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无法确定，是否别人不能感知到我，或者，是否在我的面孔同他们的视野接触后的几分之一秒里，在他们把目光投向我之后的百万分之一秒里，他们就已经开始把我从他们的记忆中洗掉：在到达记忆力不足的、悲伤的天使长那里之前就已经忘记了我。
——阿里尔·多尔夫曼
（Ariel Dorfman, Mascara, 1988）
假设我篡改你的大脑，在你的记忆中插入一个虚假的女人（见图5.8），她戴着帽子，但其实在那里（如在周日的聚会上）并无此人。如果你周一回忆这场聚会时记起了她，虽然你找不到任何内在资源去怀疑你记忆的真实性，但我们还是会说，你的确从来没有经验到她；就是说，在周日的聚会上没有这个人。当然你随后对（虚假的）回忆的经验可以是极其生动的，而且在周二我们当然会同意，你的确是有过生动的有意识的经验，意识到在那次聚会上有一个戴着帽子的女人，但我们会坚持说，第一次这样的经验是在周一，不是在周日（虽然对你来说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没有通过神经外科手术来插入虚假记忆的能力，但有时我们的记忆会欺骗我们，所以我们通过外科手术还做不到的事情会在脑中自行发生。有时我们好像能回忆起甚至能生动地回忆起从未有过的经验。奥威尔在其名著《一九八四》中，对负责真理的部门进行了叫人倒抽凉气的描写：它们忙碌地改写历史，让所有后来的人都无法接触（真实的）过去。那么，就让我们把这类后经验的记忆污染或记忆修改称为奥威尔式修改吧。
图5.8
后经验的（奥威尔式）修改的可能性，从一个方面显示了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区分：现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分。因为我们认识到奥威尔式修改确有可能（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认识到从“这是我所记得的”推出“这是过去真正发生的”这种推理存在风险，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抵制任何恶魔般的“操作主义”，后者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所记得的（或者档案中的历史记录）就是实际所发生的。[4]
奥威尔式修改是愚弄后人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做出公审的样子，按照精心编写的文稿，宣读虚假的证词和供状，其中充斥着假冒的证据。让我们把这种策略称为斯大林式的。请注意，即使我们通常都很确定，哪种作假模式在试图欺骗我们，是奥威尔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这也只是一个幸运的意外。在任何一场成功的虚假报道的运动中，如果要问，报纸中的陈述是以奥威尔的方式在陈述并未发生的审判，还是在真实地陈述作秀的冒牌公审，那么我们也许无法察觉到其中的差别。如果所有的迹象——报纸、录音带、个人传记、碑文、活着的证人——要么被删除，要么被修改，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知道，所发生的是哪一种情况：是首先捏造，最终做出一场故意安排的审判，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这次审判的确切历史，还是在立刻处决之后，用伪造的历史掩盖了实际的行为——任何形式的审判其实都没有发生过。
奥威尔式方法与斯大林式方法都能生成起误导作用的档案。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在宏观的时间尺度上和日常世界中，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有人也许会认为，它也可以毫无问题地一路向内运用，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我们可以在一个思想实验中实际抓住这种幻觉，这个思想实验与刚才考虑的情况只在时间尺度方面有所不同。
