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家的经验法则：
如果你没有把它写下来，
它就不曾发生。
——克利福德·斯托尔，《杜鹃蛋》
（Clifford Stoll, The Cuckoo’s Egg, 1989）
任何一本关于舞台魔术的书都会告诉你，最好的骗术在观众以为它们刚开始发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这时你大概就在想，我刚才就是在对你耍花招。我刚才主张，由于观察者的视点在大脑中的时空涂抹（smearing），所有已经存在或能够存在的迹象，都无法把奥威尔式和斯大林式的意识经验理论区别开来，所以这两种理论也就没有差别。这种说法有点儿像操作主义或证实主义，而它似乎遗漏了一种可能性：的确有一些原生事实（brute fact）是科学无法企及的，甚至在科学包含异现象学以后也是如此。此外，似乎真的相当明显：确实是有这样的原生事实，我们直接的有意识经验就是由这样的事实组成的！
我同意这的确看似相当明显，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必在本章费心费力地指出，如此明显的东西其实是虚假的。我似乎相当任性地遗漏的东西，其实就类似于被人嘲笑的、意识的笛卡儿剧场。你大可怀疑，在反二元论的幌子下（“让我们把这个幽灵般的东西赶出去！”），我让笛卡儿其实说得正确的东西——存在某种功能性的位置，现象学的项目是在这个位置被……投射的——不翼而飞（真的是这样）了。
是直面这个怀疑的时候了。纳尔逊·古德曼在谈到保罗·科勒斯的色彩Φ实验时曾提出这个论题，他说，它“似乎要我们在回溯的建构（retrospective construction）理论与超级透视（clairvoyance）的信念之间做出选择”（Goodman, 1978, p. 83）。我们必须避开超级透视，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溯的建构”？
无论对第一次闪光的感知被认为是延迟的、保留的还是记忆的，我都将其称为回溯的建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人所感知到的、在两次闪光之间发生的建构，不会在第二次闪光之前就完成。
起初，古德曼似乎在斯大林式假说（对第一次闪光的感知是延迟的）与奥威尔式假说（对第一次闪光的感知是保留的或记忆的）之间摇摆，但更重要的是，他所假设的这个修改者（奥威尔式或斯大林式的修改者），不仅调整判断，而且建构了材料，并将其填入空白地带：
在两次闪光之间路上的每个中间位置，都填入了……一个闪光的颜色，而不是连续的中间颜色。（p.85）
古德曼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大脑其实不必费事地把“建构”“填入”任何东西中——因为没有人在那里看着。正如多重草稿模型所阐明的那样，一旦一个区分已经做出，它就不必再次做出；大脑只是针对已经做出的结论进行调整，使被重新诠释的信息可以用来调制后续的行为。
古德曼考虑过一个他认为是由范德瓦尔斯和勒洛夫斯（Van der Waals and Roelofs, 1930）所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介入运动是从回溯中产生的，它只在第二次闪光发生之后才得以形成，然后就被回向投射（projected backwards in time）”[pp. 73-74，强调为笔者所加]。这就提出了一种有着恶意扭曲要素的斯大林式观点：先有一段最后的影片形成，然后它再通过一台有魔力的投影仪放出，该投影仪的光束以某种方式在心智的银幕上回放。不管这是不是范德瓦尔斯和勒洛夫斯在提出“回溯建构”时的想法，该观点都很可能是科勒斯（Kolers, 1972, p. 184）反对他们假说的原因，科勒斯坚称所有的建构都是“实时”完成的。不过，为什么大脑不怕麻烦地总要“产生”一些“介入运动”呢？为什么大脑就不应该只是做出结论说，当时存在介入运动，并将此回溯结论插入加工过程流中呢？难道这还不够吗？
停！这就是花招（如果有任何花招的话）出现的地方。从第三人称视点出发，我已经假定存在一个主体、一个异现象学的主体、某个虚构的“致有关人士”中的那个“有关人士”，事实上，我们这些外部人士会坚持认为这个主体有一种信念，即介入运动已经被经验到了。这是在这个主体看来的情况（这个主体只是一个理论家的虚构）。但这里不是也有一个实在的主体吗？为了他的利益大脑就不得不做出一番表演，填补所有的空白点？当古德曼谈到大脑填充认识之路的所有位置时，他提出的看法似乎就是这样的。所有这些动画片究竟是为了谁的利益在放映？为了笛卡儿剧场里的观众。但是，由于没有这样的剧场，所以就没有这样的观众。
