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顾多重草稿模型，对它做出一定的扩展，并稍微详细地考虑为其提供基础的大脑中的情况。为了简化，我将集中考察有视觉经验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考察的解释扩展到其他现象上。
视觉刺激在皮质引发一些事件序列，它们逐渐产生越来越具有专一性的区分活动。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形成各种不同的“决定”或“判断”。更严格地说，大脑的各个部分受激而进入区分不同特征的状态，例如，起初只是刺激的发动，然后是位置，是形状，接着是（在不同路径上的）颜色，跟着还有似动，最后是对象识别。这些局部化的区分状态将结果传送到其他地方，促成更进一步的区分，以此类推（VanEssen, 1979; Allman, Meizin and McGuinness, 1985;Livingstone and Hubel, 1987;Zeki and Shipp, 1988）。这里要问的一个自然却天真的问题是：所有的东西都汇集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不到哪里。有一些分布式的内容状态很快就会消亡，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另一些则在很多地方留下了痕迹：后续经验的语言报告和记忆、“语义准备状态”和其他类型的知觉定势（perceptualset）、情感状态、行为倾向等。其中一些效果——如对后续语言报告的影响——至少是意识的征兆。但是，大脑中不存在任何这样一个地方——所有的因果序列都必须通过这个位置，以便把它们的内容储存“在意识中”。
任何这样的区分一经完成，就可以用来引起某个行为，如按下一个按键（或笑一下，或表达意见），也可以用来调制某种内在的信息状态。例如，区分一张狗的图像，这也许可以产生一个“知觉定势”——使人暂时比较容易看到其他图画里的狗（或者只是动物而已），或者，它也许还可以激发一个特定的语义域，使你暂时更有可能把单词“bark”[11]理解成一个声音，而不是树干上的覆盖物。我们已经指出，这个多轨过程在数百毫秒内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容的增加、合并、修正和重写会以各种各样的次序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产生某种非常类似叙事流或序列的东西，可以认为这个叙事流或序列受制于分布在大脑各处的许多过程的连续编辑，不定限地持续到未来。内容产生了，又得到修改，再影响其他内容的诠释或者（语言及非语言）行为的调制。在此过程中，内容在记忆里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最后这些痕迹全部或部分地衰减，或者被合并到后来的内容中，或者为后来的内容所覆盖。这个内容束更像是一个叙事流，因为它有多重性；在任意时间点上，都有叙事片段的多重草稿，它们在大脑的各个地方、各个编辑阶段中存在。这些草稿中的一些内容会做出它们短暂的贡献，并在没有进一步影响的情况下消逝；有一些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还有一些则继续发挥各种作用，进一步调制内在的状态和行为；少数甚至会一直存在，直到通过以语言行为来体现的压力释放而为人所知。
在各个中间间隔来探察这条内容之流，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加速形成不同的叙事——而这些就是叙事：“意识流”的某个部分的单独版本。如果将此探察推迟得太久，结果也许就是，没有任何叙事留下。如果探察得太早，也许就会得到一些数据，说明在多早的时候，一个特定的区分在这条内容之流中便已完成，但要付出打断这条内容之流的正常进程的代价。
是否存在一个“最优探察时间”？假设过一会儿之后这种叙事相当稳定地退去，既是因为细节消退，也是因为服务于自己的修饰（我本应该在聚会上说的，往往就成了我在聚会上的确说了的），人们便可以基于这样一种合理的假设，证明尽可能快地探察感兴趣的刺激序列是有道理的。但是，人们又想避免因为匆忙的探察而干扰这一现象。由于知觉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记忆，“直接的”诠释会不知不觉地变成理性的重构，因而并不存在什么单一的、适合所有情况的顶点，来指导人们的探察活动。
在任何特定的持续时间之内我们所意识到的东西，如果脱离了我们用来加速进行关于该时期的叙事的探察，就不能被界定。因为这些叙事在接受连续的修改，所以并不存在某个单一叙事，可以算作权威版本，即“第一版本”——在主体意识流里发生的事件在这个版本中被永远固定，对它的一切偏离叙述都必定是文本讹误。但是，任何无法获得加速的叙事（或叙事片段）都提供了一条“时间（经验到的时间）线”、一个从观察者视点来看的主观事件序列，可以拿来同别的时间线对比，特别是与发生在观察者大脑里的客观时间序列相比。我们已经看到，这两条时间线（见图5.12）也许不必以正交对准的形式（围成直角）出现，即使红色变成绿色的（错误）区分发生在区分出绿点之后，主观的或叙事的序列也当然是：红点，然后红变绿，最后是绿点。所以在主体视点的时间涂抹中可能存在顺序的差别，这些差别引起扭结（kink）。
