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边界与理由的诞生
起初，没有理由，只有原因。万物没有目的，甚至没有功能；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目的论。这很容易解释，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拥有利益。但数千年之后，出现了简单的复制子[R. Dawkins, 1976；又可参见Monod, 1972, ch. 1, “Of Strange Objects” （“论奇怪的对象”）]，虽然它们当时对自己的利益毫无概念，或更恰当地说，它们没有利益，但是，如果我们从上帝一样的视角出发，回头去看它们的早期岁月，就可以并非武断地认为，它们的确拥有一些利益——这些利益由它们在自我复制方面的“利益”生成。也就是说，它们是否成功复制，这也许并没有多大区别，而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对于任何生物或任何事物都不重要（虽然看起来确实我们可以感激它们取得了成功），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条件地认为，它们拥有一定的利益。如果这些简单的复制子要存活、要复制，因而也在熵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持续存在，它们的环境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有助于复制的条件必须存在，或至少频繁出现。
从更拟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些简单的复制子想要继续复制，它们就得希望获得或争取各种东西：它们应该回避“坏的”东西，寻找“好的”东西。当一个实体能够做出一定的行为，避免自己崩溃和分解时，不管其行为多么原始，它都会把它所认为的“好”随之带入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它创造了一个视点，世界上的事件可据此大致分成有利的、不利的与中性的三类。而且，它自己的天生倾向是，寻找第一类，回避第二类，忽略第三类，这些倾向对于三类事件的界定具有本质性的贡献。这样，生物就开始有了利益，世界及其事件就开始为它创造理由，不管这个生物是否能充分识别这些理由（Dennett, 1984a）。第一批理由在被识别之前便存在了。事实上，第一批面对问题的生物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习如何识别理由并依据其采取行动，正是它们自己的存在产生了这些理由。
一旦某个东西有了自保的事情要做，边界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如果你要着手保护自己，你就不想浪费力气企图保全整个世界：你划出了界限。一句话，你变得自私了。这种原始形式的自私（作为一种原始形式，它还缺乏人类的自私标志的多数特征），是生命的标志之一。一个边界在什么地方结束，下一个边界又在什么地方开始，这并不重要；断裂的边界也许足够真实，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保护地盘、退回边界或后撤。“我与世界相对”——每个在封闭边界内部的东西与每个在外部世界的东西之间的区分——是所有生物过程的中心，而并非只是摄取与排泄、呼吸与蒸腾。例如，考虑一下免疫系统，它有上百万种不同的抗体，部署在体内的防线上，以对抗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的外来入侵者。这支部队必须解决基本的识别问题：把它自己（以及它的朋友）与其他任何东西区别开来。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与人类国家及其军队解决相应问题的方式大致一样，都是通过标准化、机械化的识别子程序，分子形态和形态探测器就是微缩版的护照和海关官员。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支抗体部队没有总司令，没有统帅部下达的战役计划，甚至没有关于敌人的描述：抗体表征它们敌人的方式，与无数的锁表征那些打开它们的钥匙的方式一样。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个最早阶段已经非常明显的若干事实。虽然演化依靠历史，但大自然不是势利小人，起源对大自然没有影响。一个有机体从何处、以何种方式获得它的能力，这并不重要，行为漂亮才是真的漂亮。当然，就我们所知，早期复制子的家谱几乎一模一样：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这个或那个选择序列的产物，这些选择序列是盲目的、无智能的、凭运气的。但是，如果有某个穿越时间旅行的超级工程师，把一个机器人复制子嵌入环境中，如果它的才能与它的自然生成的对手的才能相当或比之更好，它的后代现在也许就在我们中间——也许甚至就是我们自己！（Dennett, 1987a, 1990b）
