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节标题的说法不大吉利，不是现象学而是异现象学。它能是什么？其实大家对它都很熟悉，一般人与科学家在这方面不分高低，但在引进它时，我们必须极其小心，必须注意它所预设和暗含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在理论上迈出巨大的一步。因此，忘掉所有充满诱惑的捷径；现在，这是一条中立的道路，它从客观的自然科学及其所坚持的第三人称视角出发，走向一种现象学描述方法，该方法（原则上）可以公正地处理最私密的、最不可言传的主观经验，而同时又绝不放弃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审慎态度。
我们希望有一个意识理论，但对于什么实体具有意识这个问题，人们却有争议。刚出生的小孩有吗？青蛙有吗？牡蛎、蚂蚁、植物、机器人、僵尸……有吗？目前我们当然应该对此类问题保持中立态度，但的确存在一类实体，其中每个都有意识，那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类。
现在，这些成年人中有些也许是僵尸——哲学家“专门”意义上的僵尸。僵尸这一术语显然来自海地的伏都教（Voodoo）传说，在伏都教传说里指的是一个“活死人”，因为某种不好的行为受到惩罚，注定要四处游荡，咕咕哝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没头没脑地执行某个伏都教祭司或巫师的命令。我们在恐怖片中都曾看过僵尸，它们显然不同于正常人。（大致来说，海地僵尸不能跳舞，不能讲笑话，不能进行生气蓬勃的哲学讨论，不能在机智的谈话中坚持它们的目标——它们看上去糟透了。）[4]但是，哲学家用僵尸这个词来指一种想象出来的不同类型的“人”。按照哲学家的一致意见，僵尸实际上是或也许是这样一种“人”，它表现出相当自然、敏捷、健谈、活泼的行为，可实际上它根本没有意识，而只是某种自动机。哲学家的僵尸概念的全部要点就在于，你无法通过检查外部行为来区别僵尸和正常人。由于外部行为是我们在看自己的朋友或邻居时所能获得的全部，因而你的某些最好的朋友也许就是僵尸。无论如何，在一开始我必须对这个传统保持中立态度。我所描述的这种方法，没有对一个貌似正常的成年人的实际意识提出任何假设，但该方法所要集中考察的就是这类正常成年人，因为如果意识是存在的，那么它就肯定是在这些人身上。一旦我们看到人类意识理论的大致结构，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物种的意识（如果它们有意识的话），这就包括黑猩猩、海豚、植物、僵尸、火星人以及自动跳出式的面包烤炉（哲学家们在他们的思想实验中常常纵情幻想的东西）。
成年人类在许多学科中都得到了研究。生物学家、医学研究者、营养学家和工程师探讨成年人的躯体，其中工程师会问这样的问题：人的手指打字能有多快？头发的拉力是多少？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也研究这些成年人，他们会把个体的人（称为被试）放在不同的实验环境下。在大多数实验中，首先要将被试分类，并让他们做好准备。研究者不仅要确定被试的年龄、性别、习惯用右手还是左手、知识程度如何等，还必须告诉被试要做什么。这是人类被试与一些研究对象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比如生物学家的病毒培养物，工程师的特殊材料，化学家的溶液，以及动物心理学家的老鼠、猫和鸽子。
人是唯一一种在实验准备时一般（并不总是）需要语言交流的科学研究对象。这在部分程度上是一个科学伦理问题：若非知情同意，人不能被用于实验；而要获得知情同意，不借助语言交流简直是不可能的。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事实却是，语言交流是用来设置和约束实验的。研究者要求被试完成各种智力任务、解决问题、找出显示项目、按键、做出判断等。多数实验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准备工作是否可以标准地、成功地完成。例如，如果把指令用土耳其语讲给只会英语的被试，实验肯定会失败。事实上，哪怕是对指令的细微误解，也会损害实验的效果，所以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是，通过语言交流来对人类被试进行实验准备的做法必须确证有效。
与被试进行交谈的这种做法牵涉到什么呢？这是心理学实验中无法去除的因素，但它是否以被试的意识为先决条件呢？实验员难道不会最终就像内省论者一样，只能把被试的不可检验的话当作该被试所理解的东西？难道我们不是在冒着被僵尸、机器人和其他冒名顶替者所欺骗的风险吗？
