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由一些奇怪个案引起的特别问题外，似乎还有一个一般的问题。以这种方式诠释语言行为的做法，难道没有由于预设被试具有意识，因而回避了僵尸问题的实质吗？假设你遇到一台“说话的”电脑，又假设你成功地把它的输出诠释为表达其信念与意见的言语行为，也许还是“关于”它的有意识状态的言语行为。一个行为序列有一个单一连贯的诠释，这个事实不能确保这个诠释就是对的，有可能只是这个“被试”好像拥有意识，我们有被完全没有内在生命的僵尸欺骗的风险。通过这种诠释方法，你无法确认一台电脑意识到了什么东西。够了。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所观察的言语行为是否表达了有关现实经验的真实信念，也许它们只是在表达关于不存在的经验的表面信念（apparent belief）。我们确实已经找到一个稳定的诠释去把某个实体的行为看成言语行为，但这个事实始终是值得关注的。如果有人找到一种主体间一致的方式，把微风中树的晃动诠释成“天气”对当前政治事件所做的“评论”，他就会说自己已经发现某种奇异的东西，而这个东西需要被解释，即使这个东西被发现是一些恶作剧的工程师造出的一个巧妙装置的结果。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手头有些类比可以帮助我们描述这样的事实，同时又不必自称能够解释它们：我们可以把异现象学家诠释被试行为的任务与读者诠释虚构作品的任务进行比较。一些像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这样的文本，大家知道或假定它们是小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诠释它们的方式。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使诠释的任务变得更加简单，因为它取消或者推迟了有关诚实、真实和所指的困难问题。
考虑一下关于虚构作品语义学的一些无可争议的事实（Walton, 1973, 1978; Lewis, 1978; Howell, 1979）。一部小说讲述一个故事，但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偶尔也有例外。虽然我们知道或者假设，所讲的故事并不真实，但我们能够说出，也的确说出了，在这个故事中哪些内容是真实的。“我们可以真心地说，福尔摩斯生活在贝克街，他爱炫耀自己的智力。我们可以真心地说，他是一个十分专心的居家男人，或者，他与警察密切合作。”（Lewis, 1978, p. 37）故事中的真实之处比文本中明确断定之处要多得多。福尔摩斯时代的伦敦的确没有喷气式飞机（虽然这一点没有在文本中被清楚写出，甚至在逻辑上都没有被包含进去），但确实有钢琴调音师（虽然就我的记忆而言，小说中既没有提到，也没有在逻辑上包含这些人）。除了故事中真真假假的内容以外，还存在一个巨大的未定区域：福尔摩斯和华生在某个夏日乘坐一辆中午11点10分的火车从滑铁卢车站到奥尔德肖特，这是真的，但至于那一天是不是周三，这就无法断言是真是假了[参见《驼背人》（“The Crooked Man”）]。
一些有趣的哲学问题讨论的是，我们在谈论虚构作品时，怎么才能（严格地）说出我们毫无疑惑地想要说出的所有东西？也许有人会对虚构作品中的人和物的形而上学地位深感迷惑，但我不会这样。以我愉快的乐观主义来看，我并不认为，在我们从本体论上确定虚构作品结果的方式上，会有什么深刻的哲学问题。虚构作品就是虚构（f iction），并不存在福尔摩斯。因此，撇开各种复杂情节以及处理这些情节的聪明的专业建议不谈，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虚构作品的诠释工作无疑是可行的，而且有些结果还是无可争议的。首先，充实已有的故事，比如探索“福尔摩斯的世界”，这并非毫无意义或闲着无聊；通过了解小说所描绘的世界，我们可以学到关于小说、它的文本、它的意义、它的作者的许多东西，甚至还能学到关于真实世界的许多东西。其次，如果我们小心地识别和排除趣味判断或偏好判断（例如“华生是一个令人讨厌、自命不凡的家伙”），我们就可以累积大量关于所描绘世界的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所有的诠释者都同意福尔摩斯比华生聪明，客观性就在于这种彻底的明显状态。
