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明白我说的东西之前，我怎么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呢？
——E.M. 福斯特
（E.M. Forster, 1960）
我们讲话，不只是要告诉别人我们想的是什么，而且要告诉自己我们想的是什么。
——J. 休林斯·杰克逊
（J. Hughlings Jackson, 1915）
这种软件共享行为是如何出现的？一个“就是这样”（Just So）的故事，会给我们指出一条可能的道路。思考一下某个历史时期的早期智人，这时候，语言——或许我们应该称之为原始语言——刚刚开始发展。这些祖先是直立行走的杂食动物，过着规模很小的亲缘群体生活，他们很可能发展出了具有特殊目的的发声习性，就像黑猩猩、大猩猩以及与我们亲缘关系更远的物种，如黑长尾猴（Cheney and Seyfarth, 1990）那样。我们也许可以假设，由这些发声来完成的交流（或准交流）行为，还不是充分发展的言语行为（Bennett, 1976），其中，发声者在听者中达到某种效果的意图，取决于听者怎样评判发声者的意图。[11]但是，我们也可以假设，就像当时其他会发声的灵长类动物一样，这些祖先可以在不同场合区分不同的发声者和听者，可以利用关于双方也许都相信或想要的东西的信息。[12]例如，如果原始人阿尔夫（Alf）相信原始人鲍勃（Bob）已经知道洞里有食物，他就不会试图让鲍勃相信洞里没食物（嘀咕着，“这里没有食物”）。而如果鲍勃认为阿尔夫想骗他，他就会以警惕的怀疑态度来看待阿尔夫发出的声音。[13]
我们可以推测，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当一个原始人在某个任务上受阻时，他会“请求帮助”，尤其是他会“请求得到信息”。有时，在场的听者会做出回应：同他“交流”对他产生有用影响的东西，使其摆脱困境，或者引导他“看到”解决其问题的方案。为了使这种实践在一个社群中立足，发问者必须能够在必要时以回答者的角色与听者互动。他们也许必须有一种行为能力，在面对他人通过说话表达出来的“请求”时，能够受激发而说一些“有帮助的”话。例如，如果一个原始人知道某个东西，又有人“问”他这个，这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正常的、当然绝非毫无例外的效果：激发他“说出他所知道的”。
换句话说，我提出的观点是，在语言的演化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发声起的作用是引出和共享有用信息，但我们一定不要假设，互助合作的精神就有生存价值，或者在它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稳定系统。（例如，可参见Dawkins, 1982, pp. 55ff; Sperber and Wilson, 1986。）相反，我们必须假定，参与这样一种实践的成本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生物来说是“可见的”，他们之中有足够多的个体看到，对他们自己来说，收益超过了成本，于是交流的习惯就在社群中确立起来。
然后在某个良辰吉日（在这个理性重构中），有个原始人“错误地”请求帮助，这时在他听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可以帮助他的听众——除了他自己！当他听到自己的请求时，这种刺激所激发的那种要人帮助的发声，正好是另一成员在请求帮助时所发出的那种声音。他很高兴，他发现他在激发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
通过这个刻意简化的思想实验，我试图提供理由来支持如下主张：问自己问题的做法，是作为问别人问题的一个自然副产品出现的，它的功用也与之相似——可以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是通过得到信息更为充足的行动指导，来改善一个人的生存前景。这种做法若要具有这一功用，其条件是在一个个体的大脑之内预先存在的访问关系（access-relations）不是最优的。换句话说，我们假设，虽然针对某个目的的正确信息已经在大脑里，但它却落入错误的特化回路之手；需要这个信息的大脑子系统，不能直接从这个特化回路那里得到它——因为演化根本就还没有找到办法提供这样一条“连线”。但是，激发这个特化回路把这条信息“广播”到环境里，然后借助现存的一对耳朵（以及听觉系统）来获取这条信息，这倒是一个在相关子系统之间建设一条“虚拟连线”的办法。[14]
这种自动刺激的行动可以在一个人的内部组件之间开辟出一条有价值的新路径。粗略地讲，推动一些信息穿过人的耳朵和听觉系统，这完全可能碰巧刺激他正在寻找的某种联系，可能启动正确的联合机制，把他想说的那点想法送到舌尖。然后人就可以说出它，就可以听到自己在说，并因此得到他所期盼的回答（见图7.3）。
一旦声音的自动刺激的原始习惯开始被确立为在原始人群体行为中的好计策，我们就预期它们会很快得到精炼，这种精炼过程既发生在群体学到的行为习惯方面，也由于鲍德温效应而发生在遗传禀赋和效率与效力的进一步提升方面。特别是，我们可以推测，人会认识到低声的自言自语（sotto voce talking to oneself）的更大好处，随后这就会导向完全无声的自言自语。这个无声的过程会维持自动刺激的环路，但是也会抛弃这个过程的外围发声部分和听的部分，因为它们对无声的自言自语的贡献不大。如果有机会，这个革新还会有进一步的好处：在认知的自动刺激的做法上取得一定的私密性。（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考察这些缩短的交流线路也许会如何发挥作用。）当具有理解力的同类出现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时，这种私密状态就会特别有用。这一私密的自言自语行为，也许并不是可以想象的、用来修缮原始人大脑的既有功能架构的最好方式，但它却是一种近在咫尺、易于发现的提升途径，而这就足够了。与它所基于的快速无意识认知过程相比，它也许是缓慢而费力的，因为它必须运用“为了其他目的而设计的”大片神经系统区域，尤其是为了产生和理解可听到的说话而设计的区域。它也许是线性的（一次只能讲一个主题），就像它所据以演化的社会交流是线性的一样。而且，它也许依赖——至少在一开始依赖——在它利用的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信息分类。（如果一个原始人只能对另一个原始人“说”50件事，那么他也只能对自己说50件事。）