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一般人类被试实验的细节。按照常常发生的情况，让我们假设，对整个实验做多种记录，比如使用录像带、录音带和脑电图等。任何不这样经过记录的材料都不作为数据。现在我们考察记录下来的声音[主要是嗓音（vocal sound）]，它们是在实验过程中由被试和实验员发出的。由于被试发出的声音是通过物理途径形成的，所以原则上就可以从物理上来解释和预测它们，这就像我们用同样的原理、法则和模型来解释并预测自动机械的声音或雷声一样。或者，由于这些声音是通过生理途径发出的，因此我们能够加上生理学原则，并尝试用这一学科的资源来解释这些声音，就像我们解释打嗝、打鼾、肚子咕咕叫和关节吱吱作响一样。但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声音当然是嗓音，更具体地说只是其中的一类（我们略去不太常见的打嗝、打喷嚏、打哈欠），这类嗓音的语言学分析或语义分析看上去是很容易的。我们并不是始终都能明显地看出，什么声音可以包含在这一类中，但有个办法可以避免冒险：我们把录音带的副本发给三个受过训练的速记员，让他们独立地写出原始数据的文字稿。
这个简单的步骤充满暗示；通过这一步骤，我们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纯粹物理声音的世界进入了词语和意义、句法和语义的世界。这个步骤产生的结果则是，从根本上重新诠释数据，从它的声学性质和其他物理性质抽取词汇串（不过仍然配以精确的时间定位——关于这一点，可参见Ericsson and Simon, 1984）。是什么在支配这种重新诠释呢？虽然在磁带上所记录的声波的物理特性与打字员听到然后转写成词汇的音素之间，也许存在着有规则的、可发现的关系，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了解这些关系，所以也就不能详细地描述它们。（如果我们了解得足够多，制造一台能够听写的机器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令人迷惑的重大难题。）在声学和语音学的研究完成之前，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文字稿就是数据的客观转译，只要我们对此比较小心。首先，要让速记员（而不是把这个工作转交给实验员）在准备文字稿的过程中，提防有意无意的先入之见和过度诠释。（法庭速记员扮演的是同样的中立角色。）然后，整理出三份独立的文字稿，这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尺度，据此判断这个过程的客观程度。也许，如果录音的状况很好，那么除了极少的差别外，三份文字稿将会字字相同。凡是这些文字稿中不同的地方，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干脆扔掉这些部分，或者用其中两份一致的文字稿来确定唯一正确的文字稿。
严格来说，这份文字稿或文本不是作为原始数据给出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文字稿是通过把原始数据放入一个诠释过程中才得到的。这个诠释过程取决于你认为他说的是什么语言，也取决于说话者的一些意图。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来比较下面两个任务：其中一个是我们上文中所提到的交给速记员的任务，另一个任务是把鸟的歌声或猪的呼噜声的录音整理成文。如果人类说话者说“入果窝庸昨手暗见泥节亿吗”，所有的速记员都会同意他问的是，“如果我用左手按键你介意吗”——但这是因为速记员懂这个说话者所说的语言，正是这一点在语境中提供了意义。如果被试说“现在这个点正从着边移向右边”，我们会允许速记员将其调整为，“现在这个点正从左边移向右边”。而在转写鸟的歌声或猪的呼噜声的录音记录时，却不存在与此类似的调整策略——至少在研究者发现这类声音富有规则并设计出一个体系化的描述系统之前，不会有这样的调整策略。
在把这些声音流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其实是不知不觉地——“找出声音的意义”。（我们最好允许速记员把“从着边移向右边”改成“从左边移向右边”，因为他们很可能在改写时都没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上，这个过程是高度可靠的，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没人注意。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事实就忽视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即使这个过程没有进行到理解这一步，而是在辨别词语的地方倏然停下。速记员转写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我的预感中存在一种轰鸣的存在感，一种诱人的先行尝试与侮辱的暗流，一种揭示了表面背后的表面的预期确证的杂多”，这时他也许根本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意思，但他相当确定：这些的确是说话者想说的话，而且他成功地说了这些话，不管它们指的是什么意思。