正交对准不能成功，这并无任何形而上学的夸张或形成挑战的地方。[12]它与我们如下的认识一样并不神秘，也不违背因果观念：电影里的个别场景常常乱序放映，或者当你阅读句子“比尔是在萨丽之后到达聚会现场的，而珍妮则比他们到得都早”时，在知道珍妮到得比较早之前你就知道比尔到了。表征活动的空间与时间是一个参照系，而表征活动所表征的东西的空间与时间则是另一个参照系。但是，这个在形而上学上无关宏旨的事实，却仍然为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范畴建立了依据：当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编写一个叙事束时，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观察者。这就是说，在世界上一定有一个观察者，这个观察者就是“成为一个观察者是什么样子”中的那个观察者（asomething it is like something to be）。[13]
图5.12
以上是我所提出的替代模型的大致草图。它与笛卡儿剧场模型的不同之处还需要进一步澄清，为此就要指出它如何处理特定的现象。在下一章中，我会用这个模型来研究一些困难的问题，但首先让我们简要地考虑一些常见的、熟悉的例子，哲学家们常常讨论这些例子。
你可能经历过这样的现象：你驾车数公里，一直沉浸于交谈（或心事）之中，然后你发现自己完全不记得道路、交通情况和自己的驾车动作，就好像是另一个人在驾驶。许多理论家——我承认也包括我自己在内（Dennett,1969, p. 116ff）——珍视这个现象，把它作为“无意识的知觉与无意识的智力活动”的一个绝妙例证。但是，当时你真的没有意识到所有那些路过的车辆、红灯和路口的弯道吗？你当时的确是在注意别的事情，但如果你曾探察在驾车的不同时刻你刚好看到了什么，无疑你至少会有一些大致的细节可以报告。这个“无意识的驾驶”现象最好被看作这样一个例子：意识不断流动，而其中的记忆在迅速消失。
你会经常意识到时钟的嘀嗒声吗？如果它突然停下来，你会注意到，你马上就会说出什么东西停下来了。这些嘀嗒声，一直到它停止前“你都没有意识到”。如果它们不曾停止，“你也许从来都不会意识到它们”；而现在，这些嘀嗒声清清楚楚地就在你的意识中。一个更显著的情况是：通过在经验记忆中回溯，你可以数出，你刚刚注意的时钟在报时的时候是敲了四下还是五下。但是，你如何能够如此清楚地记得你听到了某个你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呢？这个问题泄露了提问者对笛卡儿模型的一种认同。我们知道，脱离了特定的探察，其实并不存在关于意识流的固定事实（fixed facts）。
[1]这让人想起物理学家处理奇点时所遇到的困难，由于奇点具有无维性，因而各种量都是无穷大的（鉴于它们的定义如此）。黑洞存在这个问题，诠释比较普通的东西时也会受其影响。罗杰·彭罗斯曾经讨论如何把洛伦茨方程和麦克斯韦方程组应用于粒子的情况。“洛伦茨方程告诉我们要做的是，检查带电粒子所在的某个精确点的电磁场（实际提供在该点的‘力’）。如果粒子是有限尺度的，那么这一点应该取在何处？我们应该把这个粒子的‘中心’当成这个点吗？还是我们对表面上的所有点的场（‘力’）取平均数？……也许我们把粒子看成点粒子会好一些。但这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因为如果那样，粒子自身的电场便会在它的紧邻处变得无穷大。”（Penrose,1989, pp. 189-190）
[2]不承认头是总部，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也并非没有先例。菲利普·皮内尔（Phillipe Pinel）报告过一个古怪的病例，在1800年，有个人陷入“因害怕革命而引发的真实谵妄中。他的理智颠倒具有一个特点：他相信他被处斩了，他的头被胡乱地接到另一个受害者的头上，而那些法官对自己的残酷行为后悔得太迟，命令把这些头重新接到它们各自所属的躯体上去。不过，由于某种错误，他们不幸地把另一个人的头放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的头被换掉了，这个想法日夜困扰着他……‘看我的牙！’他不停地唠叨，‘它们过去是好好的，可现在的这些却是坏的！我的口腔过去是健康的，可现在的这个却被感染了！这头发与我换头前所拥有的是多么不同啊！’”（Traité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 ou la Manie. Paris: ChezRichard, Caille et Ravier, 1800, pp.66-67）。[感谢多拉·韦纳（Dora Weiner）让我注意到这个有趣的病例。]
[3]一个更加惊人的例子是这样一个实验。在实验中，被试受到镜子的欺骗，以为他在观察自己的手画一条线，其实他正在观察的是另一个人的手。在这个例子中“眼睛胜出”，是因为大脑里的编辑过程受到欺骗，从而得出结论，认为被试的手是在被迫移动；被试声称，他感觉到一种“压力”在阻止“他的”手向它应该去的地方移动（Nielsen,1963）。
[4]操作主义（近似地）是这样的观点或策略，“如果你找不到不同，就没有不同”，或者像人们常常听到的那样，“如果它像鸭子一样叫，像鸭子一样跑，那么它就是鸭子”。（对操作主义的优点与缺点的再思考，参见Dennett,1985a。）
