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仍然想反驳说，本章的所有论证无力推翻一个明显的真理：我们对事件的经验所发生的次序，与我们经验到它们发生的次序正好一样。如果有人在想“1，2，3，4，5”，他想到“1”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想到“2”之前，以此类推。这个例子的确说明了一个一般来说很正确的论点，而且事实上真的不会有例外，只要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定在只有“日常的”、宏观时长的心理学现象中。但是，我们刚才考察的实验所关注的事件，都限定在小得不同寻常且只有几百毫秒的时间框架中。在这个尺度上，上述标准预设就会崩溃。
你大脑里的每个事件都有一个确定的时空位置，但如果有人问你：“你正好是在什么时间意识到这个刺激的？”这种提问就已经假设，你大脑里的某个事件就是或相当于你开始意识到这个刺激。这就好像是在问：“大英帝国正好是在什么时间开始知道1812年战争的停战协定的？”在1814年12月24日与1815年1月中旬之间的某个时间——这是确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试图把它精确到某一天、精确到小时，那就并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即使我们知道在不同时刻大英帝国的各官员知道消息的确切时间，在这些时间中，也没有哪个可以单独拿出来作为英国本身知道的时间。停战协定的签署是英美双方的一个官方的意向行为，但在新奥尔良战役中，英国军队的参战却是另一个意向行为，战斗行动是在假设没有任何停战协定签署的情况下进行的。也许可以这样论证这个原则：消息到达伦敦白厅或白金汉宫的时间，应被认作整个大英帝国获知消息的官方时间，因为这里是整个帝国的“神经中枢”。笛卡儿认为，松果体就是人脑中这样一个神经中枢，但他错了。因为认知与控制（因此还有意识）分布在脑中各处，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可以算作每个有意识的事件发生的精确时刻。
在本章中，我试图动摇一些不好的思维习惯，使之脱离它们假想出来的“基础”，然后再用一些好的思维方式替代它们，但一路走来，我还是不得不留下许多问题。我想，最让人恼火的是这个隐喻式的主张：“探察”本身就在“加速叙事”。我曾说过，实验者所做的发问式探察的定时，会产生重大的修正效应，影响大脑所利用的表征系统。但是，被试本人就属于可以对之做出这类发问式探察的人。如果你有兴趣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某物的，你的自我考察或自我发问就可以为新的控制窗口确定终端，并因此改变相关过程的约束条件。
外部人探察所得的结果一般都是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言语行为，这些言语行为表达出对意识的各种内容的判断，所有人都可以听到或进行诠释。自我探察所得的结果则是在同一语义范畴中的项目——它们不是（在笛卡儿剧场中的）“表演”，而是关于在被试看来情况怎样的判断，然后被试自己可以诠释这些判断、采取行动并记住它们。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事件都会固定对被试所经验事情的诠释，因此也会提供在主观序列中的固定点。但是，按照多重草稿模型，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问题：除了这样一种判断以及这种判断所基于的早期区分外，是否还要显示尚待诠释的材料，以供大法官即笛卡儿剧场里的观众进行审查？这仍然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观点，更别说去接受了。我们必须再修建几条通往它的道路。
[1]本章的（以及前一章的一些）论证与分析是对丹尼特和金斯波兰尼（Dennett and Kinsbourne）著作中的一些材料的详细阐述。
[2]一英尺等于30.48厘米。——编者注
[3]一般人们会以为，大脑只有提前预判后面的敲击发生的位置，才能让错觉中的小动物往那个方向上跳。如果没有提前预判，错觉中的小动物跳起来就没有方向了。——译者注
[4]广义上来说，事件a是在时间、空间中的，它被另一个事件b所表征，b既然是事件，也要占据时间、空间。进行表征的事件b和被表征的事件a所占的时间、空间不能混淆。神经科学家使用一个外部的电极观察和测量大脑内部的“事件”流，这个观测系统本身构成一个外部或据称“客观”的表征标准；另外，被试又要报告与此同时在意识中出现了什么事件，这是被试的主观或内部意识对于大脑内部的“事件”流的一种表征。哪个标准更对呢？没有哪个。如果认为有，你就会受困于笛卡儿剧场，你就会（如利贝特那样）开始想象人的意识是怎样奇异运作的，以求弥补被试报告与仪器结果之间的分离。奇异相对于正常而言，而这个正常即你以为存在的客观标准，在实验中就是外部的观察和测量系统，但这个系统是外加的，大脑不是按照这个系统所提示的方式在思考。被试报告依据的是大脑自己处理“事件”流的天然方式，有演化的基础，这就是丹尼特在否决笛卡儿剧场（第5～6章）之后就开始讲意识演化（第7章）的原因。测试系统和大脑意识机制也许“指称”同样的生理事件，但是它们各自的诠释方法不同；这里没有主观和客观之分，或好坏之分，只有两个相互竞争的诠释系统。一般地，测试系统是人类以自己的意识机制为基础制造出来的评价系统，它的运作方式与演化出来的意识机制的运作方式很不同，而且它将来也许比人脑更聪明。——译者注