多重草稿模型同意古德曼的观点，认为大脑回溯性地创造了存在介入运动这个内容（或判断），这一内容然后又可用来管治行为，并在记忆中留下它的记号。但多重草稿模型继续声称，大脑并未劳神“建构”任何表征去费事地“填入”空白。那会是时间和（我们可以说？）颜料上的浪费。判断已经在那里，所以大脑可以去做别的事！[5]
古德曼的“回向投射”（projection backwards in time）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短语。它也许是指适度的、可辩护的意思，即对过去某个时间的指称被包括在内容中。按这种解读，它就好像是在主张，“这部小说把我们带回到古罗马……”，这时人们不会以一种夸张的形而上学方式来诠释它，即认为它在主张这部小说是某个时间机器。这种解读与古德曼的其他观点一致，但科勒斯显然认为，它是指在形而上学上很根本的东西：一个时间的事物的确被投射到另一个时间。
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由这种激进的投射解读所引起的混乱，困扰着人们对其他现象的诠释。同样古怪的形而上学在过去常常也困扰着人们对空间表征的思考。在笛卡儿的时代，托马斯·霍布斯似乎认为，光线先刺激眼睛，然后在那里造成大脑中的某种运动，这会导致某个东西以某种方式弹回到世界中。
感觉的产生归因于外在的身体或对象，它们压迫每个感觉专属的感官，要么是直接压迫（如在尝味或触摸时），要么是间接压迫（如在看、听和嗅时）。这种压力，经过神经和身体的其他纤维与膜的传导，一直向内进入大脑与心脏，在那里引起一种阻力，或者反压力，或者是心脏表达自己的努力，这一努力由于是外向的，因而看上去是外面的某个东西。 [ 《利维坦》（Leviathan,Part I, ch. 1, “Of Sense”）]
他想，我们毕竟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对象的正面——看见颜色的！[6]以类似的精神，有人也许会认为，当你踩自己的脚趾时，这会引起上行信号通向大脑的“痛觉中心”，然后这些中心把疼痛“投射”回它所属的脚趾。我们毕竟是在这里感觉到疼痛的。
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观点仍旧被人们严肃对待，为此，一个英国心理学家J.R. 斯迈西斯（J.R. Smythies）写了一篇反驳它的文章。[7]我们现在所谈的在这类现象中的投射，并不包括把某个结果像波束一样照到物理空间里；我猜不再有人会这样想。但是，神经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还有设计立体声扬声系统的声学家，就常常谈到这类投射，这时我们也许会问，如果这种投射不是指从一个空间（时间）到另一个的物理传送过程，那么他们这样说的意思又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来更仔细地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由于立体声扬声器的位置安放和它们各自输出音量的平衡，听众将由此出现的女高音的声音投射在两个扬声器中间的某一点上。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小心地逐步把它建构起来。如果扬声器在一间空屋里轰鸣，那就不存在任何投射。如果有个听众（一个有着良好听力和正常大脑的观察者）在场，“投射”就发生了，可这并不意味着，听者把东西发射到两个扬声器中间的某个点上了。那一点及其邻近区域的任何物理性质都不会因为听者是否在场而改变。简言之，当我们说斯迈西斯正确时，我们所指的意思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视觉的或听觉的性质被投射到空间中。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嗯，在观察者看来，女高音的声音来自那一点。这里所谓的在观察者看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回答，它意味着“观察者把声音投射到空间的那个点上”，我们显然就回到了出发点，所以人们不禁要引入某个新的东西，他们说出像这样的话：“观察者把声音投射在现象的空间里。”看来好像有点儿进步。我们已经否认投射是在物理空间中，我们已经把它重新定位在现象空间中。
