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我们过去学会挤奶牛的奶，然后又为了自己的利益驯养它们，我们也同样学会以一定的方式利用别人和自己的心智，到如今，互相刺激与自我刺激的技术已经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与训练之中。文化变成革新（不仅是意识的革新）的仓库与传播媒介，其中的方式对于理解人类意识设计的来源很重要，因为这种方式也是另一种演化的媒介。
人的大脑在后天自我设计这一庞大过程中所采取的首批重要步骤之一，就是让它自己针对最为紧要的局部环境做出调整：它迅速（在两三年内）把自己变成一个使用斯瓦希里语、日语或英语的大脑。多么重要的一步！就像准备击出的弹弓，蓄势待发。
是把这个过程叫作学习还是叫作差别化发育（differential devel-opment），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并不重要；它发生得如此之快，好似不费吹灰之力，以至于很少有人怀疑人类的基因型包括许多适应特征，可以专门用于提升语言习得能力。按演化的尺度来看，这一切是发生得很快，但这正是我们所应预期的——因为存在鲍德温效应。能够说话，这是一个好计策，任何在这方面起跑迟了的人，都会处于巨大的劣势。我们的祖先中第一批说话的人，肯定经过更加艰辛的努力才掌握这种计策，而我们是他们中间的语言高手的后裔。[16]
一旦我们的大脑为语言的载体建造了进出的通道，马上就会有东西寄生在大脑中（绝不夸张，就是寄生，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这些寄生实体已经演化到可以在这种小生境中兴旺生长：它们就是弥母。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的基本结构说得很清楚，只要下列条件存在，演化就会发生：
（1）变异：持续保有众多的不同要素。
（2）遗传或复制：这些要素有能力造出它们自己的副本或复制品。
（3）差别化的“适应度”：一个要素在给定时间内被创造的副本数目会有不同，其中差别取决于该要素的特征（任何使之区分于其他要素的地方）与它所赖以持续生存的环境的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
请注意，这个定义虽然来自生物学，却没有提到有机分子、营养以至生命的任何特定内容。它更多是对自然选择进化论的一个普遍的、抽象的刻画。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指出，这里的基本原则是：
所有生命都是通过复制实体的差别化生存来演化的……
基因，DNA分子，碰巧就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占据优势的复制实体。可以存在别的复制实体。如果它们存在，只要某些别的条件被满足，它们就会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演化过程的基础。
但我们必须到遥远的世界，才能找到其他类型的复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类型的演化吗？我认为，一种新的复制子近来已经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这种复制子正盯着我们的脸。它还处在它的婴儿期，还在它的原始汤中笨拙地四处游荡，但是，它所达到的演化改变速度，让古老的基因气喘吁吁地在老后面追赶。（Dawkins, 1976, p. 206）
粗略地讲，这些新的复制子就是观念。它们不是洛克和休谟的“简单观念”（红的观念，或圆、热、冷的观念），而是一种复杂的观念，它们自己形成了有区别的可记忆的单位，就像如下这些观念：
轮子
穿衣
宿怨
直角三角形
字母
日历
《奥德赛》
微积分
国际象棋
透视作图
自然选择的演化
印象派
“绿袖子”
解构主义
从直觉上来判断，这些是或多或少可以识别的文化单位，但是，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出，我们是如何划分边界的——为什么D-F#-A不是一个单位，而来自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慢速乐章的主题却是一个单位：单位是能够可靠而且多产地复制自己的最小元素。道金斯为这些单位创造了一个术语：meme（弥母）。
Meme[弥母]是一个文化传递的单位或一个模仿单位。“Mimeme”来自一个合适的希腊词根，但我想要一个发音有点儿像“gene”的单音词……这个词也可以被认为与英语单词“memory”相关或与法语单词même相关……
弥母的例子包括：曲调、观念、妙语、服装款式、制罐或建造拱门的方法。正如基因在基因库里繁殖自己，通过精子或卵子，从一个身体跳向另一个身体，弥母在弥母库里也繁殖自己，通过一个在广义上可以称为模仿的过程，从一个大脑跳到另一个大脑。如果一个科学家听到或读到一个好想法，他就会说给他的同事和学生听。他在自己的论文和演讲中提到它。如果这个观念流行开来，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观念自己繁殖自己，从一个大脑传播到另一个大脑。（Dawkins, 1976, p. 206）
在《自私的基因》中，道金斯敦促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弥母演化的观念。弥母演化并非只是同生物学演化或遗传演化相类似，也并非只是一个可以按这些演化的习语来隐喻式地描述的过程，而是一个精确地服从自然选择法则的现象。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在弥母与基因的差异方面是中立的；基因与弥母是不同的复制子，在不同的媒介里以不同的速度演化。就像动物的基因如果要在这个行星上出现，就必须等到植物的演化铺平道路（创造出富含氧气的大气环境并供应充足的可转换营养物质），同样，弥母的演化如果要开始，就必须等动物的演化铺平了道路，即创造出一个物种——智人，这个物种的大脑能给弥母提供掩体，也能为弥母提供传递媒介的交流习惯。