假设你站在角落里，一个长发女人快速地从你面前经过。大概在一秒之后，关于一个更早一点儿见到的女人的底层记忆——一个戴着眼镜的短发女人的记忆——扰乱了你对刚才所见女人的记忆：一分钟后我们问你刚才所看到的女人的详细情况，你诚实地却错误地回答说，她戴着眼镜（见图5.9）。就如关于在那个聚会上戴帽子的女人的情况一样，我们会倾向于说，你最初的视觉经验与几秒后关于这个经验的记忆是不同的，没有一个女人戴着眼镜。但是，因为随后出现记忆污染，所以在你看来，真的就好像在你看见她的第一时间，你对她戴眼镜的样子有印象。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奥威尔式修改：曾有那么一瞬间，在记忆的污染发生之前，在你看来她的确没有戴眼镜。在那个短暂的瞬间，你的有意识经验的实际情况是一个没有戴眼镜的长发女人，但这个历史事实已经有了惰性；由于在瞥见她一秒之后出现了记忆污染，因而这个历史事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图5.9
然而，另一种替代论述会危及你对所发生情况的这种理解。你对那个戴眼镜女人的更早的底层记忆，也许早就在上行路线上，也就是在“先于意识”发生的信息处理过程中，污染了你的经验，所以在你经验的开始处，实际上就有了她在戴眼镜的幻象（见图5.10）。在这种情况下，你关于更早的戴眼镜女人的强大记忆，就对你玩了一个斯大林式的把戏，在经验中演了一场虚设的公审，然后你才在稍后的时间里通过你记忆中的记录又准确地记起了它。就朴素的直觉而言，这两种情况要有多不同就有多不同。按第一种方式（图5.9）来讲述，在那个女人快速经过时，你没有产生幻象，只是被随后的记忆幻象害苦了；你拥有的是关于你现实的（“实在的”）经验的虚假记忆。按第二种方式（图5.10）来讲述，在那个女人快速经过时，你已经在产生幻象，从此就准确地记住了这个幻象（幻象“的确发生在意识中”）。无论我们在时间上做出多么精细的划分，这两种情况肯定是不同的可能性——对吗？
图5.10
不。知觉的修改与记忆的修改之间的区别，虽然在其他尺度上可以干脆利落地发挥作用，却不能保证它在这里还有意义。我们已经进入模糊地带，主体的观察视点在此遭到时空方面的涂抹，询问修改是奥威尔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这个问题也失去了意义。
在长发女人匆匆经过并刺激你的视网膜时，有一个时间窗口被打开了，而在你对自己或他人表达你最后的信念说她戴着眼镜时，这扇窗又关上了。在此期间的某个时间点上，戴眼镜这个内容被错误地添加到长发女人那里。我们可以假设（最终也许可以详细证明），曾经有一段很短的时间，长发女人这个内容在大脑中已经被区分出来了，此时戴眼镜的内容还没有错误地与之“联结”起来。事实上，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假设，关于一个长发女人的这种区分，触发了早先关于戴眼镜的女人的记忆。但我们不会知道，这个错误的联结发生“在事实之前还是之后”——这里的事实是指所谓的“实际的有意识的经验”。到底是哪种情况？你先意识到一个不戴眼镜的长发女人，然后又意识到一个戴眼镜的长发女人，这个在后的意识扫除了早先经验的记忆？还是说，就在有意识的经验出现的那一刹那，它就已经错误地包括了戴眼镜的信息？
如果笛卡儿式物质论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就必定有一个答案，即使我们——还有你——不能通过任何实验以回溯的方式来确定它。“首先冲过终点线”的内容，要么是长发女人，要么是戴眼镜的长发女人。但是，几乎所有理论家都坚称笛卡儿式物质论是不对的。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就意味着不存在一个优先的终点线，所以区分的时间次序也就不可能拿来固定经验中的主观次序。这个结论当然不容易接受，但是，如果坚持传统观点，你会遇到许多困难，而通过考察这些困难，我们可以让这一结论更加富有吸引力。
考虑科勒斯的色彩Φ现象。被试报告说看到那个移动点的颜色在轨迹的中途由红色变为绿色。科勒斯巧妙地运用了一个指示器设备，让被试在回溯中尽快地把指示点叠加到幻觉移动点的轨迹上，从而使这个移动点的文本报告变得更加明确：他们通过摆放指示点来完成一个言语行为，其内容为“这个点就是在这里变色的”（Kolers and von Grünau, 1976, p. 330）。
在被试的异现象学世界里，在轨迹中途有一次色彩转换，而转换成什么颜色（以及往什么方向移动）的信息则必定来自某个地方。回想古德曼所表达的困惑：“我们如何能够……在第二次闪光发生之前，沿着从第一个闪光点到第二个闪光点的路径，在中间的地方和时间填上东西呢？”也许一些理论家认为，这个信息来自先前的经验。也许就像巴甫洛夫的狗，铃一响就期待有食物，这些被试也是一看到第一个闪光点，就期待看到第二个闪光点；由于习惯的力量，他们在表征这种颜色改变时，心里其实会期待得到关于这个特殊情况的任何信息。但是，这个假说已被证伪。甚至在第一次做实验时（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条件反射的机会），人们就会经验到Φ现象。此外，在以后的实验中，即使第二个点的方向与颜色随机变化，实验结果也不会出现偏差，所以，大脑必定以某种方式利用了来自第二个点的（颜色与位置）信息，这才产生了被试所报告的“编辑过的”版本。