最后，关于小说所描绘的世界的知识，可以独立于关于小说实际文本的知识——这个事实对研究者来说是巨大的安慰。我大概能写一篇合格的关于《包法利夫人》的学期论文，但我从没读过这部小说——甚至连英译本我都没读过。我看过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剧集，所以知道这个故事。我知道在那个世界里发生了什么。这里要说明的一般要点如下：与虚构作品世界相关的事实是关于这部虚构作品的纯粹语义层次的事实，它们独立于这个文本的句法事实（如果虚构作品是一个文本）。我们可以比较舞台音乐剧或电影《西区故事》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通过描述那些世界里的事情的异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艺术作品的一些相似之处。有些术语适合于从语法上或文本上（甚至物理上）来描述虚构作品的具体实例，但上述相似之处无法用这些术语来描述。例如，一个事实是，在这两部作品虚构的世界中都有一对情人，他们分属不同的派系，但这个事实不涉及词汇、句子结构、长度（文字长度或电影帧数），也不涉及这些作品的任何具体物理载体的大小、形状和重量。
我们一般可以描述在一件艺术作品（如《包法利夫人》）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不需要描述这些表现活动是怎样完成的。（当然，通常我们不会做出这种分离，而是会把对所描写世界的评论与对作者完成描写的方式的评论混在一起，但这种分离是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对所描写的世界了解得足够多，也许能多到足以判断出一部虚构作品的作者，同时又对这部虚构作品的文本和任何旨在忠实翻译它的东西一无所知。在间接了解一部虚构作品中发生的事情之后，有人也许会说：只有沃德豪斯才能编出这种荒谬的不幸事件。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认出一些事件与境遇（而不只是对事件与境遇的描述）是卡夫卡风格的；我们还可能会宣称一些人物是纯粹莎士比亚式的。其中许多看似合理的信念无疑是错的（巧妙的实验也许会表明这一点），但它们并不都是错的。我提到它们只是想表明，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从所描写的东西中收集信息，尽管他们不大知道这样的描写是如何完成的。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类比应用到实验员所面对的困难上。实验员想要诠释由被试产生的文本，同时又不回避下面这样的问题：他的被试是否就是僵尸或电脑，是否撒谎，是否糊涂。考虑一下采用下面这种诠释策略的优点：把这些文本诠释为一般的虚构作品，当然不是作为文学作品，而是作为理论家的虚构（当然也许可以证明居然真有其事）的生成器。一部小说的读者让文本构成一个（虚构的）世界，该世界由文本授权决定，而且极尽可能地进行推广，在此之外就是不确定的。我们的实验员，也就是异现象学家，让被试的文本构成这个被试的异现象学世界，该世界由（所诠释的）文本授权决定，在此之外就是不确定的。这样，异现象学家就能推迟考虑一些难缠的问题，比如那个（虚构的）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怎样的。这样，理论家也能在细节上同意一个被试的异现象学世界是怎样的，同时又提出完全不同的论述，以说明这些异现象学的世界如何映射到大脑（或灵魂）中的事件上。被试的异现象学世界将是一个稳定的、主体间可证实的理论设定，这个世界与福尔摩斯的伦敦或盖普眼中的世界[7]，具有同样的形而上学地位。
就如在虚构作品中那样，言语文本的作者[表面作者（the apparent author）]说什么就是什么。更准确地说，表面作者所说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文本；如果按照刚才提到的规则来诠释，这个文本会设定某个“世界”以何种方式存在。我们没有问柯南·道尔如何得知福尔摩斯觉得坐着舒服的椅子的颜色，我们也没有说出柯南·道尔犯错的可能性，但我们却会纠正印刷错误，或提出我们所能发现的最好的、最连贯的文本解读。类似地，我们不问被试（表面被试）如何知道他们所断言的东西，我们（在这时）甚至也不考虑他们犯错的可能性；我们根据他们的（经过诠释的）话来理解他们。我们也要注意，虽然小说常常包括一段文字，其大意是说其中内容无意描写任何现实人物，不管此人是活着还是已经过世，但是这种让文本构成一个世界的策略，不必限于其作者有意把它作为虚构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描述某位传记作者写的维多利亚女王，或者描述基辛格的世界，而不必管它的作者自称有什么意图，他可能会说，他要讲出真相，他讲的（并非只是巧合）都是真实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