这是思考观念的一种新方式。我希望能表明它也是一种好方式，但一开始，它所提供的视角让人感到相当不安，甚至令人感到恐惧。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成一句口号：
一个学者只是一个图书馆制造另一个图书馆的方式。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一开始并没有被这个观念所吸引。它居然认为，我的大脑是一个像麦堆一样的东西，在这里，其他人的观念的幼体更新自己，之后把自己的副本以一种信息大流放的方式发送出去。这似乎剥夺了我的心智作为创作者与批评者的重要地位。按照这种见解，谁在主导？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弥母？
这当然没有简单的答案，而这个事实就处在因自我观念而产生的各种混乱的中心。人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且是文化演化的产物。弥母对我们的心智创造有贡献，看清这一贡献的最好方式，就是紧跟演化思考的标准步伐。
正如基因的第一条规则一样，弥母的第一条规则是说：复制并不必然是为了某个东西的利益。兴旺发达的复制子善于……复制！——管它出于什么理由。正如道金斯所说的那样：
一个让它所在躯体掉下悬崖的弥母，其命运就像一个让它所在躯体掉下悬崖的基因的命运一样。它往往会被清除出弥母库……但这并不意味着，弥母选择成功的最终标准就是基因的生存……很明显，一个弥母如果引致负载它的个体自杀，它就有一种严重的劣势，但这并不必然是一种致命的劣势……自杀的弥母能够传播，比如有些时候，一个戏剧化的、广为宣传的殉道故事，会鼓动其他个体为了一个深爱的理由赴死，而这又会鼓动其他个体也为此而死，诸如此类。（Dawkins, 1982, pp. 110-111）
重要的地方在于，在弥母的复制力（从它的视点来看的“适应度”）与它对我们的“适应度”的贡献（不管我们以何种标准判断）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种局面不是完全令人绝望的。虽然有一些弥母肯定在操纵我们，要我们配合它们的复制，虽然我们判断它们是无用的、丑恶的，甚至会给我们的健康与福利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许多复制自己的弥母（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就是大多数弥母）之所以能成功复制自己，不仅是因为有我们的祝福，而且还因为我们尊重它们。我想，下面这一点不会有什么争议：在全盘考虑的情况下，一些弥母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是好的，但从它们自己作为自私的自我复制子的视角来看，却不是这样，它们包括一些普通的弥母，如合作、音乐、写作、教育、环境意识、削减军备，以及一些特殊的弥母，如《费加罗的婚礼》、《白鲸》、可回收的瓶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协议。另一些弥母则具有较多争议，我们知道它们为什么会传播，为什么（在全盘考虑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容忍它们，尽管它们会给我们带来问题，这些弥母包括购物超市、快餐、电视广告。还有一些弥母无疑是有害的，却极难根除，比如反犹主义、劫机、计算机病毒、喷漆涂鸦艺术。
基因是肉眼看不见的，它们由基因载体（有机体）携带，往往在其中造成有特征的效果（“表型的”效果），从长远来看，它们的命运就是由这些效果所决定的。弥母也是不可见的，由弥母载体携带，这些载体包括图片、书籍、说话（特别是语言，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纸版语言或电磁编码的语言，等等）。工具、建筑与其他发明也是弥母载体。凭借辐条式车轮前进的货车不只是把粮食和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它也把辐条式车轮货车这个聪明的想法从一个心智运到另一个心智。弥母的存在取决于它在媒介里的物理表达，如果所有这些物理表达物都被摧毁，弥母也就消灭了。当然，它随后可以独立重现，就像恐龙基因原则上也许能在不太久远的将来再次聚合那样，但是，这些基因所创造并栖身的恐龙不会是原来恐龙的后裔，或者至少不像我们是原始人的后裔那么直接。弥母的命运，即它们的副本的副本的副本是否持续存在并不断繁殖，取决于各种选择力量，这些力量直接作用在表达它们的物理载体上。
弥母的载体栖身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动植物上，不论大小。但是，它们大概只对人类来说才是“可见的”。思考一下纽约市里一只普通鸽子的生存环境，与每个纽约人一样，它的眼睛与耳朵每天都遭到几乎相同的词语、图画和其他信号或符号的冲击。弥母的这些物理载体也许会严重影响鸽子的安宁生活，但这不能归因于它们所携带的弥母——鸽子是在《国家调查者》还是在《纽约时报》的某一页上找到面包屑，这对它来说无关紧要。