首先考虑一个假说，即斯大林式机制是存在的：在脑中的编辑室、这个位于意识之前的编辑室里，存在一种延迟、一种休止回路，就像在“现场”节目广播中所用的录音带延迟一样，它可以给控制室里的检查员几秒钟的时间，在信号播出之前剔除有伤风化的内容。在这个编辑室里，首先，代表红点的画面A到达，然后，当代表绿点的画面B到达时，就可以创造出一些中间插入的画面（C与D），然后（按A、C、D、B的顺序）把它们移接到影片之中，这时影片就在意识剧场播放。当这个“最终产物”到达意识中时，它就已经有了插入的幻觉成分（见图5.11）。
还有一个假说认为，奥威尔式机制是存在的：在意识到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根本没有似动幻觉）之后不久，一个所谓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待在大脑记忆图书馆的接收室里，他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消失的历史并不足以具有意义，所以为了诠释先红后绿这个原始事件，他就编造出一个关于介入过程（intervening passage）的叙事，其中充满在中途改变色彩的事件，然后，他把这段叙事吸收进他个人诠释的历史（也就是画面C与D）中，安装到记忆图书馆里，以备未来参考。由于他的工作速度很快，在几分之一秒内就完成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个人只能构思出（但不能说出）一个关于自己经验到什么的言语报告-所以，你所依靠的记录，即这个储存在记忆图书馆里的记录，已经遭到污染。你说出并且相信，你看到了虚幻的移动和色彩的变化，但那只是一个记忆幻象，而不是对你最初意识的准确回忆。
图5.11
我们怎么知道哪个假说是正确的呢？我们似乎可以相当干脆地否决斯大林式假说，因为它假设了意识延迟的存在。在科勒斯和冯·格吕瑙的实验中，红点闪烁与绿点闪烁之间有200毫秒的差别，按照假说，编辑室如果要编写整个经验，就要等到绿点内容也到达编辑室之后才行，所以对最初红点的意识就不得不被延迟到至少那个时候。（如果编辑室直接将红点内容一直传送到意识剧场，然后接收B画面，并伪造C与D画面，那么被试就很可能经验到在影片中有一段空白，在A与C之间至少出现200毫秒的延迟——这种延迟会很明显，就像单词中有一段一个音节长的空白，或者电影里少了5帧画面一样。）
假设我们要求被试“一经验到红点”就按键，我们会发现，对单独的红点做出反应和对红点出现200毫秒之后出现一个绿点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被试会报告颜色转换的似动现象），这两种情况下的反应时间相差很少或没有差别。这是因为在意识中总是存在至少200毫秒的延迟吗？不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有意识的控制之下的反应，虽然比眨眼之类的反应要慢，但它的发生还是比较接近在物理上可能存在的最小潜伏期（延迟）。在减去输入输出的脉冲序列明显的传播时间以及准备反应的时间之后，留给“中枢加工处理”的时间，就不足以掩盖200毫秒的延迟了。所以，按键反应必定是在被试区分出第二个刺激之前，也就是绿点出现之前就开始了。
这看来是在承认奥威尔式假说的胜利，该假说主张一种后经验的修改机制：一旦主体意识到红点，他就按键。而就在按键动作形成的时候，他又开始意识到绿点。然后，这两种经验都从记忆中被擦去，取而代之的记忆是修正主义的记录：红点一直移动，然后在中途突然变成绿点。被试不假思索地、真心诚意地却错误地报告说，他先看到红点在向绿点移动，然后才改变颜色。如果被试坚持认为，他真的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红点的移动与变色，奥威尔式的理论家会坚定地向他解释，他错了，他的记忆骗了他。事实上，被试按键的动作就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说明他在绿点出现之前，就意识到了（静止的）红点。毕竟，被试所得到的指令说的是，在他意识到红点时就按键。他必定已经意识到红点，200毫秒之后他才意识到红点的移动及变色。如果事情对他来说不是这样，那么他就完全错了。
