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像前文所述那样把人当作（理论家的）虚构作品的生成器。把构造作品的权威拱手让给人们的口头声明，这种做法只能算作屈尊施恩，只是在用假装的尊重代替真正的尊重。人类学家对异现象学的策略所做的略微不同的应用，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其中要点。假设人类学家要探索一个部落，该部落信仰一个外人此前从未听说过的森林之神，名叫费诺曼（Feenoman）。这些人类学家在知道费诺曼之后就面临一个根本选择：他们要么改信这种原住民宗教，全心全意地相信费诺曼的真实存在及其善举，要么就用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来研究这种异教。考虑一下这条不可知论的研究路径。虽然人类学家不信费诺曼，但他们还是决定尽其所能，研究这些信徒的宗教并使这种研究系统化。他们记下由原住民提供的关于费诺曼的描述。他们寻找其中一致的地方，但并不总是找得到（一些人说费诺曼的眼睛是蓝色的，另一些人则说是褐色的）。他们试图解释和消除这些不一致，找出自作聪明者，忽略他们的意见，还与提供描述的原住民一起尝试重新表述，甚至可能去调解出现的争议。渐渐地，一个合乎逻辑的建构体浮现出来了：费诺曼是森林之神，一系列的特征、习惯和生平充实了他的形象。这些持不可知论的科学家（他们称自己为费诺曼学家）描述、组织、编录了这个由原住民信仰所构成的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他们的诠释工作做得漂亮）他们还汇编出对费诺曼的确定描述。原住民信仰者（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费诺曼信徒）的信仰是权威性的（毕竟这是他们的神），但这只是因为，在不信仰费诺曼的人眼里，费诺曼仅仅是一个“意向对象”、一种纯粹的虚构，所以他完全是费诺曼信徒（真真假假的）信念的一种创造结果。由于信徒们的信念也许相互矛盾，费诺曼作为合乎逻辑的建构体，可能就有着人们归之于他的一些矛盾性质——但在费诺曼学家看来这没什么，因为在他们眼里他只是一个建构。费诺曼学家努力提出他们所能提出的最好的逻辑建构，但他们没有解决所有这些矛盾的重大义务。他们本来就有心理准备，发现信徒之间会有未解决的、不能视而不见的分歧。
当然，费诺曼信徒并不这么看——因为按照定义，对他们这些信徒来说，费诺曼并非只是意向对象，而是与你我一样的实在对象。对于自己在费诺曼的特征问题上的权威性，他们的态度其实（或说应该）是有点儿复杂的。他们的确相信，自己知道费诺曼的一切东西——他们毕竟是费诺曼信徒，谁能比他们知道得更多呢？不过，除非他们认为自己就像罗马教皇一样不会犯错，否则他们就得承认，原则上自己可能会弄错某些细节。他们可能只是通过别人的灌输才了解费诺曼的真实本性。例如，费诺曼本尊也许都会在一些细节上纠正他们的错误。因此费诺曼信徒也许会不安地看到，进行研究调查的费诺曼学家完全轻信（在他们看来是这样）他们说的任何话，总是小心翼翼地按照他们的话来理解他们，从不挑战，从不怀疑，只是有礼貌地询问如何解决模棱两可的说法和明显的冲突。一个原住民费诺曼信徒如果遇到前来拜访的人类学家，并站在这些人类学家的立场上，他也许会与自己的信念（我们是否应该说这是他本人的先天信念？）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采取中立的态度，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许会脱离真正虔诚信徒的行列。
这个异现象学方法既不挑战被试的主张，也不全盘接受它们，而是维持一种建设性的、同情理解的中立态度，希望编纂出一套确定描述，去描述被试眼里的世界。任何被试在被赋予这种构造权威时都会很不自在，他们也许会抗议：“不，我说的是真的！我向你描述的东西完全都是真的，它们确实具有我说的那些特征！”异现象学家的诚实回答也许是点点头，并向被试保证，他们的诚实当然不受怀疑。但是，一般来说信徒们要求的不只是这些，他们希望自己的断言有人相信，如果不行，他们就想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自己的听众开始不相信他们的。因此，通常异现象学家更有政治智慧的一个策略是，避免别人注意到他们职业化的中立态度，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在实验室里研究意识的实验学者，都要这样。
这种偏离正常人际关系的做法，是我们为意识科学所要求的中立性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职业层面上来说，我们必须仔细留意，我们面前的被试是不是说谎者、僵尸，或是穿着人类衣服的学舌鹦鹉，但我们不必大张旗鼓地说出实情，令他们心烦。此外，这种保持中立的策略，只是研究征途中的一个临时站点，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设计并确证一个经验性理论，该理论在原则上也许可以证明被试的真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