自然选择无法说出一个系统是如何变成它那个样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由自然选择“设计的”系统与由智能工程师设计的系统之间就不能存在深刻的差别（Langton, Hogeweg, in Langton, 1989）。例如，人类设计师的确有远见，但也有妨碍理解的眼罩，他们往往发现，自己的设计会因未曾预料的副作用和相互作用而受挫，所以，为了预防这些情况发生，他们就给系统里的每个元件（element）赋予单一的功能，并把它和其他元件隔离开来。与此相反，大自然（自然选择的过程）比较近视，而且缺乏目标。由于大自然根本不做预见，因而它也就无从担心未曾预料的副作用。它不是“试图”回避它们，而是试验各种设计，许多副作用都会在其中出现。大多数设计是糟糕的（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任何一个工程师），但时不时会有一个偶然发现的副作用：两个或更多毫不相关的功能系统相互作用，产生一种额外的好处，即单独的元件可以实现多重的功能。人类工程制造的产品并不是没有多重功能，只是它们相对罕见；在自然界中这样的功能却到处都是，而且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理论家之所以很难在大脑中找到意识的合理设计，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往往认为大脑的每个元件只有一种功能。[3]
这样就奠定了基石。我们现在可以解释以下原始事实：
（1）存在理由，要去识别。
（2）哪里有理由，哪里就有由此出发来识别或评估这些理由的视点。
（3）任何行动者都必须区别“在这内部”与“外部世界”。
（4）所有的识别都必须最终由无数“盲目的、机械的”子程序来完成。
（5）在被保卫的边界内部，不必总是存在高等执行官或统帅部。
（6）在自然界中，行为漂亮才是真的漂亮；起源并不重要，英雄不问出处（origins don’t matter）。
（7）在自然界中，各个元件常常在单个有机体的组织系统之内发挥多重功能。
在寻找“有意识的观察者”的终极“视点”的过程中，在我们将大脑里的小人换成简单机制（或机制团队）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原始事实的一些回响。但是，如我们所见，有意识的观察者的视点并不等同于第一批复制子的最初视点，而是它们的一个复杂的后裔，这些最初的复制者给它们的世界分出了好坏。（毕竟，即使是植物也有这种原始意义上的视点。）
第二幕：创建未来的新的好途径
活的有机体的一个最深层、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像保罗·瓦莱里所说的那样——向前看，创造未来。
——弗朗索瓦·雅各布
（Franois Jacob, 1982, p. 66）
要预测一条曲线的未来，就得对它的过去进行一定的运算。真实的预测运算不可能由任何可建构的装置来实现，但是，有一些运算与它有某种相似性，它们实际上可由我们能够建造的装置来实现。
——诺伯特·维纳
（Norbert Wiener, 1948, p. 12）
在上一章中，我曾顺带提到，大脑的基本目的是去创建未来，这个说法值得多加注意。为了处理事件，有机体必须要么武装自己（就像一棵树或者一只蛤蜊）并“期盼最好的结果”，要么发展一些方法来摆脱危害并与邻居打造更好的邻里关系。如果你遵循后一条路线，你就会面临一个原始的问题，每个行动者都必须不断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应该做什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一个神经系统，来控制你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活动。幼年海鞘在海里游荡着，寻找一块合适的岩石或大块的珊瑚礁，依附在上面，把它作为一生的家。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它需要一个初级的神经系统。当它找到这样的地方并落脚时，它就不再需要自己的大脑了，所以它吃掉了大脑！（这就好比大学的副教授获得了终身教职。）[4]控制的关键在于要有能力追踪甚至预测环境的重要特征，因此，所有的大脑在本质上都是预测机器。蛤蜊的壳是很好的武器，但它不能总是关闭；突然闭壳这种硬连线的反射，是一个虽然粗糙却有效的危害预测器/回避器。
最简单的有机体的撤退与逼近反应就更为原始，而且，它们以能够想象的最直接的方式与善意和恶意的来源连在一起：它们触摸这些来源。然后，取决于这些所触摸的东西对它们是有利还是有害，它们要么后退，要么将其吞食（如果它们运气好、做得及时）。它们通过直接的“连线”做到这一点，这样，与这个世界的好或坏的特征的实际接触就会触发相应的蠕动动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事实构成了意识最了不起和最为精致的（毫不夸张）特征的基础。在一开始，由环境中的事物引起的所有“信号”，要么意味着“赶紧走！”，要么意味着“抓住它！”（Humphrey, forthcoming）。
在这样的早期阶段，任何神经系统都没有办法去使用一种更加冷静或客观的“信息”，这些“信息”仅仅中立地告诉它某些状况。但是，这样简单的神经系统在世界上无法获得更多的东西。它们只能进行我们所说的那种近端预测：它们的行为与最近的未来相适合。更好的大脑是这样的一些大脑：它们能够提取更多的信息，速度更快，并且可以首先用这些信息来避免有害接触，或者搜寻营养物质（在性出现之后还包括寻找交配机会）。