总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说话者也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语指的是什么意思。被试也许恰好就是一具僵尸，或是一个穿着人的衣服的鹦鹉，或是一台运行语音合成程序的电脑。或者，不太夸张地说，被试也许已经昏了头了，或者受到某些理解不当的理论的控制，或者滔滔不绝地说出毫无意义的话语，试图欺骗实验员。现在，我是在说，从数据的记录到造出一份转写的文字稿或文本这个过程，对所有这些奇怪的可能性来说都是中立的，即使这个过程必须基于一个方法论的假设，即存在一份文本有待复原。如果没有文本可以复原，我们最好扔掉那个被试的原始数据重新开始。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描述的方法都是很常见的，也没有什么争议。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平淡无奇的结论：我们可以把录音带转写成文本，同时不必放弃科学。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确证这个结果，因为下一个步骤就可以创造以经验方式研究意识的机会，而且会产生许多障碍和困惑。我们必须超出文本，把文本诠释成言语行为（speech act）[5]的记录；这些言语行为不是单纯的发音或复述，而是断言、疑问、回答、允诺、评论、要求澄清、大声说出的沉思冥想以及自我警告。
这种诠释要求我们采取我所称的意向立场（Dennett, 1971, 1978a, 1987a）：我们必须把噪声施放者（noise-emitter）看成一个行动者，事实上他是一个理性行动者，他有信念、欲望以及其他心智状态，这些状态显示出意向性或“关于性”（aboutness），而且他的行为能够基于这些状态的内容得到解释（或预测）。这样一来，被试发出的噪声就要被解释为被试想要说出的东西，比如他们想要断言的命题，他们的理由还可能各不相同。其实，在对文本进行纯化处理时，我们已经依赖一些类似这样的假设。（比如，我们推理道：为什么一个人会想说“从着边移向右边”呢？）
无论我们对这些言语行为采取意向立场会有什么风险，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窥见我们在实验设计中所利用的那些可靠的自明真理。人们想说点儿什么的理由很多，但重要的是排除那些由实验设计所带来的一些理由。例如，有时人们想说点儿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要说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听众想听这些东西。采取明确的步骤来减少这种愿望存在或生效的可能性，通常很重要：我们告诉被试，我们想听的就是他们相信的任何东西，我们很小心地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希望他们相信我们所说的这一点。换句话说，我们尽己所能，把他们置入一种情景，在这里，鉴于我们已经灌输给他们的一些欲求（比如合作、得到报酬、做一个好被试），他们除了努力地说出他们实际相信的东西之外，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如果我们要利用像按键这类有用的事件类型（event-type），就得用另一种方式把意向立场运用到我们的被试身上。一般来说，按键就是以一种方式执行某种约定的言语行为，比如，断言我看到的那两个图形现在好像叠加在一起，又如，回答说是：我快速且突然地判断（因为你告诉我速度很关键），我刚才听到的词语是我不久前听到过的。这样，就多数实验目的而言，我们都想了解这些按键的意思，并把它们作为一个要素吸收到文本中。一个特定的按键动作被认为是在执行哪个言语行为，这取决于如何从意向上诠释被试与实验员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发生在为实验准备被试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按键动作都是言语行为；其中一些按键动作也许就是模拟（make-believe）射击动作，或模拟火箭操纵动作。]
如果我们怀疑，被试是否说明了他所指的意思，是否理解了问题，或是否知道他所用的词语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要求被试进行澄清。通常，我们可以消除这些疑问。在理想情况下，这些手段的作用就是要从实验的情景中消除造成含糊与不确定的所有可能来源，这样，对于文本（包括按键动作）的一种意向诠释，就不会有竞争对手。这个诠释就被视作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被试所做的诚实可靠的表达，表达了该被试的信念和意见。[6]不过，我们将会看到，有时这个预设会很成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的被试表现出这种或那种病理反常的时候。例如，所谓的癔症性眼盲症患者会对看不见东西发出貌似真诚的抱怨，而有病感失认症的盲人也会对看不见东西做出貌似真诚的否认[不承认看不见或者称为安东综合征（Anton’s syndrome）]。对此我们该如何处理呢？这些现象将在后面几章中得到考察。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些人正在经验什么，这便不是单靠任何直接坦率的谈话就能解决的了。