那么，现象空间是什么？它是大脑里的物理空间吗？它是位于大脑中的意识剧场的舞台空间吗？照字面意思来看，它不是。但照隐喻意思来看呢？在前一章中，在沙克所假造的“心智意象”的例子中，我们看到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这类隐喻空间有意义。在某个严格但又是隐喻的意义上，沙克在空间中画出各种图形，注意到那个空间中的一些特定的点，并以它在空间中的这些点上所发现的东西为基础做出一些结论。但这个空间只是一个逻辑空间。它就像福尔摩斯的伦敦，是一个虚构世界里的空间，但这个虚构的世界，却以系统的方式，以沙克“大脑”的普通空间里发生的现实物理事件为锚。如果我们将沙克的言语看成它“信念”的表达，我们就可以说，那是沙克相信的一个空间，但这并没有使这个空间成为真实空间，就像某个人相信费诺曼（见第4章第5节）并不能使费诺曼成为现实一样。两者都只是意向性对象。[8]
我们的确有一种方法，让现象空间这个观念变得有意义，那就是把它看成一个逻辑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没有任何东西真的被投射进去，也没有任何东西在其中被投射，它的性质纯由（异现象学的）主体的信念构成。当我们说听者把声音投射到这个空间的某一点时，我们的意思只是，在他看来，那里就是声音发出的地方。这还不够吗？或者，难道我们忽略了关于现象空间的“实在论”学说吗？这种学说认为，在现象空间中，这种实在的看来（real seeming）是可以被投射的。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相当安心地接受一种区分，即经验载体在大脑中的空间位置和被经验项目“在经验空间中”的位置这两者之间的区分。简言之，我们区别了表征与被表征，区别了载体与内容。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见识，能够认识到视觉感知的产物并非真的就是头脑里的图画，即使它们所表征的东西确实也是图画能够很好地表征的，即使它们所表征的东西就是不同的可视特征的空间布局。我们应该对时间做出同样的区分：大脑里一个经验发生的时间必须与它看似发生的时间相区分。其实，就如心理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所提出的，我们在这里需要理解的要点其实只是直接扩展关于空间经验的常识。空间在大脑里的表征，并不总是用“大脑里的空间”来表征；时间在大脑里的表征，也不总是用“大脑里的时间”来表征。如同斯迈西斯在大脑里无法找到空间的幻灯投影仪一样，我们也找不到时间的电影投影仪，而古德曼“回向投射”的激进解读却会鼓励这种投影仪的存在。
为什么人们觉得需要假设存在这个看似投影仪（seems-projector）？为什么他们倾向于认为，大脑里的编辑室在行为调制和记忆的过程中，仅仅把内容插入信息流中是不够的？或许是因为他们想在意识方面也维持实在/现象的两分。他们要反对魔鬼般的操作主义，后者说，（在意识里）所发生的，只是任何你所记住的、已经发生的东西。多重草稿模型把在记忆中“将它写下”作为意识的评判标准，这就是“所予”（the “given”）得到“把握”的实际情况：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得到把握。一个有意识的经验，如果独立于各种内容载体对后续行为的效果（当然也包括对记忆的效果），那就没有实在性。这看起来就像是可怕的操作主义，不是什么好兆头；而也许意识的笛卡儿剧场就被隐蔽地尊奉为这样一个地方：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都真的在那里发生，不管后来它是否被正确地记住。假设我在场时发生了某件事，但是这件事只留给我“百万分之一秒”的记忆痕迹，就如在阿里尔·多尔夫曼的警句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说我意识到了它（无论这种意识是多么简短和缺乏效果），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特许的笛卡儿剧场，那么，至少它也许是指这样的意思：影片在那里被非常好地放映过，即使没人记得是否看过。（就是这样！）