[5]这不是说，大脑从来不用“缓冲记忆”来缓冲大脑内部过程与不同步的外在世界之间的接口。“声像记忆”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大脑开始处理这些刺激模式时，我们会用声像记忆简要地保留这些模式（Sperling, 1960; Neisser, 1967 ；还可参见Newell, Rosenbloom and Laird, 1989, p. 107）。
[6]我要补充的是，这个是我所做的历史修饰。弗朗西斯·罗顿——黑斯廷斯（Francis Rawdon-Hastings），也就是黑斯廷斯第一侯爵、第二代莫伊拉（Moira）伯爵，是1815年孟加拉地区的地方长官和印度的总司令，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如何得知以及何时得知新奥尔良战斗的消息的。
[7]这样的“邮戳”原则上可以在信件传递的任何阶段加到一个内容载体上。如果到达某个特定地点的材料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以同样的速度走过同样的路，那么，它们“离开”出发地的时间，就可以在事后追加上去，为此只需从它们到达每站的时间中减去一个常量。这是一种工程上的可能性，大脑很有可能利用这种可能性，针对标准行进时间来做出一定的自动调节。
[8]正如乌塔尔（Uttal, 1979）所指出的，这个区分的确得到了神经科学家们的广泛认可：“许多在感觉编码领域所做的研究，其本质都可以提炼为一个单独的、特别重要的观念——任何候选编码都能代表任何一个知觉维度；在神经与心理物理数据之间，并不需要一种同构关系。空间能表征时间，时间能表征空间，空间能表征性质，非线性的神经功能当然也能很好地表征线性的或非线性的心理物理功能。”（p.286）然而，虽然这个观念广为人知，我们却很快会看到，一些理论家对它的理解，实际上是误解；他们“弄清意思”的方法是，在一个欠缺想象的翻译或“投射”过程中，暗自重新引入不必要的“同构”，而这个过程本来应该是在意识中发生的。
[9]参考派利夏恩的观点（Pylyshyn, 1979, p. 278）：“没有人……愿意在严格意义上谈论一个心智事件的物理性质，比如，它的颜色、大小和质量等。虽然我们的确谈到，它们表征着这样的性质（或具有这些性质的经验性内容）。例如，一个人不大可能说，一个思想（或心智意象）是大的或红的，而只是说，它是一个关于大的东西或红的东西的思想（或者它是关于大的东西或红的东西的一个心智意象）……因此，我们会如此随意地说到一个心智事件的持续时间（duration），这应该让人觉得奇怪才对。”
[10]正如心理学家罗伯特·埃弗龙（Robert Efron）所说：“在第一次用中央视觉观察一个对象时，我们没有迅速经验到，一个对象先在最外围的视觉中出现，然后又在稍微靠里的视觉中出现……类似地，我们把注意力从一个对象的知觉移向另一个对象时，也没有关于新的察觉对象的具体情况‘在增长’的经验——我们只是知觉到了那个新的对象。”（1967, p. 721）
[11]此处“回向投射”又译作“回放”。——译者注
[12]“回向指示”又译作“回指”。——译者注
[13]可参见利贝特如何排除了麦凯（MacKay）所提议的一种更为温和的解读（Libet, 1981, p. 195; 1985b, p. 568）。另一方面，利贝特在1981年所做出的最后总结仍然不是结论性的：“我自己的观点……曾经是说，时间上的差异造成了同一理论的相对困难，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p.196）或许从回向投射的诠释来看，它们无疑会是无法克服的，因为那牵涉到预认知，或者回向因果（backwards causation），或者某种同样活似幽灵、同样不可预测的东西。而且，利贝特后来在描述这些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时，似乎提出了一种较为温和的解读方式：“虽然延迟与时间提前的假说，没有把经验的实际时间与它的神经生产的时间分离开来，但它的确取消了经验的主观定时与经验的现实钟表时间之间存在同时性的必要。”（1985b, p. 569）约翰·埃克尔斯爵士热情地支持对这些发现进行一种激进的二元论诠释，这也许就把利贝特（和他的批评者）的注意力从他一度捍卫的温和立场上引开了。
[14]在一篇更早的文章中，利贝特承认奥威尔式过程的可能性，他假设，在无意识的心智事件与有意识却短暂的心智事件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完全可以存在一个直接而短暂的知觉经验，它没有在经验的有意识层面得到保留。但是，如果这样的经验存在，它们的内容只会在后来的无意识的心智过程中才有直接含义，不过，就像其他无意识的经验一样，它们在后来的有意识经验中起的只是间接作用。”（Libet, 1965, p. 78）
[15]哈纳德（Harnad, 1989）看出一个不可解决的测量难题，但他否认我所说的（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内省只能告诉我们，一个事件似乎在什么时候发生，或者两个事件中哪个似乎首先发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方法，来确认实在的定时确实就是它看上去的那样。不可通约性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p. 183）
[16]白厅为英国政府办公机构所在地，此处内容可参见本章第2节。——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