不过，斯大林式假说的捍卫者并未被这个诠释击败。事实上，这类捍卫者会坚持说，被试在意识到红点之前就对它做出了反应！被试所得到的指令（对红点做出反应），已经通过某种方式，从意识渗入编辑室，编辑室（无意识地）发动按键动作，之后才把经过编辑的版本（ACDB画面）一路传送给意识去“看”。被试的记忆没有对他玩花招，他确实准确地报告了他当时意识到的东西，只有一点除外：他坚称他是看到红点之后才有意识地按键的。他“匆忙的”按键动作当时是无意识地（或前意识地）触发的。
斯大林式假说认为，按键是对无意识地探测红点所做出的反应，而奥威尔式假说却认为，对红点的有意识经验被它的后续经验从记忆中直接删除了。冲突就在这里：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模型在说明在色彩Φ现象中所发生的情况。一个模型假定，在上行的、前经验的路上，发生了斯大林式的“填入”（f illing in），另一个模型则假定，在下行的、后经验的路上，发生了奥威尔式的“记忆修改”。这两个模型都与被试所说、所想、所记忆的任何东西保持一致。也许可以认为，外部观察者没有办法掌握一些私人数据，而被试则有这些数据的“访问特权”，但请注意，不只是外部观察者无法区分上述两种可能性。作为Φ现象中的被试，你也不可能从你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在你的经验中找到任何内容来支持其中一个理论而反对另一个；这个经验按照任何一种论述“感觉起来都一样”。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更仔细地关注你的经验，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你就分辨不出其中的不同吗？假设实验员为了让你更容易进行操作而放慢了显示速度，逐渐延长了红点与绿点之间的刺激间隔。很明显，如果间隔时间足够长，你就能分辨出对运动的感知与对运动的推断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漆黑夜晚；第一次闪电时，你看到我在你的左边；两秒后又有一次闪电，你看见我在你的右边。你推断，我肯定是移动了，你还能肯定地判断出，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在推断移动，而没有看见我移动。）随着实验员延长刺激间隔，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你从此时会开始做出这种区分。你会这样说：
“这次红点看上去没有移动，但在我看见绿点之后，我就想到，红点已经移动并改变了颜色。”
事实上，会有一个介于中间的间隔时间范围，这时现象看起来有点儿自相矛盾：你看到的点是两个静止的点，并且其中一个又在移动！这种明显的似动与我们在电影和电视中看到的更快速、更流畅的似动很容易区别开来，但是，我们做出这种区分的能力，与奥威尔式理论家和斯大林式理论家之间的争论无关。他们都同意，你在正确的条件下能够做出这种区分。他们不能相互同意的是，如何描述那些你不能将其同真实运动区别开来的似动——在这些情况下，你所感知的其实只是虚幻的运动。换个不太严格的说法，在这些情况下，到底是你的记忆对你耍了花招，还是你的眼睛在对你耍花招？
即使你作为被试无法判断这种现象到底是斯大林式的还是奥威尔式的，难道科学家——外部观察者——就不能在你的大脑中找到某个东西来表明到底是哪种情况吗？一些人也许想否决这种可能性，认为它不可设想。“只是试着想象一下，你意识到了什么，别人还能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不可能嘛！”这真的不可设想吗？让我们更仔细地考虑一下。假设这些科学家真有准确的信息（利用各种大脑扫描技术搜集来的信息），了解到在你的神经系统任何地方的每个表征活动的精确“到达时间”或“产生时间”，以及每个内容载体。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最早在什么时候你可以对任意特定内容（不包括奇迹般的预认知）做出什么反应（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但是，你意识到那个内容（如果你曾经对它有所意识）的实际时间，也许会稍迟一点儿。你必定已经尽早地意识到了它，这才可以解释，你为什么会在稍后回忆的言语行动中把这个内容包括进来——这里假设（按照定义），凡是你异现象学世界里的项目都是你意识中的项目。这样就可以确定最晚在什么时候你“意识到”这个内容。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这里留下一段长达几百毫秒的持续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对该项目的意识必定会发生，又如果还有若干不同的项目必须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内发生（红点与绿点、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长发女人），那么通过你的报告来给意识中的表征事件排序就无法实现。