此外，对人类来说，每个弥母载体都是一个潜在的朋友或敌人，它携带的礼物，可能增强我们的能力，也可能是特洛伊木马，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增加我们记忆的负担，扰乱我们的判断。我们可以比较这些空降在我们的眼睛或耳朵中的侵略者和从其他途径进入我们体内的寄生者：其中一些是有益的，比如我们消化道里的益生菌，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消化食物；也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容忍的，犯不着费力消除它们（例如，所有寄生在我们皮肤与毛发里的“居民”）；还有一些则是很难根除的有害入侵者，比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迄今为止，这个弥母之眼的视角似乎还只是在用一种生动的组织方式，整理一些常见的观察，比如我们文化中的项目如何影响我们和如何相互影响。但是，道金斯提出，在我们的解释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一个文化特征以它的方式演化，也许只是因为这样对它自己有利”（Dawkins, 1976, p. 214）。这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弥母这个弥母是不是我们应该利用和复制的弥母。按照常规观点，下面这句话实际上是重言式：
X观念被某个人相信，是因为X观念被认为是真实的。
人们喜欢X，是因为人们发现X是美丽的。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虽然一个观念是真的或者美的，但它却没有被接受，或者，虽然它是丑的或者假的，但它却被接受了。这个弥母之眼的视点也许可以成为解释上面这些偏离形式的一个一般性的替代视角，它的重言式是：
X弥母在人群中传播，因为X是一个好的复制子。
现在，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非随机的相关性，这并不是偶然的。除非我们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的弥母的习惯——这种习惯不是只凭机遇——否则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的弥母免疫系统不是总不出错，但也不是不可救药。我们可以依靠这两个视角的重合状态，将其作为一个一般的、粗糙的经验法则：大体上，好的弥母同时也是好的复制子。
只有在我们看一些例外情况时，这个理论才会变得有趣。在这些情况下，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一种分离的拉力。只有当弥母理论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偏离常规结构的情况时，它才有正当的理由被人们接受。（请注意，从它自己这方面来说，弥母本身作为弥母，其复制是否成功，严格地独立于它的认识论优点；即使它有害，它也可以传播，或者，即使它有益，它也可能会消亡。）
如今弥母以光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它复制的速度很快，与此相比，果蝇和酵母细胞复制的速度就像冰川移动一样缓慢。弥母杂乱地从一个载体跳跃到另一个载体，从一个媒介跳跃到另一个媒介，事实证明，它们几乎是不可隔离的。与基因一样，弥母有潜力变得不朽，但是，也与基因一样，它们依赖于物理载体的连续链条在热力学第二定律面前能够持续存在。书籍是相对持久的，纪念碑的铭刻则更持久，但是，除非这些东西处于人类保育者的保护之下，否则它们就会在时间中消解。与基因一样，在弥母这里，不朽主要也是一个复制问题，而不是个别载体的长寿问题。通过一系列副本的副本来保存柏拉图的弥母，就是其中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虽然与柏拉图大致同时代的柏拉图文本的草纸残篇近来被发现，但是，柏拉图的弥母的生存几乎与这些长期留存的东西无关。今天的图书馆里保存的柏拉图《美诺篇》的物理副本（与译本），即使没有上百万册，也有成千上万册，而使这一文本得以传播的关键母本，早在多个世纪前就化为尘土了。
单纯从物理层面复制载体，并不足以确保弥母长命。一本新书的几千册精装本可以在几年内就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而谁又知道，每天有多少充满才气、写给编辑的读者来信，虽然被复制了几十万份，却消失在填埋场和焚烧炉里？也许有一天，非人类的弥母评价者完全能够选择和安排怎样保存特定的弥母，但就目前而言，弥母至少仍然要间接依赖它们的一个或多个载体，它们要在一种特别的弥母巢穴中度过一个短暂的、蛹的阶段，这个巢穴就是人类心智。
心智的供应是有限的，每个心智容纳弥母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弥母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竞争，它们都尽力进入尽可能多的心智。这个竞争是弥母圈的主要选择力量，而且，正如在生物圈中那样，应对这种挑战的方法已经表现出伟大的独创性。例如，不管（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某些弥母有什么优点，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拥有一些表型的表达，使它们自己的复制更有可能发生，为此，它就破坏或者压制那些也许会消灭它们的环境力量。这些弥母包括：忠诚弥母，它不鼓励运用一种批评性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本来也许可以裁定——总体来看，忠诚的观念是一个危险的观念（Dawkins, 1976, p. 212）；宽容或言论自由的弥母；连锁信内的警告弥母，它警告称过去打破这个连锁的人会有厄运；阴谋论弥母，它对那种说阴谋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的反驳意见，有一个内建的反应，即“当然没有证据啦——这个阴谋真是太阴毒了！”其中一些弥母也许是“好”的，另一些也许是“坏”的。它们的共同点是表型效果：往往有计划地让反对它们的选择力量失去效力。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种群弥母学（population memetics）预测：阴谋论的弥母能否存续与其是否符合事实基本无关；忠诚弥母，甚至在理性主义的环境中，也往往能保证它自己的生存，以及其肩上扛着的宗教弥母的生存。事实上，忠诚弥母表现出依赖频率的适应度（frequency-dependent f itness）：当理性主义的弥母在数量上超过它的时候，它最兴旺；在环境里没有什么怀疑论者的时候，它往往会由于不被使用而消亡。