图7.3
大声说话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给自己画图，则是另一种容易被注意到的自我调控行动。假设有一天，一个原始人在洞穴的地面上无意画出两条平行线，当他看着他画的平行线时，这两条线从视觉上让他想到，他这天还要渡过的河流的平行两岸，而这又让他想起，为了渡河就要带上藤索。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他没有画这幅“画”，他也许就会径直走到河边，在进行迅速的视觉检查之后，才意识到他需要藤索，这样他就必须原路返回。所以，画“图”也许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省时省力的做法，它可以帮助我们养成一个新习惯，并且精炼这种习惯，最终使之成为在“自己的心智之眼中”的私密作图。
人类创造内部交流新路径的天赋，在大脑受损的情况下有时也能生动地表现出来。人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善于战胜大脑损伤，这不是“治愈”或修复受损回路的问题。相反，他们发现了用新方式做老事情的办法，而主动探索在康复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段特别富于启示意义的逸闻，来自关于裂脑人的研究（Gazzaniga, 1978）。正常情况下，人的大脑左右半球通过一束很宽的神经纤维桥，即胼胝体（corpus callosum）连接起来。当胼胝体经手术被切开后（为了治疗严重癫痫），大脑左右两个半球就失去了相互联系的主要直接“线路”，其实就是完全没有交流了。如果要求这样一个病人辨别东西，比如铅笔，他就会把手伸进口袋去摸，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哪只手做出这个伸进去的动作。人体里的大多数连线呈对侧分布，左半球取得来自身体右侧的信息并控制右侧，反之亦然。由于左半球通常控制语言，所以当病人用他的右手伸进口袋时，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出在口袋里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他是左手做这个动作，那么右半球则只能得到信息——那个东西是铅笔——却无力指导声音去表达这一点。但是，似乎右半球偶尔也会找到一个聪明的策略：找到铅笔的笔尖，再用它戳自己的手掌，这样就会引起一个明显的痛信号，上行到左臂，而一些痛的纤维是同侧连线的。控制语言的左半球于是得到一个线索：这是一个很尖的东西，足以引起一阵疼痛。“它是尖的——它也许是一支钢笔？是一支铅笔？”右半球听到这种发声之后，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来帮忙，比如，说到钢笔时皱眉，说到铅笔时微笑，这样，在一阵简短的“20问游戏”（Twenty Questions）之后，左半球就被引导得出正确的答案。还有不少逸闻也说到裂脑人现场发明的这类巧妙的应急方法，但我们应该小心些。它们也许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这些案例展现了大脑的灵巧能力，大脑可以借此发现并执行自动刺激策略，改善“所要的”连线方式缺乏时的内部交流。但它们或许也是研究者无意之间渲染的幻想，他们希望出现这样的证据。这正是逸闻的麻烦之处。
我们或许可以自娱自乐，凭空想象其他合理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大脑“发明”了有用的自动刺激的模式，但这有可能让我们忽略一种风险：不是所有这样的发明都必定有益于生存。一旦探索性的自动刺激的普遍习惯以这种（或这些）方式得到灌输，它也许完全可以孕育许多没有功能的（不是特殊的功能失调）变化形式。毕竟，许多现存的、各种各样的自动刺激和自我调控，或许对认知或控制就没有任何有益的作用，但是，出于标准的达尔文式理由，它们无法被消灭，反而甚至可能漂移，在一些亚群体中（从文化或遗传上）固定下来。可能的候选者包括：把自己涂成蓝色，用白桦树枝抽打自己，在自己的皮肤上刻上图案，让自己挨饿，一遍遍地对自己念“魔法”公式，盯着自己的肚脐。如果这些做法是值得灌输的习惯，那么它们作为适应度提升因子的优点，至少还没有“明显到”足以把它们推入任何已知的遗传禀赋，但也许这只是因为，它们作为发明是近期才出现的。
现在来看，各种可以强化认知组织的自动刺激，很有可能部分是先天就有的，部分是后天学来的，而且人各有别。正如有人会注意到以某些方式自摸（stroking oneself）会产生一些“可取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只是部分和间接可控的——而且人还可以投入一定的精力与智慧，发展和探索能够产生这些副作用的技术——同样，人也可以半自觉地探索认知的自动刺激技术，发展一种个人的风格，其中各有长处及弱点。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擅长这个，而有的人就根本学不会这些计策，但是，会有很多分享与传授经验的活动。文化传播几乎让人人都知道好计策，这样就能拉平适应性的小山（见图7.2），从而造出一个山丘或台面，减弱把计策移入基因组的选择压力。如果几乎人人都能够变得足够好，可以在文明世界里生活，把好计策移入基因组的选择压力就会被消灭或至少被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