面对从我们个人的过去中提取出有用的未来这一任务，我们这些有机体努力想免费（或至少打个折）得到某些东西：找出这个世界的规律——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律，就找出这个世界的近似规律——找出任何能给我们带来优势的东西。从某些视角来看，我们这些有机体居然能够从自然界中得到东西，这显得很不寻常。是否存在什么深层的理由，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自然会摊出它的底牌，或者在偶然的检视面前暴露它的规则性？任何有用的未来产生器都适合作为某种花招——一个恰好能起作用的临时装置，幸运地撞到这个世界上可以追踪到的规则性。如果这些偶然窥得大自然奥秘的幸运预测器能提高生物有机体的生存优势，那么它们当然一定会得到奖励。
在最简单的这一端，我们看到一些生物，它们尽可能少地去做表征，其程度刚好足以在它们开始做错误之事的某些时候让世界警告它们。遵循这种策略的生物没有做任何计划。它们纵身投入世界，如果某个东西开始造成伤害，它们在“知道得足够多”以后就会后撤，但这也是它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状态。
接下来的步骤涉及短程预测，例如，躲开飞来的砖头。这种预期的天分常常是“连线在内的”——是在亿万年中设计出来的天生机制的一部分，这个机制追踪的那种规则性是我们可以在逼近的事物与击打我们的事物之间注意到的（也有例外）。例如，对危险逼近物的回避反应是硬连线在人类身上的，新生儿也不例外（Yonas, 1981），这是我们远古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礼物，而我们的远古祖先死去的远亲不太知道躲闪。“某个东西在逼近！”这个信号的意思是“躲开！”？哦，它最初的含义是这样的；它直接连线到躲闪机制。
我们还得到了其他的礼物。就像其他许多动物甚至是鱼的视觉系统一样，我们的视觉系统对纵轴对称图案相当敏感。布瑞滕堡提出，这大概是因为，在我们祖先所处的自然界里（在有教堂外墙和吊桥之前），这个世界呈现纵轴对称的东西就只有其他动物，而且只有当这些动物正对着你的时候才会呈现出这一对称。所以我们的祖先就装备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警报系统，一旦有其他动物正盯着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警报就会被触发（Braitenberg, 1984）。[5]认出一个（空间上的）远处的捕食者（而不是等你感觉到它的牙齿咬到你了，你才认出它），这还是一种在时间上靠近远端的预测：它让你得以提前避险。
有关这类机制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它们的区分能力比较粗糙；它们牺牲了所谓的真实与准确，以换取迅速而经济的报告。一些触发纵轴对称探测器的事物对有机体来说并无重大的实际意义，比如一些罕见的近于对称的树和灌木，或者（现代的）许多人造物品。所以，由这种机制所区别的东西，正式来说，只是一个混杂的集合体——其中的主导信息是有动物在盯着我这个方向，但也允许出现大量的虚假警报（相对于那个信息而言）。也不是所有（或只有）纵轴对称的模式都（才）能把事物分开；一些纵轴对称的模式出于这个或那个理由而无法触发警报，而且这里也会有虚假警报。这是为一个快速的、廉价的、随时可用的机制所付出的代价，而且是自恋（Akins, 1989）的有机体愿意付出的代价。要看出这个事实很容易，但这个事实对意识的一些影响初看起来却不那么明显。（在第12章中，这会变得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用我们的色觉探测到的是什么性质？红色的东西所共有的那个红是什么？甚至，为什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获知另一个动物正盯着你的消息（可能出错），这在自然界几乎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这个动物不想吃你，它就可能是潜在的伴侣，或者情敌，或者已经发觉你的动向的猎物。这个警报接着打开“是友是敌还是食物？”的分析器，这样有机体就可以区别类似这样的信息：“一个同种生物正看着你呢！”“你已被猎食者瞄上了！”“你的晚餐要溜了！”在有些物种（比如一些鱼类）中，纵轴对称探测器的连线状态，可以让它们迅速打断正在进行的活动，这被称为定向反应（orienting response）。
心理学家奥德玛·诺伊曼（Odmar Neumann, 1990）认为，定向反应是船上警报“全体船员做好准备”在生物学上的对应物。跟我们一样，绝大多数动物都有一些活动是按程式（routine）来控制的，实行“自动驾驶”，不会在活动中用上全部能力，这些活动事实上受控于它们大脑的某些特化子系统（specialized subsystems）。当一个特化警报（比如我们的有物逼近警报或纵轴对称警报）被触发时，或一个通用警报被某个突然的、吃惊的（或者只是意外的）东西触发时，动物的神经系统就会动员起来，处理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动物停下正在做的事，迅速做出浏览或更新，这会给每个感官一个机会来扩增有用而相关的信息库。一个临时的中央控制区于是通过加强的神经活动建立起来——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内，所有的路线都是开放的。如果这次更新的结果是“二次警报”拉响，那么动物全身都会被调动起来，这时肾上腺素就会突然增加。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加强的活动很快就会平息，不值班的船员回去睡觉，专业人员重新执行自身的控制功能。这些短暂的中断与加强警觉的片段，本身并不是人类风格的“有意识地觉察”（正如人们常常说的那样）的片段，或者，它们并不必然是这样一种状态的实例，但它们很可能是我们有意识的状态在演化上的必要先行者。