来自种群遗传学的其他概念也可以平稳地转换到种群弥母学中。例如，这里也存在遗传学家称之为连锁位点的情况：两个连锁的弥母碰巧以物理方式绑在一起，以至于它们总是倾向于一起复制，而这一事实会影响到它们各自的机会。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一首气势雄伟的礼仪进行曲，它本来可以大量用在毕业典礼、婚礼和其他节庆场合，也许还会替代《威风凛凛进行曲》和取自歌剧《罗恩格林》的《婚礼进行曲》，但这种情况却没有出现，这只是因为一个事实，即它的音乐弥母与它的标题弥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人一听到音乐，就会想到它的标题——《看哪，高级刽子手》（“Behold the Lord High Executioner”），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爵士创造的这个杰作因而无法被使用。
一切弥母所依靠的避难所就是人的心智，但当弥母重构一个人的大脑，使之成为弥母的一个更好的栖息地时，人的心智本身也成为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制品。进出大脑的通道被修改，以适应局部的不同情况，这些通道也由于各种人造设施而得到加强，以提升复制的保真度与冗余度（prolixity）：中国本土居民的心智极大地不同于法国本土居民的心智，受过教育的心智不同于未受教育的心智。弥母为了回报它栖身的有机体，提供了优势数之不尽的资源库——当然，其中肯定也放入了一些特洛伊木马。正常的人脑并不全都相同，它们在大小、形状和其力量所依靠的无数连接细节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人的力量最显著的差别，取决于由各种进入人类大脑并居住下来的弥母所诱发的微观结构的差别。这些弥母提升了彼此的机会，例如：教育这个弥母就会强化弥母植入的过程。
不过，如果人类心智本身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弥母的创造物，那么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刚开始谈到的见解中的两极对立（polarity）；不可能是“弥母对抗我们”，因为弥母早期的大规模侵扰，在决定我们是谁或是什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谓“独立的”心智努力保护自己，避开外来的、危险的弥母，这只是一种迷思；在底层，在基因的生物命令和弥母的命令之间持续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但我们会傻里傻气地与我们的基因“站在同一边”——这就等于犯了流行的社会生物学的最严重的错误。那么，当我们奋力在吞噬我们的弥母暴风雨中站稳脚跟时，我们能站在什么基地上呢？如果复制的强权并不就是公理，那么“我们”据以判断弥母价值的永恒理想是什么？我们应该注意，规范概念的弥母，如应当、真、善、美，是我们心智里最资深的“公民”，而且，在构成我们的弥母中，它们发挥着中坚作用。我们作为我们而存在，作为思想者而存在，而不是只作为有机体而存在，这不能不依赖这些弥母。
总结一下：弥母的演化有潜力为大脑的基础机制带来显著的设计改善——与遗传研发的缓慢速度相比，它的速度十分惊人。名声不佳的、认为个体后天的获得性状可以遗传的拉马克主义观念，起初还能吸引生物学家，部分是因为人们假定它有能力将新发明快速植入基因组。[关于推翻拉马克主义的细致工作，可参见道金斯在《延伸的表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 1982）一书中的讨论。]但这种情况其实并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鲍德温效应的确可以加速演化，有利于个体所发现的好计策进入基因组，但这个运动采取的是一条间接的途径，即创造新的选择压力，如果许多个体广泛采用好计策，就会产生这种压力。但是，文化的演化发生得比这还快，它允许个体通过文化传播来获取好计策，打磨这些好计策的先驱者甚至并不是他们的遗传祖先。如此共享优秀设计的效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文化演化很可能消除了鲍德温效应的几乎所有温和压力。人们从文化中所接收的设计改善——一个人不必“重新发明轮子”——很可能淹没了个体大脑设计方面的多数遗传差异，消除了那些在出生时情况较好的个体的优势。
这三种媒介，即遗传演化、表型可塑性和弥母演化，都对人的意识设计做出了贡献，它们一个接着一个，速度越来越快。与已经出现几百万年的表型可塑性相比，作用显著的弥母演化是一个极为新近的现象，它是在过去的10万年里才成为一种巨大力量的，而它随着文明的发展而爆发还不超过1万年。只有一个物种有弥母，这个物种就是我们智人。我们可以注意到，多亏科学的诸多弥母，弥母现在已经把我们带到第四个潜在的研发媒介的门口：通过神经科学工程直接修改个体神经系统，以及通过遗传工程修改基因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