因为笛卡儿剧场在人类主体性的中心地带保留了实在/现象的区分，所以它也许是一幅让人感到欣慰的图像，但是，它不仅在科学上没有依据，而且在形而上学上也很可疑，因为它产生了客观的主观这种奇怪的范畴——客观的主观是指，事物在你看来实际地、客观地存在着，即使它们看起来并非如你所看到的那样存在！（Smullyan, 1981）一些思想家如此坚决地反对“证实主义”和“操作主义”，以至于就算是在证实主义和操作主义明显合理的地方，在主体性领域，他们也要加以反对。克利福德·斯托尔所称的天文学家的经验法则，实际上是一种讽刺的评论，讽刺随意多变的记忆和科学证据的标准，但是，当这种规则用于“被写入”记忆的东西时，它就成了真正的真理。我们也许可以把多重草稿模型归为第一人称操作主义，因为它绝对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一个刺激的意识，在缺乏主体对其意识的信任的情况下，原则上是有可能存在的。[9]
对这种操作主义的反对意见，正如通常一样，诉之于操作主义者的检验范围以外的可能事实，但是，现在操作者就是主体自己，所以这个反对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因为按照你偏爱的方式，你无法分辨你是否意识到了x，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你对它没有意识。也许你已经意识到x而只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呢！”真有任何人会在再三思考之后想说这种话吗？如果存在一些关于意识的所谓事实，可以游离在“外在”与“内在”观察者所能见到的范围以外，那么这些事实的确很奇怪。
这种观点死而不僵。考虑以下相当自然的说法：“我判断它是这样的，因为在我看来它是这样。”在这里我们有了勇气去思考两种不同的状态或事件：“看起来是某种方式”和后续的（并作为后果的）“判断它是这种方式”。有人也许会想，关于色彩Φ现象的多重草稿模型的麻烦在于，即使这个模型包括主体判断存在介入运动的现象，它也不包括——它明确地否认其存在——任何也许可被称为“看似介入运动”的事件，而这种判断正是“基于”这样的事件。在某个地方一定存在“呈现的证据”（即使只是在斯大林式的作秀公审中），这样，这个证据才可以引发或支持这个判断。
有些人假定这种直觉得到了现象学的支持。他们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实际观察到自己把事物判断成这样，原因是事物在他们看来就是这样。没有人曾经“在其现象学中”观察到任何这样的事情，因为这种关于因果作用的事实也许是不可观测的（就如休谟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10]
在色彩Φ现象的实验里，我们问被试：你判断这个红点往右移动并变色，在你看来，这是因为它实际在这样移动呢，还是因为你在判断它好像在这样移动呢？假设这个被试给出一个“老练的”回答：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这个移动的点——它毕竟只是似动——但我也知道这个点看起来在移动，所以，除了我判断这个点看起来在动之外，还存在一个事件，我的判断就是针对这个事件：这个点“看起来在移动”。实际的移动并不存在，所以必定有一种实际的“看起来在移动”，我的判断就是针对它的。
也许，笛卡儿剧场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除了判断以外的那种“看起来”如此的情况是在这个剧场发生的。但是，刚才展示的这种老练论证是错误的。在被试报告所表达的判断或“把握”之外，再假设一个“实在的看来”，这是在不必要地增加实体。更糟糕的是，这种增加超出了可能的范围；这些“实在的看来”只在某种内在呈现中出现，而这种内在呈现却是一种无望的形而上学的逃避，是在以某种方式既想拥有自己的蛋糕又想要把它吃掉，尤其是因为，那些倾向于这样讲话的人急于坚持说，这种内在呈现并不发生在某个神秘的、二元论的空间，并不发生在某个弥漫着笛卡儿式的以太鬼魂的空间。当你抛弃了笛卡儿二元论，你就真的必须抛弃笛卡儿剧场里的演出和观众，因为在大脑里既找不到演出，也找不到观众，而大脑却是可以寻找这些的唯一实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