战更厉害的、无意识地产生妙语的方法。
[8]根据《牛津引语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second edition, 1953）可知，这句有名的话也被认为出自菲尼亚斯·T. 巴纳姆（Phineas T. Barnum）。由于巴纳姆是我所在大学的杰出校友和慷慨捐款人，所以我觉得有义务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可能性：林肯也许不是这个高度复制的弥母的原创者。
[9]这让人想起弗洛伊德关于“前意识”如何起作用的观点：“‘一个东西是如何进入意识中的？’这个问题，可以更方便地陈述为：‘一个东西是如何进入前意识的？’而答案是，‘通过同与之相应的词语表达形成联系’。”（《自我与本我》 ， The Ego and the Id, English edition, 1962, p. 10）
[10]莱维尔特告诉我说，荷兰奈梅亨（Nijmegen）的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正在进行的研究，对这个观点——这个已经被接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赫希恩（Heescher）的工作表明，在某种层次上，杂乱性失语症或韦尼克失语症（又称感觉性失语症）患者，的确对自己的无能感到着急，他们似乎在采取重复策略，希望实现交流。
[11]“转缠”一词造自convenshment，下文“皱温”一词造自corrucation。这两个都不是正常的英文单词。——译者注
[12]另一种不正常的语言现象是精神分裂症的常见征兆，即“幻听”。现在已经相当清楚：精神分裂者“听到”的声音是他自己的；他在与自己交谈，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要让患者一直张大他的嘴，就足以使声音停止（Bick and Kinsbourne, 1987）。可参见其他文献（如Hoffman, 1986），以及相关评论（如Akins and Den-nett, “Who May I Say Is Calling?”,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