诺伊曼推测，这些定向反应最初是作为对警报信号的反应，结果在激发一种一般化的更新活动方面极为有用，以至于动物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定向模式。它们的神经系统需要一个“全体船员做好准备”的模式，而一旦提供了这个模式，更频繁地打开这个模式的代价就会很小，甚至没有代价，而且回报丰厚，因为它完善了有关环境状态或动物自身状态的信息。有人也许会说，它变成了一种习惯，不再只受外来刺激的控制，而是还可以从内部发动（就像常规消防演习那样）。
常规的警惕逐渐转变成为常规的探测，一个新的行为策略开始演化：这种策略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获得信息，以备万一哪天它有价值。大多数哺乳动物受此策略的吸引，特别是灵长类动物，发展出高度敏锐的眼睛，这些眼睛通过扫视（saccade），几乎可以不间断地扫描整个世界。这标志着有机体系统组织原则的一次相当根本的转变，它完成了一种飞跃：好奇心诞生了，或者说认知饥渴诞生了。动物收集信息不再只是基于量入为出、速取速用的原则，它们开始变成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所称的信息吞噬者（informavore）：渴望了解关于它们所居住的世界（以及它们自己）更多信息的有机体。但是，它们并没有发明和部署全新的信息收集系统。与演化中通常的情况一样，它们从自身的遗传已经提供的设备中拼凑出这些新系统。这段演化历史留下了它的痕迹，尤其是在意识的情绪或感受的暗示中，因为即使高等动物现在已经变成信息的“毫无私利的”收集者，它们的“报告器”也完全是它们祖先的警报器与喜报器的重新部署，从不“直接”发出任何信息，而总是把残留的或肯定或否定的编辑“建构”（spin）放在它们提供的任何信息上。去掉这里的引号或隐喻来说就是：报告信息的各种状态与撤退或吞噬、回避或增援的先天连接，并没有被打破，而只是被削弱并且有了新的方向。（我们将在第12章中再讨论这一点。）
在哺乳动物中，这种演化的发展是由大脑里的分工培育出来的，这种分工创造出两个特化区：（大致来说就是）背侧区与腹侧区。（以下是神经心理学家马塞尔·金斯波兰尼的一个假说。）背侧脑担负“在线”领航责任，让船（有机体的身体）避免进入危险航道；就像电子游戏内建的“碰撞探测”程式，它必须几乎连续地扫视前进或后退的物体，一般来说，它的责任就是让有机体不至于撞到东西或摔下悬崖。于是，腹侧脑就有一点儿自由时间，专注于辨认世界上的各个对象；它可以精细地放大具体事物，并以相对缓慢的串行方式分析它们，因为它能依靠背侧脑系统确保船避开危险。按照金斯波兰尼的推测，在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背侧区——腹侧区的这种特化被扭曲了，并进一步演化成著名的右半球与左半球特化：一个是全局的、时空的右半球，一个是更为专注的、分析的、串行的左半球。
我们刚才探索的只是神经系统演化史的其中一条线，我们利用的是最基本的演化机制，即特定基因型（基因组合）的选择，比起替代基因型，这些基因型会产生更有适应能力的个体（表型）。天生就有更好连线的有机体，往往可以产生更多存活的后代，所以，好的硬连线就会在种群中传播开来。我们也已经大致勾勒出，在设计空间中从可以想象的最简单的善恶探测器到这种机制的组合体的逐渐进步过程，当这些机制被组织到一个生物结构中时，这个生物体就有相当的能力在相对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环境中产生有用的预测。
在我们这个演化故事的下一阶段，我们必须引入一个重大革新：个体表型的突现，这些表型的内部结构并不完全是硬连线的，而是可变的或可塑的，因此它们能够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学习。神经系统中的可塑性的突现，与我们已经勾勒的发展（大致）同时发生，它提供了两个新的媒介，演化在这些媒介中发生的速度，会比单纯通过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遗传演化快得多。由于人类意识的一些复杂情况是在这些新媒介里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的演化的结果，因此，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遗传演化的底层过程，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虽然只是很初级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