[5]在大脑皮质中有一个叫MT（medio-temporal cortex的缩写，是记忆存储区）的区域，它对运动（和似动）产生反应。假定MT区域里的某个活动就是大脑在做存在介入运动的结论。在多重草稿模型看来，这里没有下面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它是经验前的结论，还是经验后的结论？换句话说，询问MT区域里的活动是“对一个有意识的经验的反应”（在奥威尔式历史学家看来）还是“对表征运动的决议”（由斯大林式编辑提出），这样问是错误的。
[6]事实上，霍布斯对这个问题很留意，他认为：“如果这些颜色和声音是在引起它们的物体或对象里，它们就不能与这些物体或对象相分离，而在通过镜子看或通过反射回来的回音听时，我们发现它们与其对象是可以分离的。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在一个地方，而其现象则在另一个地方。”（Leviathan,Part I, ch. 1）但这段话可以有若干种相当不同的解读。
[7]参见Smythies, 1954。这篇文章显示出，仅仅在37年前理解这些问题还是多么困难。他费力地驳斥这个投射理论的教科书版本，在总结部分他赞赏地引用了伯兰特·罗素对同一观点不予考虑的做法：“不管是谁，只要接受了知觉的因果理论，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知觉在我们的头脑里，因为它们到达的是物理事件的一条因果链的末端，这条因果链在空间上从对象一直延伸到作为知觉者的大脑。我们不能假设说，在这个过程的末端，最后的结果突然跳回到起点，就像绷紧的绳索突然断裂一样。”（Russell,1927）
[8]“这就好像，如果要理解费诺曼信徒的混乱，我们的费诺曼信徒就要变成费诺曼学家一样，他采取一个绝望的策略，虚构一个神的空间或天堂，因为他爱戴的费诺曼就居住于此，这个空间足够真实，所以能让相信费诺曼的信仰者满意，但又足够遥远和神秘，让怀疑费诺曼的人无法找到他。现象的空间是心智图像的天堂，但如果心智图像被证明是真实的，它们就能够令人安慰地位于我们大脑里的物理空间之中，如果它们被证明不是真实的，它们就可以像圣诞老人一样存在于虚构的逻辑空间中。”（Dennett,1978a, p. 186）
[9]哲学家杰伊·罗森堡曾向我指出，康德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智慧。康德说，在经验里，为我之物与自在之物是同一个东西。（康德否认任何脱离主体条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把握，因此在我们所知道的经验与经验的实际样子之间拉开了不定限的距离。但他决不认为每个意识内容背后都直接有意识在观察着，因为那样会把自我意识也作为经验性的事物。这种奇特的观点否定了意识等于自我意识，也否定了自我意识的观察者身份。丹尼特也否定自我意识是一个观察者，但他不认为自我意识是意识的条件，而主张意识是一个没有观众但仍然可以研究的加工过程。某个意识内容只是其中的一个加工信息在大脑中暂时突出的报告，意识的内容与对此内容的意识没有质的差别，它们不是平行的两层——康德会在经验的范围内赞同——而是连续意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报告，康德会觉得这仍然不能构成严密科学系统的心理学。——译者注）
[10]哲学家内德·布洛克曾向我描述他作为“侧向性”（laterality）测试的一个被试的经历。他直盯着前方一个固定点，在这个点的左边或右边常常有一个单词在闪烁（也可能不是单词，如GHRPE）。他的任务是，当闪现的是一个单词时按下按键。对在左边出现的单词（这样的单词会先进入右脑），他的反应时间从测量来看更长一些，这支持这样一个假说：像大多数人一样，他在语言上具有极强的左脑侧边优势。这并不让布洛克感到惊讶，让他产生兴趣的是“这个现象：闪现在左边的单词似乎有一点儿模糊，不知何故”。我问他是否考虑过，这些单词更难辨认是因为它们看上去更模糊，或者这些单词因为更难辨认所以显得更模糊。他承认，他没有办法区分关于他的判断的这两个“相对的”因果论述。
[11]bark既可以指一些动物的叫声，也可以指树皮。——译者注
[12]我第一次想到对这一现象的这种思考方式，是在读了辛德（Synder, 1988）的文章之后，虽然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与我的有些不同。
[13]托马斯·内格尔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问“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子”[“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Philosophical Review, 83(1974), pp. 435-450]。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那就与是[一只蝙蝠的]某个东西一样[“Itis like something to be (a bat)”]。”这个问题在哲学讨论中经常用于讨论主观经验的客观性话题，可以被译为“成为某个东西是什么样子”。这里说的是成为观察者是什么样子，故直接以“观察者”替换“某个东西”。——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