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被试对他们自己的现象学的信念，这会是怎么一回事呢？借助类比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这些可能的情况。考虑一下，我们如何确认某部“小说”其实是一本真实的（或大体真实的）传记。开始我们也许会问：作者在现实世界中的哪个熟人是这个角色的原型？这个角色真的是作者母亲的再现吗？作者孩提时的哪个真实事件被改编成了小说情节？作者实际上想说什么？直接问作者也许不是解答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作者可能并不真的知道。有时以下说法也是合理的：作者在无意中不得不以讽喻或隐喻的方式表达自己。作者唯一可利用的表达资源，（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允许他以一种直接的、真实的、非隐喻的方式去描述他想描述的事件，他所编写的故事其实是一种妥协或净效应。于是，如果经过大幅度的重新诠释（如果必要，别管作者恼怒的抗议），就可能会揭露出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关于真人真事的故事。也许有人主张，一个如此这般的小说角色具有这些特征，这一定不是巧合，所以我们可以重新诠释描写这个角色的文本，这样在我们看来，这个文本中的语词所指的（在真实、非虚构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真实人物的特征和行动。在诠释者眼里，作者把小说人物莫丽描写成一个荡妇，这其实就是在诋毁现实生活中的波丽，因为所有关于莫丽的说法实际上说的就是波丽。作者对该看法的抗议会让我们相信（不管是对还是错），这种诽谤无论如何都不是其有意或刻意为之，但弗洛伊德和其他人早就告诉我们，小说作者与我们其他人一样，通常也不明白自己意图的更深层源泉。如果能有无意识的诽谤，那就必定也有无意之中的所指与之对应。
或者，回到我们的另一个类比。想想这样会如何：一个人类学家确认，真的有个叫作费诺曼的蓝眼家伙，他会治病，也能像人猿泰山一样在树林里荡来荡去。他不是神，不能飞，也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他无疑仍然是费诺曼信徒耳闻目睹的绝大多数奇迹、传说与信念的真正源头。这件事自然会使信徒在痛苦中失去信念，一些人也许会支持经过修改和缩减的信条，另一些人则继续坚持正统信条，即便这意味着让那个“真实的”费诺曼（他的超自然性质原封不动）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有血有肉的代理人同时存在。人们可以理解，正统派一定拒不承认他们在费诺曼的问题上还会弄错。除非人类学家发现的费诺曼教义所指的真实候选人，在性质和行为上都与传说构建出的费诺曼惊人地相似，否则他们就没有理由提出任何这样的发现。[比较：“我发现圣诞老人真有其人。他其实就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提琴家，住在迈阿密，名叫弗雷德·达德利（Fred Dudley）；他讨厌小孩，而且从来不买礼物。”]
接下来，我建议，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在人们大脑中真实发生的事件（real goings-on），它们与占据在这些人的异现象学世界里的项目有足够多的、相同的“界定性”特征，这时我们就有理由提出，我们已经发现他们实际上在说什么——即使他们一开始并不承认我们的判断。如果我们发现真实发生的事件与异现象学项目只有较少的相似之处，我们就有理由宣布，这些人弄错了自己所表达的信念，虽然他们都很真诚。就像顽固的费诺曼信徒一样，可能总是有人会坚持，真实的现象学项目伴随着大脑中发生的事件，同时又不等同于它们，但是，这一主张是否可信则是另一回事。
与人类学家一样，我们可以在探索这个问题时保持中立态度。这种中立态度也许看起来毫无意义——难道就不可以想象，科学家发现的神经生理学现象，也许就是被试在其异现象学中所展示的项目吗？大脑事件似乎与现象学的项目大不相同，以至于这些事件不可能是我们在内省报告中所表达的信念的真实所指。（就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心智素材似乎必须是想象中的紫色母牛以及诸如此类的心理想象产物得以构成的材料。）我怀疑，也许大多数人仍然会觉得真实世界与心理世界之间的这种同一前景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不会承认它因此就是不可能的，我会试图更多地扩展我们的想象力，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主要针对一个令人特别困惑的现象学项目：心智意象（the mental image）。这个故事的优点是，它基本上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只是经过稍微的简化和修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