关于这两种设想的可能性，你的回溯口头报告必须是中立的，但是，难道科学家就找不到别的数据可以用吗？他们可以找到，条件是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主张一些非言语行为（公开的或内在的）是意识的好信号。但是，就在这个地方，这类理由是无效的。奥威尔式理论家和斯大林式理论家都同意，没有哪个对内容的行为反应不可以是一个纯粹无意识的反应——只有随后的讲述（telling）除外。按斯大林式模型来看，存在无意识的按键动作（为什么不呢？）。两派理论家也都同意，可以存在一个没有任何行为效果的有意识经验。按奥威尔式模型来看，存在对静止红点的短暂意识，它在后续反应中不留下任何痕迹（为什么不呢？）。
这两个模型都能巧妙地说明所有数据——不只是我们已有的数据，还包括我们可以想象的能在未来得到的数据。它们都能说明语言报告：一个理论说它们错得没有责任，另一个理论则说它们是在精确地报告所经验的错误。而且，我们可以假设，两派理论家对在你大脑中发生的事情给出了完全一样的理论。他们都同意在大脑里错误的内容是于某时某地进入因果链的。他们不一致的地方在于，这个位置到底是在经验之前还是在经验之后。他们对非言语效果给出了同样的说明，只有一个细微的差别除外：一个说它们是无意识区分的内容的结果，另一个则说它们是有意识区分却忘掉了的内容的结果。最后，他们都说明了主观的数据，即从第一人称视角可以获得的任何东西，因为甚至在被试如何“感觉”主观数据方面，他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被试应该无法分辨错误生成的经验与直接记错的经验之间的差别。
因此，虽然它们初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在这两个理论之间其实只有措辞的不同（类似的分析判断，参见Reingold and Merikle, 1990）。这两个理论真的是在讲述完全一样的故事，只除了各自在不同的位置划定虚构的分水岭：这是一个时间点（因此也是空间中的一个地方），它的精细位置不是被试可以帮助这些理论确定的，而且它的位置如何，对于这两个理论的其他特征来说，也是中立的。因此，这个差别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考虑一个当代世界的类比。在出版界，在出版前的编辑活动和出版后的“勘误表”更正之间存在一种传统的而且通常相当清晰的区别。但在今天的学术界，电子通信已经加快了这些事情的处理速度。随着文字处理与桌面印刷系统以及电子邮件的到来，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篇文章的若干份不同草稿同时在流通之中，作者可以随时根据从电子邮件中收到的意见进行修改。把出版的确切时间固定下来，并以此将文章的某份草稿称作规范文本——档案文本、一个在书目中被引用的文本——这就成了有几分随意的事情。多数作者所在意的读者——阅读文本并提出重要意见的读者——常常只阅读早期草稿，而“出版的”版本则是档案式的和没有生气的。如果这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重要效果，那么可以说，写一篇期刊文章的多数（即便不是全部）重要效果是在许多草稿中间传播的，而不会一直推迟到出版之后才体现出来。过去则通常是另外一幅景象，那时，一篇文章的所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只会在它于期刊面世之后——并且因为它能够这样面世——才会发生。既然走向出版之“门”的各种候选草稿在功能上可以说已经不再重要，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还需要这种区分，我们就不得不任意地决定什么可以算作发表一篇文章。在从草稿到存档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天然的高峰或转折点。
类似地，如果一个人想要确定大脑中的加工过程在什么时刻是意识的时刻，就只能任意地做出决定。这是多重草稿模型的基本含义。人们总是可以在大脑的加工过程流中“画一条线”，但是其中并不存在什么功能性差别足以让人断言，所有先前的阶段和修改都是无意识或前意识的调整，而所有后续的内容修改（就像回忆所揭示的）则是后经验记忆的污染。这种区分在相互接近的区间中消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